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京成
　　2015年10月，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的新作《新中国新闻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对新中国六十多年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论述，对当前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引领价值，特别是该书的主体部分“正编十论：历史与现实的十个关系”和“副编十论”中的“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曾分别刊发于《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与2015年第3期，两篇文章篇幅均在七八万字，如此宏篇大作一次性“和盘推出”而没有分节刊发，在当今学术期刊版面稀缺的背景下实属“少见”，在新闻传播学学术领域就更是“罕见”了，可见文章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水准。本文主要针对这两篇文章谈三点感受。
　　
一、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深井”与“景深”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新闻传播学是一个“年轻”而又略显“特殊”的学科。说它“年轻”，是因为新闻学在中国作为一个学科，以及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开端，虽然通常以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作为标志，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首次公开介绍传播学则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但直到1991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才被确定为一级学科，有了独立的学科建制。说它“特殊”，是因为与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经常会被贴上不甚好听的“标签”，如新闻无学、重“术”轻“学”、好追逐“时髦”而少“积淀”等，在权威的、综合性的人文社科学术刊物中，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文章能够引起其他学科广泛关注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而在知名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学术丛书（如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中更是难见新闻传播学的著作。原因何在？这也许是一个新闻传播学领域内的“钱学森之问”。笔者认为，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研究“深井”待挖、“景深”不足，同时研究中常会出现“深井”与“景深”顾此失彼、不能兼顾的情况。犹如一幅国画，要么只关注“景”而缺“势”，画作虽然美观，却不够大气厚重、令人回味；要么只关注“势”而缺“景”，画作貌似磅礴，却虚无缥缈、言之无味。李彬教授的这两篇文章，则是“深井”与“景深”、 “景”与“势”兼具的著述。
　　首先，作者将“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置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宏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使文章视野开阔、思想厚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思路使文章足以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对话”。综观这两篇文章，我们会发现文中属“纯新闻史”的具体史实、史料并不是主体内容，文章也没有按照考证史实，具体展示诸如人物、时间、地点等史料的新闻史一般研究套路来行文，相反，作者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旁征博引，广泛吸收了近现代革命史、文化史、思想史（特别是社会思潮流变史）、政治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勾勒出了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的风雨历程和运行规律，而正是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使得这两篇文章足以被纳入上述研究领域并与之“对话”。能够“对话”的原因在于，它既是一口当代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深井”，又具有跨学科、多视角的“景深”。如在《正编十论：历史与现实的十个关系》中，作者所论证的“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两大关系，是以往新闻传播学研究较少深入论及的，于是就像李彬教授所言，“新中国新闻史几乎成为一部中央媒体史、东部新闻史、汉族新闻史等；同时，即使在中央、东部、汉族等维度上也更多留意当年或当下的精英人士与成功人士，而对远为广泛的人民群众包括普通记者及其日常生活麻木不仁，而对异常丰富、无比广阔的社会领域，常常不自觉地陷入某种自以为是的刻板印象。所以，当代新闻学若让思想冲破牢笼，摆脱几近僵化教条的思路，就不得不对新中国政治的重大问题进行关照、研究与审视”。 而在文学、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领域，这两个话题则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命题，因此李彬教授对这两大关系的论述，既开阔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又给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当然，按照“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研究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也是一种重要而且必须的思路。近年来新闻史学界也出版了几部较有影响力的专著，但是换一种思路会使新闻史研究有新的“活法”，给它带来新的“生机”。近年来，李彬教授在此方面孜孜以求，先后出版了《全球新闻传播史》《中国新闻社会史》《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等著作，在学界赢得了赞誉，特别是受到了将其作为教材使用的授课教师及学子们的好评。这两篇文章与上述著作一脉相承，可以说进一步践行了作者在新闻史领域“打通中外、连接古今”的学术追求。
　　其次，作者以开放的笔法写“文章”，趋向孙正聿教授的理想境界：“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厚重的论证，还要有优雅的叙述。”在笔者有限的阅读中，有这样一种感受，一些在学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刊物（如《读书》《开放时代》《文化纵横》等）发表的文字，往往最具价值并能引起广泛争鸣的文本不是“论文”而是“文章”。所谓“文章”，是一种难以用确切的概念定义的文体，它文无定法、纵横驰骋、娓娓道来却又思想深刻、深入浅出，跳出了“论文”强调范式、格式、概念、推理的套路，更是拒绝“堆砌艰涩难懂的术语，论证出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之腔调。李彬教授这两篇合计近十六万字的论作当属“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徜徉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滔滔洪流之中，笔端既展现理性的力量，又充满感情的色彩；既有对宏大叙事的论证，也有对历史细节的描摹；既有对许多研究与论述的旁征博引，也有个人的沉思与冥想；既有对文章结构的精心安排，也有对话语叙述的灵气与美感之追求。正如《山西大学学报》文章编者按所言，两篇文章“在批评性与反思性的基础上，开掘蕴含着生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历史资源，藉以激活在当下学科建制化中显得形销骨立、苍白贫血的新闻传播之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论文”对于学科内的学术交流、学术规范的确立与完善作用巨大，因为论文强调范式，范式是“没有围墙的学院”，学者们围绕某一范式就可以在“没有围墙的学院”里探讨学术问题。但是，范式亦有过犹不及之处，其中一点就是可能会给其他学科学者“围起另外一堵围墙”，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章”比“论文”更能引起跨学科学者的注意并产生较大影响力了。笔者认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不少，甚至如李金铨教授所言，许多“论文”都在“自说自话”地“内卷化”，可是我们的研究缺少“文章”，进而也就缺少了一座与其他学科对话的桥梁，因此新闻传播学术领域呼唤更多的好“文章”。
　　
二、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立场”与“担当”
　　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有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具有鲜明的人文学科特质，研究方法以质化方法为主，在理论研究领域强调政治立场与价值判断，传播学特别是占主流地位的美国传统则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研究方法以量化方法为“标配”，理论观点主张多元的社会观亦即“去政治化”，认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人类传播行为是共通的、普适的。十几年前，国内学界针对新闻学、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曾展开过一场规模不小的争鸣，论争的焦点集中在新闻学是否应该被传播学所取代。如今这场争论早已烟消云散甚至很少被人提及，但是笔者在阅读李彬教授这两篇文章时，脑海里却不禁再一次回想起这场“新闻学是否应该被传播学所取代”的争鸣。如果除去学科地位问题不谈，那么让传播学完全取代新闻学，背后都有一个“隐喻”，就是新闻传播学要“去政治化”，与意识形态“脱钩”。因为，“此时”的传播学理论中没有“党性、阶级性、群众、人民”这些概念。当然，直至今日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依然在并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传播学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我国传播学引进过程中的“偏颇”，如片面地强调美国源流，而忽视了强调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的欧洲批判学派源流。即便是“美国源流”，我们引进的也不全面，至少丢掉了芝加哥学派和詹姆斯·凯瑞等重要人物的学说。最为吊诡的是，我们重点引入的传播学的“美国源流”貌似客观中立，实质上“冷战”色彩却极为浓厚。新闻传播学真的可以超然独立，像自然科学那样不谈立场、不做价值判断，不谈“政治”、只谈“业务”么？新闻传播学应该只做“书斋里的研究”，或是为媒介竞争提供“营销方案”，而不要去“染指”政治，否则就是“附庸者”么？源自西方的传播理论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么？在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盛行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新闻传播学界反思。读罢李彬教授的这两篇文章，我们可以找寻到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两篇文章饱含并在倡导着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立场”与“担当”。
　　首先，作者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和被实践验证了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方向为研究立场，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地对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的所谓“去政治化”立场倾向进行了反思。两篇文章中，作者以跨学科的、恢弘的视野，将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放置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历程与历史选择的背景之下，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三种学术资源对其进行了考察，明确提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即“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必须牢牢坚守”。值得注意的是，两篇文章对这个主题的论证呈现出如下特色：一是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中曾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笔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立场”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来讲，是一个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问题。而当前我们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是“提倡建设性”的旗号搞“折中主义”，还有的人“嘴上说的是主义，心里做的是生意”，更有人避谈马克思主义，生怕被贴上所谓“左派”标签。李彬教授的这两篇合计近十六万字的文章则立场鲜明。二是直指要害，不回避“敏感”问题。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直指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去政治化”倾向，认为“去政治化的政治表面上看是以所谓普遍人性代替阶级性，用技术化掩盖政治化，而要害则在于无视人民及其生产生活实践创造一切历史的主体地位，淡化人民共和国这一核心共同体的核心政治价值”。他指出，“去政治化本身就是另一种再政治化，在走向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等说辞下，有意无意‘复辟’资本主义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如今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研究几乎成为美国翻版，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在师生中，更不用说在记者中早已成为了一具了无生气的空壳”。这些论述不兜圈、不绕弯，言简意赅而又“言中其实”，直面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进行了有力的回应。在文中，作者针对新闻专业主义、公共领域、文人论政、80年代“新启蒙”、媒介产业化、新媒体等问题进行了辩证的、正本清源的剖析，对《河殇》事件、零八宪章事件、《炎黄春秋》“敦促”事件、《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等“敏感”问题不仅不回避，而且直陈观点、直指要害。可以说，在公开发表的、林林总总的新闻传播学术文章中，这是不多见的。
　　其次，作者以国内知名新闻传播学者之身份写就这两篇文章，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担当与社会担当。李彬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新闻传播学者，早在1993年就以《传播学引论》为学界所知，二十多年来更是笔耕不辍，著作颇丰，按理说完全可以按照四平八稳的套路坐享其成，而且可以预想，这两篇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政治方向为研究立场的论文，在当下各种社会思潮鱼龙混杂的情势下，有些人读了会“不舒服”。但是，李彬教授不仅写就了这两篇文章，而且是“毫不吞吞吐吐”地以近十六万字的篇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写就的。据笔者粗略统计，两篇文章引用了新闻传播学学科以外政治学、史学、文学、社会学近一百三十多部（篇）著述，其中近五年内出版刊发的又占多数，作者花费的心血于此可见一斑，也可见作者的学术担当与社会担当。这种担当特别体现在作者学术研究中包含着的强烈的人民情怀、家国情怀，这是一种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命运的情怀，一种将学科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接的情怀，这种立场与情怀是当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比较欠缺的，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三、新闻传播学人的“思想”与“学问”
　　关于新闻传播学人的“思想”与“学问”这个话题，学界名家早已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在新闻传播学博士、硕士学业课程中，这个话题也是“老树开花、不断翻新”的话题。而笔者在此所要论说的“新闻传播学人”，有明确的指向，主要针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界70后、80后学者。
　　当前，70后乃至80后学者正在逐渐成为学术研究、高校讲堂的主力军，与前辈相比，这一代学人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一般都接受了正规而又完整的高等教育，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不少人还有海外留学背景，从学问、学术研究训练的角度来看，他们从上一代学人手中接过教学研究的“接力棒”是没有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从学术立场、学术价值观的角度看，70后以及后来的学人尚需“补钙”，李彬教授的这两篇文章应该是“补钙”的绝佳教材之一。
　　首先，要补“关照中国现实，力戒食洋不化”之“钙”。十几年前笔者曾聆听一位著名学者的讲座，他提到国内学界有一种很值得反思的倾向——“渔网捞鱼术”，就是做研究“言必提”“言必用”西方理论，而背对中国现实、中国语境。即便研究中国问题，也是用西方理论作“渔网”，然后在“中国语境”中“捞鱼”，如果“鱼”太多，就把“大渔网”裁剪成“小渔网”，反之，则把“小渔网”撑涨成“大渔网”，实在“无鱼可捞”，则干脆凭空想象，“画网捞鱼”。如今，这种“渔网捞鱼术”在学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70后乃至80后一代学者不是这种方术的始作俑者，但是“身体力行”者为数不少，值得我们“警醒”与“警惕”。传播学是舶来品，连美国本土学者都指出传播学的部分理论沾染着强烈“冷战色彩”并在不断对其进行反思与修正，而如果我们只是照本宣科，那就是食洋不化了。当然，提出这种“警惕”，并非否定西方传播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我们应该警醒的是，新闻传播学人不能做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而不关照中国现实的“单向度的人”。读罢李彬教授的这两篇文章，笔者认为，我们从方法论层面可以学习的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如何根植于中国大地、中国现实、中国语境，如何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之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一文为例，作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学术思想界、新闻传播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与变革几近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其中既有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记述，也有对鲜活的新闻作品、文学作品的剖析，甚至还有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而所有的这些都带有真真切切的中国大地的泥土的芬芳和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艰苦跋涉的时代烙印，读后让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拨动记忆之思、产生反思之绪，让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新一代知晓前人的风雨兼程、清醒自己的头脑。
　　其次，要补“增强家国情怀，力戒虚无主义”之“钙”。“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天下太平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体现在当今中国，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的认同与珍惜。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开创性地走出了一条令世人瞩目、国人受益的中国道路，其中也包括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使之日臻完善的传媒规制，李彬教授这两篇文章饱含着对共和国新闻的“同情之理解”（陈寅恪），对人民福祉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之深切关怀的思想追求，相信每一位与李彬教授一样拥有家国情怀的学人读过之后都会油然升起一种“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
　　1918年，25岁的毛泽东在送别友人留学时，写下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云“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意思是说“天下动荡哪里值得左顾右盼，纷繁人间大事需要我们来料理”。希望更多的新闻传播学人能从李彬教授这两篇心血之作中，体味出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传播事业征程的风雨际会、经验教训，从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使新闻传播学科健康发展、枝繁叶茂。■
　　
宫京成/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