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是国际知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从1973年发表第一篇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至今，他在这一领域耕耘了四十余年，著述无数，蜚声海内外，是当之无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之一。
　　戈尔丁教授现为英国诺桑比亚大学（Northumbria University）荣休教授，在此之前，他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绝大部分在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度过，曾任该校副校长、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等职，他同时还长期担任英国学术研究评鉴委员会（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和英国卓越研究框架（REF,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学术小组主席或委员，对于媒体、文化与传播领域的研究水平扮演着守卫者的角色。
　　2016年2月，戈尔丁教授受邀访问我国香港期间，笔者专程前往拜访，进行了此次访谈。
　　
一、我们并非生活在信息社会
　　王海燕（▲）：您被广泛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中国的很多学者也是主要通过阅读包括您在内的一些学者的著作来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我首先想问您的是，在您看来，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下互联网时代是否发生了变化？
　　Peter Golding（●）: 前几天我在这里（香港）做的一场演讲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问题对研究传媒的学者同样重要。就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来看，有四个关键概念：“不平等”（inequality）、“身份”（identity）、“权力”（power）以及“社会变化”（social change）。这些概念不仅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且对传媒和传播学者都是十分重要的。
　　以不平等为例，不管是在你所处的中国还是在我所处的英国，我们生活的社会在本质上都是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高度集中，并且集中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像电脑、宽带、移动电话等这样的传播资源更是远未普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占有这些资源的程度也各异。比如，包括英国在内的大部分欧洲国家，目前高达三分之一的人并未接入互联网，要么交不起网费，要么买不起电子设备等，种种原因使得他们还没有用上诸如智能手机这样的互联网产品。你看，你去坐坐香港的地铁，或者去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似乎是人人都在使用移动电话，但是从人口的总体情况看，这类设备的普及率仍然是很低的。这就是信息方面的不平等，而信息的不平等实质上反映的是物质的不平等。在当下社会，不管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公民，熟练使用电子传播设备已成必需的技能，但有很多人由于物质能力有限或其他原因而被排除在外，这样的一种不平等的状况，在深层次塑造着我们的社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人们经常用“信息社会”这个词来描述当下社会。如今，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更使得人们认为，我们前所未有地置身于“信息社会”中。在您看来，“信息社会”的到来对这种不平等状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向来对这个概念“不感冒”。所谓“信息社会”，这个词本身意味着，随着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或与之相关的其他传播工具的普及，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与互联网到来之前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而这是一个我不能赞同的区分。这好像在说，我们生活的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这一概念被如此阐释和运用，我并不喜欢。
　　的确，不管是在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人们现在越来越多地通过手机、互联网以及Facebook等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资讯，这些都是新的技术新的创造，并且给社会带来了切实的变化。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对我们所生活着的社会的本质改变。即使有了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但社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国家、市场、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跟此前的社会相比，根本特性并未发生质的改变。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认为，我们并非生活在所谓的“信息社会”中。
　　也正因为此，在过去三四十年间，虽然很多东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还不至于迫使我或者说服我改变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信条，或对前面所说的一系列的问题进行调整。答案或者不一样，但问题仍然一如既往的重要。
　　▲：所以你深信，技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
　　●：当然，我不至于愚蠢到说技术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我们可以把现在的技术分为两类（至少对我而言，这样的区分是有益的）：一方面，有一种科技，它使得我们以前一直做的事情更加快捷和高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传播技术。过去，我们只能写信，通常要等好几天才得到回复，即便在全世界拥有“笔友”，我们也是通过书信交流，必须等待很长时间才等到回信。到后来，可以给对方寄录影带，那时我们就以为很先进了，但是随着技术慢慢革新，现在我们可以互相发邮件，10分钟就可以得到回复。这是一种科技，我认为，这种科技仅仅是使速度发生了改变，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人与人之间进行互动的深层背景。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科技，它使我们能够做到早前任何科技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你或许也听说过，“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这样的说法，先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但这种对人类基因和DNA的科技探索，给包括医疗在内的很多领域带来了很大变化，这种科技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此前我们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
　　我认为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技术，我还想不到合适的名称，姑且把它们称为“技术1”和“技术2”吧，媒体传播领域的新技术更多的是“技术1”，而非“技术2”。社交媒体、互联网的发展当然改变了很多事情，说没有改变是愚蠢的，但社会中的权力、物质、象征资源、身份建构等资源的分配跟此前社会一样，其本质形态并没有改变。
　　▲：具体来说，到底是哪些东西不变？
　　●：我想到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还是不平等。比如，曾经我们经常说，这个世界上1%的人口拥有全世界44%的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在当下社会没有变化，实际上，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了。
　　▲：状况甚至更加糟糕。
　　●：好吧，这可能是有点规范性的判断（normative judgment），而我在这方面，也不需避讳，我恰好也认同这一规范性的判断。所以，是的，在我看来，是在恶化。关键问题是，互联网并未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或不完美的政治环境带来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变。以“社交媒体”为例，尤其以我们熟知的Facebook、Twitter以及你们中国的同类产品为代表，我们其实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并非只是普通老百姓的一种社交工具，而是更多地成为了大资本、大机构的数据资源库，或者是它们的市场营销的工具。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urg）成为当下世界首富，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别忘了，Facebook也成为了权力集中及数据收集的主要平台。在狂热地追捧技术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基于数字技术的媒体发展也有相当阴暗的一面。
　　▲：所以我们在谈论“信息社会”时应该相当谨慎。除此之外，你认为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是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想作为传媒学者我们都知道，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管是全球地理、气候变化、犯罪、社会政策、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媒体来获得的，报纸、电视、电台也好，现在越来越依赖的互联网也好，但这些媒体总是在以特定的方式描述世界，也就是说人们所认识的世界，主要是由媒体塑造的，这对那些直接经历有限的人尤其如此。而很多传媒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人们通过媒体认知到的世界，是片面的、有限的、局部的，因为媒体倾向于以特定方式阐述特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这也是我们谈论“信息社会”时应该警惕的地方。
　　
二、数字鸿沟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扩大
　　▲：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80%以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37次报告也显示，50.3%的中国人（接近7亿人）已经接入了互联网，看到这些数字，您是否会认为技术的普及也意味着机遇呢？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种机遇。但是，我们马上就可以说的是，好吧，还有一半人是被排除在互联网之外的。英语有一个说法是（我相信中国也有同样的说法），“这个杯子到底是半满还是半空呢”，这取决于你看的是哪一部分是吗？
　　此外，“接入”（assess to）这一词语的含义是非常模糊的。比如，在英国，“接入互联网”的意思是，你每三个月至少使用了一次互联网。举例而言，如果我去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我碰巧住在一个很多公共图书馆已经被关闭了的国家（笑），馆员帮助我到互联网上去查看哪里有什么样的电影可以看之类的信息，这个过程15分钟，那么我就被定义为“互联网使用者”了，而这与那些家里装着宽带、每天上网冲浪2~3小时，然后每隔两三年就更换一台新电脑的人相比，是很不一样的，两者所处的传播和文化环境也差异很大，仅仅“接入”一词不能说明这两种人之间的分别。
　　的确，现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英国，电脑、移动电话等越来越普及无疑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假定“信息鸿沟”（digital divide）就因此缩小了。更何况在有些国家，比如印度，电子设备在普通人群中的持有率还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所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传播技术的普及会改变社会的本质，技术改变的只是社会运作的方式，而并非从根本上改变或者重构了资源和权力的分配，而后者才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本质。
　　▲：为什么社会中资源和权力的分配对于新技术的使用如此重要？
　　●：这是因为，人们对市场化资源的获得是由其对社会财富及物质的占有程度决定的，而目前，传播产品及资源也主要是在市场领域运行，由市场进行分配。以手机为例，购买一个手机不便宜，收入很低是很难买得起的，因此，手机的持有和使用之间存在着关联，电脑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英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一生中从未用过电脑，并且将来也不大会用得上。为什么？因为电脑对他们来说太贵了，他们宁愿把钱花在食物、衣服、医疗这些生活基本需求上，而如果买了电脑，他们就可能没钱买其他东西了。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一些数据，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在较贫困的社会阶层中，信息消费在他们的总消费中，占比往往较高，虽然他们的绝对消费量不高，但信息消费，如果有的话，都是非常昂贵的消费。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是现在信息消费已经越来越变得跟吃、穿等生活必需品一样重要，尽管穷人花在信息上的消费绝对数额不多，但与富人相比，他们在这方面的投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可能很大。如果你是富人，你很可能拥有非常昂贵的手机，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你可以装宽带，在公文包里都随时装着一个笔记本电脑。每次新款一出，你可能就要替换旧的，因此富人用于电子商品的绝对消费额会很高。而穷人使用的电脑可能很老，他们使用的互联网也可能不是宽带；他们很可能没有智能手机，而事实上情况也是这样，很多人仍然使用着普通手机。基于此，我们会发现，低收入群体用于媒体和信息的消费占他们收入比重很高，但绝对数值仍很低。
　　▲：你的意思是，技术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扩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
　　●：是的。所谓的“信息鸿沟”并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如果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非传播技术类商品的普及方式，还会有更有意思的发现。在上世纪70年代，类似中央供暖、冰箱、空调等产品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在社会上的普及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即我们经常所说的“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刚开始最先被“技术通”或非常富裕的人使用，随后慢慢扩散至几乎每个人，这一过程呈现出一种S形的曲线。但目前数字技术产品的扩散并不完全遵循这一规律，其中的原因是，在大部分国家，实际的物质上的不平等是加大了，要占有这些传播类的产品和资源需要你不停地进行“周期性的支出”（recurrent expenditure），比如，如果你有一部智能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很可能三四年后就要更换新的了，此外，你还得购买配套软件及其他附加产品。
　　▲：是的，假如你去苹果公司的商店，要咨询你手中的电脑或者手机的问题，销售人员会直接告知你，你的设备版本太旧，必须购买新的，因为他们已经不提供支持旧设备的软件了。
　　●：如果可以负担得起，更新设备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我已经有了一个iPhone3，它还能用，为何还要换iPhone6呢？那是因为，他们会经常告诉你，如果不更新设备，很多软件将无法使用。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消费，如果你拥有一个电脑，你要想着配上打印机，你还必须付费购买软件或者其他服务，总之，与以前的旧技术不同，新技术需要一系列的“周期性开支”。所以，你会看到，比如在美国，有20~30％的人从来没有能够搭上电子世界的快车。
　　▲：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大公司？
　　●：很明显的是，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一切都如此。但有意思的是，这些大公司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公司”，实际上，类似谷歌、Facebook等，从雇员数量看，规模是很小的，他们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但这些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极少的雇员数量，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和财富。
　　●：是的，都是这个模式，像Facebook、谷歌这样的新晋科技巨头尤甚。而同时，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目前在世界很多地方，大型跨国企业脱离监管机构按自己意愿行事的能力越来越强，甚至能够控制整个国家的财务，这不得不让人警惕。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我想我们的读者对你最初是如何进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会很感兴趣，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即40多年前，你就发表了你的第一篇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文章。
　　●：1973年，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标题叫“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①和格雷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共同发表的，我俩大概合作了两百年（笑）。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对批判视角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成为一个新研究领域。
　　▲：在当时，“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还是个新词，自那之后，慢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可以这么说吧。但“政治经济学”至少存在300多年了，在当时并非新词，不过将其应用于传播学还相对较新。当时该领域的领军学者都是非传播学出身的，背景各异，有经济学的、政治学的或者社会学的。比如北美的Dallas Smyth和Herbert Schiller都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而Graham Murdock和我则是社会学出身的。
　　▲：你是如何开始关注传播领域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可以谈谈一开始的故事吗？
　　●：我想，像我一样的学者，一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因为当时，大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感受到广播、电视和报纸在社会中的规模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重要。我们注意到，媒体机构的所有权及控制权等问题跟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领域的资源分配一样重要，所以想要知道，媒体与传播资源如何在社会中分配、生产及消费的，因为对“不平等”、“权力”这些问题的关注，是流淌于我们的学术DNA里的。
　　▲：那正是撒切尔上台之前的年代？
　　●：是的，这与后来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在英国的流行有关，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战后福利制度的共识。大约在1950~1965年间，英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社会形成了共识，即教育、医疗、传播（BBC是典型例子）等基础资源也应主要以商品的形式提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二战之后）来说，这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更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公共资源由私人而不是政府来供应这样的做法，还只是一个新近的现象。而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间，“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政策倾向正越来越成为西方工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称之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在政策导向上更偏向大企业。
　　●：对，更偏向大企业、大机构，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和分配上的作用，更注重于将普通民众看作消费者，而非公民。
　　▲：当时英国媒体研究已有了深厚的文化研究的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跟它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英国，媒体和传播学研究一直是双轨向前的。一方面，起源于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兴趣，成就了我们现在所称的“文化研究”流派。另一方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感兴趣或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媒体研究也一直存在，虽然比较默默无闻，而且随着利兹（Leeds）、莱斯特（Leicester）、伯明翰（Birmingham）等地众多研究中心的成立，这类研究得到了发展；此外，包括Jay Blumler以及Denis McQuail等一批出色学者的出现，也进一步助推了这类研究。当然，相对于以Stuart Hall为首的“文化研究”学派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没有那么耀眼。而实际上，两者虽然着重点不同，取向却是一致的，比如，我的研究重点是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文化研究学者所做的事情置若罔闻，我虽然并不首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文化研究学者，但文化研究学者的专长和优势对我是极其重要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同样也是“象征性资源”（symbolic resources），只不过是从分配、生产和消费的角度，问的是历史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问题，这些与文化研究关心的问题不是完全无关的。
　　▲：两者有一些研究问题是重合的，比如，媒体是如何被消费的，只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
　　●：不同的人可能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面向感兴趣，但背后的原因是一致的。批判的文化研究学者对媒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感兴趣，比如，媒体（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影等）如何影响人们对性别的认识。政治经济学学者对同一问题也很感兴趣，但侧重的方面有差异。政治经济学者也许更关注媒体机构内部雇员的性别结构如何，这种结构对其内容产生何种影响，进一步扩展下去，权力在家庭中是如何分配的，这种分配如何影响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的媒体消费。而对于文化研究学者来说，他们可能更关注文本本身，他们会发现，媒体呈现出来的文本中，不管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报纸上的还是互联网上的，其实包含了很多关于性别的话语，这些话语是如何建构的有什么影响，等等。因此，我并不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他们可能只是强调不同方面。
　　▲：您在《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也提到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两者都以“新马克思主义”为研究视角。
　　●：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是历史性的（historical），它关注事情如何演变和发展，以及其中的原因。同时，它还是规范性的（normative），这也是为何也称其为批判性（critical）的原因，比如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很多研究是建立在人们必须充分知情才能成为合格的公民的认识上的。此外，它对市场持怀疑态度，认为市场存在着多重缺陷，并不能完全有效地、平等地对人们所必需的物品和资源进行分配。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不仅对传播学感兴趣，还关注资源在社会中的分配，其取向是整体性的（holistic）。我想，文化研究也会关注部分同类问题。
　　
四、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对待互联网发展
　　▲：让我们来谈谈中国，你对中国互联网及相关的研究有何观察？
　　●：我对中国了解不多，尽管我此前来过中国（几年前我曾到访南京，但这是第一次来香港）。基于如此有限的经历来谈互联网在中国的角色是很不恰当的。但我的确注意到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迅猛速度和巨大规模，像你刚才提到的中国互联网的用户数量这些数据都是相当惊人的，而中国的微博用户的规模甚至是美国人口总数的四倍，所以作为一个传播学者，要想忽视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是很荒谬的。
　　但同时我也要说，对于传播学者来说，这只意味着多了一个对象。我认为，学者不应该像拉拉队长一样只是简单地说一样东西的好，这个东西可能好也可能不好，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去研究它，这才是应有的态度。比如，微博和微信用户的快速增长意味着什么？人们在上面做些什么，说些什么？产生什么影响？是否改变了用户之间或者普通民众与政府的关系？
　　以社交媒体为例，在西方就有越来越多文献对互联网持相当消极或者怀疑的态度。比如，美国心理学者Sherry Turkle就指出了“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的现象。②“社交媒体”一词在概念上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并没有促进“社交”，而是使人们变得越来越个体化，用Turkle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交流而“在一起”（together），而只是被技术捆在一起（te-thered），我们被“拴”在互联网上，技术成为了连接的“绳子”。比如，一个很直观的体验是，你在香港坐地铁，你看到周围的人们都低着头看手机，浏览Facebook或者微信信息，而人们彼此之间是不交流的。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坐在你面前，而你却在看手机”。
　　●：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普遍现象，我曾观察过一群围坐一起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即使相距这么近，也宁愿互相发手机短信而非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当然这也许只是很表面的观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显然，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和社交方式已发生改变。
　　▲：我感觉在中国，无论学界、媒体、企业还是政府，甚至普通老百姓，主流的话语是普遍对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感到兴奋。
　　●：这当然没有错，互联网给人类提供了大量机遇，的确值得兴奋。但我的建议是，我们不能由于过度兴奋而忽略了相应的后果。学者应该做的是，对事情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或许我们正处于一个自相矛盾的、有争议的历史时期。互联网当然给人们提供了参与、发声和倾听的平台，但要充分理解这种潜能，学者应该从多重角度进行表述、评估和衡量，甚至是量化的测量。我们不应该只是被某个角度牵着走，这不是学者要做的。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是值得研究的。
　　▲：近期，中国互联网出现一个新趋势是，包括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合称BAT）等科技巨头不断收购传统媒体，比如报纸和杂志。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国家主导和企业主导两种不同所有制环境下的媒体哪个能提供更好的新闻？
　　●：对这个问题要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公共所有制还是私人所有制哪个好，也得看具体情况。当然，“公共”要看你如何定义，如果公共指的是政府的话，国家对媒体拥有绝对控制权显然会限制公民吸收知识和信息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而“公共”如果指的并非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例如BBC，尽管政府对其影响很大，但BBC并不属政府所有。那么，如果换做另一种由几家大型企业控制的新闻供给模式好不好呢，在英国，三四个媒体大鳄几乎控制着全国的报纸发行，从规范性的角度来讲，我认为要提供给读者更深入、多元的信息、思想、价值观及象征符号，这种私有模式也不见得好。但另一方面，你又看到，BBC虽然是公共媒体，但目前也面临威胁，英国政府并不怎么热衷于支持这种公共模式，所以BBC的新闻经常对政府持同情态度，超出其原来应该坚守的底线，那么这种情况下，也许私人所有制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多样化声音的表达，总之，所有这些基于经验的问题都要学者去考察。因此，我认为对BAT企业进军新闻业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其将把中国新闻业带到何方，如果不能提供更多层次、更多元、更深度的信息从而让受众有更多选择，这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控制模式取代旧的控制模式罢了，两种情况都不见得是好事，不管是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几个大型集团手中还是完全由政府控制，都不是好的选择，都无法令人满意。
　　▲：最后一个问题，你目前的研究主要关注什么领域？
　　●：我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传播和不平等的书，我对你刚才提问的回答，一些观点将在书中有所体现。总体上，我的关注点仍放在社会学中的根本问题：为什么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无论中国、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总是一些人占有大部分财富，而一些人则一无所有，处于底层的人经常感到不满，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情况不是相反？造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可以从媒体和传播中找到答案。我的总体关注点是，媒体和传播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不平等这一大问题中扮演何种角色。
　　▲：这与您所阐述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注点是一脉相承的。
　　●：你可以说这是十分吻合的。或者其实也挺悲哀，40年前，我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现在仍然在问同一个问题（笑）。
　　▲：这反映了该问题在社会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在我看来的确根深蒂固，很难撼动，但也很关键，可见是非常顽固的。
　　▲：就好像大海的表面一样，有暴风雨也有阳光，表层的天气可以时刻变化，但深层的模式不变。
　　●：天气随时变化，但气候是稳固的。天气是“上层现象”（epi-phenomenon），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下层”的气候，也即持久的问题。当然，如何做出改变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①Murdock, G.& GoldingP. （1973）. “Fo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s.” In R. Miliband & J. Saville （eds.）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Merlin Presspp. 205-234.
②Turkle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2014 级研究生莫业林对本访谈的英文原文进行初步翻译，在此表示感谢。本文是广州市大数据与公共传播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阶段性成果。访谈全文将刊登在即将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