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
■陆学莉
【本文提要】本文基于叙事学视角,对反转新闻在人物模型及议题设置的特点进行梳理,并在偏向与倒逼两相悖论层面,展开其传播效果的反思。
【关键词】反转新闻 叙事框架 传播效果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反转新闻给我们的舆论场带来较强的冲击,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所谓反转新闻,可以概括为新闻报道从真到假再到真,或由先从假再到真的传播过程,舆论表征也经历了由矛头指向一方转向另一方的变化态势。
2016年4月21日,笔者在中国知网(期刊)上输入关键词“反转新闻”,共搜得118篇文章。从发表时间来看,多集中在近两年,且以2015年为最多。从研究范围来看,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反转新闻的成因;二是反转新闻的消极影响;三是反思传媒行业责任缺失;四是探究舆情反转的态势。可以说,反转新闻是新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多从新闻实务层面展开,在深度和广度上仍需推进。
本文以近三年新华网、凤凰网、人民网(新华湖北网《2013年我们围观过的反转剧》,凤凰河南网《2014九大新闻反转剧》,人民网《2015十大新闻反转剧,剧情不要太跌宕……》)所列举的29篇影响较大的反转新闻为样本,探究其传播机制和影响。
一、“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
在叙事学视域下,媒体在对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要搭建新闻框架,正如李希光所言:“新闻框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无时无刻不在幕后管制着新闻。” ①综观29篇反转新闻,发现不同文本背后有一套模式嵌在其中,即不一样的人物、事件背后有类似议题建构、人物原型、话语设置和语境设置。现将2013~2015年“反转新闻”的人物形象、主题建模列表如下:
(一)“反转新闻”的议题建构
按议题规制,议题设置呈现三层建构模型,即表层现实+中观焦虑+深层主题。表层现实是显现表征,指事件直接涉及的领域;中观焦虑是隐性表征,指事件背后承载的社会问题或社会困惑,通常是社会矛盾的集中,我们又称为中观焦点;深层主题是升华表征,透过现象看本质,当问题抽象到本质层面,易触发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三层建构模型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态势,表层现实和深层主题相对集中,中端焦虑的主题较为分散。其中表层现实涉及社会民生领域的最多,共14件,占45%;深层主题主要升华到道德主题,共17件,占59%。中观焦虑可以归结为老人该不该扶、强行旅游消费、民众素养、医患关系、教育不公、法律不均、特权、官本位等社会问题,这显示出叙事触击社会问题的全面性、广泛性和深刻性,也反映出“反转新闻”易于形成公共事件的内在原因。
(二)“反转新闻”的人物模型
依据人物模型规制,新闻人物可归结为五种类型,分别为悲情形象、恶俗形象、普通形象、特权形象、英雄形象等。除普通形象的情感色彩较淡之外,其余均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其中以悲情形象和恶俗形象为多,所占比例分别为34%和38%。悲情形象角色定位是弱者、受害者、失败者,恶俗形象角色定位是猥琐者、迫害者、跋扈者。与普通新闻相比,反转新闻有着不同的叙事逻辑,更加突出情感在事件进程的推动力量。
在人物模型上,也有一定共同性,即呈现二元对立模式。人物形象或始于恶俗形象终于悲情形象,比如2013年新闻“外国小伙扶起大妈反遭讹诈”;或始于英雄形象终于普通形象,如2015年反转新闻“大学生落水身亡”;或始于特权形象终于恶俗形象,比如2014年反转新闻“厦大校长‘特权食堂’”,或始于恶俗形象终于普通形象,如2013年反转新闻“济南市民哄抢菊花”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物模型上的巨大反差是舆情反转的内在机制。
(三)“反转新闻”的话语设置
首先,短、平、快的话语设置趋势明显。适应民众碎片化、浅阅读的习惯方式,反转新闻“图像大于概念,感觉高于意义,直接的知识快餐模式替代了间接知识的反复推敲”。②以“标签化”话语构建方式来说明短、平、快用语特点,如2015年“中国老人在日本碰瓷”一事,可以说是跨国界媒体合作之作。日本媒体和中国媒体都是以“碰瓷”为标签制造新闻。再如2015年“男子开房就被抓,到底谁是影帝”一事,《杭州日报》凭借“影帝”一词,鼓噪该事件的舆情态势上下波动。
其次,融合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动画等不同的媒介形态,追求“形象的还原+立体的呈现”。③比如2015年“女子被恶犬咬伤”一事,无论前期“见义勇为救女童”的虚假事实,还是后期“被自家狗咬伤”的事实真相,均有相关配图,融合性的传播手段确实高明误导受众难辨真假。
再次,具有“煽情”的叙事倾向。就整体类型化而言,五种定型化社会角色背后承载着固化情感力量,诸如以悲情人物和恶俗人物为多的设置倾向,营造或恶或善的情感氛围。就单件反转新闻事件而言,前后二元对立人物对比,或是始于恶俗形象终于普通形象等等,强烈的对比易于形成情感张力。这些叙事逻辑都是为了凸显情感的重要作用,反映出新闻生产者深谙“网络同传统媒体相比,有着不同的叙事逻辑。网络上,情感是一种促进事件进程的推动力量”这一特点。④
(四)“反转新闻”的语境设置
采用强调和屏蔽的方式,“先入为主”把控价值语境的倾向。如2014年反转新闻“湖南产妇死亡事件”,媒体早期报道只强调“医护人员全体失踪”,忽视患者家属存在的过激行为,忽视缺乏专业知识及深入调查过程,更忽视了对“羊水栓塞”凶险的医学解释等,⑤因此才有网民批评:“产妇之死事件的‘星星之火’为何‘燎原’,正是媒体浇的油。”
其次,采用虚构和叠加的方式,重构新闻“真相”。以2015年“大学生孟瑞鹏救人牺牲一事”为例,2月22日《大河报》最先报道,后经@人民日报、@头条新闻、@环球时报等媒体微博争相转发,让网友惋惜“英雄早逝”。没想到,央广网于2月28日发出报道:否认孟瑞鹏是因救人身亡,而是掉到水里溺亡的。在报道中虚构和叠加三个“确凿”的细节,致使孟瑞鹏救人的事实发生反转,舆情也随之反转且难于缓解。事后证明,三个细节均是新闻叙事人杜撰的。
再次,利用多媒体传播平台,融合多元化的传播语境。随着市场竞争和技术革新越发激烈,当今的传播语境不再是广播、电视、报纸三足鼎立的天下,而是传统媒体、自媒体、网络媒体等共存合作的天下。从形成到终结,新旧媒体共同参与并推进反转新闻的传播演变。以 2015年“成都男子暴打女司机”为例,先由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以视频形式疯传,舆论矛头全是谴责男司机行为暴虐;当四川新闻网公布“被殴打的女司机曾两次突然变道险造成事故”视频,舆情随之反转,舆论矛头全部指向女司机,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日报》《环球日报》《青年日报》等多家传统媒体跟进报道、转载或评论。
“一切形式的传播媒介都在一个不断扩大的、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以内共同相处和共同演进。” ⑥反转新闻的叙事框架就是进行选择的过程。反转新闻在人物模型、议题设置上直面现实,通过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手段,进行真相呈现、情感倾向及话语语境的建构,叙事的基本逻辑体现出适应现阶段传播环境的现实需求。
二、偏向与倒逼:“反转新闻”的传播影响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人们过度依赖网络媒体,同时又无法保证海量信息的可信度。传播偏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于偏向与倒逼两相悖论层面,反思“反转新闻”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一个缓解或者降低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所谓偏向,指新闻报道偏离新闻真实的基本规律,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谓倒逼,是“迫使”“反推”等词的升级版,“偏向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和那样的偏向”,⑦虽是一种被动行为,但有积极的传播价值。
(一)基于媒体公信力严重受损,反思“事实真相”呈现更为复杂
新闻的力量源于报道真实。“反转新闻”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指向媒体公信力,对于新媒体而言,使自身公信力缺乏的劣势雪上加霜;对于传统媒体,使自身公信力较强的优势严重受损。
任何新现象的出现都有其产生的合适土壤,那么“反转新闻”产生于何样的传播环境?有学者提出“泛众传播”的概念:“这是一种以泛在网络为基础的、面对所有人提供的个性化传播,是多对多和一对一同时发生的传播,它既‘有众’又‘无众’,既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也是一对一的传播。” ⑧在此背景之下,“‘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但它的实现情形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实真相的显现更为复杂” ⑨。
“在社交化媒体时代,不确定性和质疑是真相的唯一表现形式……事实真相在不同偏见的人群中被重新建构”。⑩调查显示,网民对60%以上的网络信息持怀疑态度,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仅40%左右。[11]新媒体自身所暴露出的缺乏严谨性、深刻性、权威性等致命弱点,需要传统媒体给予纠正和改变。然而,面对新媒体的强势挑战,传统媒体非但没有展示自身公信力的优势,相反出现社交媒体和新媒体裹挟传统媒体的苗头。
技术革命让新闻事业的传播速度、渠道更加便捷,新闻与生俱来的两大特点“真实”和“新鲜”之间的矛盾明显加剧,“先在网络抢发,第二天纸媒跟进”成为媒体抢发快讯的惯用手法,新旧媒体是“反转新闻”的主犯或者帮凶。新闻追求时效不是错,但是为了抢头条,严重背离或者丢弃新闻真实的专业精神,罔顾事实,虚构或者制造新闻,或者截取网络上只言片语等行为,会酿成难以挽回的错误。
戈公振曾说,新闻之变不外求诸适应社会。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有些东西可以适应新的环境做与时俱进的变化,有些东西则是不能变的。如何应对“事实真相”更为复杂所带来的挑战,如何化解新鲜与真实之间的错位发展?坚守“新闻真实”固然重要,但“新闻真实”的升级换代更显重要。
首先,认识升级换代的新语境。在“人人都是新闻人”的时代,每个个体都是“事实真相”显现过程的参与者、阐释者和监督者。媒体技术发展,传播格局的变化;职业与业余、传者与受众边界正在模糊化;新闻法制的缺失,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此新的语境之下,揭示新闻真相不仅是行业性的专业精神,也应该是参与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个体普遍遵守的交往信条和基本精神。
其次,坚守升级换代的底线。真实与时效同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但在层次的建构上,真实是新闻的第一本质。“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经历了数百万年,人类传播手段日趋丰富、复杂,但新闻的真实、迅速的特点并没有改变,改变的仅仅是人们对新闻真实、迅速要求的程度不同而已。” [12]尽管当下事实真相的显现更为复杂,但新闻真实仍然是新旧媒体坚守的底线。
再次,重构升级换代的新路径。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们迅速有效地理解”,[13]更需在扮演“解释者”角色方面提高能力。[14]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则要增强主动性和包容性,在内化新闻真实的职业操守的同时,更需要了解网络的运作方式,跟踪网络热点,不能仅关心“什么是热帖”,而应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是热帖?”“有效加工的大规模数据可揭示更大范围内的或更接近事实的情状。” [15]切不可或出于无知,或跟风炒作。
总之,在新的语境和技术层面之下,新闻真实的发展体现变与不变的特点。不变的是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变化的是每个个体都是新闻真实的参与者、阐释者和监督者。
(二)基于利益团体的矛盾冲突,倒逼公民集体认同感的建构
利益团体的矛盾冲突包括直接利益冲突和“无直接利益冲突” [16]两种方式。前者指利益直接受害者及群体,因实际利益或精神利益受到损害,但又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解决的情况下引发的冲突行为。后者指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直接的利益关联,但也表现出冲突行为——只是表达或发泄一种情绪。为什么没有直接利益关联也会产生情绪发泄?源于众多参与者精神人格、利益需要等长期受阻所形成的潜在矛盾,一旦适当的社会诱因产生,非理性情绪就得以滋生。可见,无论是直接还是非直接利益矛盾冲突,背后都源于两个层面,一是利益诉求长期受阻,二是尚未健全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机制。当矛盾冲突时,两者往往会展现多样的社会心理,诸如社会焦虑、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受挫感、心神不定感等等。这些社会心理对社会影响极大,一般不会轻易消退。
利益团体的矛盾冲突是近年中国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原因有两点:1.在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一方面社会的高速发展与互联,导致了利益格局的调整,引起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和变迁;另一方面相应配套政策、制度不完善,社会信仰的缺失,道德危机等等,引起个人情绪、群体心理、社会心态、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等整个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马克思·韦伯认为,引发社会冲突的原因是“社会性”的,除了经济性原因外,还包括权力、社会声望等。
2.技术革命让信息传播速度、传播渠道更加便捷。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里谈到,弹性较大、灵活性强的社会结构容易引发冲突;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难以出现冲突。按此理解,现实社会中显现或潜在的矛盾,极易在网络环境下引发冲突。因为相比线下空间相对严谨规范的社会状态,网络社会具有虚拟自由空间特点。近年传播实践也证明,公共事件大多源于一件极小的事件的诱发,借助网络环境,引发舆论场的重大波动,形成重大的网络群体事件,而且公共事件传播宽度越广泛,利益矛盾冲突越深刻。那么,反转新闻何以引发利益团体的矛盾冲突?
从传播路径来看,29个反转新闻均源于某个事件,并重点在网络场域发酵、融合、演变,掀起舆论场跌宕起伏的态势,形成情绪化的舆论导向。一旦与社会中弥漫的情绪化舆论氛围接榫,矛盾冲突就直指权力、财富和公平,仇官、仇富、仇不公等,并成为带有倾向性的话语表达,以吸引无数受众围观和狂欢,网络舆情热度难以缓解。
从议题建构来看,反转新闻主动契合某种社会心理或民众情绪。在微观层面,“反转新闻”话题性强,涉及社会民生类最多,反映出公众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的焦虑远远超过对宏大命题的焦虑。在中观层面,涉及的社会问题,均为当下最敏感的话题。在宏观层面,叠加是公权、贫富、形象、道德等主题。三层建构模式反映出利益格局的变迁和配套政策不完善等层面的矛盾张力,引发个人或群体心理的种种不适。
从价值取向来看,反转新闻借助人物模型,呈现二元对立格局,善与恶、英雄与流氓、恶俗与普通的对立碰撞。强烈的冲突、对比格局,形成强烈碰撞,受众在短时间承受极强的心理落差,引发不知所措的茫然感觉。借助“煽情”叙事逻辑,凝聚受众内心情绪,在受众的情感体验中,汇集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加剧利益团体的矛盾冲突。
以“厦大校长就餐特权”为例,普通而又简单的就餐,因为触及民众对“特权、官本位”的社会集体焦虑,舆情表达呈激进态势。当校长回应“对谢灵进行调查”“公报私仇”等事实真相,道德恐慌又搅动了公众使舆情态势又调转了方向。网络舆情是社会焦虑的表达和宣泄,“正是新闻这种叙事形态的文本,比其他叙事方式更有力地通过无形的积累与无时无刻的流程,巩固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情绪,也反映着社会的脉搏”。[17]“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18]反转新闻社会的功能性作用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值得深入研究。反转新闻在加剧社会利益冲突的过程中,推动民众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所谓集体认同感,指在心理学范畴下,民众对自我及周围环境有用或有价值的判断和评估。集体认同感越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越强。上文所言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各种不适,需要构建集体认同感给予调适而化解。
首先,反转新闻助推中国公民意识不断觉醒。反转新闻所引发的舆情反转,新闻媒体、网民、被报道者都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参与,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不同的舆论漩涡中,历经主流舆论或多数派意见数次不同方向的倾斜,网络舆情最终趋于一致。社会舆论场扩展了前所未有的表达主体和多元化表达意见,催生中国公民意识不断觉醒。
其次,反转新闻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伴随着碎片化、滚雪球式的信息碰撞中,从新闻原创、转发到新闻补充、解释、更正等全过程,历经舆论反转的过程中,由模糊的事实到真相的事实的最终显示,每位参与者、旁观者都亲自体验着,信息和观点表达所带来的冲击使民众在无形中接受了网络传播素养的自我教育,民众媒介素养得到培育、锻炼和提升。
再次,反转新闻引导公众建构集体认同感。在舆论反转的过程中,在维护持续的公共讨论时,新闻的生产者不断补充、排除或更正事件材料,总会有意无意地强调集体情感和公共情绪,吸引着受众参与,并引导公众在短期内构造集体认同感。虽然舆论方向经历了几次反转,但是事件线索最终会明晰,误传最终被纠正,事实真相也最终会呈现。
以“保温箱烤死女婴”“湖南产妇死亡”“医生手术自拍”为例,三件事件涉及的主体都是医生和病人。现实层面涉及敏感民生问题——医疗卫生,中观焦虑反映的是紧张的医患关系,升华层面直指医生职业道德。当媒体和参与者反复推出医患关系紧张的新闻事件,建构了医德沦丧的社会真实,这种社会真实会引发集体焦虑和道德恐慌,因为医生的职业道德牵动着每个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共同体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何时休?构建集体认同感现实需求迫在眉睫。伴随着事实的逐步展现,历经广泛争论,多元化的舆情表达,反思医患关系的深度不断推进。比如,理性认识到人多医少的现实困境;理性认识到媒体自净、自律的重要性;理性认识到民众个体客观理性的态度也极为重要。正是这样迂回的争辩中“最终建构出相互间的密切关系和集体认同,产生一个基于事件(或问题)的‘共同体’”。[19](三)基于网意与法意的现实较量,寻求网络问政无影灯效应
从理论层面,互联网技术让民众获得“人人皆可发言”的机会和平台,民众的表达权利得到激发和彰显。但历史的进步性最终要体现科学原则和民主原则,否则众声喧哗并不值得追求。在现实层面,官方和民间、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潜在的甚至激烈的矛盾冲突,而这种冲突借助技术的推力,通过网络表达体现出来形成网意。
网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但不能代表民意。网意天然具有群体极化的特点,所谓群体极化,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指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群体极化的感染性极强。古斯塔夫·勒庞认为:“所有的群体无疑总是急躁而冲动的。” [20] “有意识的人格已经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是群众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并将具有暗示的观念立即变为行为的倾向。” [21]“随着私人生活走向公共化,公共领域自身则染上了内心领域的色彩,在这里,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这两个环节之间的界线又一次消失了。” [22]参与新闻生产者通过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手段,让信息传达的事件拥有现实生活状态的语境和语义。新闻文本越是刻意渲染媒体新情境被赋予的象征意义更加明显。“投射到民众最为敏感的场景,刺激到民众心目中‘最软’的那部分,引发民众内心与现实的心理共鸣,很容易引发网民的民意啸聚。” [23]唐慧案最为典型。七年时间围绕唐慧案的新闻报道,人们的情感和法律的底线此消彼长。很显然,网络舆论对案件走向中起着关键作用。2015年大学生孟瑞鹏救人牺牲一事,在网络舆情的高压之下,司法部门做出了前后判定不一的结果。2015年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发生枪击事件,引发民警用枪是否合理的广泛争议。三件案件现已尘埃落定,但它们的影响是深远的,成为传媒界、法学界研究的“标本”。这些标本的背后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正如《南方周末》的“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的问题设置,振聋发聩!面对来势汹汹的网意,为什么习以为常的法治理念和执法信念会变得不堪一击。
反转新闻所展现的网意和法意现实较量,最终以网意被强化和法意被忽视为较量结果,必将强化民众“信访不信法”的意识,同时也削弱了公权部门的公信公正和威力。可见,网民的“民意啸聚”过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代表着社会进步,网民行使舆论监督功能,唤醒民众维权意识、推动法制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滥用民意,就极容易走向“舆论绑架”,从而造成了司法困境,导致民众法治信仰的崩溃。舆论问题纷纷溢出,发展并渗透到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执政环节等多层面的网络社会问题,如何避免舆论绑架之嫌?网络问政成为现实需求。在此提出“无影灯效应”,以推演“网络问政”实施构想,以寻求当下网络问政效能低下的破解之道。
无影灯本是医学手术当中普遍运用的一种灯光技术。该技术运用物理学原理,强高发光强度的光源在很大的灯盘上圆形地排列起来,让灯光从不同的角度照射下来,以避免每个点光源所形成的影子。网络问政的无影灯效应是自然科学概念向社会科学领域的逻辑推演,寄望通过无影灯——以多来弥补不足的效应,发现网络治理新法则,形成网络治理的新方法。
首先,网络问政信息“无影灯效应”——公开和透明。它是透明空间和舆论力量形成的保证。信息和民意的广泛立体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交互式传播,让所有隐蔽和黑暗都无立足之处,让世界更加透明和信任。同时积极疏通和回应网意,寻求广泛认同,形成持续认可。“强化网络的社会代偿机制,有效疏导网民淤积情绪”,[24] “切勿以‘网络管理’为名,行‘控制网络’之实”。[25]其次,网络问政监督“无影灯效应”——立体和联动。监督者的广泛分布是监督是否有效的保证,优化监督的环节点,落实监督的地域点,找准监督的层次点,形成纵横交错立体式的监督网。监督网的畅通和联动是保证监督效能的关键。建构联动的监督网,要求每个监督者,或监督群体都有自身的合适位置,同时相互之间又有沟通的机制和渠道,以更好地监督彼此的动态和效能,发挥整合之力。
再次,网络问政法治“无影灯效应”——面向公众和法治权威。通过合法方式建构面向公众的监督平台非常重要。利用面向公众的监督平台,能够得到广泛民众智慧和力量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公民监督委员会、公民听证会、公民维权组织等等。重视民意,但不能顺应网意,更不能以忽视法意为代价,因为网意不等同民意。强调法治权威律权威性,让行政效能性和资源互补性在面向公众的监督平台上法发挥更大的功效。
三、结语
综述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研究新闻现象,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侧重社会现实或文化心理的角度,展开叙事框架和传播影响探究。第二,基于叙事学视角,反转新闻人物模型及议题设置上直面现实,反映社会问题,利用短、平、快的话语设置、采用强调、屏蔽、虚构的叙事技巧,推动事件传播进程。第三,基于治理视角,探究偏向与倒逼层面两相悖论的传播效应。当然,在应然和实然层面,新闻真实的重构常陷于两难境地,网民素养与集体认同感培养和提升,监督和司法之间平衡和制约等问题,仍需要更深层的探究。■
注释:
①李希光:《新闻学核心》第52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②陈卫星:《传播的观念》第186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③陆学莉、孙玲:《新媒体背景下的民生新闻:传播优势、变化趋势和路径探讨》,《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④⑨陈力丹、孙龙飞、邝西曦:《泛众传播视域下的新闻真实》,《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3期
⑤苏玥:《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舆情发展脉络》,[EB/OL].[2014-08-24].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820/c354318-25503677.html.
⑥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理解新媒介》第24页,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⑦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8页, 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李沁、熊澄宇:《沉浸传播与“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2期
⑩胡翼青:《调和“李杜之争”:一种社交化媒体时代的新闻观——从学术史角度看〈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真相〉》,《新闻记者》2014年第4期
[11][23]李彪:《谁在网络中呼风唤雨?》第57、15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12]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2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3]科瓦奇、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第89页,刘海龙、连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王斌:《大数据与新闻理念创新》,《编辑之友》2013年第6期
[15]彭兰:《“大数据”时代:新闻业面临的新震荡》,《编辑之友》2013年第1期
[16]钟玉明、郭奔胜:《社会矛盾新警号》,《瞭望》2006年第42期
[17]陈力丹:《新闻叙事学》第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18]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8页, 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杨致远、王帅:《从公共修辞到社会焦虑》,《新闻知识》2015年第4期
[20][21]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第19、23页,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2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5页,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
[24][25]喻国明《全媒体时代中国网民呈现出哪七大特征》,[EB/OL]. [2015-11-19 ]. http://politics.rmlt.com.cn/2015/1119/409050.shtml.
陆学莉/合肥师范学院网络新媒体系副教授。本文系2015年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460)、2015年合肥师范学院科研机构专项(2015JG26)资助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