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第九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在中山大学召开。由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发起创立的这一论坛也称“多闻雅集”，一方面取《论语》“友多闻”的精神，一方面寓《兰亭序》中“群贤毕至”的雅意。本次论坛由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承办，与会的几十位学者围绕“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学术书”的话题展开研讨。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可能影响一位学者毕生的学术方向、研究路径，甚至人生观。因此，正如设计本次论坛议题的李金铨教授所说：“我们做学术工作总有奇特的‘书缘’，譬如终身难忘的‘友缘’，这种书、这种朋友不必多，但得到了就一辈子受用。我们在百忙中不妨偶尔驻足审视，提醒自己要做怎样的学者，有什么‘人师’和‘经师’，借机清理脑力，调整眼力，这应该是取法乎上、鉴往知来的一块里程碑。”在这里，我们把各位学者的发言以笔谈形式刊出，相信会有激发兴趣，开阔视野，触类旁通的效果。
　　我们将数十则笔谈分为方向、方法、人生三篇，只是大致归类，以便编排和阅读，还请读者明鉴。 ——编者
　　
方向篇
学术与生命不应割裂
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
　　在求学时期，我邂逅了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知道想做怎样的学者，从而建立学术的风格与旨趣。米尔斯强调，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对于正在摸索门径的学子，这不啻是一副指南针：原来学术与生命是不应该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个同心圆内，由内向外扩张，连成一气，以至于个人传记不断与社会结构有机互动。
　　在求学时期，周遭的一些“主流”范式实在无法安顿我的关怀。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传播帝国主义再商榷》，在当时的环境下未免“反潮流”，这个勇气和信心也来自米尔斯的启发。此后贯穿我三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是一种深沉的社会关怀与人文价值，以此为主轴发展出互相联系的分支，包括华人社会转型与媒介互动、西方媒介的论述与话语，以及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
　　好的研究必须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从远处大处着眼，并发展各种组成的环节与细节，宏观与微观并举，以期以小见大，并愿意承担社会伦理与责任。米尔斯强调，任何重大问题必须放在历史（时间）的视野和全球（地理）的架构中审查。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纵横自如，超越学科窄框，却又论理严谨，证据丰富。这些观点，我常铭记在心，愧未能至。
　　《社会学的想象力》附录也是一篇绝佳的经验谈，值得一读再读。米尔斯细致地刻画了学者的生活方式、为学的态度，以及开拓想象力的各种方法，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学术研究的艺术境界。我所心仪和推荐给学生阅读的，也都是同一思路的著作。
　　
发掘历史中个体的人文价值来滋养当代社会
清华大学梁君健
　　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是对我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恰好遇到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兴起，很多纪录片创作者都提到法国年鉴学派和社会史研究对于纪录片创作思路上的启发。在怀特·海登的“影视史学”的理论影响下，我也对这些影片产生了好奇：这些看似更加活灵活现的历史呈现，除了寻章摘句式地更换了一批更加生僻的史料之外，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来说，有哪些超越前人的价值？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系统阅读法国年鉴学派的有关著作，马克·布洛赫正是这个学派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历史学家的技艺》这本小书也进入到我的书单当中。
　　《历史学家的技艺》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本书的写作背景。布洛赫以儿子不经意的“历史何用”之问开篇，系统地思考了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当代价值。而这篇为史学书写的辩护文稿，实际上诞生于德国法西斯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全境沦陷，人类社会陷入苦难和黑暗的年代。因而，布洛赫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让我想起了中国古老的“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的史学传统。就在写作这本小书差不多同一时期，布洛赫加入法国抵抗组织，成为领袖，并在1944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和处决。布洛赫在书中提到，历史正是在与现实的互动中产生意义，这在他自己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在思考和研究历史的具体“技艺”层面，布洛赫强调要对史料展开立体式的阅读，尤其重视史料本身的修辞方式和产生情境。以此为基础，布洛赫提倡一种“树木”和“森林”相得益彰的史学，既体现出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和长时段的结构主义特色，又保留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治史的人文精神。这与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解答了我对于一些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疑问：用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历史，不仅仅是寻章摘句和材料搜集这么简单，对于史料的视觉加工本身就体现了对待历史的整体态度，发掘历史中个体的人文价值来滋养当代社会，是影像工作者应当常常回归的初心。
　　
看待世界的另一种眼光
香港浸会大学宋韵雅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在社会学中的发展已超过半个世纪，但直到近十年才由于虚拟计算机资讯网络的发展开始广为传播学界关注。研究者不再单纯关注个人的一些“标签”式的属性，而是将聚焦点转向网络的结构属性：互动单位之间的固定关系模式或规则如何影响行动者或行动？网络结构环境可以抑制一些行动的产生，亦可以促成一些行动的发生。Charles Kadushin的《理解社会网络：理论、概念和发现》（Understanding Social Networks：TheoriesConcepts, and Findings）这本书从抽象到具体，将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又能跳出具体的事象而升华到抽象的事理，读来生动有趣，也在潜移默化中给了我看待世界的另一种眼光：点与点之间的连结关系可以为社会现象提供系统性的解释，而不应只把行动者视为独立自主的个体。
　　和实体社群的社会形态相比，虚拟在线社群展现了另一形态的社会组织，而对两者的研究都可以借鉴社会网络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我尤其喜欢作者提出的ten master ideas。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我们公认的事实，但这种现象既可能是个体瞬时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个体之间长期影响的结果，如何区分这两种机制呢？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譬如，可以观察dyads以及triads在时间维度的分布。举另外一个例子，Kadushin的阐释又帮助我对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原先对社会资本的理解停留在个体层面，譬如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资源，这些社会资本是可以累积的。而读完此书，我开始关注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概念。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能够影响对新信息和不同想法的接受和吸纳程度。传统社会科学通常是从行动个体的属性、行动者双方关系的属性来解释行为，往往将复杂的社会结构简化了。这本书却引领我透过另一种方式来描述社会结构，个体、集群如何在多重社会圈中形成网络，而这种重叠交错关系又如何编织成为社会系统。
　　
警惕言语中那微小剂量的砷
中山大学陈敏
　　《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讲述的是纳粹时期德国语言学家克莱普勒的“自我拯救”，他提醒人们注意纳粹主义语言中的毒性，认为“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它们不知不觉地被吞食了，似乎显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时间以后这种毒性就会体现出来”。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语言对思想所能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无论是日常使用还是学术研究，对很多话语都不能赶时髦地拿来就用，而应时刻保持敏感性和批判性。比如新闻业务研究，就需要警惕把新闻实践中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如“暖新闻”等），不加辨析地作为一种新的报道类型来研究，做学术不能想当然地把自己交给未经深思熟虑的语言和概念。
　　其次，对语言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要有敏锐的感知。哪些话语被“征用”了，哪些话语被遗忘了，语言看似自然的“创新”和淘汰背后，什么力量在起作用？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觉得语言粗鄙化，找不到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我想，学者应该有更强烈的捍卫语言纯洁性的意识，要使用诚实、准确的语言来生产学术知识，拒绝“你懂的”之类暧昧不清，警惕权力染指过的话语（如“群体性事件”等）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不能让学术成为权力的合谋者，而应勇敢地指出“房间里的大象”。
　　再者，我现在对街头巷尾的标语的研究兴趣，也深受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社会语言学”分析方法，将非语言的事物纳入意识形态传播的研究思路的影响。语言有其时代性，标语使用的文字、配图，张贴的方式，使用的材质，乃至形塑的空间，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要敏感于标语语料的及时搜集，同时将其放入社会空间、时代背景下去深入研究，一定会有很多有意思的发现。
　　
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中国传媒大学周逵
　　在差不多十年前，我痴迷于当时还没有多少人关注的“虚拟现实”技术，一心想在这个方向做些研究探索，但立刻遭遇到一个几乎所有“新媒体”研究者在最开始阶段都可能会遇到的方法论问题的困境：面对新兴的媒体技术革命，当大规模的社会普及尚未发生之时，是否有可能做有科学性的研究探索，同时又不会沦为所谓“未来学”式的纯粹的思维沙盘推演？当时，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包括电影、电视剧、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中的虚拟现实的技术图景做了一些文化分析，也因此读了包括威廉·吉布森在内的许多赛博朋克的反乌托邦小说，但又总觉得似乎缺了些什么。
　　于是我又找来了《骇客帝国》反复观看以寻找灵感。在第一集中，当尼奥从一本掏空的书中拿出一碟非法软件时，我发现那本掏空的书居然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的名著《拟像与仿真》。而莫菲斯的那句著名台词“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real），则直接出自书中第一章第一页。
　　我突然间意识到，技术哲学可能是一切讨论不可回避的归宿。正如康德所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句话对于虚拟现实这样所谓的“终极媒体”（the ultimate media）也同样适用。
　　于是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鲍德里亚的书和文章。诸如虚拟现实的媒介再现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使得人们可以完成对于自身和现实世界物理性的超越。而鲍德里亚早早就预见到此，并已经为后现代的文化设立了一个坐标系，他考察了“仿真”的历史谱系，提出了“拟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说。他将拟像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首先是被称为“仿冒”的拟像。在古典时期，人们遵循自然规律，对自然物体进行材料的复制和延伸，或对人工物进行手工的加工和复制。进入工业时代以后，随着机械化生产能力的提高，对于拟像的复制无需手工完成，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下，所有的商品都一模一样。拟像本身开始脱离原始物而存在，并且即使某个类别的物体蓝本不再提供参考动作，拟像依然可以永久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大量的生产复制。这个阶段，就被称为“生产”的拟像。如机器人与本雅明的留声机。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印刷术的革命，使得大量复制和印刷成为可能，并遵循市场和商业的法则进行交易。进入数字时代以后，这样的复制已经可以脱离物质生产，而变成纯粹拟像的生产。进入后工业时代后，一切拟像的生产和存在以数字代码完成。鲍德里亚将这个时代称为“超真实”是因为拟像与其本体之间的差别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虚拟的物品以模拟的方式在网络赛博空间中存在。因此，这个时代又被称为“模拟”的拟像，它是这个受代码支配阶段的主要模式。
　　在这样的哲学性的思考引领下，可以让我从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角度重新看待新的技术现象，也成为日后我做新媒体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尽管虚拟现实技术是20世纪末伴随计算机图形技术和互联网普及的产物，但站到技术史和技术哲学的角度，就可以看到贯穿人类媒介史中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
　　
《比较媒介体制》和《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中山大学李艳红
　　一般来说，一个人学术的成长，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较复杂，好像不大容易具体说是哪一本书对自己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不过，看到这个题目，有两本书跳到了我的脑海中，一本是Hallin和Mancini两位学者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直面了多年尚未得到传播学者回答的“大问题”——理解人类社会媒介体制的问题，并且采取了实证的研究方法，抽象出构成人类社会媒介体制的四个基本维度，并通过对欧洲不同国家在这四个维度上之表现的分化和组合，建构了他们对于欧洲社会三种主要媒介体制的基本看法。这本书给我的第一个震惊是，如此重大的学术问题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竟然基本是空白。关于世界媒介体制的最经典的读本是1950年代出版的《四种报刊理论》，在此之后，尽管有一些修修补补的提法，但均零散且难以令人信服，直到2004年这本书出版。可以说，在将近50年时间里，尽管数量众多的传播学者产制了数量众多的传播学论著，却仍然没有对这一重大和基本的学术问题做出回应。这本书揭示的现状某种程度上确认了刘瑜所言的学术界的现状，大多是“精致的平庸”抑或“粗俗的平庸”，无力回应大问题，无力丰富人类的认识能力。我自己未必有勇气去挑战“大问题”，但是这本书至少让我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觉，它启发或激励我，继续坚持如米尔斯所言，关心那些困惑你个体并安放你的关怀的问题，勇于研究他们。相反，不要出于“定位”的功利性考虑，给自己画一个“标签”，圈一块地，以便快速地在小片土地上做一些所谓能出成果的东西。
　　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启发是方法论层面的，它构成了一个用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相对宏大问题，并做出理论贡献的一个典范。我对宏观一些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对完全微观的行为学层面的问题不大有兴趣，但是，面对相对宏观或是中观的社会问题，其实常常会感到困难重重，即便我们力图去探寻宏观与微观的勾连，仍然会觉得，宏观问题的研究不仅对材料掌握的要求高，而且对研究者整合资料和抽象化概念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本书让我看到：一个关心宏观社会问题的学者怎样通过运用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通过对浩如烟海的材料的爬梳，进而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构建（因为我们熟悉的研究范本都是量化研究进行的理论假设验证）。它因此也昭示了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标准：理论尽管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但却应该构成学术发展的高级目标（或曰境界）；而另一方面，理论的建构同时不应该是天花乱坠，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建立在对实证材料的爬梳、分析和抽象基础上。这恰恰帮助我们反思在现实中经常看到的：理论工作者与经验工作者往往并不搭界；研究理论的学者不屑于做经验的细考，喜欢建构出的理论“自说自话”；而经验研究的学者尽管精雕细琢，列出琐细证据，却少有回应理论，更遑论理论建构了。
　　另一本书是赵鼎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本书不算专著，它是赵鼎新老师在清华大学给学生讲课的讲义集。在这本书中，作者勾勒了在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这个学术领域，不同年代的社会学家们如何一步一步研究它发展至今，累积起了今天学术界对人类集体行动这一现象所形成的相对多元而丰富的理论认识。因此，这本书给我的启发不在于它构成一个具体的研究典范，而在于帮助我将“学术”置放在学术史的脉络和学术共同体的视野中来理解，看到知识生产的“累积性”。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尤其是崇尚实证的学术领域，如此清晰地看到学术知识以理论的方式进行发展的脉络，在此脉络中，实证可以与学者的想象力互动，进而发展学术思想（理论），而每一位学者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运用自己的思维想象力以及对实证材料的处理来与前人对话，发展学术思想。这本书因此通过我感兴趣的“集体行动”这个研究领域清晰地展示了，理论的丰富和完善是如何通过学者与学者之间工作的连接、对话、批判和超越来实现的。
　　总结一下，如果说《比较媒介体制》一书对我的启示主要是知识生产的价值理性（什么问题值得研究）和方法论（如何研究？如何进行实证经验与理论建构的对话）层面，仍然侧重的是将学术本身作为一个独立活动的话，《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的启示更多地将学术视为一种互动性和积累性的活动。它帮助我认识到这一点，学习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形成更明确的对话意识，并尝试思考如何在学术史中探索自己的角色。行文至此，突然意识到，我这里还缺了一部分，如果说知识生产是累积性和对话性的话，除了上述知识生产主体的外部对话，知识生产主体的内在对话——即一个学者的自我成长、自我对话和超越，也是这一活动不容忽视的面向。
　　
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
南京师范大学庄曦
　　在求学的路上我们与书结缘，在问道的途中，有些书不经意间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读着共同的经典，粉着大师，又在特定的时间与特定的书籍各自相遇，形成了我们各自的追逐。就我而言，对我的学术工作较有启发的一本书是G.H.埃尔德的《大萧条的孩子们》。
　　G.H.埃尔德曾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奥克兰个人成长研究机构的档案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大萧条前出生者家庭生活的变迁及其后果。这项研究把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与表征个人经历、取向和行为的纵向研究数据结合起来，论证了大萧条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的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于其整个生命历程。以如此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为导向，坚持几十年的精耕细作，让人在心生敬意的同时，不禁心向往之。
　　这也让我萌发了从纵向比较间动态考量农民工二代——流动儿童现实处境的想法。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变迁是否导致了家庭和代际变迁”或者“这种变迁的性质是什么”这些问题，还应包括“这些变迁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些在此刻尚是儿童的男性与女性，其未来的生涯与当下社会变迁的联系何在”等问题。后者是一种追踪社会变迁对生命历程的影响的研究取向。只有从历史的语境、个人的社会结构位置中来记录生命的历程，跟踪展示其认知、社交的状态，才能得到最为扎实的理论积累与响亮的现实回应。
　　
超越学科界限的《天真的人类学家》
云南大学孙信茹
　　对一个人影响至深的好书一定很多，我觉得可能不是哪一本书对自己最有影响，或者说它一定会全方位地影响你，可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它刚好和你所想要问的问题有一个碰撞，就会给你留下隽永的印象。从这样的意义讲，我推荐《天真的人类学家》。这本书给我们的启发远远不只限于人类学界。作者采用一种幽默辛辣的笔调，在书中讨论了研究者如何在研究中看待个人主体性、如何把握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认为，研究者不只在研究某个“对象”，也在研究自己。换言之，研究者也可以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的理解和体悟。从这个角度讲，研究的过程没法不让你“卷入”到研究对象的存在逻辑和文化情境中。研究所能抵达到何种成果，或许也得益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产生何种碰撞。研究实则是一个不断实现主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作为研究者的个人，如何去正视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去感受和捕捉对方的情感波动与生命体验，如何真正实现与对象的“对话”？这是需要研究者的“智慧”才能够把握的。
　　看完这本书，我会思考什么是好的研究，也许一项好的研究不在于你最终获得了怎样的研究成果，而在于你在研究过程中去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了解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它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书，不存在任何学科的界限，任何人都可以去看。
　　
《超越西方霸权》的视野、方法论与文化根性
南京大学朱丽丽
　　《超越西方霸权》是最近十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传播学专业书。简言之，其影响有三：
　　一、视野。这本书的作者李金铨教授是华人传播学者中最早国际化且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此书的学术视野有许多重超越。首先，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超越，作者洞悉国际传播学界的模式与局限，他提出要“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既要深入到传播学界的中心理论场域，又要跳出常规，代入真正关心的本土问题，以期打破既有研究的囿限，从边缘的位置与中心进行对话与修正。其次，这种跨越也是学科间的跨越。作者认为，与其说自己是传播学者，不如说是媒介社会学家。作者的研究议题也明显有与社会学、历史学接轨的倾向。这也是他所倡导的打破学科精耕细作的“内卷化”倾向，有意识地将研究问题置于更大的学科脉络和社会历史脉络之中，如此才有格局阔大的研究。
　　二、方法论。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从理论到操作非常精细地展演了何为中观距离的实证主义研究。作者的选题很有讲究，从个案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入手，层层抽丝剥茧，透视考量作为个案的小系统与更大的中系统、大系统之间的关系，互为表里，层层印证。书中呈现的一系列研究，既有历史的纵向宏阔，又有全球化的横向观照，经纬结合，鞭辟入里。与此同时，在论证的实证化上严谨缜密，实为研究借鉴临摹的杰出范例。
　　三、文化根性。最后要提到一个学者最本质的本真之一——文化根性。有些研究很不错，但是读过后并没有发现学者本身的任何语言风格标识，也无法窥见其文化根性。似乎换一个学者也是这套语言，这套学术风格。也许这是长期积累的学术生产标准化的流弊。有少数大家的文字可以兼顾学理严谨性与文字的风格化，你可以在获得学术思考启迪的同时，从中窥见作者的文化根性与性情旨趣。而这本书是我所见最能兼顾学术化与文化根性的佳作！其风格化不仅是语言上的，也是文化根性的。阅读这本书的感觉是行云流水，潇洒通达，在中西文化之间出入自如，却又丝毫不减其学术严谨性与规范化。真的是达到华人学术写作中非常高深的化境，才能有这般文字，这般研究。
　　
厘清媒体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中山大学邓理峰
　　我觉得目前对我的学术职业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汤普森（J. B. Thompson）的《媒介与现代性》（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正是从此书开始，我开始意识到在现代社会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当中媒体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尤其是现代社会里各种形态权力运作中的媒体与传播因素。
　　汤普森此书帮我厘清了非常多的问题，宏大一点的问题如媒体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尤其是媒体的技术与社会维度，以及如何在特定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来审视媒体对于社会关系的重塑，并在结构化社会情境当中来理解媒体的社会影响。微观一点的问题如象征符号的经济价值和象征价值。通过使用此书的新理论概念，我们能看到以往所不能见的内容，比如新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更有其象征价值。有鉴于此，媒体机构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
　　汤普森此书的行文风格比较晦涩艰深，但提供了非常多有启发性的研究思路和方向。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就是Thompson对于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的分析。他将媒体机构的象征权力和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等其他权力形态并置对待，对于象征权力的概念和实践做了非常多拓展人思路的细腻分析。
　　也正是顺着汤普森对于象征权力概念下的学术理路，我的阅读视野延伸到了尼克·柯曲（Nick Couldry）对“媒体权力（media power）”概念的分析。而这对于我而言，又是一个充满吸引力和趣味的全新世界。2008年我和尼克·柯曲（Nick Couldry）一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访学，因为这层联系，我后来读柯曲的新书Media, Society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似乎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事实上我觉得柯曲此书对于媒体的社会理论，包括对我非常感兴趣的“媒体权力”概念的分析，正是对汤普森上述一书的极好丰富和更新。
　　
方法篇
《治史三书》：专精与博通
中山大学陈楚洁
　　我要推荐的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其中包括《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三篇文章。我尤其喜欢其中的《治史经验谈》。严耕望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专治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他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余英时评价他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很难说这本书具体影响了我哪个研究，这种影响更多是一种治学方法和原则上的。比如他在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提出，学者要专精也要博通，所谓专精就是要有自己精通的专业领域；所谓博通，就是不要拘泥于某一个狭隘的研究领域，并且要熟悉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重要理论与概念。他还提出，学者应当“集中心力与时间做面的研究，不要做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当代学术分工往往令学者囿于一个细小的研究领域，而忽略了中观、宏观的“面”的研究，其结果是使学者之间“同行如隔山”，纵然在某个专业做得精致细微，但缺乏宏观视野的关怀，极有可能在学术之路上难以走远。学术热点的更新换代在当下也相当频繁，令人目不暇接。作为一个学术新人，我只能选择自己最感兴趣与理解较深的研究领域，打下扎实基础，建立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之后，才可以逐渐向周边领域拓展。当然，这并不是说青年学者在起步阶段只能聚焦于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告诫自己不可精力分散、浅尝辄止，我想这也是自己坚持做新闻生产社会学以及相关的政治传播研究的缘故之一。
　　在研究的时间跨度方面，严耕望认为要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这个时代的前后两个时代均有足够的了解。换言之，学者的研究应具有历史的视野，而不仅仅聚焦于研究对象的某一短暂时间段内的状态，这也与前述强调要做“面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我在开展博士论文以及撰写其他研究计划时提醒自己务必注意的地方。比如研究中国的媒体市场化改革，如果只聚焦于1990年代到21世纪的头几年，我们会看到中国传统媒体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但一旦将时间稍微延伸到2010年代，研究的结论就会出现较大差异。而对传统媒体变化与发展的研究，如果将视角从微观的职业与组织生态扩大到媒体背后的权力与社会结构，也可能带来不一样的研究发现。
　　
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理解学术研究
上海社科院王蔚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巴赫金的一本名著，是关于陀氏文学作品的理论研究。书中提及的“复调”“对话性”“未完成性”“狂欢”等理论概念，在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多个领域中有延伸性的应用。该书对我的影响并不限于内容，更在于通过理解这本书，从而更好地理解学术研究。
　　一是学习他人成果时，需要充分了解其所涉及的研究文本。如果不读陀氏小说，则无法理解巴赫金的“复调”“对话性”等重要概念。新闻传播学也是如此。在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元化、跨界化的当下，研究与研究之间的隔阂往往在研究对象上就表现出来。因此，如果不理解什么是“PX事件”“帝吧出征”，从来不看“上海观察”“哔哩哔哩”，就很难准确理解相关研究，从而也无法形成有效交流。
　　二是对新理论的理解要结合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该书打破常规，更侧重从共时性视角来分析陀氏文学作品，从而提出“复调”理论。然而，作者对同一空间的重要性的偏好，离不开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这一宏大理论背景。因此，只有结合研究所处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一种新理论及其原创意义。
　　三是文献综述要充满对话性和生产性。该书第一章是对前人研究的回顾，有血有肉，没有丝毫呆板枯燥，充满对话性，同时又生产出自己的独特意义，是一份极具启发意义的文献综述。至今我还会时常回到这一章来，让它提醒我要在吃透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问题出发形成综述，注重与前人的对话性，以及未来的生产性。
　　四是在任何境遇中，都应该保持对研究的热爱。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巴赫金的前半生非常坎坷，饱受病痛、流放、截肢之苦。然而，该书却是巴赫金在早年完成的，60多岁以后才获得足够重视。无论生活在何种境遇，学术是否带来声望，巴赫金的研究持续终生。这提醒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将心境打扫干净，只需要为热爱而研究。
　　
思维术与治学
陕西师范大学滕朋
　　一本书的印象的产生一定是书中内容和读者当时的心境或疑惑的契合。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博士毕业两年后偶遇的杜松柏所著《国学治学方法》一书。彼时的我，对学术研究一知半解，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却没有明晰的认知。
　　《国学治学方法》所提“思维术与治学”对我启迪甚多。许多学者都说研究的切口要小，但如何找到小的研究切口、如何有步骤地找到研究切口，却大都语焉不详，我从“思维术建立中”读到的恰好是寻找、确定研究话题的步骤。通过分类，不仅区分研究对象确立研究焦点，同时也是区分既往文献的一种重要途径。而“关系”则明确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故思考析辨的时候，当辨明彼此间相互的关系”，揭示关系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构成研究问题的主体要素。在明确了研究的开始与方向的基础之上，辅之系统的方法，研究方能确立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点亮学术之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
安徽大学刘勇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社会学的想像力》时的欣喜与感动。那是2005年，我刚刚考入复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对学术充满热情却日渐迷茫：读书没有方向，选题没有着落，找不到学问的门径。人与书是有缘分的！其时，在我选修的比较政治学课上，我第一次从老师开列的书单中看到这本书的名字。花了一个通宵，我囫囵吞枣地读完这本书，连呼过瘾，不禁折服于作者对于美国社会学界入木三分的批判。后续的精读更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困惑以及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米尔斯在书中不断提醒读者：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契合处寻找的选题才具有研究价值。一直以来，我在应用新闻学的研究中，心头常常积淀着些许挥之不去的疑问。譬如，为什么新闻业务研究总是难以深入，是否存在一种理论化的研究路径？当我将这些“个人困扰”与“专业论题”相勾连之后，一系列“真问题”逐渐凸显，于是，从纵向维度考察新时期30年新闻文体的发展进程，遂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可以说，这本书不仅宽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我点亮了之后的学术之路。
　　米尔斯说：选择做一个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从那时起，这句话一直指引我如何做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
　　
在《语言与人生》中攀上“抽象的阶梯”
华东师范大学易妍
　　当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上李金铨教授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坊”时，读过的不少书到今天都对我影响很深。在这里想介绍的是日本学者早川（Hiyakawa.S.）的《语言与人生》（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这本书中有一章论述了“我们是怎样得到知识的”，提出“抽象的阶梯”思维法。我觉得“抽象的阶梯”简直就是我在四年博士生生涯中获得的最大法宝。直到今天，每一次做研究，思考问题，都会回到这本书，回到“抽象的阶梯”。我并不是一个聪明人，甚至可以说很笨，那么笨人采取的方法就是：每一次我都会拿张白纸，在我要研究的问题或者研究的现象旁边，画一个原始版本的“抽象的阶梯”：母牛阿花—母牛—家畜—农庄财产—资产—财富。然后我就对着这个阶梯画我自己研究题目的那一条阶梯，以做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过程。为什么要做概念化？我还记得李老师上这门课的时候经常批评我“上不去”，总是停留在对事物和现象的描述上。而“抽象的阶梯”就是帮助我们寻找事物的本质，一层层往上走，剥离表面上的特质，去寻找和其他事物在概念上的共性。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我们才有可能做比较，才可以挖掘“母牛阿花”这样一个特例在理论上的意义。为什么我要对着画？那是因为我以前也试过很多次“跳级”的问题，也就是在逻辑上不连贯的问题。如果你突然说“母牛阿花”是一种“财富”，很多人都会云里雾里，但是如果一步步地走上这个“抽象的阶梯”，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母牛阿花”是一种财富。很多时候你自己感觉逻辑上很通顺了，但读者却不明白，那就是因为你没有把这条“抽象的阶梯”画好。
　　还记得当时虽然读了书、学习了这种方法，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用不好或者用不对。那时我的导师张赞国教授就鼓励我说，“这种思维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这是需要你多读文献，多读理论才可以建立的。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开窍的”。我真的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在某一个时刻突然理解了，开窍了。我想说那种感觉真好！
　　
《治史三书》及其他
武汉大学洪杰文
　　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所读的都是工科。对于工科而言，更多的是趴在计算机上，待在实验室中，相对而言较少读书。从2001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科（网络传播专业）以来，我越来越紧张：不会读书、读的书太少！
　　现在回想在工科学习中，对自己最有用的知识更多是原理类的东西。虽然在做学生阶段，一般喜欢实用性强的应用性的课程，而对原理性比较强的理论性课程不太“感冒”。但回过头来看，当年喜欢的应用性强的课程大多已经被淘汰，而指导自己前进的则是理论性课程，这些原理和理论不会过时，对于问题和现象的思考有着莫大的帮助！
　　由于以前相对读书较少，读书面较窄，阅读时存在很多困惑。2009年4月在城大访学期间，李金铨老师在课堂上讨论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给我启发很大，回来后就买了一本经常揣摩，这本书对我从一个工科生向文科生转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也对于历史方面的知识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历史知识的回顾对于现有问题和现象理解的重要性。
　　由此，我现在比较喜欢阅读一些原理性和历史学方面的书籍，比如最近看过的《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和《数学之美》。《从莎草纸到互联网》通过对“古老的社交媒体”的历史梳理，总结出今天社交媒体的本质以及与人的关连，看过后对于今天社交媒体中的很多问题顿时有了深刻的理解。《数学之美》将许多复杂技术的基本原理通过让大家可以理解的数学讲得通俗易懂，让非专业读者也能认识到复杂技术的本质，同时通过具体实例让人明白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化繁为简。通过该书的阅读让我对于技术类课程的讲授有了新的认识，即如何让文科生去理解复杂的技术，如何让学生把握技术的本质。
　　
贯通微观与宏观层面的概念和逻辑
香港城市大学沈菲
　　我个人比较偏好的学术取向是走普遍性路线的。科学范式的研究重视规律的探求，假设人类行为与社会发展皆具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和可预测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学科的细分、统计工具的发展及学术机构的官僚化，使得社会科学经验主义取向的研究很容易落入寻找细枝末节规律的窠臼，而忽视了宏观命题。大量的微观行为主义研究恐怕多少都是为了寻找规律而规律，很少有作品能够贯通微观与宏观层面的概念和逻辑。
　　从这点来说，我比较欣赏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的《国家的兴衰》。这本书以个体和组织层面的假设出发，解释了一系列宏观社会和经济现象，包括二战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以看似常识性的知识假设对社会的运行与变迁做情理之內而又意料之外的解释。
　　
在研究方法上与国际同行同步
暨南大学曾凡斌
　　我记得2007年在城大访学的时候，曾去请教祝建华老师一些问题，可能祝老师觉得我问的问题和他的思路不一样，就送了我一本英文版的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七版）。后来又在网上看了祝老师关于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视频，重新补充了一些统计学的知识，看社会学、传播学的论文以及SSCI的论文等，再回过头来看《社会研究方法》，发现近百年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在遵守着《社会研究方法》的范式。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我从调查研究开始，做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并成功申请了相关课题。目前，我正在进行基于大数据基础上的社会心态和舆论分析，我希望不仅能很好地解决相关的学术问题，也能在研究方法上与国际同行同步。
　　
媒体制度是始终值得思考的问题
厦门大学佘绍敏
　　《报刊的四种理论》是读硕士的时候外教选修课上的推荐读物，为此我专门去图书馆翻出了英文原版，第一次完整地、仔细地读完一本英文学术书籍（所幸此书并不厚）。《报刊的四种理论》在以往的学习中也就是4页幻灯片，背下来似乎就完成了学习任务。也正因为如此，完整阅读这本书给我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使我大致了解四种理论的来龙去脉和演化过程，这是我知识上的收获；二是认识到每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后面都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现实实践，理论只有被置于历史的脉络中才能显得丰富和真实，也才能恰当地被用于关照现实，这是我认识上的提升；三是使我对传媒制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因此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论文《讨论互联网时代的政府管制》，并以之为基础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
　　我对于个人努力改变命运是相对悲观的，小说《1984》和《活着》（两本我至今不敢重读的杰作）深入刻画了时代洪流如何框定个人命运。我认为制度设计至为重要，好的制度设计能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社会发展；相反，坏的制度贻害无穷。媒体从业者也好，媒介组织也好，都有赖于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建设决定未来的命运和走向。因此，媒介制度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没有过时的《传学概论》
武汉大学刘静慧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我自己特别喜欢宣伟伯著、余也鲁译述，由香港海天书楼1990年出版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这本书。
　　关于传播学概论这方面的书籍有很多，我为什么最爱这一本？古人云：开卷有益，但今天已是信息过载的时代，一个人的时间与生命皆有限，确实需要对将要看的书进行选择。有学者说：看书要看金字塔塔尖的书。我深以为然。这本书的著者（现通译施拉姆）是一位大家，译者也是一位大师，译者用地道的中国人的语言来讲述西方舶来的传播学，正如译者所言：“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自己对传播知道的实在太少；读完这本书，你对传播了解的深刻会令许多人惊奇”；“文字轻松，无拘无束，带有他（著者）一贯的深入浅出、清丽感人的风格”；“它教你怎样把文章写好，把话说好”。
　　我觉得文章写得最好的时候，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首先，要有自己的观点。要对“门里”与“门外”的行情有深刻透辟的认识。然后，还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这就是我读这本书比较重大的体会。
　　这本书出版比较早，现在的媒介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都在谈“互联网+”，谈媒介融合，谈物联网，面对前路，难免会迷惘，这时再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些理论，会发现原来“这本书更把明天的情况加以描述”，发现今天这些媒介现象早被预测。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具有前瞻性。
　　
《普通语言学教程》与《廖秋忠文集》
西北大学翁玉莲
　　我是学文学出身，读的是语言学，感兴趣的是新闻语言，对我影响较大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产生并反戈于历史语言学，提出共时、结构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横向的组合和纵向的聚合，也是选择和排列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还局限于句法的层面，是一种脱离语境的自为状态。但是它的框架提供给后人一种更高远的视阈：句段、语篇直至文本、话语都是一个遵从规律的结构。这也是新闻语篇、新闻话语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组合和聚合，选择和排列可以用来研究很多东西，比如文学和广告中的隐喻。隐喻就是一种典型的选择和排列的关系，包括广告中女性的角色、图像的选择等等，都可以回归到这种理论当中去。
　　句法结构层面的研究还无法解释语言生成的机制和韵动。同样是陈述句、标题同样倾向鲜明生动的动词，消息和评论有什么不同？不同体裁类的新闻语篇，其结构的逻辑又有何不同？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解答不了的。
　　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者廖秋忠先生，他是我们国家做功能语言学最早的人，后来的功能语言学家基本上是沿着他的框架基础做深做细。功能语言学将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描述与解释相结合，语法、语义、语用相结合，微观宏观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把语言的生成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比较全面地呈现了语言的真实面貌。廖秋忠从功能的角度来分析语言，把表面的东西切入到更深的背景之下，把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解释不清的东西用功能语言学理论来解释就很清晰。
　　
《媒介环境学》的启发
华中科技大学陈少华
　　我在学校里学习的是计算机软件专业，留校后一直都行走在技术和人文社科的交叉线上和主流学科的边缘，活动在不同的学科圈，经常要转换不同的话语系统，但所做的探索和研究在哪一个学科里都不算主流。对于新闻传播领域，我也是一个“新闯入者”。到了新闻传播领域以后，一般是碰到什么，或者教学科研中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去看相关的书籍和文献，算是任务驱动式学习。比如关于“媒介与社会信息环境”的研究，我就找到林文刚老师的《媒介环境学》，这本书有句话很有趣：“媒介是一条鱼，还是媒介是一条河？”因为这句话，我就慢慢对媒介环境有了兴趣。
　　后来我走上了舆情监测的探索，也可能是受到《媒介环境学》的影响。我发现传播学关注媒介与社会间的关系比较多，很少有人专注媒介本身如何发展，未来会怎样发展，未来媒体是什么样。媒介本身的形态与预测等研究基本上还是技术专家们主导，基本上是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当然这种接受也是社会选择的过程，但是在这种社会选择的过程中，我们新闻传播学者的声音好像少了、小了，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另外，从研究方法上，我个人喜欢用实验和仿真的方法来研究新闻传播的问题，但感觉难突破。社会传播系统是一个人工构造的系统，不是自然系统，也在探索将自己对媒体的理解应用到实验性传播系统设计上。
　　
溯源传播学之水
湖北大学罗宜虹
　　按照罗杰斯的说法：“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又将流向何处。”从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这条河流的流淌中，我们可以看到传播学在美国产生、发展的过程。
　　读这本书让我很平静，它把一些故事与理论讲得特别生动。开创了将理论、历史和个人的传记融合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翔实而又准确地论述了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历程，有故事，有情节，有访谈，趣味性强。这本书在人的基础上来理解传播学史，涉及众多人物与机构，以及若干学科的知识背景，并以此表明，传播研究如何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这本书包含10个人物传记，10个理论的起源发展，全景地展示了传播学的创立和早期的发展，著述的经验性与实用性交融恰到好处，这也是这本专著比较好读的原因所在。
　　
依靠实证的思维来理解世界
上海理工大学瞿旭晟
　　刘易斯·科塞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和罗德尼·斯塔克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反思》主题上没什么相关性，前者可以归纳到知识社会学的范畴，后者看起来更多和思想史有关。之所以将二者放在一起，因为它们都在一个共通的层面给予我启发：依靠实证的思维来理解世界，而非仰赖概念化的定义来描述研究对象。我们都读过不少通篇堆砌概念乃至各种“主义”，但是对理解研究对象和主题却毫无裨益的文章。恰恰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上述两本著作提供了一个典范：如何通过质性和量化的历史证据/数据的编织，见微知著地讨论宏大主题，同时有一种娓娓道来的韵味。不仅如此，斯塔克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书中对社科研究中比喻滥用的批评、对韦伯有关“卡里斯玛”概念的指摘，澄清了在研究中概念的不足和命题的重要性。在这种研究视野下，我们应该反思，当我们习惯用一些概念化的语言来描述观察对象之后，不仅失去深入理解现实的敏锐度，所谓的“研究”也会变成各种时髦名词的拼贴和流行概念的滥用。
　　
《拯救与逍遥》：所谋颇大，所思也深
中国传媒大学张磊
　　学术生涯十余年间，影响我的书籍不止一本。在每一个小阶段，总有一两本书触发我，成为反复阅读的案头常备书，如《乡土中国》《叫魂》《超越西方霸权》《社会学的想像力》等。但如果把我放逐到荒岛，只能选出一本学术书随身，那我会选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因为这本书在我学术生涯的起始阶段具有“启蒙”作用。
　　《拯救与逍遥》初版于1988年，是刘小枫30岁时的作品，后经两次修订，我读的是2001年的修订版。在这本书中，刘小枫通过中西诗人、诗作与诗学的对比，分别用“逍遥”和“拯救”来概括中西的思想品质，所谋颇大，所思也深。我尤其喜欢他的语言，西化色彩和中文底蕴并存，读起来感觉语言的力量烛照幽微。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懵懵懂懂，如武陵人至桃花源，“仿佛若有光”，却不知道这光从哪一个方向来。沿着他书中的线索去读了更多文献，也读了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这本书用小说和电影作为引子来谈思想，更加亲近），回头再读《拯救与逍遥》，才觉得豁然开朗。首先更理解个人生命，其次对治学之道也有更多体会。具体而言，我学到了两点。第一，反复追问。刘小枫喜欢用问句，而且经常是一连串的问句，在这种反复追问之下，慢慢剥出思想的核心。第二，比较的方法。两事物比较，必须既有差异，又具同等分量；比较的时候，异同视角切换。这是我学到的方法论。总之，这本书从思想、语言风格到方法论，都是于我影响颇深的作品。
　　
拨云见日《做新闻》
西北大学李莉
　　华夏出版社2008年翻译出版的盖伊·塔奇曼的《做新闻》（Making News）一书现在已成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重要推荐书目之一，新闻生产的概念已然被大家普遍接受，“新闻是故事”的说法也早已不足为奇。但在八年前，自己记忆中的第一次阅读体验仍然是拨云见日般的惊喜和钦佩。
　　诚如黄旦老师在本书导读中所言，“塔奇曼犹具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打开了透视新闻生产的“前窗”和“后窗”，特别富有对媒介和社会组织间复杂关系思考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在崭新的新闻生态环境下，《做新闻》中所提及的“新闻网络”“框架”“类型化”等相关概念依然具有时代阐释力，魅力不减当年。
　　于我而言，《做新闻》则是引领自己从“功能主义”新闻观向社会建构理论转折的重要砝码，催生了我从社会学视角观察新闻传播现象这一研究路径的长久热情。塔奇曼的“Making News”好似总在耳边回响，鼓励我不断追问时代浪潮中那些千姿百态的新闻产品背后的人和事。我的博士论文最终圈定“民国时期美国《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中国报道研究”也正缘起于斯。此外，《做新闻》所运用的田野调查方法也是熠熠生辉的方法论启迪，它一直是鼓励我走出书斋和象牙塔，去触摸一线新闻媒体的一种研究方式，在新闻教学和新闻实践严重脱节的今天，这种方法更显珍贵。
　　
从政治系统的视野观察传媒
华中科技大学何志武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著《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与他的《政治系统：对政治学现状的探讨》《政治分析的框架》，成为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的三部曲，也提供了一套影响巨大的政治系统分析方法。
　　戴维·伊斯顿是将系统论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位学者。此后，政治学界掀起了一股系统分析热，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莫顿·A·卡普兰等学者纷纷加入其中。
　　作为一种政治研究方法，政治系统分析方法是一种整体性的宏观分析。它从政治系统中抽象出最一般性的变项，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方法的影响早已超出了政治学的范畴，许多学科都纷纷借鉴了这种方法。
　　这本书对我的启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提供了科学有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的博士论文也是我主持的第一项课题——“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正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将一项公共政策个案放入决策系统乃至政治系统，从政策的输入—转化—输出环节，全程考察媒介的参与状况，使得研究思路更清晰、研究视野更宏观、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二是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任何研究对象，即使是具有特殊性的个案，都应置于宏观的社会系统进行考察和审视，找准其在社会系统中的位置，确定不同层级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才能进行准确的定性判断。研究某个问题，从研究价值的判断到研究思路的梳理，即使是个案研究，都应以宏观的、系统的思维进行审视和考量，而不是孤立地或片断式地“自说自话”。新闻传播学研究亦是如此。
　　
“倒转”思维方式的《确定性的寻求》
辽宁大学王鑫
　　业师蒋原伦先生在我读博期间，认为我在思考问题时通常会预设一个概念，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选择符合这个概念所能规定的东西，而不善于在具体的材料中发现问题，存在思维上的局限，于是向我推荐了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这本书。
　　深受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影响，我的思维方式和对于知行关系的理解无疑属于杜威要颠覆的那种。《确定性的寻求》在某种程度上“倒转”了我既有的思维方式，逐渐建立从问题出发的“实践”意识。这种“倒转”直接表现为尽力避免根据固有的观念或者预设一些概念来解释经验现象，即使有观念的指导，这种观念也是“试验性”的，“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性的；思考问题也尽可能从经验材料自我“讲述”什么出发，并且在材料中发现令人兴奋的问题，而不是预先寻求一个“确定性”概念开始，用材料证明概念判断的无误。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这种转变无疑是重要的。
　　这本书也改变了我对“实用”的狭见。“实用”在我看来总是要满足一个实用的有限的功利的目的，缺乏超越性。杜威的“实用”虽然是通过手段、工具和行动来实现的，但是要把它置于人生价值的行动方式和趣味培养的高度。将杜威对“实用”的理解降格为手段和功利的目的，忽略了价值和趣味的维度，导致经验研究容易聚焦一个特别小的问题，然后进行封闭的研究，虽然细致，但缺乏将之置于人生价值的行动方式和趣味培养的高度的自觉，难以有社会的关切和人文的关怀。
　　哲学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辨，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是需要运用研究方法确保研究过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这本书提出的“方法至上”，也让我从偏重理论沉思转向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上来。
　　
《批判性思维教程》：“否思”的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刘兢
　　《批判性思维教程》（谷振诣、刘壮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我在黄旦老师提点下找到的一本读书指南。“习惯读书”不难，每天读一点，习惯成自然。可是，“习惯读书”不等于“会读书”。若不会读书，读破万卷也是做知识搬运工，不但难言知识创新，甚至可能因记忆衰退、颈椎僵硬而怀疑读书人生的意义。我曾总结“地图与地标结合大法”教学生读书，建议先泛读通识性的“大家小书”以把握某议题的知识地图，再精读相关地标性学者的论述以深入了解议题内核。可这其实是教人“读什么书”，而非“如何读书”。
　　黄旦老师教我“如何读书”。他强调读书时要先学会“讲书”，口述该书要点并摸清其所在的学术谱系，再对书中搭建的知识体系进行“否思”。据我理解，这与现在大学通识教育中被屡屡强调的“批判性思维”殊途同归。我于是找来多本相关译作或教材，发现这本北大元培实验班的《批判性思维教程》最好。该教材博采众多西方教材之长，又比众多译作的拗口译文更接地气，依预设、论点、论据、逻辑娓娓道来，实在是相见恨晚。
　　《批判性思维教程》是我的读书生涯小结。个人以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以传播研究为业的学人而言，两项修炼不可偏废。一是根源于逻辑学的严谨的批判性思维，要习惯有理有据地“破”。二是师法社会学的规范的社科研究方法，还要习惯有理有据地“立”。该书是针对前者的极好指南，我辈应谨记：“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话语分析的典范之作
延边大学徐玉兰
　　我在韩国读博期间读到梵·迪克的《作为话语的新闻》，为我之后的学术提供了典范研究路径。
　　第一，梵·迪克的理论在微观宏观话语分析的基础上，用多种跨学科的方法来使得研究具有文本和实践双重维度下的完整性。我们做话语分析不仅要关注新闻文本的使用过程，也注重文本生产和实践过程。按照梵·迪克的话来讲，“突破表象，深入研究新闻阐释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情形”。我在做东北亚各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时，在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将文化研究、政治传播、国际政治等理论引入，从而把新闻文本放在更立体的位置上面。而这种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来把握媒介话语，立体地观察研究对象，透视媒体本身的多元复杂性。
　　第二，梵·迪克的话语理论提供了更广泛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野的想象空间。比如我们可以思考话语的对象是什么？社会文化、意思形态与话语的关系是什么？构建或者结构文化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但是话语分析理论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局限。比如，梵·迪克的话语分析还是静态模式，对于新闻传播场域的争斗性和动态性把握还不足，似乎成为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论。
　　
人生篇　　
缘结《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暨南大学邓绍根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由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等老一辈新闻史家组织全国24家新闻学术单位的50位学者历时12年合作于1992、1996、1999年分别完成，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13年12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英文版）10卷本已经由Enrich Professional Publishing出版，并面向全球发售，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走向海外的重要步骤，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于我而言，这部书则是一生缘，一世情，对我影响最大。
　　首先，它是我的新闻史入门图谱和知识体系。我原来学历史，因为写硕士论文《万国公报传播近代科技文化研究》的原因，阅读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也因为这个研究的经历，使得自己喜欢上了新闻史研究，且有了攻读新闻史博士的想法。于是，我鼓足勇气，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主编方汉奇先生写信请教，表明心迹。他回信说，欢迎你报考，但你是转专业的，先要看《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在方先生的指引下，我立即到福州屏山的晓枫书屋买了一套《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将它作为自己迈向新闻史研究之路的入门书籍。通过不断的精读、理解、记忆，我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中国新闻史知识体系，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史知识体系，有了新闻史研究的图谱。
　　其次，它是我的批评挑刺对象。该书读久了，理解深了，慢慢也发现了它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范式上仍以革命范式为主，内容上仍以新闻事业为重，知识上已经开始显得陈旧了。该书中的一些错误的知识点成为自己研究论文的纠偏对象，而一些好的论断则会在自己研究论文中印证。
　　再次，它是我们年轻新闻史研究者的创新超越目标。正因为清楚它存在的问题，所以自己在研究中也思考一部通史的写法，将它作为创新超越的目标。我曾与方先生交流过这一问题。他说现在通史已经有了，你们年轻人要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我们年轻新闻史研究者只有通过大量的个案研究，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范式，不断丰富新闻史研究内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取得大量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才能让以后撰写的新闻通史更具生命力。
　　我因《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与方先生结下一生师生缘分，引导我由历史学转向新闻学，注定自己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世情怀。它与我日久生情。2001年买了第一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后，十五年来，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伴我走南闯北，行走天涯，遨游学术之海，读得有点破了，2010年我又买了一套，放在自己书橱里以备用，存之永远。
　　
从职业到志业
中山大学袁梦倩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书之一，其中“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篇章对我走上学术道路有很大的鼓舞。
　　七年前，当我还在读硕士时，作为一个对学术感兴趣的学生，正在思考将来是否读博，是否从事学术工作，这本书适时出现了。韦伯的演讲并非一碗正能量的心灵鸡汤，他从一开始就郑重地告诉你“学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一个身无恒产的年轻学者，要面对学院生涯的这种现实，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几年，关于“青椒”（青年教师）各种压力的讨论，也折射了这一点。而学术场域也常常遭受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撕扯，教师的精力容易被碎片化、被重新形塑。更艰难的是，学者需要在不断的挫败、平庸感、难以预知的机运中斗争和煎熬。并且，无论学术热情是多么炽烈与深邃，起决定作用的“灵感”会不会涌现，却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热情与辛勤的工作可以激发灵感，但灵感却是“可遇而不可求”。学术要求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不断对已有研究超越和创新。
　　面对物质和精神上的多重困境，惟有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不会听从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应该去做别的事。”韦伯给我的一剂“鸡血”是，在一个学问已空前专业化的时代，学术必须融入学者的生命经验，从一种职业走向一种生命志业。如此治学，如同“掌握了生命之弦的魔神”，是对自我生命的修行与成全。选择了学术工作，就选择了一种工作与日常生活边界模糊的生活方式，脑海中永远悬置着新的追问与探索，学无止境。
　　韦伯将“以学术为业”置于这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指出学问的价值与使命在于能够提供知识，思维方法、思考的工具和训练，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支配我们的生活、外在事物以及人的行为。此外，韦伯给我启发很深的是，他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应尽量保持“价值中立”，一种“平实的知性诚实”，不要把某一种政治立场灌输给学生，不要利用教师的权威来扮演“先知与群众鼓动者”的角色。因为在现实政治中采取某种立场是一回事，而对政治结构与政党立场进行学术分析，则是另一回事。辨别“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时时反思目的与手段是否合理，警惕意图与后果之相悖。总之，期待自己可以“做严正而有灵性的学术”，不断自我更新，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不断拨开复杂现实的云雾，更加清明澄澈地认知与实践。
　　
唤起“欲望”的光芒
厦门大学乐媛
　　最初我是以阅读励志书籍的心态接触到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争论》的。此书是我在北大时的博士生导师杨伯溆教授推荐的。当时，他对我说：“我从你的眼睛里看不到欲望的光芒。”一开始，我并不理解他所说的“欲望”指的是什么，《欲望与利益》中的“欲望”在英文中叫“Passion”，一个时常被翻译为“激情”的词汇。赫希曼极富洞见地颠覆了我一直以来对人性中“欲望”的道德判断。他认为，那些如今被世人批判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在观念的演进中逐渐从罪恶的欲望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温和无害的欲望（可称为理性），并能驯服其他具有破坏性的欲望。而这个观念上的变化推动了早期资本主义。就我个人生活而言，我开始明白过去对追求实际利益（功利心）的道德贬抑让我对前途缺乏规划和努力，相反自己更容易被破坏性的欲望所操控，比如时常被歌颂的爱情、爱国等情绪。
　　这是一个对人性和社会的全新理解，也促使我思考研究范式的转变。过去我受批判学派的影响较深，看到的更多是结构和制度的问题，往往忽视复杂的个体观念与行为，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网民的意识形态，现在想来也与此书对我的影响有关。
　　
获得一种上升的体验
四川大学陈侠
　　被誉为“当代美国文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C·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其主要代表作《社会学的想像力》对我影响极为深远。全书的主题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社会学界成果进行批判，通过反思当时盛行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的界限”，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重要价值。阅读过程使人获得一种上升的体验，借助作者的思想被带离生活的平面：上升到高空而得以俯瞰生活，认识到个体难以理解和摆脱的很多困扰，其根源都来自社会结构所加之于社会成员的限制；还得到一种时间的透视，体认到限制个体的社会结构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历史隧道里演化的一个瞬间或片断。
　　我近年来一直关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及其演变，便深受《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启发。最初，我主要基于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的认知隐喻观，单从心理语言现实的角度关注“时间-空间概念隐喻”，理解人们如何借助具体的“空间”概念，把握抽象的“时间”概念；后来接触到人文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ay）关于“全球化与时空压缩”的思想，便逐步也从社会文化现实的角度关注“由时间向空间的转向”；最近，基于计算机学教授大卫·盖勒特（David Gelernter）关于“互联网的彻底变革”的观点，我则进一步关注互联网新媒体在未来的信息呈现模式将如何实现由“空间流”向“时间流”的转变。
　　
《规训与惩罚》与《艺术哲学》
中华女子学院魏金梅
　　思考“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这个题目，其实是一个自我反思和自我溯源的过程。我在两本书里犹豫不决：一本是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还有一本是丹纳的《艺术哲学》。
　　福柯的语言非常生动，他讲监狱，讲各种刑罚，他以昂扬的激情，向我们展示刑法背后隐藏的社会意义。这本书对当时不知学术为何物的我来说，极度震撼。它教会我以学理的眼光去看日常，让我也试着在鲜活的土地上去发掘社会的深奥。丹纳的《艺术哲学》则让我跳脱了以往对艺术的感官认知，把艺术作品和时代、历史、地域、文化相结合，给了年少的我丰富的精神给养。丹纳笔下的希腊雕塑中，有技巧的灵动娴熟，有人性的高度，有灵魂的温度，更有希腊的地域气候、历史演进、种族概况、文化发展、经济现状、社会现实。这两本书，带给我启蒙时代无限的震撼，两位大师对社会现实的无限热爱和对学术研究的饱满热情，洋溢于优美的文字之中。这两本书，让我时时回到原点，研究不脱离鲜活的生活，时刻保持饱满的热情，在学理性提升的同时保持生命的张力，支撑我在学术之路上以愉悦的心情走得更远。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厦门大学陈经超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归纳出男人和女人在认知上的巨大差异：男人习惯“聚焦式”看待世事，女人则是“发散式”看待周围的一切。这一认知特点导致了男人和女人在思维模式、做事方法、交流形式上的截然不同。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是不是学术书籍可能有一定的争议，但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世界观来说，理论就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运行规律，了解并预测人类的行为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再者从学科的角度看来，新闻传播是一个应用科学，如何学会沟通是我们学科的核心，人与人的差异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分析，性别是一个很好的变量帮助我们从对方的角度进行思考。此外，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定性研究中大量的访谈资料如何去归纳和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本书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最后是从教学的角度出发，同学们更喜欢贴近自己生活的知识点，大学期间男性女性的交往和沟通是一个必定要克服的难关，从男女间关注视角的不同和沟通产生巨大的差异展开课堂教学点，通常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中国文化要义》
华东师范大学路鹏程
　　近些年，对我影响最深的一部学术著作是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不仅每当写论文遇到困惑时读一读，即使平常也会不时拿出来翻一翻。
　　梁先生是“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而作此著。这也是我多年来萦绕脑际困惑不已的问题，亦是近年来贯穿在我的研究中上下求索不断追问的主题。所以，梁著《中国文化要义》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启迪我在研究选题时注意将社会重大问题和个人切身问题结合起来。当然，这也是中西学者之共识。恰如熊十力所说，“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征诸物，近取诸身。不于此用力，而欲学问之有得，未之有也”。亦即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的“把个人困境和社会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才会发现有价值的研究题目”。《中国文化要义》即是两者贯穿融合的典范，正如梁先生自云：“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之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
　　其次，警示我养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朴实的学术风格。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从思考到杀青，“计首尾历时九年”。这部著作和他以前所写三部著作，在“思想历程上，又是一脉衍来”。从这意义上讲，是他“整整四十年”“朝夕寤寐以求”的思想结晶。在今天“以字数论学问”，“薄积而发”，甚至“不积多发”的浮躁急进的学术环境中，梁先生及其他大师们“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治学态度，“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学术风格，确实具有当头棒喝、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
　　再次，教导我建立破除学术迷信和勉力独立思考的学术立场。20世纪西潮乍起，在当时“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学术风气之中，梁先生逆潮而行，以儒家文化为本位去探索中国文化要义。多少当年步趋西人、取材西籍的著作早已随风消逝无人问津，而《中国文化要义》却超越时代成为经典。恰如余英时所说，“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这都是能够破除迷信，独立思想的著作。当我们今天依然自觉不自觉地迷信“西学”的时候，常常去温习梁著，也许可以澄净迷思，破除迷障，找回自我，独立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