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 潘玉
一、中国舆论史研究缘起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舆论事关政权安危，凝聚社会共识，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政治传统与文化传承的影响下，我国较西方社会更加重视对舆论的监测与疏导。①网络时代舆论更加多元复杂，科学有效地进行舆论表达与引导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意义重大。当前，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场域的融合共同建构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场，使舆论作为一门显学，受到当前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随着网络舆论的兴起，更引发对舆论研究与讨论的高潮。但从舆论研究现状看，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的舆论事件的分析与规律总结，研究“内卷化”现象凸显。在舆论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方面，并未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这与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地位并不相称。相关研究对于舆论内涵的理解存在诸多争议，缺少对于舆论所处社会历史情境的深入探究。随着媒介技术的日益完善，需要从舆论内涵溯源出发，分析舆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找寻舆论鲜明的时代特点，进而观照当今舆论实践，因此舆论的历史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舆论史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早在1936年，林语堂先生发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成为至今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舆论史”专著，开了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先河。迄今为止80年的研究过程中，相关研究著作虽有一定数量，但专门的舆论史研究仍十分有限。研究议题相对分散，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与完整的研究体系。相比政府对舆论重视程度之高，舆论影响社会之深，却没有形成中国舆论学的研究体系，原因在于当前学界与业界更加重视舆论的引导与调控，舆论研究的经验性、实用性较强，理论性、前瞻性较为薄弱。②当前，中国舆论史研究仍是一项开创性、不断探索新领域的工作，其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与提升。
　　舆论史研究作为舆论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础，对于舆论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研究视野与范畴与新闻史、政治史等研究有何联系与区别？舆论史研究存在哪些问题？怎样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路径如何？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如何建立？一系列问题引发学者的思考与讨论。本文尝试从舆论的概念溯源、舆论史研究视角范畴、方法路径、内容范式等方面，对中国舆论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探索构建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的舆论学学科体系。
　　
二、明晰中国舆论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何为舆论及舆论的主体？
　　“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有之，伴随着历史与社会语境的变迁，其内涵与外延均发生相应的延伸与转变。虽然每个时代的舆论不同，但舆论的内核却相对稳定一致，在长期的历史沉淀过程中形成了舆论深层的文化内涵。因而，舆论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是明晰舆论的基本内涵，明确什么是舆论、什么不是舆论这一问题③。通过厘清舆论的缘起，对不同时代舆论的基本内核应该形成一致性的理解与认识。
　　目前学界对于舆论概念的界定有诸多表述，多以西方舆论（public opinion）的内涵为基础而形成。但就我国舆论发展情况看，诸如古代清议、公议、民意等古代“舆论”的内涵与当前舆论概念的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别。概念的差异化表述导致对不同时代舆论史的研究层面不同，很难对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统一的研究逻辑。舆论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应从古代“舆论”的兴起着手，梳理“舆论”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其内涵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进而厘清舆论内涵的发展脉络。④
　　古代“舆”字原意为“车、轿”，后引申为“众”，含义为底层民众。“舆论”即“舆人之论”，用来表示公众（底层百姓）的意见、言论。此时的“舆论”指的是社会中存在的多种意见，呈现出分散性与碎片性，因而在传播范围与影响力方面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思想对于近现代舆论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报刊等新型媒介的兴起也使得舆论的传播范围与延续性得到极大的提升。这一时期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作为“理论学说”的舆论、作为“价值观念”的舆论以及“新闻时评”的“舆论”。⑤其中知识精英作为舆论传播的主体，他们在西方学术理论的学习与自身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舆论内涵。他们将媒介作为发表言论、干预社会生活、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舞台，在实现社会新思想的传播和重构的过程中，紧握现代报业这个强大的社会舆论武器，将报刊作为知识分子的立言空间。⑥此时舆论内涵更多地强调了舆论主体的多数性以及意见的集合性和一致性。新中国成立以来，舆论内涵从“阶级舆论”向“社会舆论”转变，舆论的公共性特征逐步凸显。在话语表述方面，形成“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⑦等变化，体现出舆论的言说者由政府单向宣传向多元主体众声喧哗转向，促进舆论共识的达成。⑧
　　从上述舆论内涵变迁的梳理中可以看出，舆论的主体具有多元特质，因而舆论的主体界定是舆论概念产生分歧的焦点之一。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舆论”即公众的言论。当前多数学者将舆论的主体表述为“公众”，⑨并明确排除政府、团体组织、大众媒体与意见领袖等作为舆论主体的地位。相关研究对“公众”内涵的理解又存在诸多差异，导致了舆论史的研究主体模糊不清，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知。同时对舆论主体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相关表述过于抽象化，使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⑩在现实的舆论实践中，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舆论，其意见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表达等问题是很难测量与评估的，这也造成了舆论史主体研究的困难。
　　综上所述，舆论是多数人对某一对象的共同关注，并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集合。其内涵不仅代表公众的意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不同言说群体都可以成为舆论的主体。舆论史研究应将舆论内涵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境，追踪舆论的言说群体以及舆论的传播特征。历史发展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决定了研究应以何种层面来看待舆论的内涵，建构舆论某种规范性、一致性的意义结构成为明晰舆论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11]成为舆论史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舆论自身观念变迁的研究追溯舆论何以存在的本质意义，有助于厘清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
　　
三、跨学科视野下体现舆论史研究的自主性：历史的舆论？舆论的历史？
　　舆论研究最初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此后传播媒介对舆论的生成与表达的影响愈发凸显，因而逐渐受到新闻传播领域的关注与讨论。舆论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多以新闻传播学理论为指导，如舆论监督与引导、两级传播、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由此，舆论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与新闻传播学相关联。从已有研究成果看，舆论史研究多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将媒介置于宏观的舆论环境中，体现媒介在舆论表达中的作用及其效果。同时相关研究也已形成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融合的趋势，反映出舆论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活、法律制度、社会动态、文化道德等因素的联系。但从研究内容上看，均从各自学科研究体系展开，并未形成关于舆论史研究的专业特色。相关研究多基于某一特定时期的舆论事件与社会现象来进行分析与总结，仅展示出舆论发展中的一个侧面，造成中国舆论史研究虽有部分成果但研究视野相对狭窄，在舆论的核心重点问题的讨论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由此，舆论史研究应置于更广阔的研究范畴之中，既要将舆论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同时更应注重对舆论本身的运作规律与传播特点的探讨，呈现出我国舆论发展的全貌。
　　（一）拓展舆论史研究范畴，关注对古代舆论史与当代舆论史的研究
　　就当前中国舆论史研究成果来看，研究时间分布多集中在近代新型媒介出现之后，分析近现代舆论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舆论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自古就已存在。中国舆论史应当扩展研究视野，其研究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新闻媒体出现后的舆论，还应包括自古至今的舆论历史。[12]先秦歌谣作为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舆论形态，开创了这一时期“歌舆”传统。通过音乐艺术的非政治性表达实现政治性的运用，发挥其政治沟通、教化、动员的功能，并最终实现政治的博弈与舆论的操控。[13]百家争鸣时代，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与舆论政策催生出这一时期丰富的舆论活动与舆论形态，它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形成与争鸣有着重要作用。唐代杂报、露布、飞语、飞书等特殊舆论形态的产生与传播，呈现出唐代政治兴衰、社会动态与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又如关于古代天象的表述与传播、政治运动中的谣言传播等现象或事件都可以作为独特的舆论形态，为古代舆论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与路径。古代舆论史研究可以通过对这些鲜活而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舆论事件或舆论现象的再现，分析古代舆论何以生成、其诱导因素如何以及统治阶级如何对舆论进行调控等，挖掘古代舆论治理与引导的线索。
　　而在当代舆论史研究方面，中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使得历史研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进而在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对历史做出重新认识与评价。目前学界对于当代舆论史研究成果相对匮乏，但所谓离得近，看得更细，[14]当代舆论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作为时代关键词，舆论相应地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舆论监督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社会特征，以影像传播为特征电视的发展使得舆论监督效果极大凸显，对于我国民主意识、法制进程、监督体制以及媒体改革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与影响。[15]由此，当代舆论史研究应以问题为研究导向，采用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等研究方法从小处切入。以口述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尽可能挖掘研究资料，通过事件亲历者的讲述将问题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中，体现舆论史研究的本质。同时，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扩展研究视野，从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对比研究。
　　（二）注重舆论本体史的研究，体现对舆论历史的独特理解
　　舆论史研究既是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又带有历史学的属性。因而舆论史研究必然与新闻传播史、历史学有着相应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等同于新闻传播史、历史学的研究，舆论史研究应该建立独立的研究体例与逻辑脉络。新闻史研究更多地关注到新闻生产的内部要素，从新闻生产的技术、组织、制度、业务等方面进行分析。舆论史的研究则应将舆论作为社会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舆论本体的内在关系，也探究舆论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等。不仅注重舆论本体的多重内涵，而且注重舆论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多重关联。因此，舆论史研究不仅仅是新闻史、政治史、革命史等研究的再现，而有其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16]舆论史研究应关注到对于舆论本体史的研究，增强研究的自主性。只有把中国舆论史本身的主体性和内在的历史实实在在地写出来，才能形成关于舆论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其他政治史或革命史等历史研究的附属品。[17]从学科自身发展看，舆论史研究应体现外在理路与内在理路两个基本研究取向。既要关注不同时期舆论外部环境的研究，还需要厘清舆论自身的逻辑与发展脉络，既要深入探究舆论是如何生成、传播与消费的，还涉及舆论的主体及其传播的载体等方面，体现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自主性，建构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范式。[18]章清教授指出，舆论史研究并不是历史中的舆论研究而是舆论的历史研究，其核心问题在于舆论。中国舆论史研究应该从舆论自身的组成要素出发，分析这些要素在不同时代下的显著特征，并将每个时间阶段中舆论的显著变化特征突显出来，呈现出这一时代舆论鲜明的变化特征。[19]
　　
四、以史为据，突显舆论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探究舆论的构成要素？
　　目前，舆论史研究结合了新闻传播学和史学研究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多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研究多选取某一历史节点，针对某一社会事件或社会运动、某一种或几种媒介、某一特定群体为研究对象，结合考据史、解释史、分析比较、社会史等史学研究方法分析与阐述这一历史时期舆论的主客观条件与历史环境，呈现出舆论的某一侧面，但对于舆论本身构成要素与自身发展脉络问题的研究十分有限。
　　舆论史研究首先应该注重对于研究史料的挖掘，通过对史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在此基础上对资料进行理论逻辑上的综合分析，进而客观全面地还原舆论发展的历史面貌。任何一个历史研究都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怎样看清历史事件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20]学术史的内涵已经先天性地决定研究不能以臆念和二手资料拼装，[21]在充分掌握和分析史料证据之前，不能盲目地得出研究的结论。舆论史研究应注重对于史料的搜集与论证，以时间发展脉络为经，以舆论构成要素的特征为纬，通过纵横两个维度展现出舆论自身发展的历史。
　　学者黄旦曾指出，“就学术本身而言，只有问题，没有学科泾渭分明的必要”。[22]中国舆论史研究应以舆论的核心重要问题为导向，从舆论构成要素着手，注重分析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形式与内容、舆论传播的手段、舆论的观念、舆论调控机制等舆论的几个要素在社会诸多因素中所出的显著特征，及其与所处历史社会情境的深层互动关系，体现不同时期舆论发展的独特性。从舆论的内因与外因、时间与空间等多个维度面向探究中国舆论发展的历史表征。
　　其次，注重探究媒介技术与舆论生成与表达的关系与影响。舆论与媒介技术的演进关系密切，媒介不仅可以记录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状态，呈现舆论表达的内容，而且能够引导、组织与动员舆论，并由此形成强大的舆论思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与行动，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传播媒介是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手段与渠道，从媒介技术的变迁过程分析舆论的发展脉络成为舆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路径。
　　已有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近代新型媒介的兴起，分析报刊等媒介与近代舆论形成与发展的关系。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新型传播媒介扩大了舆论的影响力，成为近代舆论生成与传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而，新型传播媒介主导舆论的形成与传播。首先，舆论的传播主要借助轮船、铁路、邮政等新型传播工具，其背后代表着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其次，信息生产与传播也借助于电话、电报、广播等新的传播媒介技术。同时新型媒介的出现导致舆论生产主体的转变，进而带来表达方式的转型。[23]中国舆论史的研究将舆论与媒介联系起来，体现出媒介与舆论发展的互动关系。
　　媒介技术的演变制造了不同时代的主流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五四时期的杂志、上世纪30~40年代的广播、80~90年代的电视以及21世纪的互联网等。舆论史研究可从媒介的历史演变中体现媒介与舆论发展的互动关系，具体涉及媒介对舆论所形成的言论空间、舆论呈现形态、舆论参与主体、舆论呈现议题、舆论所发挥的社会影响等所产生的影响与转变，进而体现媒介、舆论与社会形成相互叠加的互动作用。因而，研究舆论史要注意研究媒介技术的演进，媒介不仅是舆论表达的载体，而且可以决定舆论表达的内容。一方面舆论通过媒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媒介对舆论产生建构作用。[24]通过研究媒介技术的演进过程，分析不同时代背景舆论是通过怎样的技术来形成的，又是如何进行传播、由谁传播，以及传播的效果如何等，体现不同时代舆论的变化特征，进而从舆论发展脉络中挖掘社会制度与政策的形成与转变。
　　同时，舆论史研究也要善于运用叙事史的研究方法，从历史脉络中找寻应展现历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在舆论史的研究中应深入分析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事件、媒介、角色当中，用具体的个案来分析舆论鲜活的历史发展。在丰富生动的史料中呈现出舆论史研究的专业特色。[25]
　　
五、结语
　　舆论史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与诸多学科领域均有一定联系。李金铨教授曾提出：“我们应该汲取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接通区域的经验意义，对话沟通。唯有不卑不亢，对具体的经验现象提出原创的解释，既照顾理论的普遍性，又充分豁显文化的特殊性，在各层次展现同中有异和异中有同，最后才能向支配的结构争鸣。” [26]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舆论在不同历史情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舆论史研究不仅应建立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对话与沟通，更应强调建构中国舆论史研究的主体性，研究路径的专业性。舆论史研究应体现舆论的主体意识，呈现出舆论学鲜明的学科专业特点，进而反映出对中国舆论史的独特理解。■
　　
注释：
①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研究委员会会长谢耘耕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②[16]摘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③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④摘自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谢清果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⑤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⑥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知识分子研究》，载于《20世纪知识分子史论》 第432页，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⑦樊亚平、刘静：《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⑧摘自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⑨见于孟小平：《揭示公共关系的奥秘——舆论学》第36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版；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第1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25]摘自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杨扬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1]摘自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唐海江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2]侯东阳：《中国舆论史研究视野的拓展》，《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
[13]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4]王润泽：《离得近，看得细，多研究些问题——中国当代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建议》，《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15][24]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7][18]摘自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9][23]摘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章清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20]卓南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1]李彬：《承前方启后 继往始开来——试论开展新闻学术史的研究》，《新闻大学》1997年夏季号
[22]黄旦、赵建国：《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跨学科与多维度——黄旦教授访谈》，《甘肃社会科学》2009第1期
[26]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台湾）1992年第10期
　　
陈虹 潘玉/陈虹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玉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