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鸣 刘于思
　　【本文提要】 如何在“后真相”（post-truth）的语境中理解事实查验（fact-checking）？作为一种创新的新闻样式，事实查验可被视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实践。综合目前的研究成果，事实查验的传播效果展现了从认知简化到情感主导的过程。在后真相的语境中，事实查验的传播失灵表现了新闻业职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作者认为，在以新技术为场景的传播形态下，调适上述矛盾和张力的途径一方面在于反思媒介自身的权力行使，另一方面应以促进公共生活为目标建构社会现实，既防止权力对公众的欺骗甚至奴役，又抵御消费、娱乐等市场逻辑的侵蚀，阻止大众通过戏谑、嘲讽、恶搞等形式对公共生活的解构。
　　【关键词】事实查验 后真相 情感 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G210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刚刚过去的2016年，那么，“后真相”（post-truth）无疑会以高票当选。这也是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ies）就2016年度关键词给出的答案。①牛津词典称，“后真相”与两场关键国际事件紧密相关：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前者发生于2016年6月23日，英国在部分政党和团体的主张下，通过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后者则发生在同年11月8日，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J. Trump）击败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即将出任第58届美国总统。两场事件带给人们的共同观感是，在形塑公共舆论上，诉诸情感（emotion）和个人理念（personal belief）可能比客观事实更加有效。这正是“后真相”一词希望传达的特征和情绪。②鉴于此，有媒体甚至宣称，人类已经来到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或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当中。③一种警醒、忧虑、焦灼的情绪在新闻业当中弥漫：谣传和谎言无益于政治生活，它们阻塞了选民的明智决定。然而，在上述事件中，新闻人却亲眼见证了事实查验的乏力甚至失灵。特朗普就是媒体的例证。有分析认为，选举期间，他的近七成言论被事实查验人员判定为谎言，却并不妨碍他成为“后真相政治大师”。④
　　某种程度上，这些警醒、忧虑、焦灼的讨论框架不失为新闻从业者观照公共利益的现实反映。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反思：首先，事实查验是否乏力、为何失灵？若从学理上回答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审慎考察“事实查验”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外延，另一方面则应当详细检视事实查验可能带来的传播效果及其理论解释。其次，“后真相”一词关联的社会情境和社会后果需要进一步廓清。媒体频繁使用“后真相”“后真相政治”“后真相时代”等词汇，却没有在使用时预先申明它们的含义究竟为何。⑤“后真相”语境不应该是游移、浮动的，而应该是清晰、确定、可共享的。只有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有效性才具有开展讨论的共识性基础，才能论及其可能产生的公共反思与人文关怀。
　　一言以蔽之，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在后真相语境下理解事实查验。围绕这一问题，在本文中，事实查验将被定位为一种新闻样式与职业实践。通过回顾其形成与发展，我们将追溯其传播效果和可能的解释机制，并将其置于“后真相”的现实社会语境中加以理解。这样的理解不仅会带来理论启示，提升事实查验的科学程度，同时也将向新闻人提供实践思考，进一步调适职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一、事实查验：新闻样式与职业实践
　　从字面上看，事实查验既是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又是客观报道原则在新闻实践中的具象反映。例如，有研究者认为，事实查验是新闻从业者的一项基本职业素质，通过它，新闻人得以自我纠错，杜绝事实性错误。⑥为达成这一目标，记者、编辑可对信源进行双重检验（double check），并反复确认文中细节是否与事实相符。⑦在传统生产流程之外，专司事实查验的工作人员还可在刊印前进行额外的核实。⑧
　　不过，从近年来围绕事实查验进行的研讨来看，这一概念的涵义并非如此。在美国，事实查验的实践可追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前身类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广告监督（ad watch）。这种监督的职能主要由报纸等大众媒体承担，专门用于评估政治广告的准确性。⑨到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事实查验已经在美国新闻版面上取得了相当突出的地位。⑩但直到三大项目——FactCheck.org、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的正式出现，事实查验才正式确立了其在全美乃至全球新闻机构中的重要地位。[11]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共识之上：通过直接提供相关事实，有可能侵蚀公共观念和政治讨论的信息误解（misperception）将可以得到纠正；[12]如果民主想要取得成功，社会必须想办法纠正公民的政治误解；如果不能，那些陷于误解的个体将面临被社会抛弃的巨大风险。[13]2014年，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API）给出了事实查验的指导性定义：
　　“事实查验人员及组织致力于提供知识增量。以政客和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者为对象，事实查验人员对上述人士（发表或被记录在案的）言论中声称的事实进行二次报道与探究。事实查验人员调查可验证的事实，他们的工作独立于党派、利益和游说。事实查验的目标是向用户提供清晰的、严格审阅的信息，以使他们借助事实，在投票和其他必要的场合做出完全自知的选择。” [14]结合具体语境来看，这样理解事实查验更加贴切：它可被看作一种新闻样式（news genre），用来审视政治力量面向公众的言论，以评估其与事实一致的程度和精确性。从科学客观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事实查验（full fact-check）应当包含客观声言（claim）与反声言（counterclaim）、证据（evidence）以及查验者给出的最终判断（judgement），三类要素互相佐证，缺一不可。[15]无论从组织形式、操作准则、伦理规约还是社会影响上看，事实查验都显示了新闻实践的职业特征。仍以FactCheck.org、PolitiFact和Fact Checker这三大项目为例：他们由新闻从业者这一职业群体发起、推动、践行，通过组织化的、独立的新闻机构（或依附于既有新闻机构的部门）开展工作。它们试图紧扣事实报道这一核心，并将其贯穿到生产过程中。新闻教育和研究机构为它们提供人力和智识上的支持，它们也为准新闻从业者和新闻研究者提供了透视行业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职业活动还得到了普利策奖等第三方的积极评价——赞许它们凭借职业工作所作的社会贡献，并为其加冕。事实查验还体现着公共服务的理念。它是新闻从业者报道工具箱中的利器，用来发现世界、记录历史、告知公众。它秉承了新闻业的历史传统，是“看门狗”（watchdog）这一社会角色的延伸，促使新闻业持续监督权力的运作。事实查验表现了职业力量一如既往地制约和监督权力、维护民主政治体制、观照公共利益。[16]在以新技术为场景的新传播形态下，事实查验是新闻从业者继续维护特定社会系统运转的试验。
　　
二、查验失灵？行为科学研究的证据
　　长期以来，事实查验的传播效果是政治科学和媒介效果研究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者认为，美国公众缺乏政治事务的事实性知识，“无知者”（ignorant）将无法在关键公共问题当中发表有效意见。[17]学者们最为担忧的是，那些经过设计并用于改变公众态度、信念或行为的信息，不仅存在传播失灵的可能性，更有相当的概率给特定公众带来不同程度的混淆和误解，发生事实查验的“自损效应”（backfire/boomerang effect），[18]起到与信息设计者预期相反的作用。例如，针对政治误解进行的事实纠正效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面对指出其信息理解有误的确切证据时，一些选民甚至会重新拥抱错误的信念。[19]更令学者不安的是，在接触负面政治信息之后，即便这些信息立刻得到有效更正，也一样会对公众的政治态度产生持续的效果，即“信念回声”（belief echoes）。[20]针对此类研究发现，不少研究者甚至作出“事实已死”的判断。[21]然而，这样的感慨很快转变成为“事实因何而死”的追问。
　　针对事实查验中的信息误解，奈恩（Brendan Nyhan）和瑞弗勒（Jason Reifler）将其定义为“人们关于事实性事务的信念没有得到准确证据或专家意见支持的情况”。[22]在早期的政治传播研究中，信息误解的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有意误解”和“无意误解”。“有意误解”论认为，公众会将媒体提供的事实查验视作对其自主判断力的侮辱，从而不愿理会正确信息，甚至不惜通过重申其错误观点强调自身的独立性。[23] “无意误解”论主张，公众会注意到除查验信息外的其他各类因素，导致信息处理结果的截然不同，最终加强对争议性观点的支持。[24]作为信息误解的早期理论和现实养分，多党政治情境下的个体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光谱（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被社会科学研究者视为具有普遍影响力的因素。既有研究表明，事实查验的自损效应常常发生在媒体对高度争议性的话题使用了强烈的框架之后，因为这将激发具有强烈党派或意识形态归属的个体进行反击。[25]在政治议题上，个人的党派倾向会调节事实查验表述方式、议题重要性等因素带来的基本说服效果。[26]对信息的忽视、误解、怀疑和不确定也不仅仅是个人缺乏教育和知识的结果，而更多地来自于人们已经形成的、清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认同。[27]这一结论在针对不同国家的历时性研究中得到了证实，[28]因为事实性信息会被已经形成了清晰立场的个人以充满偏见的方式进行再加工。[29]正是这种倾向，在人们进行事实准确与否的判断时，带来了由个人立场引发的系统偏差。
　　区分“我们”与“他们”这一社会认同或社会分类机制，也会对政治信息的理解或误解产生影响。[30]种族冲突即是其中一例。既有研究发现，告知白种人，法律将对其群体中的黑人歧视派实施死刑，此类信息将产生事实查验的自损效应。[31]此外，新闻信源也是造成信息误解的一大来源。如果在新闻当中使用了不匹配的党派信源，将直接导致事实查验信息的传播失效。[32]近年来，研究者发现，有足够的时间或兴趣来详细评估每一条证据的个人寥寥无几；相反，人们更愿意用某些屡试不爽的模式来管理周遭的信息环境，[33]由此建立起一套将复杂客体简化分类的“朴素理论”（naive theories），据此预测未来。作为科学理论的对立面，朴素理论不仅提供着类似于刻板印象的思维关联，同时强调对关联的偏见性归因。个体通过朴素理论的类比式思维和自上而下的归因方式，表达个人隐含信念，解释陌生现象。[34]朴素理论对事实查验传播失效具有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例如，强调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种族标签，反而会使更多人愿意相信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35]在事实查验新闻中配有穿着中东服装而非西装的阿訇照片，也会使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些群体从属于穆斯林极端势力，将对主流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的颠覆，等等。[36]朴素理论的出现与人类倾向对他者进行分类有关。当被观察者的某种特征被观察者捕捉，激活后者的分类系统并进入该类别时，信息的理解和存储过程就出现了失真和偏差。[37]除了上述解释机制，既有研究还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与过去不同，今天的受众已经不适合被继续假定为具有足够信息素养和理性的思想者，[38]而是分散的、懒于自行思考的个体。人们可能不再系统地处理其面对的事实性信息，而是倾向于依靠更为简单的线索得出结论，依靠背景因素形成其观念。他们不愿意将全部可得的信息纳入决策；相反，认知捷径（cognitive shortcuts）则成为他们简化判断的重要因素。[39]首先，公众在信息理解上的表现差异可以被归功或归咎于其获得信息的媒体表现。例如一项在2003年针对美国对伊战争的信息误解开展的调查表明，在控制了政治态度之后，不同媒体受众对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信息误解的比例具有显著差异，[40]其中NPR/PBS产生信息误解的受众比例最低，仅有11%；NBC、ABC、CNN和CBS等媒体的信息误解率依次递增，均在30%左右；而Fox受众的信息误解率则高达45%。可见，公众的信息误解可能与其依赖选择的媒体以及该媒体为消除误解所做出的努力程度有关。也有研究证实，受众会依靠对新闻框架行为强度的判断来决定是否被说服。[41]在信息爆炸的数字时代，日益碎片化的时间分配和阅读习惯确实已经开始妨碍公众的深入思考，简化其认知过程，倾向依赖显而易见的线索，匆忙得出武断的结论。
　　此外，事实查验带来的情绪（emotion），特别是负面情绪，[42]也会影响公众感知的“政治真实”（political reality）。[43]作为人们对于外在事件、行动主体或客体的评估和反应，情绪通常体现为针对特定刺激而产生的短暂而激烈的内在心理状态。[44]一般而言，人们接触与自己既有观点一致或相左的事实查验，将会导致其情绪的产生，但更重要的是，无论暴露在何种信息当中，人们对政治议题的普遍情绪都将影响其信息加工。在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会被自发的情绪过程驱动，产生不同方向和强度的偏见。[45]研究发现，情绪与包括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在内的认知因素对事实查验效果产生着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46]进一步地，不同情绪会对信息查验的效果带来差异化的影响。以焦虑和愤怒的作用为例，根据情感心智理论，新近出现或确定性较低的事实查验会引发人们的焦虑情绪；[47]而与动机归因理论相似，令人反感的事实查验则会刺激人们产生愤怒感，带来对新信息的抵制。[48]如何通过人们在政治信息接触过程中的目标、动机、认知评估和行动倾向，[49]慎重地对其情绪其加以区分、考察和引导，将成为事实查验传播效果及其理论机制深入思考的未来方向。
　　
三、后真相：危险的时代？
　　2004年，美国作家凯伊斯（Ralph Keyes）提出了“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类不只拥有真相和谎言，还有一堆模棱两可的说辞，既不能算作真相，又不能归为谎言。不过，精明的人类已经为篡改真相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不会像从前一样为此感到有罪、焦虑和羞愧。[50]同年，美国记者奥特曼（Eric Alterman）出版了《总统们说谎时》（When Presidents Lie），梳理了六位美国总统及其班底制造骗局与诡计的历史。他提出“后真相总统制”（post-truth presidency），用来描述时任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的管治。奥特曼认为，美国总统管治传统中存在恪守真相的美德，但如今出于实用的目的，总统管治在“后真相政治环境”（post-truth political environment）中运转，无论公民是否觉察。对照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记载的权责，如今的总统们已经不再以新闻界的监督为镜鉴并恪守诚信正直。[51]2010年，博客作者罗伯茨（David Roberts）抛出“后真相政治”一词，称这是一种政治文化，公众舆论和媒体叙事已经几乎与政策（立法的实质）讨论完全脱钩。[52]综合以上论述，如果把后真相视作社会现象，那么上述作者锁定的是特定语境里的政客，关注的是他们罔顾事实、制造谎言及其成分的行为。作者们试图描述、批判的是一种背离事实的权力行使，以及剥离公共性的群体生活。
　　不仅如此，信息技术更新带来的传播形态变化，也参与了后真相语境的形塑。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终端的多样与完善，去中心化的理念得以不断实现，人人都是传播节点的设想走入现实。信息大量生成，观点呈现多元，在算法驱动下，它们被精确地传送到高度分众化的目标群体中间。反过来，借助技术的赋权，用户同样可以在庞大的信息流和驳杂的观念丛中准确地定位、抽取、吸收特定的内容。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是，用户在各自的口味和偏好中逐步内卷化，无形中促进了持有同质观念的用户集聚。有分析认为，这样的传播形态有可能构造观念的回音室（echo chamber）或过滤泡（filter bubble）效应，阻碍异质观念的交流。[53]还有一项社会动态同样塑造着后真相语境：人们对职业力量的信任不如以往。盖洛普（GALLUP）2016年6月13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对经济向好抱有期待，但美国人对14个关键行业的信心仍在低位徘徊。值得注意的是新闻业的状况：2006年，对电视新闻业“极有信心”或“很有信心”的比例为31%，2016年，这一比例跌至21%；2006年，对报业“极有信心”或“很有信心”的比例为30%，2016年，这一比例滑落到20%。横向对比14个被调查的行业，无论是2006年还是2016年，对电视新闻业、报业的信心比例排名都在11-12位。[54]报告没有给出影响美国人行业信任的具体因素，但可以推论，权力、资本、职业、公众的力量在互动中消长。总之，在技术嵌入社会互动的场景里，分化的受众逐渐得到技术赋权，并可能呈现同质集聚，而传统的权力和职业力量的权威正在不断消减。这为理解事实查验的失灵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视角。
　　那么，在后真相语境中，事实查验的失效是不是危险的？对全世界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来说，事实是去往公共生活的关键通道。按照他们的观点，一旦背离了事实，明智而自知的决定可能无从谈起，也就谈不上观照公共利益。因此，这可能是危险的。然而，另一种意见对此不以为然。研究者认为，人类正在目击从真相模式（regimes of truthROT）向后真相模式（regimes of post-truth, ROPT）的文化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后者没有导致前者消亡；相反，文化转移的出现是“真相市场”（truth markets）繁荣的结果。它的繁荣源自技术进步与新传播形态的生成：得到赋权的用户挑战传统社会结构中权力和职业力量的权威，也就挑战它们的话语霸权——包括他们建构社会现实的霸权。哈尔森强调，理解后真相模式的关键在于理解“真相竞赛的激增”（proliferation of truth games）。尽管总有一些力量自诩为真相的卫道士，但现如今，自诩的力量已无法留存权威，真相模式需要面对一种新的数字“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参与互联网用户借此开展的话语竞赛（discursive games）。[55]上述论断受到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启发。福柯这样论述真相与权力：真相（truth）可被理解为一套有序的步骤体系（ordered procedures），就言论（statements）开展生产、规制、分发、流通和作业。它不外在于权力，或只有透过多种形式的束缚才能得到生产。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真相模式：它是多种话语，如同真相那样得到接受并发挥作用；它是让人们得以区分言论真伪的机制与实例；它是赋予真相以价值的手法与步骤；它是某些身份和待遇，真相在这里得以详述。福柯还指出，真相的“政治经济学”具有若干重要特性：真相集中在科学话语和生产机构中；受制于政治和经济上的持续煽动；它的生产与传播被一些庞大的政治及经济机构控制和支配；最后，它还是所有政治辩论及社会对抗（意识形态斗争）的议题。[56]遵循福柯的思路，哈尔森的观点实际上凸显了新闻业职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和张力。随着社会变迁和传播形态的变化，公众越来越多地生产着真相，促成了哈尔森所说的真相模式转移。借助社交网络，公众可以自主地区分、认定真伪，形成有别于权力和职业的真相认证技术和步骤。这种真相的生产与传播，恰恰显示了对庞大的政治、经济机构的反制，通过政治辩论及社会冲突的议题凸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新闻从业者应当留意事实查验的效果评估。当公众在后真相语境中实现传播权力的解放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新闻从业者不仅有责任继续做好事实查验，而且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避免查验可能引发的信息误解，如何与认知简化的、情感主导的个体化受众对话。
　　
四、结语：事实查验，建构怎样的社会现实？
　　本文探讨了事实查验及其传播失灵，并将其纳入后真相语境中考察。文章简要梳理了事实查验新闻发生的历程，并将其视为一种创新的新闻样式和职业实践。研究评述了事实查验新闻的传播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并指出：对于关涉公共生活的政治议题，大众可能正在经历一个从认知简化到情感主导的过程。因此，在权力行使背离事实、群体生活去除公共性的后真相政治中，新闻业的核心在于继续调适职业控制和公众参与。
　　尽管有研究者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信息误解很可能会自动逐渐消解；[57]同时，作为政治报道中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样式，事实查验将更多地发挥外部监督的作用，通过提高政治精英误导公众带来的潜在声誉损失风险，来提升全社会的政治话语质量和民主表现，[58]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在事实查验方兴未艾的美国，这种职业实践依然是举步维艰的。从微观层面上看，事实查验仍有待完善。仅就科学性而言，事实查验就曾因其“朴素的政治认识论”（naive political epistemology）而备受诟病，认为这种新闻样式会通过新闻人对语句和证据的主观选择来得出并不“科学”的判断，因而威胁甚至扼杀政治辩论。[59]尽管有研究者认为，上述结论的得出也来自作者本身呈现了过多未能严格执行事实查验理念个案的选择性效应，以“过度推论”为名，反驳了上述观点，[60]但不可忽视的是，事实查验者确实会无可避免地拥有自己的政见和党派倾向。[61]因此，如何避免借“非真实”之名延续“门户之见”，如何从政治人物的大量“无法核查的未来主张”以及政治、社会、经济现象的成因分析当中剥离出“可核查事实”，也将成为事实查验新闻人需要在未来不断自我完善的切入点。
　　与此同时，客观性的达成也是事实查验实践需要谨慎处理的另一个关键问题。研究发现，目前美国记者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事实查验依然以观点而非事实性意见为主，依然需要完成从仅有主观声言或判断的无客观性，到仅有客观声言的专业客观性（professional objectivity），再到包含客观声言和证据的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的蜕变。[62]而另一项研究则表明，以客观声言为主的事实查验表述会增加错误言论本身的合法性，因此，新闻界仍然需要警惕对客观性的一味强调带来的后果。
　　摆在新闻人面前的问题可能不只是查验事实，更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查验事实，并使其抵达公众理解的核心领域。所谓有效在于调适职业控制和公众参与。这不是简单地打破职业垄断，向公众让渡新闻生产的权力，而是不断思考：当受众因其品味、偏好等差异逐渐趋向小团体化乃至个体化的时候，新闻业应当建构怎样的社会现实。这不是说，新闻人不得不选择受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投其所好地迎合受众的情感潮流，而是说，新闻从业者需要时刻警醒媒体自身权力的行使，检查其是否失去了对社会动态的把握，防止生产常规退化为“策略仪式”。[63]有鉴于此，新闻人应当继续以自主的面貌，不断地提供促进公共生活的事实，既防止权力对公众可能的欺骗甚至奴役，又抵御消费、娱乐等市场逻辑的侵蚀，阻止用户借戏谑、嘲讽、恶搞等形式对公共生活的解构。
　　最后，由于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境的不同，兴起于美国、专注于监督政治人物言论准确性的事实查验，能否以及应当如何在中国新闻业中开展理念移植和边界拓展，无疑值得不断追问。以移动社交平台近期涌现出的若干具有类似功能的雏形为例，这些或由媒介机构主导（如腾讯新闻“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或基于公众自组织（如“反海外谣言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新闻服务，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事实查验的职责？主要关注并致力于监督公共生活中的哪些权利主体和问题领域？它们与美国传统的事实查验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新闻生产常规上有何异同？比起为事实查验的全球经验鼓与呼，或为其生不逢时而嗟叹来说，也许这样的反思和尝试，才更有助于促使中国新闻从业者和研究者尊重基本事实、弘扬价值理性，以建构更加美好的公共生活。■
　　
①Midgley, N. (2016).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 Retrieved from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②Midgley, N. (2016).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 Retrieved from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③Carroll, R. (2016). Can mythbusters like Snopes.com keep up in a post-truth era?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aug/01/snopes-com-internet-fact-checker-post-truth-david-mikkelson;Drezner, D. W. (2016). Why the post-truth political era might be around for a while.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steverything/wp/2016/06/16/why-the-post-truth-political-era-might-be-around-for-a-while/;Freedland, J. (2016). Post-truth politicians such as Donald Trump and Boris Johnson are no jok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may/13/boris-johnson-donald-trump-post-truth-politician.
④Freedland, J. (2016). Post-truth politicians such as Donald Trump and Boris Johnson are no joke.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may/13/boris-johnson-donald-trump-post-truth-politician.
⑤Midgley, N. (2016). Word of the Year 2016 is…. Retrieved from 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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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睿鸣 刘于思/周睿鸣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候选人；刘于思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