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锋
　　【本文提要】近年来，科学流言的爆发式增长推动了流言证伪传播项目大量出现，如何评估其传播效果？如何认识新舆论场中科学传播的目标、功能、路径？笔者认为，针对流言进行科学传播，目标不在于具体事实的强力纠错，而是以科学流言为舞台开展持续对话，促进公众与科学这两个语意空间、生活剧本、文化模式不同的世界的意义协调，这也应该成为科学传播的新范式。在此过程中，要重视情境信息、议程设置和科学中介的作用。
　　【关键词】科学流言　意义协调　对话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随着微博、微信等的兴起，科学流言近年来在中国呈现“多米诺骨牌”式的爆发，引起社会普遍重视并出现了一大批证伪传播项目，其中既有主流媒体创办的栏目如《人民日报》的“求证”，也有商业网站开办的专栏如“谣言过滤器”（腾讯微信），更多的则来自专业机构或社会组织如“谣言粉碎机”、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科学流言榜”等。如何认知科学流言证伪传播行为及其效果，正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议题。
　　
一、理解科学流言的范式：舞台与规则
　　流言，一般是指没有确切来源的在公众中流传的消息。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科学流言”概念，主要指内容与科学技术有关，未经证实而大规模流传的信息，它通常没有确切的信源，其中相当数量是谣言，但也有可能含有合理、科学成分。正如陈力丹教授所指出的：“有些文章以不同的主观动机来区分流言和谣言花费了太多的精力其实这种划分是很难做到的。除了极少的流言能够查找到故意制造的源头绝大多数的流言是无名的。” ①使用科学“流言”概念，意味着承认这一类型信息存在的客观性，而不是主观先行判断为“谣言”。正因为科学信息在生活中日益重要，而公众又无法真正进入科学世界了解具体的科学信息、事件甚至常识，科学流言成了流言领域最常见的种类。因此，研究科学流言传播现象，有助于推演移动网络时代流言传播的一般规律。
　　在样本选取上，本研究以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2014年1月起联合发布的“科学流言榜”为主要对象。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科学流言榜”已成为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平台，每期均在全国主要媒体和各大网站、移动终端上同步传播。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合发布科学流言并以此为契机开展科学传播的项目，“科学流言榜”整合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技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上海科技传播协会等专业资源，会同《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蝌蚪五线谱网、腾讯网等媒体以及来自中科院、解放军总医院等领域的专家，构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科学传播模式——科学中介模式，积累了科学流言传播与证伪的第一手资料。②作为补充，腾讯“谣言过滤器”、《北京科技报》“科通社”、北京科协“蝌蚪五线谱”辟谣专栏、《北京晚报》“误解求证”“生活实验室”等栏目的运作实践也纳入了研究范畴。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内容分析和工作小组内部观察获得。
　　截至2016年6月，“科学流言榜”共发布30期，对30期全部内容的分析显示，入选流言表现出强烈的公共热点和效果导向特征。
　　公共热点：在“科学流言榜”的自我描述中，它“主要针对社会上传播的热点流言，通过整合权威机构（包括报纸、期刊、电视台、电台、有一定权威性的新媒体平台、研究机构等）所发布的相关信息，以科学的方法，对相关流言给予解释，帮助公众了解真相，消除误解”。这意味着对热点流言的判断主要基于“公众是否关注”，在实际操作中则简化为“媒体关注”，即流言引起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重视后才能入选。
　　效果导向：“科学流言榜”每月上榜10条左右流言，所有流言都由专家评审委员会根据其传播广度和危害性作出评判，评选出的多数流言与生活息息相关，一经发布，迅速成为大众传播热点事件。目前流言榜已经覆盖了从《人民日报》到地市级报刊，从中央电视台到各省专业科教生活频道，从门户网站到微信公众号等几乎全部新老媒体。
　　这两个特点也是目前多数证伪传播项目的特征，如上海辟谣平台提出的“重要程度、欺骗性、煽动性、持续时间、传播速度、传播渠道六个维度” ③，北京科协“蝌蚪找真相”栏目强调的“权威辟谣平台，你身边的科学家” ④等。同时，这也使“科学流言榜”更接近于一个人为构建的传播舞台，其中的“角色扮演者”包括：流言生产者（多数为匿名）、传播者（网民为代表的公众）、证伪者（专家）、信息筛选者（媒体）、信息整合及二次筛选者（流言榜团队）、整合传播者（各媒体、网络平台），这些角色以月为单位，根据各自脚本参与“演出”。
　　这些构成了开展意义协调范式下传播效果研究的基础。由巴内特·皮尔斯和弗农·克罗农提出的意义协调理论，是少数可以视作完全以传播为应用领域的社会学理论之一。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认为，人们根据各自的规则进行传播，规则决定了如何沟通以及如何理解他人对我们传播了什么。在主要的意义协调理论研究者看来，个体如何建立规则、创造和解释意义以及协调应用这些规则是问题所在。个体通过控制讯息试图与他人保持一致。⑤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始利用这一范式开展跨文化研究。⑥本研究则尝试将主要用于人际传播研究的意义协调范式应用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以评估科学证伪传播行为的效果：从短期效果看，能否通过集中证伪消除流言的负面影响；从累积效果看，如何推动科学世界与公众世界在具体的科学问题上逐渐趋向一致；从长期效果看，在一次次的生产、传播、证伪、辩论流程背后，新舆论场的科学传播秩序何时形成。
　　
二、发现：科学流言其实处于不断的重复中
　　表面看，科学流言具有偶发、随意性，但在梳理了“科学流言榜”两年半的数据后，我们发现，如果忽略文本载体的差异，科学流言表现出明显的重复性特征，既有同一领域和主题在不同时间的反复出现，也有具体时点上同一主题、领域的集中重复。
　　1.领域高度集中
　　从数据分布看，入选流言榜的流言多数集中在健康和环保两个领域，特别是前者。2014年“十大科学流言”中，多达8条与健康有关。
　　当年入选的另外两条流言，“雾霾不散是因为核污染”也是对健康的衍生关注，只有“NASA称地球将进入连续六天黑夜”是关于科学探索的流言。2015年年度流言榜中，健康类流言也达到7条。
　　《新民晚报》在引用“科学流言榜”报道时即指出：百姓最关心的“病从口入”，正成为被网络谣言利用的最佳“靶点”。⑦参与流言榜发布的腾讯公司对微信朋友圈2015年数据的分类统计也说明了流言传播领域的高度集中，当年朋友圈流言的举报处理总量为2169.5437万件，与科学流言相关的包括科学常识（11%）、食品安全（20%）、迷信（9%），占到总量的40%，全年近868万件，其中一半为食品安全类流言。
　　2.主题不断重复
　　根据规则，“科学流言榜”的条目内容原则上不能重复，因此，专家团队在评选时，对近三分之一内容明显重复的流言作了排除。但在对2014年、2015年入选流言总体测度时，仍然可以看到大量主题重复的流言，即同一主题以不同“载体”反复出现。这些主题词包括：癌症、牛奶、WiFi、素食、蔬菜、鸡蛋、油、手机等。
　　以最突出的“致癌”流言为例。2014年全部105条入选流言中，“致癌”流言11条，占10%以上，其中更换的主要是载体——“某某食品”。2015年关于“致癌”的流言中“法科学家实验证明转基因玉米诱发肿瘤”的流言最为典型，它包含了科学流言“生产”的多个关键词：危害生命——癌症；新的不确定可靠的技术——转基因；食品——玉米；外国科学家——法科学家。
　　由于流言榜的选择以媒体关注为前提，其重复度能否得到统计上的支持？根据微信2015年全年的举报次数整理出的“十大朋友圈流言”中，与健康直接相关的两条全部“致癌”：“沐浴乳Paraben成分致癌”，举报处理15.8710万次；“长期喝豆浆会致乳腺癌”，举报处理15.3228万次。其中，沐浴乳传言早在2011年就已流传，四年后仍然进入十大流言。微信管理团队介绍，“致癌”类流言每次都能流行，因此不断有更换产品主题词的“致癌”流言产生，如“穿海绵文胸易患乳癌”“自来水直接煮饭会致癌”等。
　　3.时点集中出现
　　流言传播在时间上的集中重复度，与公众对某类信息的时点性关注密切相关。2015年“科学流言榜”中关于雾霾的入选流言有7条，全部出现在冬季：1月、2月和12月，这也是全国雾霾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其中，“内蒙古风电偷走了北京大风导致雾霾”同时借势空气污染和京津冀协同两个重大背景，迅速传播。2015年7月天津港发生特大爆燃事故后，一则据称来自美国大使馆的微信提醒，“在北京、天津的朋友近期不要淋雨，以免因雨水中含有氰化钠导致中毒”。近两年的水果类流言多发生在其上市期，每年西瓜上市前后，关于膨大剂的流言都会适时出现。而“乳腺癌”这三个字在2015年频繁出现，与当年某歌手因乳腺癌复发离世强烈相关。
　　最典型的是关于猪肉的流言。2016年5月27日，一则“紧急通知，暂时别吃肉，因江西省鹰潭市5570头猪已感染口蹄疫”的微信信息被广泛传播。这一段时间正是猪肉价格猛涨，成为新闻热点之时，该周内部分城市的猪肉价格创下十年来最高。
　　如何看待科学流言的重复传播？一方面，它反映了纠错信息的传播广度和持续时间不如流言本身，强力纠错效果不明显这一客观事实。“流言到一定程度会自动再‘添油加醋’，流言传播的这种特点就像是把小苍蝇传成大象。因为重复性的特点，流言很难终结。” ⑧早在微博时代，新华社新媒体中心曾联合武汉大学互联网科学研究中心就马航失联传言的情况进行统计，6条重要的更正和澄清的转发量和评论量最高分别只有3569次和1885条，而传言本身却经过了6万多条微博散布。“传言动动嘴，转发千万条；更正跑断腿，只有几千条。” ⑨再往前看，广播电视新闻的先驱者爱德华·默罗早就说过，“真相还在穿裤子的时候，谎言都环游世界一周了”。⑩另一方面，科学流言在领域、主题和时点上的重复，恰恰是值得研究的地方。流言的重复出现，原因并不在于流言本身：“流言是公众应付社会生活的一种应激状态是公众解决疑难问题的不得已形式。我们习惯于以舆论一律的标准来防范各种不喜欢的观点。其实意见多元本身是最安全的和谐状态希冀只有一种意见存在和流通反而意味着潜在很大的不安全因素。” [11]科学流言作为流言的一种，同样应该视为公众应对社会生活的应激状态。例如，“流言榜”中频繁出现的食品类流言主题词，就与“今日头条”平台统计的“公众最关注的食品类”的前十名：奶粉、肉制品、剩菜、瓶装水、食用油、酱牛肉、花生油、牛奶、方便面和牛肉干高度重合。[12]
　　三、讨论与建议：基于意义协调的持续对话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如果对科学流言进行证伪传播的目的是“消灭谣言”或者“破除某一传言”，那么，从流言榜等的实践来看，作用并不显著，类似的辟谣机制如北京地区网络联合辟谣平台和各媒体、机构推出的辟谣专栏也都处于辟谣跟着谣言走的状况。
　　但如果把流言证伪视为科学与公众的意义协调过程，则会有不同的结论：在持续的对话中，公众科学素养、媒介素养都得到了训练。腾讯公司提供的以年为单位的科学流言传播情况显示，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数量比上一年有明显下降，“没有了当初泛滥的态势”。[13]长期来看，针对科学流言的证伪式传播具有改善效果。
　　更重要的，一个具体流言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次不同脚本角色的交集演出。不同群体从各自视角解释意义时，就会产生矛盾或者议题。“科学流言榜”等构建的传播舞台上，“科学群体”和“普通人群体”所表现出的差异，反映着基于内容本身、生活剧本和文化模式的不同取向，理解这些差异并相应调整传播的目标、内容、技术，对于实现公众与科学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1.基于内容意义的协调：从文本意义到媒介意义
　　首先需要分析，公众在传播科学流言时，他们真正要传达的是什么？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时，同时提出“一种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的观点，在他看来，报纸的内容是文字，文字的内容是语言，电子媒体如电报的内容是印刷媒体。[14]分析流言在朋友圈的传播时，我们发现，流言传播的内容意义，既来自流言文本，也来自传播流言的媒介。尽管流言最初的源头可能是某个公众号，但在广泛传播时，用户接收到的内容已经变成了来自用户所认可、认知的个体——朋友。
　　与之相对应，证伪传播绝大多数依托于大众传媒的内容，主要依靠建制性新闻机构传播，人们在微信上读到的往往是传媒公众号的信息，从信息来源角度分析，证伪传播时用户接收到的“内容”多来自大众传媒或官方机构。
　　两种不同媒介意义的内容出现在用户面前时，“朋友”和“机构”在情感协调上的巨大差异，使纠错目标很难实现。朋友分享的不仅是内容本身，还包含了朋友间的信任和对某一类问题的共同态度，“人们在自己相信之余，也希望能分享给亲朋好友，使他们也从中受益”。[15]而机构纠错，对于用户更多只是公共信息，有时甚至被认为是对个人的侵犯，成为公权进入个人空间的不受欢迎者。
　　对内容本身的文本分析显示，科学流言的证伪，不管是由媒体发起还是网站发起，其核心内容都来自科研人员。科学世界的理性表达要求诉之于证伪过程，即表现为针对流言实质内容的论证和反驳，往往只能反驳事实，而无法唤起反向情愫。例如，《北京科技报》公众号“科通社”曾经做过关于基因武器假新闻的辟谣:“即使兢兢业业做了功课，查了资料，引述了专业文献和权威媒体的报道，却还是有很多网友在评论里表示：我不信我不信，转基因肯定就是美国人用来攻击我们的武器。” [16]因此，“单纯传播知识并不能决定公众的科技态度，因为人们的认知因素、情感、注意力、信任、收益感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知识只是其中一环”。[17]科学流言的传播与证伪，在传播实践中分别对应着“情境化信息”和“事实性知识”两个不同概念，而情境化信息，“比事实性知识更容易导致社会参与”。[18]单一就事实性知识展开的反驳，并不适应流言情境化传播的现实。更有效的方式，是尽量通过陈述事实真相来间接否定，而不是通过反驳来直接否定谣言，因为“那些笃信谣言者且认为谣言与己相关的受众会很容易被反驳激怒，他们将因此而产生逆反心理并且更加相信谣言”。[19]因此，在流言证伪中，更重要的是建构共同立场。在“科学流言榜”实践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对一条“致癌”流言的证伪传播就是建构共同立场的典型。陈院士首先承认，公众得到的食品安全信息和食品安全科学知识中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其次分析事实，以“火腿培根是致癌物与砒霜同列”举例，分析将砒霜和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划等号”的科学错误；最后给出通俗的结论：“从营养学方面讲就是倡导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不管是一类致癌物的培根或者其他加工肉，你只要不是吃得很多，完全可以成为平衡膳食的一部分。”在这里，事实、情感、立场，构成了三角形稳定传播体系。
　　2.基于生活剧本的协调：从权威发布到议程设置
　　一系列过去的和现在的情节片段构成了人们的生活剧本，成为与他人进行意义协调的基本工具。在科学流言传播过程中，普通网民和科学工作者各有怎样的生活剧本背景？
　　科学家讨论话题往往集中在单纯科学领域，并强调专业权威性；公众理解时却掺杂了大量科学外因素，甚至带有明显的反权威色彩。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出现的多名学生流鼻血事件的传播为例:见诸报道前，教委出示了操场施工材料合格证，家长们不认同；事件发酵后由权威部门对跑道检测，公众的反应不是认可而是质疑：检测机构有没有问题？在权威说法还是流言的选择上，反映出公众对于权威特别是依附于权力的权威的不信任。正如媒体所提出的：“毒跑道为何能一路绿灯实现生产、销售、铺装，跑进校园毒害孩子？这背后形同虚设的监管应当反思。” [20]在转基因问题上，科学世界与公众世界的生活剧本差异更加明显。本文作者在美国曾调查多位进入超市的消费者，他们面对转基因标识商品时普遍认为：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既然批准商品上市，就没有问题。而在中国，尽管农业部、科技部不断澄清转基因上市产品的安全性，但在2016年6月北京举办的“十二五科技成就展”上，科技部一位长期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司长介绍基因转移技术时，参观者仍然明确拒绝相信：你们就是胡说！
　　不相信权威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化的独有特征。有国外研究者根据“科学与现代社会理性—合法权威之间存在着特殊的重叠”的判断提出，伴随着公众对权力、权威的普遍性不信任，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程度也会随之降低。[21]在中国，由于特定发展阶段和国情，这种现象更为突出。速途研究院分析师团队对2015年上半年国内网络谣言内容的调查显示，“宁可信其有”的占了48%。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发布的《2016新媒体蓝皮书》中，这一比例更高达七成。[22]目前国内的辟谣机制多数为政府主导，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公众的信任度，由公众并不信任的公权力进行的“以正视听”，有时反而起负作用。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提出，要建立国家级的辟谣平台，提高辟谣信息的权威性。[23]但在现实中，公权力的权威性在一次次食品安全、公共安全事件中却屡屡失分。因此，在流言纠错传播中，应尽量淡化政府色彩、官方背景，采取公众更易于接受的个体对话模式，设置议程而不是直接驳斥。例如，北京“蝌蚪五线谱”网站开设“辟谣方法论”，介绍辨别科学流言的系统方法；《北京科技报》“科通社”公众号着重总结不同类型科学流言的特点；2016年6月，“科学流言榜”与北京环保局推出“十大环保流言”，集中分析雾霾相关流言。这些都起到了议程设置的正面作用。
　　3.基于文化的协调：承认认知差异，持续开展对话
　　意义协调中的文化，意味着“关于世界秩序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的整体图像”。[24]从流言榜等项目的实践看，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对“科学进展”的认知差异。在对“换头术”、大豆致癌等典型流言的分析中，“科学流言榜”团队发现，科学领域很难有突破可言，舆论却总在寻求或者定义突破。大量流言基于科学研究的初步假说，并冠以“重大突破”字样。比如，“魏则西事件”发生后，网络上流传各种版本的“免疫疗法”，事实上免疫疗法仍处在研究探索阶段，尚未进入临床。对原有科学事件、信息的放大、曲解也推动了流言的产生，如“高浓度碳纳米管对妊娠小鼠有害”实验，被曲解成“PM2.5致孕妇流产率达七成”；一特定条件下做的老鼠实验结果，变身“雾霾使鲜肺6天变黑肺”。
　　对“科学语言”的认知差异。影响全国的“毒跑道”事件中，有科学文章提出，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塑胶跑道中的毒性成分就是损害学生健康的“元凶”。[25]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语言，无证据即不能反对；但在公众理解中，这恰恰提示了可能有问题。“致癌”传言的反复出现，也反映出对于科学语言的不同理解，科学家往往使用事实性语言，“要达到多少倍才可能有致癌风险”，公众的理解却是，“科学家也认为是致癌的”。类似“过劳死”等专业人士很难认可的名词，更频频出现在公众语境中。
　　对“科学能力”的认知差异。公众总是期待科学家第一时间“站出来”就流言作出明确回答，但在实践中，流言验证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比如，为了测出电水壶是否会解析出锰，“蝌蚪五线谱”团队不得不请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提供专业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并且声明：检测只提供一次性结果，不作为任何正式检测报告。正如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所描述的：病毒感染的段子经常是瞎编的，但如何严谨解释动物源性病毒感染则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26]从更长期来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公众和社会产生越来越紧密的关系，由于非科学家的公众群体对科学技术应用与其特定文化之间的冲突，引起对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应用的不理解，甚至产生敌意，因此产生了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文化概念”。[27]中国科学院大学李大光教授长期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他认为，即使在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由于学科领域之间的隔阂，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也会导致不理解、不赞同，甚至是反对。从这一基本判断出发，科学流言的证伪传播，最终目标应是通过具体问题的协调不断强化相互理解，推动公众提高科学素养、媒介素养，同时推动不同领域的科学世界向公众敞开。
　　持续的意义协调，需要持续发挥效力的科学中介平台，它应具备三个重要特征：1.与政府机构不同，具有鲜明的非政府组织特征，与公权力保持距离，避免因权力依附而不被认同。2.与科学家组织不同，更强调传播效果，注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将知识束缚于专业的金字塔。与传统的“谣言止于智者”不同，更强调“信息对称传播，谣言止于透明”。[28] 3.与普通公众不同，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和媒介常识，具备普通人现阶段无法达到的知识、能力和工具。个体的公众科学素养提升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科学中介应成为公众理解科学事件、现象、传言的代理，帮助创造一个对话的公共空间——把分贝降低，尽可能地增加那些能够导致更加积极的结果的真实信息和交流的含量。[29]
　　
结语
　　我们相信，以科学流言的传播与证伪为契机开展持续对话，有助于推动公众与科学这两个语意空间、生活剧本、文化模式存在差异的世界实现意义协调的良性互动。
　　尽管本研究主要针对科学流言，但如果把讨论放宽到网络环境下的流言传播，也具有启发意义：噪声在信息爆炸的初期总是占据主导位置，但从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时代一路过来，历史证明，新秩序终会形成，噪声的主角位置会让位于新的信息传播规则。在这一进程中，流言的传播与纠正，其目的并不仅局限于对事实的澄清，更将在一次次对话中推动个体剧本与作为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公共剧本的意义协调，那些致力于意义协调的中介和个人的努力也将获得认可，正如美国“卓越新闻项目”负责人所预言：“现在很流行去嘲笑那些试图为我们报道和核实新闻的人，但他们会成为英雄，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 [30]■
　　
注释：
①[11]陈力丹：《.畸形的舆论形态——流言的传播》，《记者摇篮》2011年第5期
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收录了关于“科学流言榜”的研究报告，《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科技传播》等杂志发表了讨论“科学流言榜”现象的文章。
③http://piyao.jfdaily.com/
④http://truth.kedo.gov.cn/portal.php
⑤CronenV.E.Pearce,W.B.＆HarrisL.M.(1982).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A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F.E.X.Dance(Ed.)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pp.67-89)New York: Haprer＆ Row.
⑥参见施思：《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框架下的跨文化冲突研究》，《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2期；韦尔文：《意义协调管理理论框架下的有关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案例分析》，《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上
⑦马亚宁：《5月科学流言榜：病从口入成网络谣言最佳靶点，《新民晚报》2016年5月30日
⑧引自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理事长黄天祥在2015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发布会上的发言，2015年12月30日
⑨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8/03/c_134473632.htm
⑩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2]http://py.qianlong.com/2016/0615/678326.shtml
[13]根据作者对腾讯网政务主编何建红的访谈，2016年6月
[14]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8
[15]引自央视新闻《最新报告显示：微信取代微博成谣言传播机》，2016年6月22日
[16]引自《为什么谣言总能骗到你》，科通社公众号2016年3月3日
[17]引自《北京科技报》首席记者洪广玉对康乃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原《科学新闻》总编辑贾鹤鹏的访谈，经授权使用，2016年6月7日
[18]陈怀林：《媒体效果研究·传播学》第4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9]熊炎：《网络辟谣信息的构成要素及其理论效果》，《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20]新华时评：《“毒跑道”生产窝点被揭出凸显监管形同虚设》，新华社2016年6月22日
[21]Guachat, G. Policization of Science in the Public Sphere: A study of Public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4 to 201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1277(2):167-187
[22]何凌南、胡灵舒、余丽君、张志安：《微信谣言传播特征与受众心理机制分析》，《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第1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23]许辉：《“科学”流言为何层出不穷》，河南日报2015年9月30日
[24]CronenV.E.＆PearceW.B. Logical force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 new concept of the necessity in social behaviors. Communication1981：65-67
[25]刘昭：《塑胶跑道=毒跑道？》北京科技报微信公众号“科通社”
[26]引自吴海云研究员在“科学流言榜”评审会上的发言，2016年5月
[27]李大光：《科学传播的演化》，《科学》2016年第2期
[28]这是上海辟谣信息平台的定位描述语，http://piyao.jfdaily.com/
[29]根据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报告，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第2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王学锋/北京晚报副总编辑，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