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咏华 扶黄思宇
　　当下，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而对之的滥用又引发了种种问题，令人们感到关切和忧虑。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伦理道德在建设网络文明建设和修复网络生态中的作用。为此，我们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尹明华教授进行了访谈。
　　
理想中的网络生态和网络秩序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
　　张咏华、扶黄思宇（▲）：去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提出：“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 您觉得我们在具体措施上该如何落实？
　　尹明华（●）：具体的措施应该由国家去考虑。但我们理想中的网络生态和网络秩序，应该具备这样几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就是自律，每个人在网上试图表达什么，无论是一般的新闻信息还是娱乐信息，首先要有自律。自律的前提就是一种文明的制约，要能够知道自己说话的分量，它的影响力，它的效果。不能让自己的传播活动对其他人造成伤害。现在网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一些不太文明的行为，就是由于社会上有些人缺乏自律造成的。缺乏自律的人在试图张扬自己的所谓民主行为的时候，会忽略他的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如果他不自律的话，产生的是坏影响；如果他自律的话，产生的是好影响。换句话说，只要自律，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第二就是在网上的表达应该讲事实。这个事实是指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并非所有的事实都需要披露，因为有些事实在受到其他条件制约的情况下，贸然披露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如果一件事的披露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或者现有的秩序，产生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效果，那么它的披露就应该延缓。比如很多大案的事实真相要多年以后才能水落石出。为此我们首先要讲事实，但是一定要分清楚，并不是凡是事实都是要进行披露的。对事实的披露和传播本身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这个选择过程和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自律及价值观念是有关系的。
　　第三，如果需要披露一个事实，就必须坚持真相。就是说，你不能过多地加进一些主观的判断，让它成为事实的一部分，或者让接受对象容易把主观判断误认为事实的一部分。这也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基础，就是说新闻传播应该是客观的，它一定是在事实的基础上的完整的传播，而不应该混合着虚构。遗憾的是，现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东西，一方面我们渴望去看到，另一方面也常常令人怀疑它的真相。对真相的理解本身就包含了它的背景，就是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现在网上有一些争议的东西，比如说，前段时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城市规划的调查，网上立时就开始争议关于拆围墙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国家应该考虑城市规划这个问题。我们的城市规模，上海和北京都比巴黎、东京还有伦敦，甚至比纽约都要大；我们的车辆没有人家那么多，但我们要比人家拥堵。对这样一个问题，国家考虑用什么样的办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想法，这完全是正常的，不去研究这个问题反而不正常。但是网上有很多议论，仅就拆围墙问题谈了很多。我感到他们谈的未必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去考虑问题，但是当你加入到一件事情的大合议、大合唱中，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要尽可能了解它的背景，然后站在更高的格局审视这个问题。
　　第四就是关于表达的问题。我认为表达在今天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原来对新闻表达的理解主要是书面语言的表达，主要研究新闻的写作结构和方式。但是今天对表达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下，在媒体社会化和社会化媒体的情况下，表达已经泛化了，就是说它从书面语言的表达，更多转化为交流、提问、沉默、自嘲、幽默，甚至还有视觉表达等。不同的表达方式会对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些东西其实未必要用文字表达。比如说用漫画的方式表达，因为内容更契合夸张和幽默的表现方式。其他还有用图片、视觉、数据分析的方式表达，等等。所有这些，都和伦理有关。因为不同的表达方式，事实上是基于我们对一件事情背后的关系定义。一个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口，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这个意见，这一定是有意图的，有想法的。我们也不要忘记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因为一个人愿意表示沉默也是有原因的），当然，倾听、自嘲也是一种表达。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尊重的问题。人和人之间要保持相互基本的尊重，应该赋予同情心，赋予宽容度，赋予理解心。就是说，在进入传播过程中，有些人会碰到困难和困惑，但是如果能够给予他们必要的理解，就不至于让传播本身可以起到的作用逆向而行。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一种信仰的坚守、一种榜样的激励、一种标杆的召唤、一种力量的鞭策。过去，我们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从小想要成为科学家，成为运动员，成为人民教师等等，这就是一种理想。在那个时代，也的确有这样的标杆，如雷锋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但是他成为千百万人心目中光辉的榜样。今天的社会标杆发生了变化，有许多人羡慕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商人或者是演员等，这些都没关系。但是如果网上的传播生态不健康的话，就会出现谁出名，就去围攻、谩骂、中伤、打击谁的现象，这就在客观上丧失了应该具有的人际间的相互尊重。如果听任这样下去，就会造成社会上的成功阶层更乐于通过保持沉默来获取安全感。如果一般人都在“刷”存在感，而成功阶层的精英思想却沦入边缘，那是令人忧虑的。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需要大众的力量去参与，但是决定未来的方向只能来自精英阶层的智慧，需要他们能够主动积极地贡献想法。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传播伦理内涵发生改变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传播伦理的内涵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以前总是学习新闻伦理，或者说媒体伦理。但是现在在网上，等于每个人都可以是传播者，都可以成为自媒体，情况大不一样了。以前媒体机构进行把关，现在不一样了，个人通过一些社交媒体可以马上进行表达。您对这些变化怎么看？
　　●：过去讲的新闻传播或是信息传播，是基于一个人们所关心的事实的发生，然后把它作为新闻，在一些垄断的媒体机构上进行发布，我们把它叫做新闻报道。但是今天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由于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使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都可以发布信息，都可以基于一个事实的发生进入传播、推进传播，在发布中也都可以传播自己的理解，进一步说，就是我们都可以发言，我们都可以表达。
　　第二个变化就是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联产生的意义。在大数据时代，单一的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沉默在那里。但是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联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些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联创造的是和单一的数据不一样的价值，它是新的增量的价值，新增的价值取决于关联主体对它的需求。现在有很多新闻是基于数据和数据之间的关联。这里面既有负关联也有正关联，既有单向关联也有多项关联，以及数据群和数据群之间的关联。任何一种关联都可以因为关系主体对它的不同定义而产生不同的结论。现在所讲的大数据主要是基于人们已经发生的行为的记录和存储。比如说，你的行动、文字、话语等都可以用数据的方式记录。但是穿戴设备可以记录你没有发生的行为，比如你的血脉流动和神经系统的运行状态。穿戴设备记录的数据一旦被利用分析以后，就能产生新的新闻素材，它可以作为新闻进入传播。信息是根据一些数据关联以后得出的结论进入传播的，它的效果会如何?会不会造成对被披露对象的伤害?这同样也是传播主体（作为媒体人的传播主体或者自媒体的传播主体）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他不考虑这类问题，同样有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无视传播的实际效果，而更注重主观意图，即使其意图造成的社会效果违背社会的常识公理。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管制去制约他，但是恐怕很难管制得这么具体。说到伦理，我认为所有的管理措施，尤其要体现出公正。所谓公正就是说，我们可以删帖，这是一种管理措施，但是人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涉及到张三的帖被删，而涉及到李四的帖不被删；为什么这条消息要删，那条消息不删。这些要有合理的说法。对于社会的健康运行来说，公正是重要的。只有在感觉到共同受制于同一个法则，即使法则再严厉，人们也会理性平和的接受，这个状态的形成，事实上正是来源于公正和对公正的了解。
　　▲：尹院长，《新闻记者》杂志多年来评选十大假新闻，近年又推出了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您认为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新闻道德失范现象同之前的传播失范行为相比又有哪些新的特点？
　　●：《新闻记者》杂志过去评选十大假新闻，本身起到一种示范性的作用，希望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更注重新闻真实，不要搞虚假新闻。但是在中国每年发生的假新闻不只10篇，而那些假新闻的产生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比较容易把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叫做假，但是不去把过分夸张的事情叫做假。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在眼下新闻传播中，过分夸张的假要多于或甚于弄虚作假的假。因为恶意作假的毕竟是少数，而“善意”弄出假的倒是有许多。有些人太想做“好事”，太想做成事，太想有传播影响力，所以难免在传播中，用不同的方式，加进自己的一些“合理想象”成分，以致在新闻传播中真中有假，甚至以假乱真。也就是说，这些人主观愿望并非要作假，但结果却离开了真。如此说来，这种评选的影响力就有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上是过分夸张的假。弄虚作假的假一旦发生以后，容易被社会发现，容易受到谴责。而过分夸张的假，甚至过左的假，极左的假，非但难以受到谴责，还会得到短暂的认可，得到社会的认同，因为它有隐蔽性，发现它的假很费力，简单地用事实去验证是没用的，只有在观念、角度、立场发生位移之时，才会醒悟到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假的迷惑。当然那时候对假的发现和认识，在传播意义上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更愿意将其归咎于社会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家新闻类杂志，一直在坚持用评十大假新闻的方式“打假”，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到底什么是假，这里面还有深入的研究空间。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很多繁杂和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有很多伦理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也没说清楚，因为社会的变化如此之快，我们的思想落后于社会的变化。为此，我们只能对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发表看法，采取措施，但是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的辨别和纠正，则显得力不从心了。
　　▲：有时，对一个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同此人作为一个个体的社会道德要求可能会发生冲突。您如何看待新闻伦理与社会道德的关系？
　　●：媒体的专业精神、传播行为，和自身对社会的救助行为是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隔离开来。例如，一场火灾发生，新闻记者赶到现场，目睹正在发生的剧烈爆炸，这个记者是应该拍下现场照片，还是应该奋不顾身地冲进火场去救人？我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忠于专业职守。同大火作斗争，新闻记者的参与就是报道，消防战士的职守就是灭火救人。记者的职守是把这场大火的发生传播出去引发社会对它的忧患和关心等。当然，如果新闻工作者能够做到二者融合也未尝不可，但千万不要对这个问题作单方面理解。现代社会的不同分工，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职责和工作位置，坚守分工范围中的劳动贡献，是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每个人都要首先学会忠于自己的职守。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意义就是对全社会负责，他要把每一个重大事件，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选择出来报道给社会，这是他的职责。媒体有多少读者，就有面对多少需求的责任，而没有任何理由中断为需求提供的服务。
　　▲：您认为现阶段规范网络空间传播行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或者说要去规范这种行为的话，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网络传播是一个开放系统，开放也是它的活力所在。同时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开放，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封闭，而并不是由于不改革。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有过不少改革，但是很少成功。为什么？因为不开放。所以可以说，开放甚至比改革本身还要重要。因为开放了，如果不改革，开放会促使改革、推动改革。 开放已经使我们国家获益匪浅，也使我们国家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的第二位，和全世界127个国家的贸易量是第一位，超过美国。我们的进一步发展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是不可能再走向封闭的。如果走向封闭，也就意味着走向倒退。网络管理，一方面要管住，另一方面，管住不等于管死，千万不能因为必要的管理而让自己重新封闭起来。应该要越管越开放。对互联网究竟如何管，这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有必要加强管理，另外一方面绝不能把它管死；一方面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和世界联系、沟通、融合的渠道，另外一方面又要在这种开放中始终保持自己的定力；一方面要延续我们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另外一方面又要通过这种渠道，不断地拓展国人的眼界。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和外界的对流。开放还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潮流发展，趋势走向，使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向来做现在的事情。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多少中国人的梦想就要成为现实了。尽管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但是一定要咬紧牙关，大的战略方向不能错。所以讲到互联网，千万不能由于管制出错使整个国家重新走向封闭。
　　▲：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在您看来，其实最大的困难就是在互联网的开放性同怎么有效管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管制，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能把它管死。
　　▲：您认为要建立绿色和谐的网络空间，需要哪些力量的共同努力？
　　●：首先，网络上出现的问题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因为呈现的是一种社会舆论状态，鱼目混珠、真假难辨的现象很可能要作为常态存在。但要相信大众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最终会成为具有引领作用和力量的主流，必须进行的管控和主要依靠管控来建设绿色网络，两者是有区别的。
　　第二，当然，网络本身就能成为绿色也是不可预期的。因为它和社会正在发生的各种问题的纠结，以及这些问题的趋势性演变也是有关联的。网络只是人们用于社交传播需要的平台，作用于它的是人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凡是涉及到行为方式的推进或改变，总是困难乃至艰难的。
　　第三是暂时和长久之分。眼下可以用关掉的措施，长远来看可能不利于网络的开放。当下，不去采取措施进行限制，形成事态和习惯以后恐怕难以纠偏纠错。所以既不能操之过急，又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办法去寻求所谓的“立竿见影”。就像植树造林、恢复蓝天白云一样，是一个持之以恒、逐渐见效的过程。很多事情一旦成为问题以后，就进入艰难的解决和化解过程，积累的矛盾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又有阶段性的主要表现等，这些都要好好把握，不是靠一两句口号和豪情壮志就能轻松解决问题。
　　
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下新闻教育应进行新的调整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您认为在数字化传播失范行为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在加强新闻伦理教育方面，学校应该做出哪些努力？
　　●：首先要对现有的课程进行调整和改进。现有的课程绝大部分是对应于过去那个时代。现在时代不同了，教育对象的要求也不一样。我们正在研究课程新的设置，进行新的调整。
　　第二是教材的问题。现在新的事件不断发生，新的内容也不断出现。但是教师限于种种条件无法获取，当一件事情发生以后，即使有关这些信息本身的各种表达已经呈现出来，但是单靠个人力量是无法全面掌握的。很多事情要靠团队的力量去展开。教师不占有大量的资料，也就很难在课堂上讲深讲全。所以我们的教材也要改革。
　　我们能不能提供相对规范的案例为教学服务呢？要建立一个案例库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如果我们将一些重要事件的新闻做成案例，教学的内容就可以丰富许多，也与社会实际更加贴近，相信也能受到学生的欢迎。过去的教学假如比较成功的话，一定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在起作用，但是现在需要补充新的案例。所谓案例只是提供一个相关事实在传播发生状态中的要素模块，但是并不限定于运用案例说明问题的角度和观点。也就是说，在历史事实还原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运用，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进行讲解。我们现在建设新媒体实验中心，其中有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媒体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挑战了不少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理念。过去新闻的价值体现在独家性、稀缺性、领先性等等。有了互联网，媒体新闻的价值及价值体现方式发生了变化。所谓互联网思维就是颠覆性思维。为什么是颠覆性的？因为我们曾经接受的那些教育是在一个传播垄断时代发生的。垄断时代中的新闻与受众的见面，一定要通过机构性媒介的选择性播发，否则人们无法获知相关信息，也无法辨别相关信息的真假。进一步说，人们对信息的获知权利得到使用，并非因为新闻价值的原因，而是取决于垄断性传播机构的选择。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在互联网基础上形成的自媒体时代，对于信息的传播、选择或是拒绝，对于新闻的理解、交流和评判、对于新闻的存在、状态和传播方式，人们或多或少可以自己选择决定。任何重大事件发生后的传播，无论是外媒还是中媒，地方媒体还是中央媒体，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人们似乎已经可以忽略时间前后，而都能在相应的渠道中，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信息的交流和分享。所以今天可以讲，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过程比结果重要。为此，传播不再呈现为某种形式的“真理终极版”，而是一个不断走近真理、接近真理的过程。我们的新闻学教育、对新闻的理解和解释不应该停留在过去的表述上，而要能够对应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学生的需求。因为互联网造就了这些变化和需求。过去我们用提供来定义需求，现在选择多样化了，在更多的情况下，需求选择提供的重要性就增强了。
　　在新闻传播领域，传播的价值出现并不是内容出现以后就同时出现的。换句话说，内容在传播中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价值的同时出现。价值一定是由需求来决定的。公众看你的文章，接受你的内容，理解你的内容，这种情况下，你的内容才有价值。如果你的信息传播没有满足某个人群最迫切的特殊需求，你的工作是没有价值的。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要遵守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底线，但同时也要坚定自己的独立批判精神，坚守对于任何思想在深刻思考基础上的认同，抛弃简单的草率的盲从。否则，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思想教育阵地和创新园地，大学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大学的作用就会减弱。
　　▲：复旦新闻学院有很多优良传统，比如对新闻采写编评的基本功的打磨、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家国情怀等等，您认为这种传统报人的价值观在数字化媒介图景下如何重新发挥作用？
　　●：鉴于复旦新闻学院的无可撼动的历史地位，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一直致力于能够契合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坚守，这从“新闻”在院名上的体现就可以感觉到，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尽管我们需要许多改变，但是我们不会改变关于新闻的价值坚守。
　　但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我们不排斥在思维方式或者表现方式等方面，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一些必要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应该有助于历史价值的衍生而不是缩减，有助于与社会的互动而不是隔离，有助于对专业主义的开拓性思考而不是封闭，有助于跟上时代变动的格局调整而不是狭窄圈子里的孤芳自赏。这样才是体现了陈望道先生“好学力行”的精神。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坚守自己的价值核心但也应该有新的表现方式。对学院来讲，始终有一些前沿性的学术思考和引领性视野，比什么都重要。我在我们学院所看到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和气象，存在着但也在改变着。
　　“好学力行”的精神在当下的体现，其中很重要的是，必须有勇气直面现实的必要性并进行适度的自我纠正。任何一种自我纠正，都需要对自己熟悉的东西进行部分的颠覆，都需要对新的、自己不熟悉的东西能够吸纳。承担教书育人责任的大学老师尤其应该走在学生的前面，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主动积极地去学习和掌握最新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技能。否则就很难面对学生的需求。学院正在建设的新媒体中心，就是希望能为教师们的需要提供从技术、数据到案例平台服务。
　　▲：您认为在这些方面，国际上有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
　　●：国外传播学界比较注意和社会实际结合，关心社区、城市发展变化；注重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创新型前沿性研究；注重跨业跨界的合作研究；注重不给教师更多的论文著作要求以及其他“任务清单”，通过为他们提供宽松环境来调动他们的自我提升意识；注重对个人贡献的奖励性投入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现有的体制要求下，为了职称要争取项目，为了项目要争取资源，拿到资源要谋划预算，为了执行预算要求要策划组织会议，为了自己的会议就要去参加别人的会议，等等。我们的老师数量优先，但是他们的精力有限，他们太忙，不少人闲不下来，静不下来。假如不改变这种状况，没有一个好的机制鼓励老师形成内化于心的工作积极性，就很难做到“一流”。
　　另外，良好的外部环境配套，对提高教学质量十分重要。美国密苏里大学注重运用谷歌提供的数据反馈，来实现对新闻效果的动态评价和追踪；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专注于调查性新闻的教学研究来提高学生的能力建设；日本早稻田大学通过对学生的“放任自由”，来培育他们的自我判断选择能力；美国纽约大学坚持提示式启发式教育，鼓励学生投入大量阅读来增强个人的甄别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尝试去做的，但是也只能慢慢来。就是说，我们感觉到是对的东西，有时很难做到；我们力图要去改变的东西，也难以成为现实。
　　但是无论如何，以互联网为象征，一个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并且刚刚开始，我们能够从这个变化中获取什么、能得到多少，取决于自己愿意改变多少和如何去进行改变。■
　　
张咏华 扶黄思宇/张咏华系上海大学教授，扶黄思宇系上海大学传播学研究生。本文是[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规划项目“新媒体视角下传播伦理从职业伦理到公民伦理的演变研究”(批准号15BXW03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