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 郑春风
　　随着手机等移动终端的迅速普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相关网络应用的飞速发展，移动传播正在重构着社会政治的空间结构和人们的社会认知与行为逻辑，重塑人们日常生活的境况，并重组人们在传播中的地位与权力结构。移动传播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大规模介入，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情境，并对其中的人、媒介、国家、社会以及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移动传播对人与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改变着传播的结构形态，给新闻传播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与国家面临一个怎样的全新政治环境与政治行动逻辑，传统的受众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网络空间在多大程度上重构了生活空间，处于转型与融合中的传媒业又该如何应对等，都是当下值得关注的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于2016年6月11日举办第四届尚社新闻论坛，将学术关怀聚焦于移动传播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从网络、政治与国家治理，移动、媒介与都市生活以及技术、受众与民主平等三个议题，对移动传播中的媒介、人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移动传播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
　　移动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规模介入，使国家政治生态结构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社会民众政治行为的逻辑及其能力、政府的自身治理、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等等，越来越多地受到移动互联网的影响。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卢家银聚焦青年群体的网络政治抗议行为。他运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对国内15所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量化分析，全面分析了社交媒体和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群体政治抗议行为的影响。他的研究发现，微信新闻使用和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微博新闻使用对青年人群的政治抗议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其中，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最大，影响力远远超过微信、微博和传统的线上线下媒体。同时，他进一步研究指出，政府网络管控对青年的政治抗议表现出削弱作用，但并不能完全减弱社交媒体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在政府管控的环境中，微信新闻使用仍然促进了青年的政治抗议行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祥辉以2013年改版后的中纪委网站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去科层化”这一核心理念，并探讨了“去科层化”结构功能在中纪委网站中的作用机制原理。他研究指出，中纪委网站一方面实现了下情上达的“去科层化”，即为网民参与反腐提供了便捷的举报通道，使普通民众的声音能够直通纪委高层；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上情下达的“去科层化”，中纪委的信息发布也直达民众，克服了上情下达与下情上达中的阻隔和传播失灵；同时，中纪委网站也实现了横向传播中的“去科层化”，可以依托网站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受制于其他部门。他的研究可以发现，中纪委网站实质上已成为一个集社会监督与行政监督于一体的新媒体平台。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王宁川立足电子民主参与的文化语境，以社交媒体为研究对象，对社交媒体自身蕴含的信息自由与国家安全，政府管制与自由意志等悖论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社交媒体在社会政治运作结构中，存在一种“反公共式（counter-publics）”电子民主的倾向，也具有一种将普通网民引导向“电子暴民（digital mob）”，甚至是“无知的暴乱者（idiotic rioters）”的潜在破坏力量。他同时指出，社交媒体并非网络空间自然状态下诞生的产物，而是牵扯到多种权利与力量之间的多重博弈，过度崇尚网络自由意志，忽视用户情感、政治动机等因素在社交沟通中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电子乌托邦主义。因此，就目前的网络环境而言，尽管各类社交媒体在技术上发展良好，但憧憬“电子民主”时代的到来似乎还为时尚早。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润将移动互联网放置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分析了互联网技术与治理兴起的内在关联，以及互联网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他首先指出，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国家治理需要互联网技术的协作，实现国家治理与互联网政治实践的共谋。其次，王润通过引介卡尔·科恩的“民主的尺度”三个维度理论框架，对网络民主的量与质，及其结构性限制展开了深入分析。最后，他认为需要将国家治理中移动互联网的作用与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结合起来，客观全面地认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院周书环关注和探讨了互联网时代淫秽治理的问题。她通过对历史文献和典型判例研究分析指出，美国三种规制淫秽的物理世界社区标准都不能适用于对互联网淫秽的规制，无法成为规制美国互联网淫秽的社区标准。她梳理了美国法院认定淫秽的三种标准（Hickin标准、Roth标准、Miller标准）历史演变过程，并着重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Miller标准展开了分析。周书环认为，由于虚拟社区和物理社区存在着本质区别，如虚拟社区登陆者可以匿名，塑造任何身份，更易产生身份的不确定性，以及陪审团判定虚拟社区标准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使得虚拟社区无法成为社区标准。因此，她提醒，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淫秽材料的接受程度的趋同化，我们需要重新审视Miller标准中淫秽的定义，重新思考这一定义是否还能够用于规制当下互联网淫秽案件。
　　美国的Doug Young（阳歌）结合自身从事的财经专栏工作探索了新媒体专栏的最新趋势。他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在英语世界还是在中国，传播的渠道呈现爆发状态，由此引发了是做平台运营还是做内容制作商的抉择问题。他对互联网环境中媒体及媒体人如何盈利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并分别探讨了稿费/点击费、广告、软文以及读者服务四种盈利渠道。但他对互联网时代媒体及媒体人的生存问题，却保持着一种相对谨慎，甚至是一种偏向消极的态度。
　　
移动传播在社会日常生活情景中的角色与影响
　　移动互联网已深深嵌入到当前人们日常社会生活情境之中，建构着人们之间沟通的整体方式，以及人们对生活世界的认知和对地方与身份的认同。可以说，移动互联网已成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
　　上海社科院新闻所董倩对生活风格报道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梳理和研究。她首先区分了生活方式”（ways of life）与“生活风格”（lifestyle）的内在差异，指出生活风格是一种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她同时尝试对生活风格报道进行了定义，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新闻领域：主要关注作为个体消费者的受众，常常以娱乐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与日常生活中可用的物品与服务有关的实际信息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董倩从微信公众号的传播特性入手，对作为互联网时代生活风格报道典型代表的生活时尚类微信公众号如何建构“生活风格社群”与形塑新型的时空关系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她认为，微信公众号类似于一个闭环传播机制，同时也是一个新媒体崛起全球化时代的新型“地方”。在这个“地方”中，其内容呈现出从“钟表时间”返回“自然时间”的趋势，而同时一种“微信时间”的体验也正在兴起。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敏采用“阐释社群”的理论框架，以2015年底多家媒体推出的年度新闻评论评选及其颁奖辞、评论策划，以及部分知名评论员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撰写的年终总结等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对评论员群体在“热点时刻”的阐释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建构身份认同，以及在新媒体语境之下重构评论的专业标准、社会功能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她研究发现，在阐释评论空间与言论表达之间的矛盾时，评论员大都抱怨言论环境对评论写作的逼仄影响，相应的，媒体的评论奖项会特别褒扬那些突破话语禁区的文章；同时，评论员群体主要从时效、专业、表达、功能四个维度来建构新媒体平台上的评论标准；此外，因为言论尺度而导致的传统媒体机构评论员与自媒体评论员的差异，与因为媒体机构性质而导致的党媒评论员与市场化媒体评论员的差异，影响着评论员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构建。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李美慧采用都市人类学和网络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上海地区的都市快递员及其使用微信的情况作为研究切入口，探讨了快递员这一移民群体在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使用上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她主要关注微信的使用为这一移民群体建构了一种怎样的日常交往机制，这一交往机制是否有助于推动其市民化的进程，微信在他们参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基于微信的日常交往建构了一种怎样的地方感，都市快递员对上海/上海人有着何种想象，从移民治理的角度看，还有哪些传播和交往机制能够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等问题。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张昱辰以上海D旅行社团为研究对象，分析和阐释城市徒步在当代城市中的意义，以及“传播”在其中展现的重要作用。在他的研究中，城市徒步是一项具有浓厚反叛意义与文化政治色彩的都市行为。一是设计者通过传播城市徒步的独特价值，开启了城市徒步的意义，构成了对大众旅游的反叛。二是通过对城市徒步路线的选择与传播，城市中的特定地点被转化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城市景观，构成了对国家推动的主流城市意象之反叛。三是城市徒步的参与者在城市实体空间中移动、观光的同时，试图在短暂的时空里重构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对城市“无地方性”的反叛。而这些反叛同时蕴含着一种重构与新生，人们在城市空间中进行创造性的生产，通过城市徒步这种“对家园的朝圣”，演绎着独特的文化政治：城市徒步者们通过将街道、建筑以及意义衔接在一起，从城市的管制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地方感，从而寻求着重塑地方认同的可能性。
　　
关于移动传播中受众的行为与权力结构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赋予了受众在传播时间、空间控制、内容接触、使用、解读等方面极大的自主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与结构中的行为逻辑以及权利和地位状态。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曾一果以数字新媒介环境下人们的观剧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了新媒介环境中人们观剧行为模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他认为，数字新媒介重构了电视剧的传授关系。对电视剧而言，多媒介和跨媒介播放平台改变了电视剧的传统播放机制，以青年群体为主的新兴观众借助新浪微博、弹幕视频网站等新兴社交媒介空间和平台，通过集体狂欢等颠覆性的行为，反叛了传统的以家庭电视为中心的话语霸权，颠覆了观众与电视剧之间的传统关系，并以此试图确立受众观看和阅读电视剧的主体地位。不过他同时也指出，目前微博、微信朋友圈、弹幕视频网站和百度贴吧等新媒介空间主要功能只是观众集体狂欢、宣泄个人情绪等的平台，并未能真正成为代表公共舆论的“新型知识社区”和“公共交往空间”，有时甚至沦为民粹化的场所。同时，传统的媒体制作者和权力机构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话语垄断地位，围绕宰制与反宰制、支配与反支配所发生的斗争并没有轻易结束。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何睿在网络知识沟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探讨了我国互联网语境下网络健康信息寻求行为的表现，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她认为，我国的网络健康信息寻求行为将越来越普及，而且社交网络健康信息的使用对强化患者们的社会协作和社会联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国网络健康信息存在普遍的信任问题。她还发现，自我报告健康状况较好的人群更频繁地接触网络健康信息，然而却较少搜寻特定医疗服务人员的信息。同时，研究也验证了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健康状况变量在预测网络健康信息获取行为中的重要性，说明使用互联网寻求健康信息的人群通常是较年轻的、已婚、收入较高、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上、健康状况较好、来自城市的居民。缩小这一技术鸿沟需要来自政府、公共和私人的共同力量。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刘阳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大教育中的自学制度，其中集中关注了新平等政治与新技术的民主实践等相关问题。刘阳认为，自学制的兴起基于国家与个人在“增加教育机会”这个问题上达成的一致，而其形成的机制则是“国家-个人”意向通过一种不对称的“侧面相嵌”，即“侧嵌”的方式接合而实现的。刘阳进一步指出，个人办学制当中个人与国家意向在根本的方向上是不一致的，这不一致性使侧嵌接合机制内部产生了裂痕，进而使整套机制都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也从根本上造成了自学制在新平等政治与新发展主义语境中的衰落。刘阳还探讨了自学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单位庇护”与“技术福利”两种模式。他认为，由于广播-电视这一技术在个人经济资本动员方面的低效，个人方面资本化尝试的部分失败，从而就催生了个人自学制中教育庇护的再单位化；而广播-电视技术在“广播课”的教学方式具有的高效动员方面效应，同样催生了个人自学制的技术福利模式。但是正如刘阳研究指出的那样，由于“单位庇护”与“技术福利”两种模式与邓时代“效率优先”的新平等政治与新发展主义原则相背，导致自学制侧嵌结合机制的断裂，自学制由此也就走向了衰落。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夏德元集中关注了互联网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立足“传播的人”的研究视角，对“当代人类这种时时生活在各处又从不生活在某处的矛盾状态”进行了反省与批判性的思考。他指出，现代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大规模普及，以及对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全面介入，使人的传播生存桎梏逐渐打破，其生存状态日益接近于无所不在，亦即泛在——人的全息本体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分身或镜像，似乎可以全时存在于全网络。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人似乎总是“生活在别处”，反而很少全身心沉浸于当下现场，这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大面积的“在场缺席”的社会景观。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禹卫华从大众传播的中心模式入手，对比了工业化时代的媒体传播和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以及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禹卫华指出，媒体传播的中心模式是与工业化时代的信息传播模式，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媒体传播的中心模式依存的社会化分工影响力下降，社交网络代替了传统的大型设备成为信息扩散的依托，整个传播学研究进入了转型的窗口期。他进一步指出，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传播学五大研究领域中，受众与渠道的变化最大，面临研究重构，社群进入传播核心范畴。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学的研究需要引入更多的理论与方法以应对新的信息传播格局。虽然，社交模式与中心模式将在一定时间里并存，但整体趋势是社交模式正在日益成为研究重点。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赵曙光运用互联网大数据采集与分析的方法，对新闻客户端的用户行为进行了量化研究，并建构起了评价新闻媒体健康度的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包括7项二级指标、30项三级指标。其中7项二级指标包括：覆盖、公信力、产品体验、内容影响力、思想性、事件传播影响力以及品牌口碑。赵曙光研究指出：（一）新闻客户端用户竞争激烈，腾讯新闻的平台优势凸显；（二）从媒体覆盖层面看，新闻客户端需深耕服务差异化，提升市场竞争力；（三）从媒体公信力层面看，阶段性品牌定位对媒体公信力有显著影响；（四）就产品体验而言，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是产品体验的重点；（五）对于内容影响力，深度、独家、注册用户情绪是增加媒体内容影响力的关键；（六）用户参与和转发分享是影响事件传播影响力的主要因素；（七）健康的新闻客户端更能引导用户理性思考；（八）增加满意度是提升品牌口碑的基础。■
　　
　　
吕鹏 郑春风/吕鹏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春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