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军
　　标题中的“记者”不确切，因为想说的是英文所指的Journalist。中文对应的“新闻工作者”太别扭，不顺口，不顺耳，味道也不好。其实，Journalist在民国时期有一个非常好的翻译——报人。Journalism 也顺理成章译作“报学”。“报人”的“报”不一定非当报纸讲，“报人”一如“线人”，形象、传神。传播学大家李金铨先生编过《报人报国》，名字准确而响亮。
　　这里的“记者”，泛指同内容生产直接相关的记者和编辑等。
　　本篇要讨论的是: 在新的媒介生态下，特别是新闻生产的社会环境、职业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时，记者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失落的是哪种角色？又有哪些新的担当？在不但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而且机器人都可以写稿子的情况下，记者何用？记者何为？
　　
挑战者
　　2015年5月下旬的一天，一场新闻写作对抗赛吸引了不少新闻界人士的眼球。PK的一方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资深记者，而对手是个刚刚出道的菜鸟——不过不是人，而是一个叫“码字工”（Wordsmith）的电脑写作程序。竞赛规则简单粗暴：双方根据一家餐饮公司的营收报表，写一篇短讯，看谁完成得又快又好。结果，码字工在短短两分钟内就完成了任务，而这位记者用了七分多钟才交稿。稿子质量呢，各有千秋，不相上下。最后结果，机器人完胜。
　　看似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却有可能成为新闻发展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看起来好玩，深想就不免让人毛骨悚然：这分明是砸饭碗的节奏啊。当然，目前来看，机器取代人的日子似乎还很遥远，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机器人已经可以取代部分人工。人可以干的，机器人可以干，而且干得更好；人干不了的，机器人也可以干。比如它可以以秒杀的速度搜集海量数据，整合、分析，自动生成稿件，且可以为不同读者写出风格不同的稿件，有一万个客户，就可以有一万个版本。虽然现在机器人的文字水平有限，只能写一些结构简单的新闻稿，比如体育、金融消息等，但可怕的是，机器人的学习能力强大，比如它可以在几分钟内搜索、分析、学习某个领域近十年的所有报道，来增强、完善自己的模型数据库，形成写作套路。掌握了足够多的套路，自然就可以妙笔生花。语言本身说白了，无非是有一定规则的符号系统而已，虽说变化万千，但在计算机看来，无非还是个套路。
　　目前，不少主流媒体，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福布斯》、雅虎等，已经同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引进了智能新闻写作程序。据报道，美联社每季度有3500多篇新闻稿是由机器生成的。测算下来，当前水平的机器人可以节省至少20%的人力。这个20% 非同小可，对媒体来讲，意味着成本节约；不幸的是，对记者来讲，则意味着失业。如果看到连锁反应的话，新闻院校的办学规模也得削减。
　　幸运的是，机器代替的毕竟是人工，而不是人本身。人的最大优点是善变，由猿到人，人类百万年都变过来了，这次自不例外。当传统的戏码唱不下去的时候，就该考虑找找位置，换换角色，抑或换换台子。
　　写作机器人的挑战还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媒介生态的改变。社交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原本属于新闻单位垄断的新闻生产再不是行业行为。就这一点来讲，鲜有别的行业经受过这样的挑战。如果新闻生产还是个行业行为，有行业、专业壁垒，那么机器人的使用不过是行业进步。一如医疗卫生业，诊断、治疗技术的鸟枪换炮并没有使医生失业，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提高了行业壁垒和专业门槛。新闻传播业本来就没有行业壁垒的保护，因为人人都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但是，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以来的五百年间，由于印刷成本的高昂，对于普通人来说，出版自由不过是停留在法律意义上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媒体实际上代行了公民的言论和出版权利。如今，新闻生产的成本非常低廉，新闻生产的工具、应用大多是傻瓜级别，使人人当记者成为现实。UGC（用户产生的内容）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比例。特别在突发新闻上，新闻生产彻底平民化，目击者至少在报道速度和广度上已经完全超过了新闻记者。突发新闻不可能预见，再强大的媒体机构也不能遍地撒网，守株待兔。即使可以，有些新闻现场往往禁止记者进入。故此，亲历者的现场报道，自然成为突发新闻第一消息源。
　　
燃灯者
　　密苏里新闻学院大楼的拱门上，刻有这么一行英文：Wise Shall Be the Bearer of Lights，翻译成中文就是: 让智慧赋予光明的使者。新闻记者被比作光明的使者，犹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神圣。另外还有一个把新闻人比作燃灯者的名言，出处不确，但被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当作座右铭。英文是：Give Lights and People Will Find Their Way。可翻译为：高举明灯人民自会找到前进的道路。
　　这些看起来空洞的口号，却充分反映了社会对于记者这个特殊行业的道德定位和期待。做一个燃灯者，成为记者的宿命和道德担当。特别是在一个对于这样的道德担当没有基本保证的社会里，这些口号激励、支撑着一批批的新闻记者，从文人论政到报人报国，正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些道德层次上的定位，无论什么样的体制和文化，具体表述可能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同质。归结起来无非两点，一是报道事实，探求真理；二是监督权力，维护正义。记者天生就应该对权力警惕，对弱者同情。正如一句名言所讲：“报纸的职责无非是安抚那些被折磨的，折磨那些安逸的”。在此道德定位上，派生出系统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比如真相、正义、客观、公正、公共利益等。
　　正如白衣天使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这些道德定位不但成为记者的自我认同，也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样的道德定位，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的，因此，不会因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而轻易改变。传播学家舒梅克（Pamela Shoemaker）领衔的《世界新闻观》（News Around the World），还有威维尔（Weaver）担纲的《环球记者调查》（Global Journalist），都用数据表明，记者对于自身的道义责任的自我认知没有变化，而公众对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期待也变化不大。不过，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些道义责任是需要政治、社会基础和组织环境支撑的。
　　
传播者和解释者
　　威维尔（Weaver）对记者的自我认知做了多次调查，把记者的职业角色总结概括为四种，即传播者、解释者、敌对者、动员者。
　　传播者很好理解，就是把消息快速、准确地传递给大众。从业务的角度，就是描述性的实时新闻报道。从新闻要素来讲，这一部分大致包括前面的四个W: What, WhoWhen and Where （什么、谁、何时、何地）。
　　解释者是新闻工作者超越了简单的事实报道，为新闻提供背景和意义。新闻的要素里就是 How and Why（如何、为什么）。
　　敌对者是说记者自命为权力的冤家对头，是反对党，在新闻报道上，有立场，有声音，哪壶不开提哪壶。
　　动员者更好理解，就是不但报道事件，而且要投身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去，去宣传、动员。美国新闻界和学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比较流行的公民新闻运动，可以说是对这一角色的具体实践。
　　记者对于这四种角色的认同，同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首先，在西方，对于后两种角色（敌对者和动员者）的认同度不高。因为其同新闻客观公正的核心价值观冲突太大。只有不到16%的被调查者认同敌对者的角色。为什么多数人不认同？因为敌对者不同于监督者，监督者客观、中立，而敌对者则首先有了立场，且积极参与。至于动员者，认同者不到5%。
　　2013年，威维尔和同事在时隔10年后再次抽样调查了1080名记者，发现记者的工作满意度降低，选题自由度受限。在角色认同上，只有不到46%的受访者认为传播者的角色重要，而在以往的调查中，这个认同度将近68%。而解释者的认同有大幅提升，达到78%的历史新高。
　　这表明，在人人都可以是新闻记者的时代，记者传播者的角色受到了严厉挑战。记者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主要不在于传播突发消息，解释性报道才能充分体现专业性。
　　
看门狗和把关人
　　看门狗（watch dog）是政治性角色，其监督对象是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而把关人（gate-keeper）则是社会角色，目的是为公众提供可靠、准确的新闻。
　　无论是看门狗还是把关人，都需要制度保障、社会认同、市场和组织支撑。就目前来看，看门狗的角色有些没落。比方说，看门狗角色的最重要实现方式是调查报道，但调查报道耗时费力，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很高，而其市场回报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调查报道的人力财力大幅削减。少数媒体在坚持，但其目标往往是声誉和口碑，获获奖，撑撑门面。如今在传统主流媒体为生存困扰的情况下，媒体组织来支持看门狗的动机和动力都不足。即使动机动力都在，事情也需要人来做。美国传统新闻业的从业人员过去的十年间削减了近三分之一，工作任务不减反增。而多媒体多平台的融合，更要求每一个记者都成为万能的瑞士军刀，线上线下没头苍蝇一样地应付，怎么可能还有精力来当看门狗？虽然有一些独立的、非盈利的公共媒体或者调查组织可以成为有效的补充，但毕竟是补充，成不了气候。
　　把关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来源于怀特（White）1950年的一项研究，也许是有关记者角色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理论和实践最为统一的一个。把关，顾名思义，就是新闻记者和编辑对新闻信息的选择。正如传播学家麦奎尔（Dennis　McQuail）定义的那样：把关人，指的是新闻人决定具体的新闻能否通过特定媒介的大门。把关人理论也可以说是发展比较成熟的一个理论。舒梅克有一部专著《把关人》，系统探讨在传统体制下，媒体内容生产的各种结构性影响以及相互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当媒介生态改变以后，特别是社交媒体出现后，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参与内容生产，媒体失去对消息源、平台、渠道的控制，甚至还必须依靠这些社交平台来进行新闻生产。这个关该如何把？
　　对于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理想派。其主要观点是，在信息爆炸、知识碎片时代，人们更需要专业记者和编辑来告诉他们最为重要、最为相关、甚至最为有趣的信息，并且通过他们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平台和渠道。虽然每一个人在理论上都可以是新闻记者，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时间和精力来做新闻记者，所以把关人不可或缺，而且应该加强。
　　美国学者舒德森（Schudson）早在1995年就在《新闻的力量》（The Power of News）一书中写道：“将来，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分享新闻，并且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新闻记者。”但是，他同时警告说，在海量信息中，个人会很快被迷惑，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相关和准确的，因此就更需要可靠、可信的新闻人来提供专业的帮助。
　　另外一种是现实派。认为把关人的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旧的新闻生态上的。传统的新闻生产是垄断和封闭的，平台也是单一的，以前新闻产品的合成在新闻编辑部，而现在则是开放的。受众自己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把关人。以往的媒介生态是平台为新闻人所有，有门可守，有关可把。现在，已经无关可把。
　　
策展人
　　策展人是对英文Curator的蹩脚的翻译，无奈也想不出更好的词来替代。新闻意义上的策展人是由一个叫罗斯鲍姆（Rosembaum）的学者在2011年提出的，指的是把网络上的相关的优秀内容加以整合、编辑、加工，分享给受众，所做的工作包括寻找、辨别、选择、验证、组织、描述等。一个合格的策展人需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混乱中求秩序，将噪音变音乐。
　　于是有人把策展人比喻为新闻DJ。
　　也许有人说策展人的工作不就是新闻记者和编辑一直在做的吗？不就是把关人或者把门人的工作吗？乍看起来策展人的工作同传统编辑工作有很多相似点，但认真比较会发现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把关的是自己或者同行采写的内容，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的东西。而策展人所采集整理的是别人的内容，且是公开发表的东西。把关人是新闻记者或者编辑，但策展人不一定会写新闻稿。正如一个博物馆的策展人策划组织一场主题画展，他本人没必要是作品的创作者，甚至都不必是个画家。
　　策展人概念的兴起，以及在实践上的成功，得益于几个有利因素。最直接的有两条：首先，信息碎片化对整理者的需求；还有就是此类的应用使策展人的日常工作变得相当简单。
　　
　　燃灯者、传播者、解释者、看门狗、把关人、策展人等等，这些角色的落魄与红火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播科技发展的多种因素的互动结果，受制于总体的媒介生态环境。新闻人的定义更为广泛，新的角色不断涌现，除了策展人以外，目前新闻编辑部里还有网络制片人、受众分析师、社交媒体管理员等新职位、新角色。
　　未来的媒体体制必将是混杂的，记者的角色也必然会更加多样化。记者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比如传播者与把关人的角色是有冲突的，传播者的角色要求必须抢新闻，而把关人则需要慢下来、停一停。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在新闻编辑部的一系列改革中，记者的许多角色同市场、经营挂钩，记者每天都在忙于推广自己或者同事的内容，而且每个人被当作盈利点来考核，记者成了市场推销员，新闻同经营老死不相往来的行业戒律被打破，这说轻了是利益冲突，说重了是对新闻专业主义客观、公正、独立等核心价值观的公然背叛。
　　至于机器人的挑战倒不用过分担心。机器人是需要人来培训和指导的，当不了记者，可以当机器人的教练。■
　　
彭增军/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