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
　　【本文提要】虚拟现实技术（VR）已在美国硅谷掀起新的淘金热；虚拟现实新闻（VR Journalism）也被视为具有革命性——能将受众变成“目击者”——而被美国主流新闻机构所关注和实践。本文提出，“时空征服”和“感知重组”是人类媒介技术演进的一贯逻辑，虚拟现实技术是这一逻辑的最新体现；虚拟现实新闻及近年来出现的其他新闻业变革，如机器人新闻、无人机新闻和增强现实新闻等背后的推力是摩尔定律和大数据，而拉力则是新闻业生存发展需求和公共服务使命。最后，本文重点分析了目前虚拟现实新闻面临的技术挑战和伦理风险，指出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也许能变革新闻业，但它往何种方向变革，是否能避免将“公众”变为“群众”乃至“缸中大脑”，还需新闻从业者铭记“技术服务于新闻，而不是新闻服务于技术”这一箴言，从而不断地去实践。
　　【关键词】虚拟现实新闻 新闻业变革 媒介融合 媒介史 新闻伦理
　　【中图分类号】G210
　　2015年可以说是“虚拟现实新闻”（VR Journalism，后文称VR新闻）元年。英美主要媒介机构都在尝试VR这一最新的新闻记录和传播媒介。《纽约时报》的《无家可归》（The Displaced）报道了儿童难民的艰难生活；ABC的《发自叙利亚》（ Inside Syria VR）报道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考古学家在城市面临战争威胁时的文物抢救工作；①PBS的《埃博拉爆发》（Ebola Outbreak）将观众带到了几个中非国家，记录这一死亡病毒在当地人中的肆虐。②甘乃特报业集团推出了多个VR新闻项目，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其与Des Moines Register合作生产的《变革之收获》（Harvest of Change），讲述了衣阿华州的一个家庭农场经历的变化。③英国天空新闻 （Sky News）和 《卫报》等都在试水VR新闻。据说，CNN还曾使用VR转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辩论。④哥伦比亚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在其报告中说：“经过了几十年的研发，虚拟现实现在似乎开始主流化。对于记者而言，VR技术具有浸润式的视频捕捉能力和移动终端传播能力，所以特别让人兴奋。它有潜力比此前的平台更能拉近受众和新闻故事之间的距离，前所未有地将新闻观众变为新闻目击者，从而将极大地提高新闻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 ⑤
　　
一、从岩洞壁画到网络空间：虚拟现实简史
　　本雅明认为，“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过去的现象不时会选择性地在现在复活；历史学家如果将“现在”与“过去”对接起来，“现在”的意义就清晰易懂了。⑥“虚拟现实”并不是全新事物。“虚拟现实”曾一度被等同于“虚拟空间”（Cyberspace）。该词最早出现在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 1948-）出版于1984年的短篇小说《神经漫游者》⑦中，指一个由计算机定义的，部分由物质、部分由代码组成的另一个世界。后来，“虚拟空间”被计算机极客（geeks）拿来描述他们所熟悉的网络空间，该书也因此成为计算机文化中的经典著作。1993 年，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出版了《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一书，使得“虚拟空间”的概念更加流行。
　　然而，人类记录和传播“虚拟现实”的历史却远早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西班牙和法国的石窟中距今1.5万年至2万年前的壁画，我国敦煌石窟中4世纪至14世纪的壁画上的各种野兽和人物，色彩艳丽，形态逼真，笔法精细，瑰丽壮美，气势恢宏。或记实或想象，这些壁画的作者投入了无尽的努力去记录和再现狩猎和舞蹈场面，可以说是人类早期的“虚拟现实”作品。
　　在被称为“发明的世纪”的19世纪，西方文化开始崇尚“逼真再现”(比如做动物标本)。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人类通过媒介手段营造“虚拟现实”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它体现在媒体给人带来的“飞行”（空间征服）和“时间旅行”（时间征服）体验上，即一种穿越时空的“运输”（transport）——今天该词又已复活，被VR新闻的实践者频繁用来描述新虚拟现实技术给用户带来的体验。
　　在空间征服上，19世纪新的运输工具（如铁路）和新的放大人类感官的媒介（如照相机、电报和电话）都被人比喻成飞行器。⑧此时还出现了一种非常类似今天的VR头盔的“立体视镜”（stereoscope，见图1）。能让人通过观看立体图片，从眼前的环境迅速切换到遥远的地方，比如进入古老的遗迹之中。1859年，美国诗人和作家奥利佛·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Sr.)这样描述“立体视镜”给人的感官刺激：“人的感官经历到一种梦幻般的狂喜；在这种狂喜中，我们似乎扔掉了身体，驶离岸边而进入到一个接一个奇妙的场景中，像脱离了肉体的灵魂。” ⑨
　　19世纪媒体对时间的征服则体现于其给用户带来的“时间旅行”感。1826年诞生的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道光被保存下来也是留给我们今天看的。” ⑩过去歌唱家的声音被留在唱片、录音带和光盘上供我们今天聆听。人们对事件的感觉印象和时间印象，现在可以用声光手段保存下来。留声机和电影不仅是娱乐工具，而且成了保存意识供后人研究的新型档案工具。“从前对声音、形象和经验的死刑判决现在已经获得减刑。言语和行动可以超越人体之本源而幸存下来。一句话，记录性媒介使亡灵以新的方式复活再生。” [11]19世纪的各种传播技术（特别是电报）快速压缩时空。詹姆斯·凯瑞认为电报的出现区分了物质运输（transportation）和信息传播（communication）。麦克卢汉将之描述为“瞬间性的虚拟国家”（cybernation of instantaneousness）。[12]澳大利亚传播学者约翰·斯特拉顿（Jon Stratton）则进一步阐述认为，凯瑞提出的这一区分实际上造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虚拟空间”（cyberspace）。[13]在“立体视镜”出现150多年后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为一个大型的“虚拟现实”媒介，园内使用的LED芯片总数多达10.3亿个，将游客包裹在“未来城市”中。中国馆的镇馆之宝《清明上河图》将原画中的数百个人物数字化、动态化，使观众可以穿越时空，触手可及地聆听和观赏中国古代盛世的繁荣；在西班牙馆，人们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西班牙城市街景的斑驳陆离。有趣的是，由虚拟现实技术营造出来浸润式体验，很多游客都试图用他们的手持摄影摄像设备去记录，但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因为“任何（普通）拍摄都没有用，你必须亲自在场，才能获得那种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14]
　　
二、“虚拟现实”新闻的源起和意义
　　和虚拟现实技术一样，VR新闻并非横空出世，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一定的必然性。自2002年左右Web2.0现象出现以来，信息与传播技术仍在持续快速发展，其影响力也日益加深。各种新名词频繁涌现，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趋势无一不对新闻业有着深远意义，产生了数据新闻、机器人新闻、增强现实新闻和VR新闻等。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新词中一以贯之的逻辑——它们是在摩尔定律和大数据驱动下的必然发展。
　　如图2所示，在摩尔定律、开源软件的推动下，传感器技术（如RFID和智能手机等）小型化、廉价化、遍在化。这些趋势导致的结果是：在“人”的层面产生了UGC蓬勃兴起的Web2.0；在“物”的层面则出现了“万物互联”的物联网。而这两个发展则催生了海量、庞杂、变动的“大数据”。新闻媒体在“生存发展”和“服务公众”两种压力之下逐渐开始了“数据驱动的新闻”（data-driven journalism）的变革历程：新闻业对数据的解读和可视化产生了“数据新闻”；新闻业采用算法在不同数据之间进行匹配产生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新闻”；新闻信息与物理层相结合，则产生“增强现实新闻”；而随着视频摄录技术的360度全景化，新闻业可以进一步挖掘客观世界的数据，从而产生了虚拟现实新闻。
　　虚拟现实对新闻业有何意义？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史都可以从记录性媒介（recording）和传输性媒介（transmission)这两个维度考察。传输和记录相辅相成。强大的传输效果需要强大的记录能力。虚拟现实对新闻传播业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它能几近“穷尽地”记录和传输（再现）新闻事件。
　　追求“强大的传输/传播效果，尽量缩小受众与新闻之间的距离”一直是新闻业的目标。因此，新闻业的演进历程就是不断采纳新技术，提高信息记录能力，降低噪音和损耗，向受众尽量原真地传播和再现新闻事件。报纸（文字）、音频（广播）、视频（电视）、互联网（多媒体）的发展莫不如此。过去50年来有关虚拟现实的研究和理论提出了两个有关传播效果的核心概念：“浸润”（immersion），即信息对用户的包裹程度；“在场”（presence），即用户所感受到的对被传播内容的在场感。浸润程度越高，在场感越强。因此，为受众营造一种对新闻事件的“浸润”和“在场”成为新闻传播效果的终极追求。但无疑，这样强大的“传播”效果要求必须有强大“记录”能力。
　　然而，这一追求长期以来受到两个限制。一是记录和传播技术有限；二是作为人，记者在新闻现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和选择性的（“框架”）。对于千载难逢的大型新闻事件，大量的和多样的信息蜂拥而至；对于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新闻事件，新闻机构要花费重金派遣记者奔赴现场。由于以上两个限制，新闻媒体对这些重要新闻事件的记录和传播长期以来只能挂一漏万，造成难以弥补的遗憾。
　　智能手机的普及和2014年VR技术的最新发展（小型化、廉价化）则基本解决了以上两个遗憾，使得大众媒体对新闻效果的记录和传播能力极大增强，从而在对“有效传输/传播”上开始迈向新的目标。如甘乃特的《变革的收获》（Harvest of Change）讲述了美国衣阿华州一个家庭农场的变化。在“记录”环节，一个360度摄影团队用专用设备向所有方向同时拍照或摄影，几乎穷尽了报道对象能提供的信息，然后将图片或视频拼接起来，再通过3D建模，将3D的照片和视频置放在谷歌地图上，从而复制出一个农场情境。在“传输”环节，观众头戴Oculus Rift VR眼镜盒在手机上收看，给人的体验如同打开一本折叠的立体书。很多观众在看到这个节目之后，再实地造访该农场，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15]众多媒介学者（从英尼斯、麦克卢汉到沃尔特·翁）都指出，媒介能塑造和重组人的感知能力。如口语之于听力和“整体性社会”；文字之于视觉和“分析思维和理性社会”。虚拟现实技术仍在演进，它所体现出来的趋势是：同时诉诸人的所有感知能力，并对它们进行重组，使用户从媒体之外进入到媒体之中，从而产生一种被浸润的感觉。换言之，虚拟现实新闻将用户放到了新闻发生现场，“受众变为目击者，新闻报道将获得新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16]
　　
三、“虚拟现实”新闻面临的技术挑战和伦理风险
　　尽管VR新闻似乎已经成为新闻业的下一个热点，但它仍然是新事物，仅仅为少数有实力的媒体试水，VR新闻目前还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性挑战和新闻伦理风险。
　　（一）技术操作层面上的挑战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的硬件和软件仍在演化当中，而且彼此缺乏兼容和整合，尚不存在简单、流畅和稳定可靠的生产流程，不利于VR新闻的经常性生产。在人员配备上，VR新闻的生产需要一大批专业内容和技术人员，且两者需要密切沟通合作。在生产成本上，精度高、互动强的精品需要大量资源投入，而且生产周期很长，对用户收看端的技术要求也高；低端VR新闻产品，投入少、生产周期短，但质量低、用户体验差。在新闻题材选择上，VR主要是长篇的大制作，如纽约节日游行、叙利亚大马士革战火中的文物保护以及朝鲜的阅兵仪式等纪录片或重大主题新闻，而小型VR视频、数据可视化、数字化模拟等比较少。
　　在新闻叙事技巧上，如何结合VR技术讲好故事，仍需要更多实验。VR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背景和环境，尚缺乏“角色”和“情节”，传统的摄影摄像技法，如蒙太奇等已经不起作用。目前以VR讲述故事可以有两种：一是在VR镜头中加入主持人等表演性内容；二是在VR内容中加入计算机动画层等。这就要求内容和技术密切结合。另外，VR新闻中是否要有记者出镜？如果需要，那么记者与被报道者之间、记者与VR新闻用户之间、观众与VR报道者之间、记者与记者之间是何种关系？对这些问题均尚没有确切答案，还需要探索。
　　在用户端，VR新闻生产的初衷是为了缩短受众与新闻之间的距离，不仅将受众变成观众，而且变成“目击证人”，以增强新闻的影响力；同时也可以吸引熟悉了网络虚拟游戏的所谓Minecraft一代，[17]使得新闻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是，真实发生的新闻对已经被“重口味”虚拟游戏宠坏了的玩家还是否有吸引力，还是问题。
　　应对以上技术性挑战没有捷径可言。只能是新闻机构与技术公司加强合作沟通，不断试错，总结经验，在产品上不断迭代，在技术上明确需求，这样才能培养受众新闻消费的新习惯，并最终找到简单、流畅和稳定可靠的VR新闻生产技术方案和生产流程，使得VR新闻生产常态化和主流化。媒体与VR技术公司保持密切接触和沟通尤为重要，否则VR公司很可能会舍新闻业而转向游戏业和电影业，而新闻业将再失转型良机。
　　（二）“虚拟现实”新闻面临的伦理风险
　　在技术性挑战之外，VR新闻也面临着一些伦理风险，这更加值得新闻从业者注意。
　　第一，VR新闻对公众可能具有更大的操纵性和欺骗性。
　　如前所述，VR新闻的优势是360度全景摄影，因此摆脱了新闻中的“框架”（取景框和叙事逻辑）限制，能赋予受众更多的观看自由和更逼真的感官体验。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为逼真或浸润，相较一般新闻，VR新闻在它貌似全面、客观和真实的呈现背后有着更多的人为建构，因此对受众可能有更大的操纵性甚至欺骗性。例如，NPR新闻部高级副总裁和内容编辑主任奥瑞斯克斯（Mike Oreskes）就批评《纽约时报》的VR纪录片《无家可归》，认为它的制作人员使用计算机将事后在犯罪现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拼接起来，让观众以为自己亲临了犯罪现场。
　　第二，VR新闻仍然具有极强的把关、议程设置和显化功能。
　　VR新闻记录和传播的内容尽管具有“穷尽性”，但制作者对内容和价值仍然具有把关、议题设置和显化功能。我们知道，新闻媒体在报道中通常会经历五个环节。记者将某些内容置于新闻报道视野内，其他议题则被过滤排除掉，这是“把关”（gate keeping）；对于那些被放入关内的各种新闻按照新闻媒体自己所认为的重要性排序，并因此影响公众心中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排序，这是“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在具体报道某条新闻时，使用特定的叙事逻辑将多个新闻事实串起来，以利于公众理解，这是“框架设置”（framing）；作为前述三个环节的结果，受众的注意力被吸引集中到某个单一议题或标准上，并依之对公共事务进行评价，这是“显化效应”（priming）。如前所述，VR也许可以消除具体新闻作品中的“框架设置”，但是新闻机构在VR新闻题材选择上仍具有强大的“把关”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比如，通过VR报道纽约市街头的假日欢庆游行、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朝鲜的军事阅兵和叙利亚叛乱等等，这些VR新闻议题的选择本身就已经体现了新闻机构的价值观。这导致的结果是，VR新闻中是否还存在“框架”已经无关紧要；通过对VR新闻题材的把关和议程设置，加上VR手段的强大传播力和感染力，VR新闻具有更强的“显化”效果，更能引导乃至扭曲用户的认知和行为。
　　第三，VR新闻有将“公众”（public）退化成“群众”（crowd）的风险。
　　VR技术的强项在于影响观众的感官，从而造成感同身受、身临其境的在场感，这也许会使得社会“过于媒介化”（over mediated），可能导致情感在用户群体中快速蔓延，导致理性“公众”退化成非理性的“群众”。
　　“群众”指身体上相互接近，因而情绪上容易相互感染的人群；而“公众”则是身体上相互远离，意识上由大众媒介连接的人群。一般认为“公众”比“群众”理性。这两者的区分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些传染病般的社会时髦和疯狂，尤其是群众（crowds）和暴民（mobs）活动猖獗。就此，勒庞和塔尔德提出了“群众心理学”，认为群众心理体现了西方文明最深刻的病症和时代特征。“群众”的典型特征是：其组成个体之间的障碍全部消除，使得信息和情感可以自由流动，相互影响，形成回路；群体在意识上形成了一种团结，在智力上导致的结果不是集体智慧，而是多个个体智力中的最小公约数，勒庞将其称为“原始头脑”（primitive mind）。心理学家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则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指出，人的心理在危机和群体状态中会出现一个逆进化，即回到一种原始状态，呈两种表现方式：要么是如孩子般顺从和被动，要么是如动物那样冲动暴虐。[18]VR新闻强烈地诉求于用户的感官，似乎可以克服种种障碍远距离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强烈的情感联系，“形成回路”，这是否有可能会使“公众”沦为“群众”，重现19世纪末由黄色新闻纸引发的那种暴民时代？在诉诸感官的VR新闻中，如何诉求和培养公众的理性？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四，“虚拟现实”新闻是否会带来“缸中大脑”的可怕未来？
　　如前所述，媒介能重组人的感官乃至意识。用户头戴“虚拟现实”头盔，其主要视觉和听觉都被包裹，受到虚拟现实节目内容的浸润，这不免让人想起勒内·笛卡尔的思想实验——“缸中大脑”（brain in tub）。笛卡尔指出：“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的东西，都是通过感官得来的；但有时候，有证据表明我们的感官具有欺骗性。”因此，他认为，对于我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信号，我们无法区分它们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有一个全能的、邪恶的怪物将我们的大脑养在营养液中，通过电极不断向它注入各种信号，让我们将“虚假”等同于“现实”。这一可怕的情景在美国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有着非常具象的刻画。从1938年的“火星人攻占地球”广播剧造成的巨大社会恐慌，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视对观众的催眠效果，到21世纪由社交媒体造成的过滤气泡（filtering bubble）或“信息茧房”，再到今天的虚拟现实，人类对媒介的依赖越来越强。这使得媒介使用者被媒介营造的信息环境所影响乃至控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直至人人都成为“缸中大脑”。媒介技术如此快速发展，以上可怕场景的到来并非毫无可能，值得我们警惕。
　　第五，在虚拟现实新闻中，用户“身体”真的就不重要了吗？
　　自2500年前的古希腊至今，在西方传播思想中，“通过媒介而超越身体和距离（disembodiment），实现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融合”这一交流观念一直占据主导地位[21]。如前所述，笛卡尔怀疑感官（身体），强调思维理性。他对来自感官和身体的所有东西都表示怀疑，只有自己的思想才是可靠的——我思故我在。从此以降的西方哲学史，包括20世纪的哲学，都将感官和身体视为可疑的东西，需要心灵把我们从它们的陷阱里解救出来。19世纪末，库利提出了“镜中自我”（The looking-glass self）的观念，认为只要通过与他人的符号互动（传播），我们就能像看镜子一样认识到自我。对他而言，人与人亲近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符号上的；只要符号交换可能，社区和社会就会存在，而物质世界或肉体则可有可无；所谓“社会”也不过就是通过符号连接起来的原子化的个人。前述哥大新闻学院Tow 数字新闻中心报告指出，VR新闻中能将受众从“观众”变为“目击者”。然而，即使真实意义上的“亲身目击”（witnessing）都并不可靠[22]，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罗生门”现象？Tow中心的这一大胆断言显然认为“身体在场”很容易通过媒介技术复制和超越，其背后隐藏的仍然是“身体不重要”的心灵融合的交流观。
　　然而，新闻报道中，观众的“身体在场”对“目击”果真不重要吗？梅洛·庞蒂批评了笛卡尔的心灵的、内在的我思，认为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对于同样的感官经验，不同人却有不同的主观感受。身体的存在迫使我们承认，意义的产生除了来自抽象的思维之外，还可能来自具体的身体。人的意识与其说是大脑独立产生的结果，不如说是大脑对身体感知所作出的反应（representation），因此我们的身体才是意义的核心。[23]由此看，无论VR新闻通过“运输”（transport）让人觉得多么有“在场感”，我们作为观众，身体是否在新闻现场从来就影响着新闻的发生、演进以及其意义的展开。
　　
结语：“技术服务于新闻，而不是新闻服务于技术”
　　我们正在进入新的虚拟现实时代，它由360度摄像机“记录”，通过VR头盔和智能手机“传播”。它由数据推动，为新闻业提振影响力和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它似乎具有革命性，但是，如前所述，它却又是史前岩洞壁画、19世纪的立体视镜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网络虚拟空间（cyberspace）的延续。今天的旧媒体也曾新过，今天的新媒体所产生的影响也并非全新。无论新旧，媒介技术（报纸、漫画、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一直都深刻影响着人际关系、隐私、透明度、真实性、身体、在场、信任度、情感、自主性等等。虚拟现实技术也许将进一步改变新闻业，但是它却不会太大地改变新闻伦理。我们对这些历史上各种媒介影响的伦理思考并没有过时，它们仍然适用于今天的虚拟现实新闻。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由于我们对真实世界复制能力的提高，我们在传统社会所依赖的区分（现实与图像、事实与编造、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区分）现在全都消失不见了。[24]本雅明则说：“过去的艺术作品中有一种灵光或者说光韵，而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灵光则消退了。” [25] “虚拟现实”进一步模糊了虚拟与现实；新的虚拟也许更加逼真，但却不再具有真实所具有的“灵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曾经被认为给网民带来自由的“虚拟空间”（cyberspace），其英语词根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s），后者则源于古希腊船舶舵手使用的词“kubernetes”，指的是掌控或者管理大型系统的科学。[26]这意味着，所谓自由也即控制。今天的虚拟现实技术也许能变革新闻业，但它往何种方向变革，还需新闻从业者铭记着“技术服务于新闻，而不是新闻服务于技术”这一箴言，从而不断地去实践。■
　　

①引自：http://abcnews.go.com/US/fullpage/abc-news-vr-inside-syria-33768357
②引自：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pressroom/ebola-outbreak-a-virtual-journey -frontlines-first-virtual- reality-documentary-debuts-at-ona-on-sept-26-press-release
③引自：http://www.desmoinesregister.com/pages/interactives/harvest-of-change
④引自：http://cnnpressroom.blogs.cnn.com/2015/09/24/cnn-will-live-stream-democratic-debate -in-virtual-reality
⑤引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新闻中心发布的《VR新闻专题报告》，参见：http://towcenter.org/research/ virtual -reality-journalism
⑥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Illuminationstrans. Harry Zohn (1940; New York: Schocken, 1968).
⑦该小说后来曾获得了雨果（Hugo）、星云(Nebula)和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三个图书大奖。
⑧Paul Virilio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trans.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Verso1989); Wolfgang Schivelbusch, The Railway Journe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chap. 3.
⑨⑩[11] [美]J.P.彼得斯著，何道宽译：《交流的无奈》第13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2]Meadows, P. (1980). The Press and the Communications Media: A Technolog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2165.
[13]StrattonJ.& AngI. (1994). Multicultural imagined communities: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ustralia and the USA. Continuum8(2)124–158.
[14]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笔者的一位亲戚在体验西班牙馆后回来表达他的震感感受。我问道，是否用手持摄像机记录下来了？这句话是他对我的回答。
[15]引自：http://newhouse.syr.edu/news-events/news/student-professor-play-key-role-groundbreaking -journalism-moment
[16]引自：http://towcenter.org/research/virtual-reality-journalism
[17]引自：http://www.poynter.org/latest-news/mediawire/270633/news-for-the-minecraft-generation -gannett-experiments-with-virtual-reality
[18]MillerJ. (1983). Crowds and power: Some English ideas on the status of primitive persona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0253-264. 转引自：PetersJ. D. (1989). Satan and savior: Mass communication in progressive thought.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6(3)247–263.
[19]Czitrom, D. J. (1982).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p. 99-100
[20]Royce, J. (1908). Provincialism. In Race problems and other essays (pp. 57-108). New York: Macmillan. Address given 1902. 转引自：PetersJ. D. (1989). Satan and savior: Mass communication in progressive thought.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6(3)247–263.
[21]PetersJ. D. (2012).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PetersJ. D. (2001). Witnessing. MediaCulture & Society23(6)707–723.
[23][美]丹尼尔·托马斯·普里莫兹克著，关群德译：《梅洛·庞蒂》第9页中华书局 2014年版
[24]转引自贺建平：《仿真世界中的媒介权力:鲍德里亚传播思想解读》，《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5]BenjaminW.Jennings, M. W.& DohertyB. (2008).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22
[26][加]文森特·莫斯可著，黄典林译 ，曹晋校 ：《数字化崇拜》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