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庆立
　　【本文提要】19世纪，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了一些中文报刊，大量传播天文、地理知识，并期待成为中国人喜欢的“新闻”。本文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为个案通过考察传播者的生存环境、传播议题和传播内容，分析其传播动机、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本文认为，19世纪，西方在华势力遭遇中国“闭关自守”的政治壁垒，中国以“天朝”自居，把西方当“蛮夷”，西方传教士利用当时的“新媒体”—报刊，传播天文与世界地理知识，为中国重建全新的世界图景，以瓦解中国的“天朝”意识形态。
　　【关键词】中文报刊 传教士 天朝 世界地理　
　　【中图分类号】G206
　　19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了一批中文报刊。此时，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已进入报刊大众化时期。报刊以传递新闻为天职，传教士对报刊传媒的基本功能非常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传教士怀着极大的热情把这种“新媒体”引入到中国，却以传播天文、世界地理、世界历史和西方文化等内容为主，新闻信息、宗教文章所占的比重较少。这样的内容定位，不仅偏离了现代报刊的新闻传递功能，也偏离传播者肩负的传教使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遐迩贯珍》是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文报刊，这两种报刊有关天文、世界地理内容大约占所刊载文字总量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西方在华传教士创办的报刊中具有的代表性。本文以这两种报刊所传播的天文、地理内容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中蕴含的传播动机、传播策略以及传播效果。
　　
一
　　为什么西方在华中文报刊中注重传播天文和世界地理知识？这一现象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有哪些关联？传播内容背后，传播者究竟有何期待？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考察东西方的历史走向和当时西方在华传教士的生活处境。
　　就东西方历史发展的走向而言，随着16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西方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18～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相继建立，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促使以英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开拓海外市场。这些国家以传教士为先导，对外进行文化输出。而此时的中国却对世界关起了大门，趋于保守封闭，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最有力的证据是：清朝开国不久实行海禁，断绝与其他国家的海上贸易。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对外贸易只有广州一条通道。1872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朝廷上下竟对英国没有常识性认识，一些大臣把英吉利国王归入“边塞夷王酋长”之类。此时，西方国家已推行形式平等的现代外交，清朝却以“夷夏”为界。这种外交制度，根源在于唯我独尊的“天朝”意识。19世纪初，在广州，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中国官方文书称他们为“夷”；日常生活中，百姓提到西方人则称为“外国鬼”、“红毛鬼”，后来他们发现，中国的“蛮夷”一词，与英文“savage”、“barbarian”相当。西方人终于意识到，“蛮夷”、“红毛鬼”之类的称呼不是语言学问题，而是对西方人的轻蔑。①
　　就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而言，其传教活动遭到中国官方强烈抵制。中国禁教始于雍正时期。嘉庆十五年，清廷多次颁布禁止外国人传教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②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甚至连身家性命也不保。在华传教士的生存体验、文化感受，最终让他们认识到根源“就是‘天朝’上下无处不在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
　　中国人为什么“以为中国居于‘地球的中央’”，③产生以“天朝”自居的文化优越感？对此，19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英文报刊——《广东记录报》和《中国丛报》曾持续关注这个议题。他们发现：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对自身政治疆域以外的世界所知甚少。④明末清初，西方地理学传入中国，中国人先是好奇、最后拒绝，但仍以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它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位置”。⑤1703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沙守信发现，虽然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出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已过了110年，但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进步，仍停留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水平。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也发现，中国人对“天地”的认知存在谬误——“华民皆执天圆地方之说”。⑥“天圆地方”，地为静止之物，这种观念性错误根源在哪里？西方传教士除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一些因素外，认为这种状态是中国人“孤僻隔绝世界的结果”。⑦西方传教士逐渐意识到，当务之急莫过“启蒙”，告诉中国人地球和宇宙存在的实际形态。
　　“帝国主义从来都不仅仅是枪炮和商品，它还是一个文化过程”，⑧与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借助上层力量传教不同，19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注意利用当时的“新媒体”报刊发起攻势，向中国读者传播世界地理，试图为“天朝”帝国打开瞭望“新世界”的窗口，促进中国对西方开放，改善传教士在华处境。
　　
二
　　如何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那就是通过西方知识的传播，让中国人意识到原来“天下”是多么狭隘、“天朝”的幻觉多么荒谬！当然，这只是传教士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正是这种认识，决定了传播议题及其内容选择。
　　中国人的观念是“天圆地方”，中国位于地域的中心；西方人的常识是：地球是圆的，围绕太阳运行，周而复始，在宇宙中如沧海一粟。如何讲出这些道理的根据？1833年8月，西方传教士郭实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自第五期（道光癸巳年十月）起就开设“天文”栏目，先后刊登《论月食》《月面》《日长短》《宇宙》《星宿》等文章10多篇。这些系列文章围绕既定议题，简述了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地球与月球、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以及运动规律。其中，《宇宙》一文，⑨讲的是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地位。传播者指出：“星者，并地周行太阳者，为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并列星也，若论其转轮，其距太阳近远只观星图宇宙之一撮为此地也……诸国各邦之土人物产、川海湖池、洋面之茫茫，莫不惊骇乎？唯较此与苍天，犹是海一滴水矣！”当时，中国人知道有“天圆地方”的“地”，却不知道地球为何物，更无法理解日升日落、春夏秋冬的变化与地球自转和公转有关。对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天文”栏刊登《日长短》予以解释：“夫日月星辰非同时出入，盖东方先见，西方后见，渐东渐早，渐西渐迟，盖顺眼之见太阳之轮，自东及西故。假如居东居西，其两地相去一百八十度，是地球求半径，则东方之午，西方之子也。” ⑩今天看来，说地球是圆的，地球绕太阳运转，地球是宇宙间一颗普通的行星，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问题了，但当时中国人感到非常新鲜，中国读者自然有阅读兴趣。
　　1853年8月，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香港出版《遐迩贯珍》中文月刊，先后发表30多篇介绍天文、世界地理知识的文章。《地形论》，旨在进一步匡正中国人原有的天文地理观念。为说明地球是圆的，传播者举出一例：“西国多人，尝驾大舟，由英吉利开行，向西南而去，过亚墨利加海角，转向西北，过太平洋仍向西行，经中国及印度海，过亚非利加海角”，差不多绕地球一周后，“则能回至英吉利，此见地之东西圆转，可周匝而行者矣！不然，定向一方而去，总不回头，将必愈去愈远。” [11]此文还附有插图—张：圆形地球上站立一人，正在眺望远处驶来的船只。
　　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发现，中国“认识世界”的水平与当年利玛窦在中国体会的没什么两样，“中国人认为他们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12]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这影响着中国人的眼界和文化心态，“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13]西方在华势力的发展自然受到限制。
　　那么，当务之急是改造中国人以“天朝”自居的文化观念，而文化观念的改造是以新知识的传输为前提的。1833年5月，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丛报》发刊词声称，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她在以不小的幅度走向衰落”，中国人也学习知识，但那是传统的知识，新的知识并没有增长。因此，对中国而言，“新知识的增长无疑是最重要的”。这些新知识中，传播有关世界地理知识，最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瓦解中国人固有的“天朝”意识。对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1833年8月，传教士郭实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较为系统。从创刊号起，此刊就设有“地理”栏目，先后发表《东南州岛屿等形势纲目》《南洋洲》《寻新地》等文章30多篇，其中有关南极探险和地理考察的文章有3篇，有关南亚、东南亚和欧洲各国区域性地理介绍的文章有27篇。此外，还刊登地图——《东南洋并南洋图》[14]《大清一统天下全图》[15]（前有图说一篇）《咳罗斯国通天下全图》[16]《北痕都斯坦全图》。[17]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介绍，传播者大致沿中西交通海路由近及远地介绍：从东南亚各国到南亚，再有南亚到欧洲各国。内容安排上循序渐进，一层一层地打开中国读者的地理视野。此外，在“新闻”、“论”其他栏目中，也间接叙述各国地理，还有介绍“南方大陆”（南极）、以至比多（埃及）、亚非利加浪山（好望角）和北亚米利亚（北美）等世界地理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曾刊登《大清一统全图》一文，这篇文章结合所刊登的中国地图，详细介绍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周边国家，指出，整个亚洲长两万余里，宽两万四千余里，“亚细亚东边是日本诸□洲、高丽国与琉球屿，兼台湾及琼州，亚细亚东山有中国，南有安南、暹罗、老挝、缅甸，□□□列国等，兼南洋诸州，西南有一西藏国，飘飘界、尼波利亚、天竺国、锡兰州、比尔西亚国、土耳几属国兼大不布加利亚国等，东北有满洲地方，北有蒙古地方沙漠荒塔尔巴哈待科布多皆中国之属国等，兼鄂罗斯属国，西有新疆地方、伊梨科布格尔”。[18]在道光甲午年二月号的“地理”栏目中，专门刊登《地球全图之总论》。此文按照地球的经纬度，介绍“亚细亚、欧罗巴、亚非利加、亚墨利加、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大洲位置、气候特征等。在道光甲午年三月号，刊登《列国地方总论》一文，又介绍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连续刊载的这些文章，不仅描述了中国的位置，也廓清了世界地理的面貌。从编排顺序上分析，传播者有意识描述世界地理形态，意在说明，世界除了有亚洲国家，还有非洲和欧洲国家。这样，读者头脑中就会有一个世界轮廓，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就清晰了。以后，《遐迩贯珍》发表有关天文地理知识文章16篇，自第二号起，不断发表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文章。如《西程述概》[19]一文，作者以导游身份，介绍从香港到英国的路程，讲述去英国可选道路与航程。全文以旅行路线把所经国家串起来，还形象地描写沿途的自然与人文风景。
　　西方在华传教士所传播的世界地理知识，具有明确的针对性。19世纪美国在中国沿海活动增多，中国当局与美国商人直接发生了联系，但地方官员对美洲新大陆竟一无所知。如1817年，一位官吏向朝廷报告美国船走私鸦片问题，称美国没有领土，“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公举人数”，[20]当时被称为“一代硕儒”的阮元也搞不清美国在哪里，把美国说成在非洲境内，一般人就可想而知了。[21]1821年（道光元年）发生“德兰诺瓦事件”。[22]处理国际纠纷时，中国地方官员常把美利坚国和英吉利国混为一谈。道光年间，地方官员梁廷枏主修《粤海关志》，他又把美国说成在非洲，“若加那吉利（加拿大），若米利坚，则利未亚（非洲）之地也”。[23]鉴于中国人对美国的一无所知，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郭实立、裨治文、雅裨理等人利用报刊，有针对性地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知识。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卷六《论亚墨利亚列国》，对美洲和美国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之前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也曾刊登有介绍关美洲地理方面的内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先后刊登介绍美洲和美国的文章《北亚米利加》《地理全图之总论》《列国地方总论》等多篇，还附有地图。《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论》，详细介绍“花旗国”发现独立和战争全过程。[24]1838年7月，《亚墨利加办国政之会》，此文用800字的篇幅，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25]《遐迩贯珍》也发表《花旗国政治制度》一文，对美国的建国历程进行详细介绍，不仅要让中国人知道美国在何处，还要告诉你美国是一个文明、独立的国家。
　　综上所述，《东西洋每月统记传》和《遐迩贯珍》所传播的天文与世界地理知识，为中国读者勾画出了“新世界”的轮廓，也重新“定位”中国——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世界也不只有中国，中国乃是世界一分子。随着西学东进的浪潮，“天朝”观念及其封闭的文化心理逐渐被摧毁。
　　
三
　　传播效果如何？首先，由这些报刊的发行量可见一斑。据资料显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号印刷600份，很快销售一空。不久，又增印300份，“更多的刊物落在中国人手中。1834年，若干刊物还被寄到北京、南京和其他城市”。[26]1853年在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发行量更大，该刊“每月以印三千本为额，其书皆在本港、省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遍售，间也有深入内土”，“读者甚重，且遍及各省”。[27]发行区域不断扩大、发行量不断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报刊的读者愈来愈多。以上两种刊物的出版，为以后西方在华中文报刊的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其次，开拓了中国上层官僚文人的眼界，对中国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显著的标志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出现一批地理学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魏源、梁廷枏和徐继畲都曾读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魏源为例，他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大量征引《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凡十三期，文章24篇，资料多与世界地理知识有关。[28]至于对中国上层人士的影响，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印证资料。《遐迩贯珍》虽在香港出版，但在内地也很有读者，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工商士庶“靡不乐于披览”，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曾收藏全套《遐迩贯珍》，并赠阅给他的朋友，分享西学知识。[29]再次，19世纪在华中文报刊的传播具有冲击作用。所传播的知识在西方是常识，但中国受众耳目闭塞，这些内容的确让读者感到新鲜有趣，并产生阅读期待心理。从这种意义上说，所传播的这些知识具有“新闻性”；正是有“新闻性”，才更便捷地突入中国文化观念的核心层面，瓦解中国人的“旧世界”，引发中国文化自觉意识。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批判“天朝”自大思想，认识到“天朝”意识的荒谬。可以说，这些知识的传播，让中国人找到了观照自我的“他者”。譬如，当时开明官僚徐继畲对美国的政治体制非常赞赏：“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千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疑”，认为“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30]在他看来，中国改革有必要参考美国的治国方略。像徐继畲一样，愈来愈多的上层官僚产生了与西方交流的愿望。此后，从学习西方技术，到学习西方的制度，从学习西方外交，继而学习西方文化。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这些知识的传播就像多米诺骨牌引发了连锁反应。
　　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传播效果？首先，从传播主体层面观察，传播者的目标十分明确。1832年，正值郭实立筹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夕，他在广州的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上表明动机——“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楚他们那种高傲的排外观念。” [31]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从上述分析中可发现，其传播话语不能概念先行，不强制输入“意识形态”，不居高临下“讲话”，而是以平等姿态，循循善诱，让读者自然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
　　其次，从传播话语设计来看，面对中国读者，传播主体善于把政治传播融于文化传播，寻找契合点，再以生动形象、耐人寻味的“故事”讲出来，引发中国读者对“新世界”的好奇心。早在1815年，米怜主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注意研究中国读者的兴趣，他曾把中国读者分为“老少贤愚”不同层次，注意到“人都爱彩色的云”的心理，主张文章要有文采，“方使众位也悦读”，[32]其传播话语的设计注重文学性和趣味化。在传播话议题的组织和设计方面，充分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文化心理。如针对当时中国人对欧美西方国家缺少了解的现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就设计不少介绍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议题。除此之外，传播者还采用特殊叙事方式——虚拟中国人讲述海外见闻。这些具有“海外背景”的中国人采用系列“书信”、旅行记录等方式，以个人化的视角，讲述西方的经历和有关西方的故事，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状态。有些“见闻”还以诗歌形式，讲述有西方文明的“故事”。
　　最后，从传播策略来看，在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和传播现实非常了解。他们认为，改变中国文化观念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传教士米怜鉴于“华民颇涉拘滞，安于旧典，不务新知，偏见己执，不屑他求”的现实，[33]传播者把改变中国“天朝”观念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探索适合中国读者的话语方式。1834年，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广州外侨组织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次年10月19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举行年会，裨治文在“总务”报告中透露其出版计划：在编译的三种著作中，除了一部“世界通史”，其余两部一部是“世界地理”，另一部是“世界地图”。[34]可见，传教士传播世界地理知识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事实上，其传播已成为西方对华战略的一部分。事物发展总是辩证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在长期对华传播中，正因为不急于求成才有所“成”，正因为不急于功利才有所“利”。百年前的这段西方对华传播史，值得我们今天深入思考。■
　　
注释：
①Epithets Applied to foreigners. The Canton Register, May 24th 1828.
②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24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④Chinese Repository，1932年5月，第1页
⑤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金尼阁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⑥《地形论》，载《遐迩贯珍》第二号，1853年9月
⑦Character of the Chinese；Weakness of the Government；Not Able to subdue the Mountaineers； Dangerous on the Borders，The Canton Register，December 9th，1834。
⑧[美]何亚伟：《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帝国主义教程》第3页，刘天路、邓红风译，社会科学年出版社2006年版
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四月
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酉年正月
[11]《地形论》，载《遐迩贯珍》第二号，1853年9月
[12]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6页，金尼阁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
[13]Chinese Repository.　1832年7月，第61—64页
[1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六月
[15][18]《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九月
[16]《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十一月
[17]《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乙未年五月
[19]《遐迩贯珍》第二号，1853年9月
[20][21]阮元主编：《广州通志》卷330第6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22]当时，美国商船一名意大利水手，投掷一个瓦罐，砸在一支小船商民妇的头上，中国当地官员上船逮捕那个水手，处于死刑
[23]梁廷枏：《粤海关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81页
[24]《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丁丑五月
[25]《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戊戌年七月
[26]爱汉者编纂、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言》第25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27]《论遐迩贯珍表白事款编》，载《遐迩贯珍》第二号，1855年2月
[28]爱汉者编纂、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言》第27～28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29]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晴社会》第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0]徐继畲：《瀛寰志略》，卷九
[31]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2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2]米怜：《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序》，《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嘉庆乙亥年七月
[33]《遐迩贯珍》第三号，1855年3月
[34]Chinese Repository，1934年12月，第354~361页
　　
谢庆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在华外报与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13BW008）的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