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
　　【本文提要】本文选取互联网报纸“Brisbane Times”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框架，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开展新闻室民族志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着重考察在一个数字驱动的新闻室中，新技术如何嵌入与改造了传统的新闻惯习。研究发现，即便是在完全基于互联网的新闻生产中，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新闻惯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新媒体技术毫无疑问对旧惯习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一种新旧交融的新闻生态系统中，“卷入度”成为新的核心概念，主导新闻生产实践并改造着新闻室权力结构。
　　【关键词】新闻生产 惯习 新闻室民族志 卷入度 行动者
　　【中图分类号】G210
　　在传统媒体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被称之为惯习（Habitus）的一整套操作规范与职业伦理，一种在历史经验中形成的新闻实践感，包括客观报道新闻事件、平衡呈现各方观点、采用权威的消息来源、担负起促进民主的社会责任、进行必要的新闻把关和议程设置等。然而，在新技术所催生的媒体数字化转向的过程中，这一整套新闻惯习遭遇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在编辑室内形成了所谓的“变革语境”与“职业语境”的碰撞。①如果说，这在转型中的传统媒体编辑室客观存在的话，那么，在原生的网络媒体中，新闻生产惯习又如何嵌入数字化生产链条，从而被改造与重构呢？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于2016年6月中旬进入“Brisbane Times”的新闻编辑室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民族志考察。“Brisbane Times”是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集团（Fairfax）2007年在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Brisbane）创办的一份互联网报纸，主要致力于报道昆士兰东南部尤其是布里斯班、黄金海岸等主要城市的当地新闻。根据Nielsen Digital Ratings 2016年3月的统计数据，“Brisbane Times”当月用户数为140万，位列澳大利亚新闻网站第20位，已经实现了稳定盈利。同时，以其独立报纸的定位，在当地民众中建立了良好的新闻声誉。
　　在“Brisbane Times”考察期间，笔者全天候参与式地观察了新闻室的运作，参加每天两次的新闻会议以及一些不定期的选题讨论会，访谈了9位编辑部人员，包括总编辑Simon Holt、主编Danielle Cronin以及一位制作人、一位社交媒体编辑、一位视频编辑、2位“突发事件报道”记者、2位“政治和城市事务报道”记者，访谈时间总计约12个小时。每个访谈时间在0.5小时-1.5小时之间，其中对主编Danielle先后进行了两次、共计3小时的访谈。在本次考察期间，恰逢昆士兰州以及各主要城市公布预算，笔者与“政治和城市事务”报道记者、视频编辑、社交媒体编辑一起参加布里斯班市长的预算新闻发布会，并全程追踪了这一事件的网络直播报道（live coverage）过程。
　　
一、研究方法与核心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笔者主要运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框架，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新闻室民族志研究（Newsroom Ethnography）。民族志研究常被用来指泛指一系列的质化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最早被运用于人类学田野研究，通常研究对象是那些非西方区域，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通过参与、体验式观察，获得局内人的视角。1960-1980年代，一批社会学家开创性地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新闻生产，他们深入新闻编辑室开展参与式观察，获取大量经验性的研究资料，以此探究社会权力结构作用于新闻生产的复杂过程，出现了一系列已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经典的重要研究，形成了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其代表性作品包括：爱泼斯坦（Edward Jay Epstein）的《来自乌有之乡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A Study o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的《制造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What's deciding the News）等。
　　尽管“第一波浪潮”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成为新闻生产研究领域无可动摇的经典和正统，但学术界也在不断地对其进行反思，尤其是分析其存在的“理论盲点”（Blind Spot）。首先，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第一波浪潮”的主要研究都建立在对《纽约时报》等几家全国性大媒体的观察基础上，在媒体发展越来越多元化、数字化的今天，这样的对象选择不具有普遍性；其次，“第一波浪潮”主要依托社会学组织理论作为研究框架，过度强调组织约束（organizational constrains），过度依赖新闻常规（routines）；把研究重心置于组织动力学，而较少关注个人对机构约束的反制，将新闻工作“去技术化”，将新闻人视为只能被动按照组织要求进行生产的“流水线上的工人”，忽视了新闻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agency）和自反性（reflexivity）。同时，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核心概念之一的“地点”或者“田野”（field site）也开始被重新思考。199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中人群“地理”边界受到严重质疑，曾经作为人类学研究标志的共时、单一场所、单一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少。与之相对应，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数字化新闻的崛起，新闻生产不再局限在某个单一的、封闭的媒体机构中进行，而呈现出多平台、多地点、网络化、移动化等特征，或者被称之为从“组织化”生产到“社会化”生产的转向。新闻生产方式的全方位变革促使研究者再度深入转型中的新闻编辑室，进行与网络化的新闻生产相适应的“多地点民族志”（multisite ethnography）或者“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研究，出现了“第二波浪潮”的研究势头。②
　　本文的研究正是承继了这样一种学术思考传统，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背景下尝试对该领域研究进行一定的修正和突破。首先，在研究对象上，选择“Brisbane Times”这样一个完全基于互联网的、地方性的新闻产品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数字化新闻生产特性分析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补充了以往研究大多针对全国性大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缺憾；其次，在理论支撑上，虽然依旧采用经典的社会学组织理论框架，但同时借鉴了吉登斯的“行动-结构二元论”（Agency-Structure Dualism）、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以及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Bruno Latour）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等，既分析新闻机构作为媒介组织对从业者的影响，又关注到从业者具备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一面，探究数字化背景下个人和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相应，在核心问题设定上，也呼应了新一轮研究的普遍性转向，即从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揭露建制式新闻生产所导致的话语霸权和对公共领域的侵蚀，转向着重考察数字化时代传统新闻机构的组织结构变迁及采编流程再造，新媒体环境对职业新闻记者自我认知与角色协调的影响，以及数字技术职业行为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冲击与重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一个数字驱动（digitally-driven）的新闻室中，新技术如何嵌入与改造了传统的新闻生产常规。
　　
二、数字化新闻生产的组织结构及采编流程
　　传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侧重于对传媒内容的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这当然仍是新一轮研究的重点，但观照对象不再局限于某个固定、成型、周期性的新闻产品，而是将新闻生产视为一个持续的不断集成的过程（Assemblage），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的新闻圈（news cycle），这样的生产机制决定了新闻室的组织结构和采编流程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造，体现出更少层级，更为简单、高效、灵活的特点。
　　“Brisbane Times”目前共有16位记者和编辑，分为5个部门：制作（Production）、突发事件报道（Breaking News）、政治与城市事务报道（State Politics and Urban Affairs）、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视频（Video）。常规工作内容包括出版网络报纸，以及运营Facebook和Twitter账号，后者分别拥有14.5万和16.9万用户。编辑室工作时间实行两班制，分别为上午5：30-下午2：00以及上午11：00-下午7：30。每天上下午各有一次新闻会议，由主编Danielle召集，不是所有的编辑室成员都需要参加，而只是制作人以及涉及到正在进行的重点选题的编辑记者。会议形式非常灵活，就围坐在编辑室中央的小圆桌，甚至站着开会，时间基本不超过10分钟。Danielle负责监控和选题的进度，她会随时随地跟进选题执行情况，一对一地分别与记者进行沟通。一般情况下，记者采写完稿件发送给制作人，由制作人进行内容把关以及版面设计和安排，然后就在网站上出版。只有碰到具有争议性、敏感性或者可能存在法律问题的稿件，制作人才会传送给主编，由主编来审定。
　　“Brisbane Times”发布的新闻主要有四类：一是原创报道，主要由记者采写发生在昆士兰州尤其是布里斯班、黄金海岸等主要城市的新闻；二是费尔法克斯集团内媒体发布的新闻共享；三是来自通讯社的新闻；四是来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新闻信息，由记者进行事实核查、重新加工、改写，并配上图片、视频等进行发布。记者团队打破了传统报社按照报道领域分工的“条线”方式，主要分为“突发事件报道”和“政治与城市事务报道”两个小组，记者基本上都是跨领域报道。比如“政治与城市事务报道”组的Cameron是一位资深记者，主要负责联系市政厅，所以凡是涉及城市事务的话题，无论交通、财政、医疗、治安等，都在他的报道范畴之内。总编辑Simon认为，传统的按照领域分工的方式会使记者过于局限在自己特定的范围内，这并不适合像“Brisbane Times”这样小型、紧凑、高效率的新媒体团队。
　　在“Brisbane Times”，一个记者平均每天至少要采写3篇稿件。如果碰到重要事件或突发事件做网络直播的话，那么写稿量会更大，速度要求更快。比如，2016年6月15日布里斯班市发布年度预算那天，“Brisbane Times”派出了“政治与城市事务报道”小组记者Cameron、社交媒体编辑Drew，以及视频编辑Scott一起来到布里斯班市政厅新闻发布会现场进行直播报道，发布会是在上午10：00-10：30，从10：53开始“Brisbane Times”网站和Facebook上都开始不断地传送记者撰写的短篇幅的对年度预算报告的分析文章。比如，预算如何影响到普通人的税单，市政厅花销为何需要上升5%等。11：38刊出市长的预算讲话全文；下午12：30制作完成“记者解说年度预算”的15分钟视频发布到网站和Facebook上；下午2：41刊出记者Cameron撰写的第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并配上了视频编辑Scott制作好的新闻发布会视频……这样高强度、高频率、多媒体、多任务的发稿方式，已成为“Brisbane Times”应对重大选题的常态。
　　同时，新闻报道的发布也根据随时更新的读者反馈，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Danielle称，每篇报道大概会给予30分钟的“考验时间”，如果实时网络监控数据显示报道点击率、关注度很低，那么就考虑要从重要的位置撤下来。这对于互联网上的报道来说，基本就等于消失了。这种“不断生产、不断更新”的生产机制带来了“双刃剑”效应，一方面，那些不能带来高点击率和转发率的报道的生命周期非常短。另一方面，一篇热门报道的传播范围以及可能引发的关注度，也是传统媒体时代难以想象的，成千上万的人会观看、评论并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样的传播过程无疑拉长了报道的生命周期。
　　
三、新媒体生态下职业新闻人的自我认知与角色协调
　　在新媒体时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闻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意识和自我认知受到极大的冲击。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情况下，职业记者的门槛在哪里？从事新闻行业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技能？如何协调职业记者与公民记者的生产机制？未来，是否所有的记者都必须是全能记者（backpack reporter）？
　　“不是未来，是现在！”总编辑Simon强调。他并不认为培养全能记者是一个激进或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Brisbane Times”，多媒体技能是每一个记者都必须要具备的。记者必须会拍照、会拍视频，碰到突发新闻可以现场制作live video在社交媒体上直播。“也许你不能达到非常专业，但是你一定要会做”，突发事件报道组的年轻记者Amy如此说道。她去年毕业于格里菲斯大学新闻学专业，之前获得过摄影摄像专业的学位，同时她还辅修了国际关系与经济专业。她理解未来的记者需要具备三种能力：良好的写作能力、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以及在某些专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长。
　　如果说像Amy这样的新生代记者天然地具备数字化思维以及基本的数字媒体技能的话，那么像“政治与城市事务报道”小组的Tony就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Tony具有很长一段时间传统媒体工作经验，在“Brisbane Times”已工作9年。他称自己的确经历了深刻的转型，努力将多媒体变成自己工作的一个部分，在采写报道的同时，考虑匹配的图片、视频和音频，考虑内容如何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如何更容易被Google搜索到等等，而这些问题10年前也许在他的大脑中根本不存在。
　　社交媒体是“Brisbane Times”主要的新闻来源之一，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媒体内容推广渠道。因此，除了专门的社交媒体编辑Drew之外，事实上其他记者也已将社交网络纳入自己的工作常规之中，不断地寻找那些在社交网络上人们关注度和卷入度高的故事。比如，昆士兰遭遇大暴雨的极端天气，记者Amy偶然在Facebook上看到一个视频：暴雨后的黄金海岸海面上冲积了大量泡沫，而一个男子竟然在泡沫中“冲浪”！画面极具视觉冲击力。Amy开始在网上寻找视频的作者，最后在Facebook小组“Got rain”中联系上了视频作者——他偶然路过黄金海岸时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在征得他的同意后，Amy为视频配上了简短的背景介绍，放到“Brisbane Times”的网站和Facebook上。因此，熟悉各种活跃的网络社区和Facebook小组，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进入某些封闭式小组的方法，能够快速地在Google上搜索图片和视频来源，熟悉和适应Google算法，让自己的故事尽量容易被搜索到，在采访中随时注意搜集声音素材备用，等等，这些都已进入了记者的工作常规。
　　不过，在新闻室内部，对于用户生产内容（UGC）依然存在较多的警惕，包括主编Danielle在内的几位核心成员都提及，UGC“内容制作缺乏专业化水准”“新闻真实性存疑”“事实核查较难”，被“Brisbane Times”直接采用的比例并不高。即便在一个数字驱动的新闻室中，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职业意识依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人们也并不认为拥有娴熟的新媒体技能就能做好新闻，在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上，网络实时数据分析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往往并行。
　　不止一位编辑室成员谈到，尽管他们随时都需要关注网络实时数据分析，但并不完全依赖网络数据，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依然在新闻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客观、公正、平衡报道、双信源等新闻操作与职业伦理的基本原则依然没有过时。
　　比如，当网络监测数据显示一篇报道的点击率、关注度很低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这篇报道要立即被抛弃，编辑会从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如果认为有价值，那么会对这篇报道进行重新包装后再刊出，比如修改标题、导语、配图、配视频以及进行社交媒体推广等，很有可能这篇文章的点击率就大幅上升了。“如果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却没人看，那么一定是讲故事的方式有问题”。在尊重专业的新闻判断的同时，新媒体技术无疑提供了更多元、更有吸引力的讲故事方式，同时也就可能给予报道更长的生命周期和更多的纠错机会。
　　另一方面，大量来自网络的新闻信息依然要通过传统的把关方式进行过滤和加工。首先是核实故事的真实性，包括人名等细节。主编Danielle的要求是“百分之百确定”，如果有的细节实在无法确定，也必须在报道中如实写出。其次是大量补充背景资料来完善故事，重新改写。再次是进行多媒体化的处理，让故事的呈现更加生动。如果报道刊出后，发现存在某些差错，那么必须进行更正，并说明出现差错的原因，比如编辑失误、消息来源带来的错误信息。
　　在“Brisbane Times”同时存在两种类型的记者：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在网上“冲浪”的记者，以及习惯到大街上、咖啡馆寻找新闻的记者。如果说对于Amy、Drew这样的数字化新生代记者来说，网络是巨大的、充满魔力的新闻天地，那么对Cameron、Tony这样具有20年以上传统媒体工作经验的老记者来说，他们尽管在努力地适应新媒体节奏，比如一个下午要写完4个故事等，但依然会把50%~70%的时间放在新闻室之外，通过各种渠道拓展线人和消息来源，保持与城市主要机构的良好关系，奔波于新闻发布会与各类活动现场，这些与传统媒体时代并无不同。
　　这也可以从空间视角解释为什么“Brisbane Times”从创办以来就一直坚持把新闻室设在租金最为昂贵的布里斯班市中心，而没有像欧美近年来一些媒体那样将编辑部搬迁到租金相对便宜的市郊以节省成本。③靠近新闻发生地，让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新闻现场，方便记者与线人和各类新闻线索保持密切的、常规的接触，同时，也靠近“Brisbane Times”的主流用户——布里斯班市民阶层。“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就可能看到新闻事件的发生”，即便是在网络时代信息传输可以突破地理界限，但新闻室作为新闻生产的物理空间和象征空间，仍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意义。
　　
四、反思与展望：“卷入度”、行动者和新的编辑室文化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中，惯习具有开放性、能动性和建构性，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它是新闻场域的产物，又寄居在从业者身上，并通过指导新闻实践而不断强化或调整自己的结构”。④因此，在这样一个新闻行业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新闻惯习必然面临如何改造、重构和嵌入数字化新闻生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Brisbane Times”提供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具有转型意义的样本。
　　“Brisbane Times”尽管是一份完全基于互联网的新闻产品，但其管理层和核心编辑记者基本上都是有长期传统媒体工作经验的新闻老兵，他们不愿也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职业惯习，而是将这些惯习带入新媒体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主导、改变、修正新闻生产实践。因此，从旧惯习到新常规，并不是一个断裂或者抛弃的过程，而是持续的、渐进的、充满张力的过程。比如，深度与速度的矛盾，用户生产内容（UGC）与新闻专业要求之间的差距，大量依赖互联网信息作为新闻来源可能导致未来新闻产品“越来越像”从而伤害民主社会至关重要的信息“多样性”（diversity），都导致转型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在此过程中，新常规开始逐渐显现。“卷入度”（involvement）成为一个新的核心概念，并衍生出在地化（localization）、社区（community）、分享（sharing）、参与（participation）、互动（interaction）等相关概念。“即便我们可以毫无难度地了解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新闻，但每个人最关心的可能仍是自己所生活的社区”，主编Danielle坚信全球化时代地方媒体依然有其独特的生存价值。她将“卷入度”总结为两个层面：一是故事，让用户了解自己的社区发生了什么，以及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二是评论，让用户深度参与到对新闻话题的评论、分享、转发等过程中，从而成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已经将第一个层面做到极致的话，那么新媒体时代的突破在于第二个层面，以即时、参与、互动、分享这样一些吸引用户“卷入”的方式，塑造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社区感”，让用户认为报道与自己相关，并感觉到自己在讨论中有存在感。个人不再是信息洪流中孤独的冲浪者，而是 “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中的一个节点（node）。这样一个网络中，没有所谓的中心，每一个节点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行动者，具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既是新闻实践的产物，又反作用于新闻实践。
　　传统的新闻生产研究饱受诟病的一点便是过度强调组织对个人的约束，而忽视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同Michael Schudson所质疑的，按照组织理论的观点，新闻中的个人完全可以被忽略，因为无论他们是谁，来自哪里，都会迅速被机构的价值观和工作常规所“驯化”。⑤然而在新媒体的生产方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某种程度上的编辑室权力下移和分散的趋势。一方面，受众通过参与新闻生产而打破了媒体的话语权垄断，形成更加开放、多元、平等的话语权结构；另一方面，在编辑室内部，记者也拥有了比传统媒体时代更强的自主性和更多的决定权。他们可以独立完成多媒体报道任务，在更大程度上对自己的报道负责，而由于报道数量众多、更新频繁、信息量巨大，主编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对每一篇报道进行把关。这样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变迁非常直观地体现在编辑室的空间布局上。在“Brisbane Times”，所有人都坐在一个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包括总编辑和主编。总编辑Simon称这是费尔法克斯集团旗下媒体共享的编辑室文化，没有明显的层级差别，同时所有人都可以方便地通过聆听编辑室内的交谈来了解正在进行的选题情况。这样的一种权力下移助推了更加平等、开放、透明、扁平化的新闻室结构。■
　　
①张志安、束开荣：《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②Sarah Stonbely.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of the U.S. “Newsroom Studies”and the Media Sociology of Today. Journalism Studies2015(16)No.2259-274.
③Nikki Usher. Newsroom moves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placeand cultural meaning. MediaCulture & Society. 20151-17.
④杨雨丹：《新闻惯习的产生与生产——惯习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1期
⑤Michael Schudson. The Sociology of New Production. MediaCulture and Society1989(11)263-282.
　　
王敏/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重庆市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想动态研究咨政中心研究员，现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访问学者。本文为重庆社科规划项目“移动互联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变革研究”（ 2014YBCB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的融合新闻生产研究”（SWU150914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