■陈刚 王继周
　　微信公号“吐糟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的开办者为曹林，知名时事评论员、《中国青年报》编委，曾7次获中国新闻奖，著有《时评写作十讲》《时评中国》《不与流行为伍》《快时代慢思考》等。
　　微信公号“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原名“褚朝新”，其开办者为褚朝新，现为《南方周末》资深调查记者。先后在《武汉晨报》 《新京报》等媒体工作，擅长时政新闻报道，代表作包括《重庆警方首谈王立军时期：过去哪敢说重庆治安不好》《山西“补官”》《时政记者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连载）》等。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媒体人工作自主性的考察成为理解新闻职业生态和专业状况的一个重要面向。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海克曼（JR Hackman）和奥尔德姆（GR Oldham）认为，工作自主性是指给予个人在安排工作、决定工作方式上的自由、独立性和裁量权的程度。英国传播学者麦奎尔（Denis McQuail）进一步指出，新闻的专业自主性在于媒体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写作和生产新闻。①新世纪以来，我国亦有一些学者对媒体人或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性进行了研究。②复旦大学陆晔教授曾在研究中指出，“要想在工作中获得较高的自主性，必须认同而不是抵触现有的新闻体制，这样至少可以在现有的新闻体制下获得从事新闻实践活动的弹性空间，也只有这样，从业者才会比较满足于其所在媒体提供的获得专业成就与名望、较丰厚的物质报偿、较良性的人际关系的机会和条件”。③然而，随着微信公号的出现，不少媒体人纷纷将其作为职务写作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们访谈了微信公号“吐糟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的开办者曹林和“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的开办者褚朝新，他们都是微信写作领域的勤奋耕耘者，各自的微信公号都保持着较高的更新频率，尤其是前者保持每日更新的频率。通过对他们的访谈，我们发现，开办微信公号的实践一定程度上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媒体人的专业自主性。同时，面对当下新闻业的诸多不确定性，新闻生产资本的积累成为增强媒体人自主性的现实选择。
　　
一、微信公号：媒体人自主性的另类存在
　　陈刚、王继周（以下简称“陈&王”）：两位的微信公号均开办于2013年初，为什么开通个人微信公号？有明确的定位吗？
　　曹林：自己做总编辑，直接与读者分享观点、交流思想、介入时事的一个媒介平台。说实话，在媒体写了这么多年评论，已经产生了强烈的职业厌倦感，个人表达受到太多的约束，职业表达需要平衡的东西太多，越来越没有写作冲动了——而自媒体拯救了一个失去表达冲动的评论员，让我重新拾起对评论的兴趣和积极介入时事的冲动。自由的表达，对我这种职业评论员是一种很大的诱惑。自己当自己媒体的总编辑，自己定选题，自己把握分寸，直接跟读者交流。我已经越来越适应这种自媒体节奏了，再让我写那种四平八稳的评论，我都不会写了。
　　褚朝新：三年多了，具体的细节不记得了，当时只是觉得新事物、新技术出现了，自己不能落伍，应该去尝试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当时，定位就是写一些官场故事，属于职务写作之外的时政类个人写作范畴。
　　陈＆王：褚朝新老师的微信公号主要围绕官员、政府、官场等展开，订阅者当中是不是有许多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如何评价您的微信公号？
　　褚朝新：我的订阅者中确实有些政府公务员，但他们的评价我不得而知，因为这群人一般都是默默围观，很少发言；也有少数人给予高度肯定。偶尔因为文章点名道姓得罪一些官员，他们也会找我交涉。
　　陈＆王：曹林老师曾说，“自媒体”其实是一个被夸大的概念，很多时候就是一场自以为是的想象，社交平台再热闹，也无法担当起媒体的功能。怎么理解这一观点？
　　曹林：媒体最主要的功能是新闻生产，从目前自媒体的现实来看，自媒体并没有新闻生产能力，只是在生产观点。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现在很多事件发生后，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
　　
二、表达的自主性：职务写作与私人写作的交织
　　在传统的媒介生态下，某种程度上，媒体人的自主性处于缺乏的状态。当下以“私人写作”（在访谈中，两位访谈对象均将微信公号写作描述为“私人写作”或“个人写作”）面目介入媒体人工作与生活的微信公号实践则极大提升了媒体人的表达自主性。
　　陈＆王：据我们观察，与报纸文章相比，微信公号上的文章从选题到表达都更加活泼和个人化，您更喜欢哪种表达状态？
　　褚朝新：微信公号更多是私人写作，这跟写新闻是有明显区别的。微信公号上的私人写作有时候有情绪化的表达和宣泄，不像写新闻那么严谨，而写新闻容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写官场新闻。
　　陈＆王：2015年，曹林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雪夜妄评中国各大新闻系毕业生的气质》推出后受到不少质疑，面对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浮躁、功利、不读书”的质疑，您回应道：“这不是正儿八经的传统媒体评论，不是调查报道，不是研究鉴定，只是自媒体吐槽而已。”如果仅仅是“吐槽”的话，那么，它的社会意义何在？在“吐槽”背后是不是还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值得关注？
　　曹林：吐槽是我“自谦”“自黑”的说法，吐槽是想说不是专业调查，但也要尊重事实和讲道理的，不是信口开河乱喷，为吸引眼球不择手段。这个吐槽最大的意义可能是提出一个议题，毕竟过去没有人对大学新闻系的气质进行过评论，似乎也是一个默认的禁区，说好说坏都容易得罪人，也容易变成我一向所反对的标签化，但我忍不住就写了，这就是公号文章的特点吧，一时冲动就写了，不会考虑那么多意义，不会权衡什么得失。
　　陈＆王：就您的经验而言，从选题到表达，微信公众账号的新闻评论与报纸的新闻评论有哪些不同之处？
　　曹林：从选题来看，报纸的选题会有综合的衡量，公共性啊，导向性啊，报纸一向的价值关怀和选题习惯啊。而自媒体就不一样了，会更考虑个人即时的趣味和冲动。比如写王宝强离婚事件，我不会给报纸写这种评论，但在公号连写三篇，创造了我公号的阅读纪录。这就是区别。读者如果批评我公号怎么关注王宝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而不去关注奥运，我会回应：关你什么事，这是我的自媒体，我爱关注什么就关注什么。报纸写作是职业和职务写作，得有公共性，得尊重读者对你的期待。
　　陈＆王：与机构媒体相比，微信公众账号中的表达似乎更加“随性”，比如网络语言的高频使用，同时也表现出更少的克制，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更高效的表达？
　　曹林：我在报纸写作时会尽量不用“逼”“癌”这些粗语，但公号文章有时会用，网络语态，有时候实在找不到一个字比这种粗语更有效率地表达你的意思，也找不到一个字比这种粗语更能与读者形成共情共鸣。在网络这种特定的舆论场中，读者也不会觉得你这样用词就很粗俗，就像对暗号一样，一下子就找到了情感共鸣点。报纸读者与网络读者是不一样的，老读者看到这种词，是会投诉的。报纸写作更多的克制，是因为读者对象不一样，与不同读者交流，需要不同的语态。
　　虽然微信公号私人写作比职务写作更高程度上体现出媒体人的自主性，但就职务写作与微信公号私人写作的关系而言，两者具有密切的关联。在访谈中，两位受访者从不同角度谈及了这一点。
　　陈＆王：褚朝新老师现在的供职单位仍是《南方周末》，办微信公号对您在《南方周末》的工作会有帮助吗？反之，《南方周末》的工作是不是对办微信公号也有一种促进作用？您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褚朝新：两者应该是相互促进，微信公号上获得过很多新闻线索，有些后来变成了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新闻稿。工作中的一些见闻感受，则会成为微信公号写作的素材来源。
　　陈＆王：褚朝新老师曾在《写读者爱看的，还是写读者该看的》一文中谈到，“这四年，对如何做真正意义上的时政新闻有诸多困惑，实践中也常有凄冷孤寂之感”。这种困惑和凄冷孤寂之感具体指什么？微信公号的介入会对您的困惑和凄冷孤寂之感带来一些改变吗？
　　褚朝新：孤寂之感就是做时政新闻的人太少，更让人沮丧的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时常感到无力，笔下常常无力改变半点现实，这种无力感有自己的无能所致，有环境所致。归根到底，我们的无力感来源于我们老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和过强的社会干预意识。微信公号更多是私人写作，我的那些感受主要是来自职务写作，也就是写新闻。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区隔的。
　　陈＆王：从2013年5月开办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至今，已经三年多了。这期间，经营自媒体有没有困惑？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曹林：还是身份的焦虑吧，不像那些野生评论员，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碰，顾忌的东西很少，只单纯考虑阅读量就行了，大不了被封号后从头再来。我不一样，我有自己体制内的单位，即使是自媒体，别人还是会用“中青报评论员”这个身份来看我的公号，我自己写作时也脱不开这个身份，一旦产生负面影响，会给单位惹事。虽然是自媒体，仍然会戴着很多镣铐在跳舞。以自媒体的身份和半职业的表达，却要与那些毫无顾忌的野生自媒体竞争阅读量，自己感觉挺难受的。
　　
三、选择的自主性：基于价值理性对微信公号广告的筛选
　　陈＆王：我们发现，目前，微信公号“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不登硬广、不发软文，这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是担心广告会影响到您的表达吗？以后会不会允许广告的进入？
　　褚朝新：曾经有一些广告商找过我，有些广告感觉气质不符，就没接受。另外，当时觉得私人写作纯粹一点好，都拒绝了。如果有气质相符的品牌广告，将来可能会考虑合作。
　　陈＆王：我们注意到微信公号“吐糟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中有广告的投放，曹林老师对广告的投放会有选择吗？
　　曹林：总的来说，不接硬广，不接我不熟悉产品的广告，不接与公号气质不合的广告，不接公共形象很差的产品广告，不接涉嫌贬低同行的广告，不接我不喜欢的广告。所以，广告不会影响我的公号。
　　
四、手艺与理想：新闻生产资本的积累
　　陈＆王：2016年的几起公共事件（比如魏则西事件）中，媒体人的微信公号彰显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3月底，褚朝新老师通过微信公号“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举报“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两名法官接受一起破产案当事人吃请喝茅台”一事也产生了广泛社会关注。媒体人的微信公号为何会产生这般社会影响力？
　　褚朝新：因为媒体人公信力强一点吧，会有更多人关注和信服。
　　曹林：自媒体容易形成一种情绪叠加效应，报纸文章你不一定能看到直接的影响力，精英表达，公众难以参与，而自媒体表达最大的特点就是公众普遍参与，人人都有自媒体，会写文章的写文章，不会写文章的去围观和点击。事件发生后，海量的自媒体评论，海量的阅读量，全民用这种看得见的参与，形成一种强大的倒逼力量。传统媒体时代，公众只能在一边看；网络时代，围观形成力量；而自媒体时代，公众则深度参与到公共事件中，用转发、点击、点赞、评论形成全民情绪的叠加，形成病毒般的传播效果。
　　陈＆王：当下，转型和创业成了新闻行当里的一种常态，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褚朝新老师曾称自己是一个“留守者”，并说“每个留下的媒体人有自己应对的方式，每个具体的媒体有其具体的生存策略”。您能谈谈您自己的“应对方式”吗？会一直留下去吗？
　　褚朝新：作为留守者，理解有些离开的人。不管他们因何种原因离去，都是媒体界的损失，但不管这些人去了哪里，都是社会的财富与希望。写自己觉得该写、能写的东西就是我的应对方式。不管目前的环境怎样，记录下来让将来的人知道发生过什么，中国的官场曾经是什么样，中国的地方官场有哪些人曾经做过努力，有哪些人成为改革的障碍，如果我们都能真实地记录下来，将来都会很珍贵。此外，不要给媒体这个行业添加过多的光环，先把写新闻这门手艺练好，再谈新闻理想。庸俗一点说，写新闻是一门手艺，手艺练好了去哪里都会有一碗饭吃。如今的绝大多数新媒体，生产原创新闻的能力低下，不断从传统媒体挖人，这就是明证。至于是否会一直留下去，谁知道呢？
　　陈＆王：目前，微信公号“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已经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什么没有选择做全职自媒体人而是选择继续在纸媒中做新闻？您认为，传统媒体会死吗？
　　褚朝新：会继续在媒体干，至于是纸媒还是新媒体，那要看哪里更适合自己。我从来不因为自己还在纸媒工作就觉着纸媒不应该死或者死不了。任何自称媒体而失去媒体功能的平台，都该死。从这个层面讲，该死的媒体不分纸媒还是杂志、电视、网络，或者新媒体。没有公信力，失去社会公器价值，没有读者和市场的媒体死掉也不值得可惜。但是，新闻死不了，需要阅读新闻的市场也会一直存在下去。
　　陈＆王：作为一个新的内容生产平台，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开办微信公号，对未来自媒体微信公号的趋势或走向，您有何看法？
　　褚朝新：我开办微信公号就是觉着好玩，能玩就玩、好玩就玩，不能玩、不好玩就不玩，我还有正经工作呢。我只是个小人物，不对别人和别人的未来做什么判断。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每天嘴巴上倡导的事情，而不要总想着去当别人人生的导师、规划师，这个社会就有进步的希望。
　　陈＆王：从2004年加入《中国青年报》至今，曹林老师在纸媒已经工作十余年了。2016年3月，在微信文章《跟腾讯总编辑王永治打个赌吧，你输了你辞职》中，您曾谈到“纸媒确实面临很大的危机，但并非没有未来”。这其中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未来又在何方，换言之，传统媒体该如何进行自救？
　　曹林：最大的危机是年轻人不看报纸，随着读报一代的离去，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未来在于，报纸顺应需求的变革，报纸的功能将发生巨变，最大功能将不再是阅读，而是新闻生产的载体。自救就是在心态上顺应这种变化，进行功能的重新定位。
　　陈＆王：除了《中国青年报》的工作外，您还要写专栏和作为广播电视台的嘉宾，现在每天又要更新微信公众号文章，是什么使您保持着对“新闻业”的热情？
　　曹林：内在的激情和外在的压力。内在激情是对新闻和评论的热爱，介入时事的热情和冲动，这么多年来已经形成习惯，不参与，在一个话题上缺席了，就觉得很失落、很失职。外在的压力，就是读者的期待，一天公号没更新，读者就在后台问了，怎么不更新，我们等着看呢，这像一个鞭子抽着我往前走，不断写出新的文章。我做的事虽然多，但都跟评论相关，在大学讲新闻课，给政府和企业讲舆情，在报纸写评论，在电视台做评论嘉宾，在自媒体写吐槽文章，都是相关的。这辈子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评论，其他都是评论的延伸。其他的，再好，再赚钱，再热闹，但臣妾做不到，也不会，没兴趣。
　　陈＆王：当今时代，“离开和转型”成为新闻这个行当里的一种常态，您有怎样的打算，会在纸媒一直做下去吗？您对传统媒体的明天乐观吗？为什么？
　　曹林：以前很坚定，但现在没过去那么坚定了。我对新闻内容生产很乐观，无论什么时候，有强大内容生产能力的人永远是稀缺的，永远掌握着转身的主动权。还是那句话，充分积累新闻生产的资本，保持随时转身、随时离开体制的能力。■
　　
①曾丽红：《新闻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1期
②相关研究参见罗文辉等：《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吴飞：《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满意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张莹：《传媒人主体性的缺席》，《青年记者》2006年第24期
③陆晔：《社会控制与自主性——新闻从业者工作满意度与角色冲突分析》，《现代传播》2014年第6期
　　
陈刚 王继周/陈刚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继周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本文受到武汉大学2015年人文社科自主科研青年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