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琦 曾繁旭
　　【本文提要】社交媒体语境下，传统新闻业的专业权威正在面临新的挑战，这在风险议题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本研究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对于PX风险议题的报道，发现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对于社交媒体内容的回应，以及对于自身操作范式的调整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人民日报》对于社交媒体内容总体呈批判态度，通过对社交媒体上的不实内容进行范式修正，借以巩固自身的专业权威；而《南方都市报》则更多对社交媒体内容进行鼓励与引导，并试图将其引入体制内对话程序。在自身范式调整方面，《人民日报》通过技术科普的方式，以科学权威支撑其专业权威；《南方都市报》则更多通过报道主题、消息源策略，以及议题打捞等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提升其专业权威。总体而言，在风险议题当中，《人民日报》维护其专业权威的策略，更多遵循“双重话语空间”的竞争范式，《南方都市报》则以“报网互动”的互补范式来维护专业权威，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本研究对媒体权威塑造的既有理论提供了增补。
　　【关键词】风险议题 社交媒体 传统媒体 专业权威 竞争范式 互补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社交媒体带来的“参与文化”，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新闻生产过程开始对用户开放。这有可能将传统媒体的专业失范问题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并降低新闻从业者在民众认知中的神秘感，影响媒体的专业权威。①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信息生产的后台封闭、知识控制被打破，传统媒体对于媒介生产渠道的控制权、对于专家信源的近用权，以及对于广大受众的传播权逐渐受到社交媒体的挑战，专业控制与开放参与之间构成了某种相互争夺的张力。②
　　关于社交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专业权威带来怎样的威胁，既有研究大多以社会议题为研究案例。童静蓉认为，在一些社会突发议题中，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未能为社会现实提供可信权威的解释，而传统媒体通过对事实的调查、核实和还原，建构一种客观、可信形象，以维持自身的专业权威。③而李立峰④、周葆华⑤则倾向于认为，社交媒体也会使得传统媒体反观自身的操作范式，并进行实时调整，以使得调整后的范式能更好地应对类似事件引发的社会冲击。
　　但是，关于风险议题中传统媒体如何维护其专业权威的问题，现有研究依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在风险议题中，社交媒体平台上民众意见的形成过程更为复杂，个体感知、文化习俗、社会情境等多重因素都会对民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⑥因此媒体专业权威维护机制设计也需要更多遵循风险传播的规则，如注重与民众对话，摒弃单向信息灌输等。此外，在风险议题等更为专业性的领域中，科学家作为科学权威的代表，被称为风险信息建构中“带着使命而来的信息源”，⑦除了社交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专业权威的挑战之外，科学权威和媒体专业权威两者之间的互动或冲突也增加了风险议题中传统媒体权威维护的复杂性。
　　本文以PX风险议题为例，探讨社交媒体语境中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维护的过程和机制。作为一个典型的政策性风险议题，围绕PX议题的若干竞争性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争夺长期存在。⑧在社交媒体上，来自传统媒体的专家风险故事遭到了民众的激烈对抗，而更情绪化的风险表达反而受到民众的追捧，专家的科学权威与传统媒体的专业权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解。⑨对于PX这一典型议题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核电建设、垃圾焚烧等一系列相关议题中传统媒体维护专业权威的逻辑。另外，从政策应用的角度而言，PX议题与国家能源战略和发展问题息息相关，传统媒体保持在该议题上的话语权和控制权，进而借此维持专业权威因而格外重要。
　　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 社交媒体上关于风险议题的内容是否进入了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传统媒体对这些内容持怎样的态度？又是否会对这些内容作出某种调整，以维护其业已建立的专业权威？
　　2. 在社交媒体的挑战下，传统媒体是否也开始主动调整自身报道风险议题的消息源方式、报道框架和范式，从而维护自身的专业权威？
　　
二、文献回顾
　　（一）媒体专业权威
　　媒体的专业权威，是指新闻业有权力和能力决定传递何种资讯，以及如何解释现实。⑩新闻业的权威，与其可信度和合法性紧密相关，[11]并体现在媒体从业者多大程度上能将自己与其他大众传播形式区分开来。[12]媒体对自身专业权威的强调，是基于媒体从业者对其身处的“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的认同与维护。记者群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共享话语的诠释共同体，[13]他们往往会运用叙述性的技巧，[14]建立和扩大自身相对于非主流小报、[15]普通公众等非专业外部人士的权威，并设立一种边界，使得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作为内部人士，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本。[16]新闻业依靠这种方式建构自身的公共合法性的过程，被称为“边界工作”。[17]在维护专业边界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往往通过采用为主流新闻行业所认可的主导话语策略和操作范式，[18]从而将自己与非专业的信息传播者区分开来，以建立自身的专业权威。[19]Zelizer以肯尼迪遇刺事件为例，发现在事件发展的全过程中，传统媒体记者通过持续跟踪事件进程在第一时间发布独家报道，并在报道中摒弃职业偏见、适度呈现人文关怀、娴熟运用技术手段，将自身建构为该事件最权威的叙述者，寻求对媒体专业性的合法化建构。[20]此外，新闻业专业权威的维护，还体现在对于新闻生产中越轨和偏差行为的排斥与修正。[21]在面临外部威胁时，传统主流媒体往往通过“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的方式，[22]借助社论或评论，[23]对有违客观性等新闻业核心操作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报道进行批评，解构非专业报道的合法性。[24]Berkowitz以戴安娜之死事件为例，发现主流媒体对小报雇佣狗仔队进行报道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认为小报依靠炒作名人隐私来牟利，并充分展示了主流媒体自身的报道范式相对于通俗小报的优越性。[25]范式修补的主要目的在于，持续强调新闻业诠释共同体的意义，防止媒体行业中现有报道范式与行业规范相差太远，[26]进而达到维护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的作用。
　　（二）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专业权威与报道范式的冲击
　　由于新闻业的专业权威是不同历史语境中各个话语主体共同协商的结果，因而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媒体专业权威的维护也体现出相对不同的逻辑。社交媒体上出现新的信息生产方式后，新闻从业者也需要在变化着的媒介环境中重塑他们的角色、规范，以及新闻操作理念。[27]西方研究者发现，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媒体的范式修补过程开始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28]传统媒体对于非专业新闻从业者提供的信息，如社交媒体上的用户生产内容，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但在操作过程中更为强调信息准确性的核实，并将事实与信息源和受众分开，从而将社交媒体的使用作为新闻实践的一个可接受的部分。[29]Carlson提出了“二次范式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的概念，[30]指出媒体需要使个别的冲突事件成为一般性的范式威胁的象征性标记，以应对新的媒体环境的挑战。
　　在中国语境下，传统媒体长期以来用以维护其权威的“党的新闻事业”范式，[31]在市场化冲击以及新媒体发展的压力下，开始逐渐调整实践方式，并出现新的操作范式。[32]李立峰以香港“巴士阿叔”和“机场阿婶”事件为例，认为面对新媒体事件的冲击，传统媒体有时可能发生“范式订定”过程，即主动调整其原有的新闻生产范式，并将调整后的新闻生产范式固定下来，以防止之后发生类似的事件。[33]但在中国语境下，由于社会转型期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短期内很难得到体制化解决，且传统媒体的知情与表达空间有限，周葆华认为，中国本土的新旧媒体关系，更多遵循“动态范式订定”的过程，[34]即很少存在像香港经验显示的单一范式订定事件，而更多是一组事件分别从不同侧面反复“多点推进”，才能完成对传统媒体范式的订定。
　　在社交媒体及其带来的用户生产内容对于专业新闻生产过程的冲击已经渐渐常规化的语境下，传统媒体似乎很难保持对于新闻行业的排他性管辖。[35]在与社交媒体共同构成的“扩展的媒介生态体系”中，[36]传统媒体如何在面临社交媒体范式威胁的同时，保持自身权威并提升专业性，依然是值得相关研究探讨的问题。
　　（三）两种不同的媒介实践范式
　　在对于中国媒体专业主义实践的讨论中，《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被认为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操作范式的代表。[37]《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第一大报，处于舆论导向的领导地位，也是媒体专业权威的集中体现。《人民日报》的宣传目标，是服务党和政府，[38]因而它更多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宣扬者，并作为国家权力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39]依托于此而建构起的专业主义操作范式，也体现出鲜明的官方话语特征。
　　同样作为日报，《南方都市报》是都市类传统媒体的代表，既是媒体市场化改革的先驱，也依托于市场化改革而形成了一定的专业主义精神传统与操作范式。一直以来，《南方都市报》被认为是独立报道和调查性报道的典范，其专业实践中更为推崇客观、独立的理念和服务公众的态度。[40]特别是在风险议题中，这类媒体的操作习惯，更多是通过开辟开放的风险话语场域，提供社会理性的表达和孕育平台，进而缓解风险冲突。[41]通过对这两家具有代表性的媒体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媒体在维护自身专业权威中大致的操作逻辑，以及不同类型媒体维护专业权威的不同范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两家媒体关于PX的报道进行分析，抽样的时间段为2007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
　　之所以选择2007年作为抽样的起始时间，是因为2007年爆发了厦门民众反对PX项目事件，PX从此进入公众视野，并作为一个持续性的议题，在舆论中发酵。
　　本文的分析样本，主要来自慧科新闻数据库（wisenews）以及人民网站内检索。通过在慧科新闻数据库以及“人民网报刊杂志检索”中以“PX”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并去除其中内容重复或不相关的内容，最终共得到分析样本405篇，其中《人民日报》89篇，《南方都市报》314篇。
　　《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历年关于PX报道的数量如(图1　图1见本期第71页)所示。
　　本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PX议题报道进行分析。对样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我们分析《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PX议题报道（1）是否引用社交媒体内容作为消息源，以及（2）如有引用，对所引用的社交媒体内容持怎样的立场（正面态度、负面态度、中性态度）。这部分分析，是为了回答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即在新的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是否进入了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传统媒体对于社交媒体上内容又会作何调整，以维护其业已建立的专业权威？
　　另一方面，我们对样本的报道主题和消息来源进行了分析。其中，报道主题分为：程序正义、社会发展、公民权利，以及专业解释（表1　表1见本期第71页），报道的消息来源分为：政府官员、专家、民众、环保组织、企业、未提及。这部分分析，是为了回答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即面临社交媒体的挑战，传统媒体如何调整自身的消息源方式、报道框架和范式，从而维护自身的专业权威。
　　
四、进入传统媒体的社交媒体话语：范式修补 vs. 开放引导
　　在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组成的媒介生态体系中，传统媒体很大程度上占主导地位。如果主流媒体选择对网络平台上话语的忽视，那么网络平台上的话语很难进入到传统媒体中来。[42]通过对《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历年PX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发现，两家媒体报道都甚少采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作为消息源。其中，《人民日报》引用社交媒体内容的报道占比18%，《南方都市报》引用社交媒体报道的数量则稍高一些，占比26.8%。（表2　表2见本期第72页）
　　注：χ2=45.54 ，df=3，p﹤0.001
　　但方差分析表明，两家报纸对待社交媒体内容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χ2=45.54，p﹤0.001）。
　　在引用社交媒体内容作为消息源的报道中，作为官方喉舌的《人民日报》对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总体上还是持比较批判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2014年对清华化工系学生捍卫PX词条事件的报道中：
　　PX百度百科词条被修改，在“茂名在线”网络论坛上也引起了激烈讨论，许多网友表达了对“PX低毒性”的谩骂与冷嘲热讽，与严谨执着的清华大学学子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化学系博一学生邓耿在这场保卫战中发现，公众对于PX等化工产品的基本认识仍然不够，一些人甚至不断用错误观点来影响他人。[43]类似这样的报道，体现出《人民日报》主要借助“范式修补”的方式完成专业权威的维护，[44]即对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当言论及其背后的操作范式进行批驳。在这个案例中，通过将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定性为“不顾科学常识”、“用错误观点影响他人”，而将捍卫科学常识的学生定性为“严谨执着”，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社交媒体平台上谣言的合法性，从而对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范式修补。
　　《人民日报》这种维护专业权威的方式，折射出其背后依然是“双重话语空间”[45]的竞争范式。即将由政府、主流媒体占主导的官方话语与由民众占主导的民间话语相对立，通过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批评民间话语中与其相悖的言论，试图借此减少社会对抗，并合法化社会规则。[46]与《人民日报》对于社交媒体内容的批判态度不同，在《南方都市报》对于社交媒体内容的引用中，以正面评价居多。比如：
　　变化或许起自一篇帖子。
　　5月28日，网友“厦门浪22”在奥一网报料频道发布了一条题为《反污染!厦门百万市民疯传同一短信》的帖子，称上百万厦门市民都在转发一条相同的短信，反对PX项目。奥一网与南都网眼联动，第二天报道了此事，这是第一次有报纸报道厦门PX事件。网易等新闻网站头条转载了这一报道，将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建设大曝于天下。一个区域的、间断的民意表达成为全国瞩目的大事件，外界的关注也给了厦门市民更多的勇气。……在12月的公众参与阶段，厦门市民积极参与，表达自己的意见，促成了问题在体制内较圆满地解决。[47]在类似报道中，《南方都市报》对民众借助网络论坛等社交媒体进行民意表达的方式给予了肯定，并尝试将网民表达引入体制内的对话程序，与政府的决策机制产生互动。[48]但是，《南方都市报》关于PX议题报道中，引用社交媒体内容作为消息源的报道还是占少数（占比26.8%），且相关报道都集中在“网眼”、“网络年鉴”等带有明显报网互动性质的栏目中。总体而言，即使是在《南方都市报》这样对网络舆论持相对开放态度的媒体中，社交媒体的声音还是未能充分进入其新闻生产流程和话语体系。这体现出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维护的过程中，还是设置了较为清晰的边界，将自身与非专业的信息提供者区分开来，使得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作为内部人士，得以继续维护其身处的“诠释共同体”。[49]
　　
五、传统媒体的范式调整：科学权威vs.专业主义
　　传统媒体在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进行范式修补的同时，也开始对自身的报道范式进行一定的调整，以巩固自身的专业权威。通过对PX议题报道的历时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两家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操作范式的变化。
　　（一）《人民日报》：以科学权威支撑媒体权威
　　《人民日报》从早期对有序环境决策过程的侧重，转向更为强调“专业解释”的报道方式。（图2　图2见本期第73页）
　　围绕PX项目建设，政府长期以来的信息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众信任缺失，使得关于PX议题的谣言经由社交媒体的传播，而在厦门、大连、宁波、昆明等地先后引发多起大规模的抵制活动。[50]在此过程中，社交媒体上的相关言论，不仅引发民众相当程度的恐慌，而且对于主流媒体的权威也构成了挑战。
　　2013年初开始，PX国家公关项目开始推进，政府开始从上而下、正面回应PX问题，并在多地通过实地参观、新闻发布、展览会等方式进行大范围的信息科普，试图化解民众对于PX议题的焦虑。[51]与此对应，《人民日报》随后推出一系列以PX科普为主题的文章，试图以科学权威支撑专业权威。从2013年开始，《人民日报》PX议题报道中以“专业解释”为主题的报道数量开始逐渐上升，甚至超过此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程序正义”主题。2013年7月30日开始，《人民日报》“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栏目开始连续刊登系列报道“探析PX之惑”，其中包括《PX产业，我们可以不发展吗》《日本PX工厂如何保障安全》《韩国PX积极扩容增产》，以及《PX如何走出困境》等四篇报道。这四篇报道从PX是什么、PX到底有多大危害、产生的有害物如何处理、如何防范生产意外、PX项目的国际经验等多方面对普通民众进行了信息科普。
　　在PX议题中，《人民日报》依靠科学权威支撑专业权威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与政府部门长期以来在科学风险传播中体现出的“缺陷模式”（deficit model）[52]一脉相承。在“缺陷模式”中，风险管理者更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模式，将公众普遍看作缺少科学知识的无差别群体、以教育公众和单向输出信息为目标。[53]这种模式忽视个体感知、文化习俗、社会情境等多重因素在民众风险认知形成中的作用，[54]并将民众排除在风险决策过程之外，长期使用这种模式，可能导致双重舆论空间的日益分裂和风险的社会放大，并使现有的社会信任缺失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二）《南方都市报》：更为审慎的专业主义范式
　　《南方都市报》则从早期强调民意表达、公民权利的话语框架，转向提倡理性参与和有序的决策机制。（图3　图3见本期第74页）在《南方都市报》早期对PX事件的报道中，“民意”、“民权”是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当时南都的报道范式，更为强调民众对环境事件的知情权、参与权，强调中产阶级的觉醒，呼吁政府要尊重民意等。比如，《南方都市报》2007年的报道《厦门PX项目暂缓政府且莫误读民意》，其报道基调就在于指出民意缺乏表达的渠道。
　　但从2010年左右开始，《南方都市报》有关PX事件的报道开始寻求一种更中立客观、更审慎的报道框架，倡导理性、有序的公众参与，并推动政府与民众的共赢。这个时期，以“程序正义”为主题的报道数量显著上升。这些报道主要集中于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PX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审批、环评等环节是否规范；二是更宏观层面上的，推动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推动提出对社会问题理性、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2011年，以程序正义为主题的新闻报道的比例明显增加。这一方面源于当年8月发生的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垮塌事故，引发对PX项目环评、审批、监管等诸多环节的程序规范问题的关注，社交媒体平台上也有诸多反对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媒体对PX项目的话语框架，开始由对民意、公民权的片面强调，转向对以PX为代表的环境项目本身的程序正当性的考问中来。这种转变，在《南方都市报》之后数年的报道中逐渐被固定下来。比如以下这篇报道：
　　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环境敏感期，怎样才能避免民众非理性情绪之下的极端行为？政府与民众如何理性互动，求得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
　　做责任政府，就是要将自己从具体的经济利益纠葛中独立出来，成为公共利益的执行者、经济利益的平衡者。同时，给予群众权利诉求的正常通路，确立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营造包容性舆论环境……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仍然希望国家在稳定的轨道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这是我们理性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珍惜这个基础，建立良性互动机制，相信我们能够应对社会发展转型的一切挑战。[55]《南方都市报》报道范式的转变也体现在其消息源策略的运用中，从2010年左右起，该媒体开始在报道中使用政府官员、专家、企业、环保组织等一系列更为多样、平衡的消息源，而非像早期的报道给予民众，特别是行动者以过多的报道。
　　此外，《南方都市报》在新闻生产中的议题打捞，作为其专业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体现出该媒体通过采用新闻行业中一套比较成熟的主导操作范式，在自身与非专业新闻生产者之间确立比较严格的边界，借以巩固专业权威。[56]由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民众表达往往容易带有情绪化和主观判断，为此，《南方都市报》通过运用专业理念与实践手法，将从网络发端的新闻个案，转换成具有主题指向的内容，从而能跳出简单的一事一报，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关注甚至制度层面的改变。[57]比如，《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2日报道《台风溃坝掀出环评风暴，福佳大化面临搬迁》中，虽然提及民众对于该项目的投诉和不满，但是，报道依然强调“要从综合环评、批准建设、民意调查、项目监管等更为源头的步骤上”探索PX等高风险化工项目在选址、安全等方面面临的问题。[58]为此，虽然《南方都市报》关于PX报道中很少直接引用社交媒体内容作为消息源，但是对于社交媒体上生成的议题与民众诉求还是表现出充分的新闻敏感，并推动这些议题上升为更大规模的公共议程。
　　因此，无论是报道主题选择、消息源策略的使用，还是更深层次的议题打捞过程，《南方都市报》都逐渐体现出比早期报道更为专业的操作模式。通过对中立、客观的新闻操作范式的使用，避免对民众行为的单方面描述，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传统都市类媒体权威维护机制。
　　
六、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关于PX议题报道的分析，探讨在社交媒体语境下，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维护的机制。研究发现，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对于社交媒体内容的回应，以及对于自身操作范式的调整两个方面。具体而言，《人民日报》对于社交媒体内容总体呈批判态度，通过对社交媒体上的不实内容进行范式修正，借以巩固自身的专业权威；而《南方都市报》则更多的是对社交媒体内容进行鼓励与引导，并试图将其引入体制内对话程序。在自身范式调整方面，《人民日报》通过技术科普的方式，以科学权威支撑其专业权威；《南方都市报》则更多通过报道主题、消息源策略，以及议题打捞等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提升其专业权威。总体上，《人民日报》维护其专业权威的策略，更多遵循“双重话语空间”的竞争范式，而《南方都市报》则以互补范式来维护专业权威，两者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表3　表3见本期第75页）
　　长期以来，党报一直遵循“双重话语空间”的竞争范式，由政府和主流媒体形塑的官方话语空间，往往选择对网络平台上的民间话语的忽视或者批判。[59]以此为出发点，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在权威维护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民间话语及其背后成因的更多关注。特别是在风险议题中，个体感知、文化习俗、社会情境等多重因素，[60]都会对民众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如果一味对社交媒体上的谣言进行批判和范式修补，或是通过单向信息灌输的方式进行技术科普，会导致双重话语空间的进一步分裂，以及信任缺失语境下主流媒体权威的削弱。
　　事实上，在风险议题传播中，类似这样的“缺陷模式”，[61]往往无法达成风险传播的理想结果，即引导政府和企业与民众之间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并促成良性对话。[62]而《南方都市报》采取的以“报网互动”为内核的媒体专业权威维护路径，则一定程度上为政府与民间的良性对话搭建了平台。虽然并未大篇幅直接引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但是《南方都市报》对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民众立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通过议题打捞等更为专业化的处理方式，[63]在体现自身操作范式优于社交媒体内容的同时，彰显自身专业权威并推动议题的公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媒体专业权威维护的过程中，从业者依然倾向于将自身与非专业的信息生产者区分开来，并划定较为明晰的边界。[64]即使是在《南方都市报》这样对网络舆论持相对开放态度的媒体中，直接引用社交媒体内容作为信息源的报道还是极为有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西方研究中指出的传统媒体开始充分吸纳社交媒体内容，并将其作为新闻实践的一个可接受的部分，[65]在中国语境下体现得还不充分。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传统媒体记者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职业优越感，倾向于认为建制化的新闻生产模式要优于其他替代性的媒介生产方式。[66]加之PX等风险议题对于专业性的要求极高，使得社交媒体话语相对不容易进入传统媒体中。
　　既有对媒体专业权威的研究，大多以社会议题为例。[67]而在风险议题传播中，除了社交媒体对新闻专业权威带来的挑战，科学权威与新闻专业权威两者的合作与争夺也长期存在，[68]这无疑增加了风险议题中的媒体权威塑造的复杂性。在本研究中，传统党报专业权威的维护，往往借助科学权威的支撑而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风险传播领域关于科学家与记者关系的研究，即在风险议题的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通常依靠科学家获取信息，作为消息源的科学家在风险信息建构中处于优势地位。[69]■
　　
注释：
①周葆华：《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5期
②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③童静蓉：《微博传播和中国新闻业的“认知权威”：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第25期
④《范式订定事件与事件常规化：以Youtube为例分析香港报章与新媒体的关系》，《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
⑤周葆华：《作为“动态范式订定事件”的“微博事件”——以2010年三大突发公共事件为例》，《当代传播》2011年第2期
⑥[16][64] Renn, O. (1992). Risk communication: Towards a rational discourse with the public.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9(3)465-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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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33][65] Gamson, W. A.&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37.
⑨[34]曾繁旭、戴佳、杨宇菲：《风险传播中的专家与公众：PX事件的风险故事竞争》，《新闻记者》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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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童静蓉：《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社会话语》，《传播与社会学刊》2006年第1期
[38][40][41] 李艳红：《以社会理性消解科技理性：大众传媒如何建构环境风险话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3期
[39]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
[43]《PX一场特殊的科学保卫战》，《人民日报》2014年4月6日
[45]何舟、陈先红：《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8期
[46]HeJ. (200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dual discourse universes –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L. Willnat& A. Aw (Ed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pp. 43-71). New York : Routledge.
[47]《钉子戳破纸老虎》，《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13日
[48]曾繁旭、周俊林、杨艾莉：《“报网互动栏目”的新闻产值与公共议题的生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50]戴佳、曾繁旭、黄硕：《环境阴影下的谣言传播：PX事件的启示》，《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4期
[51][57][63]彭利国、龚君楠：《PX国家公关 为昨天的错误埋单，为明天的扩产蓄势》，《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
[52]Dickson, D. (2005). The Case for a‘deficit model’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来自：http://med-sci.free.fr/docsderef/Dickson2005_Deficit%20model%20of%20science%20communication.pdf[53] TsseS. E. (2013). Aiming for social or political robustness Media strategies among climate scientists. Science Communication35(1): 32-55.
[55][61]《需要公民理性，更需要政府透明》，《南方都市报》2012年8月1日，转载自《人民日报》2012年7月30日，标题有改动
[58]陈琳琳：《台风溃坝掀出环评风暴，福佳大化面临搬迁》，《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2日C05版
[62]Covello, V. & SandmanP. M. (2001). Risk communication. In Wolbarst, A. B. (Ed.). Solutions for an Environment in Peri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66]ChanJ. M.LeeF. L.& PanZ. (2006). Online news meets established journalism: How China’s journalists evaluate the credibility of news websites. New media & society8(6)925-947.
[68]PetersH. P. (1995). The interaction of journalists and scientific expert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professional cultures.Media, Culture & Society17(1)31-48.
[69]DunwoodyS. (1986). The scientist as source, In S. Dunwoody, S. M. Friedman & C. L. Rogers (eds.).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Reporting science as news. Free Press.
　　
王宇琦 曾繁旭/王宇琦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曾繁旭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受到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15年度青年项目（项目号：2015300011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