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方舟
　　【本文提要】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不仅是在媒介技术与行业环境变迁驱动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更涉及到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对于新闻文化价值的追寻与取舍。以默顿的失范反应类型为理论基础，本文发现，对于新闻人来说，职业转型意味着在变动的结构中重新寻找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平衡点。他们或通过创新性手段来延续文化目标，或通过放弃文化目标来适应制度性规范，又或同时放弃两者来追求另一种可能的平衡状态，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失范反应类型：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与反抗，与之相对应的新闻人职业转型选择分别为新媒体转型/创业、转投其他行业、回到学校与成为自媒体人。
　　【关键词】新闻从业者 职业流动 失范反应类型 职业转型　
　　【中图分类号】G213
　　在当前中国新闻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新闻从业者个体的职业转型选择？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新闻人或主动或被动的职业流动是在媒介技术与行业环境变迁驱动下的一种适应性选择。①换言之，新闻场域在技术与经济层面上产生的双重变迁，促使新闻人作出个体层面上的职业流动选择。这种观点固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却忽略了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个体对于新闻文化价值的追寻与取舍在此间扮演的角色。
　　新闻工作是一种带有信念的职业，不仅是一盘围着市场转的生意。②这种信念指向的是新闻媒体以及新闻从业者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感。在此基础上，新闻报道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准确、公正的信息。也正是这种文化价值的存在，才在新闻报道与利润追逐之间筑起一道文化区隔，构成了新闻业、新闻机构与专业新闻人的正当性基础。③也就是说，新闻职业的文化权威地位是通过对新闻文化价值的塑造与实践才得以建构起来的。
　　那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转型选择就不仅是建立在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理性抉择问题，还需要同时权衡对新闻文化价值的取舍。因此，本文将以默顿的失范反应类型为基础，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从而为理解中国新闻场域的微观变迁提供更丰富的视野。
　　
一、失范反应类型
　　本文将运用默顿的失范反应类型来探讨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在社会学领域，学者最常使用的“失范”概念来自涂尔干。他认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私欲的无度滋长造成对原有道德秩序的背离，由此形成一种“结构紧张”，即社会层面的失范。④因此，在涂尔干的理解中，失范指的是一种社会秩序的紊乱与道德规范的失衡状态。⑤有学者曾运用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探讨转型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失序。⑥然而，就本文想要探讨的中国新闻人职业转型而言，涂尔干有关失范的定义显然并不适用。
　　本文将引用的“失范”概念定义来自默顿。不同于涂尔干的批判思路，默顿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将失范定义为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衡状态。⑦所谓文化目标，是指普遍适用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群体之成员的指导行为的规范性价值标准；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一整套把这一社会或群体之成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关系，制度化手段就是社会结构限定的合法手段。⑧因此，在默顿的定义中，失范概念就扩展为指涉个体而非他们所处社会的状态。他打了个比方，追求金钱上的成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这一文化目标的实现对有一定地位的人群极为容易，对另一些人来说则缺乏通向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那么这部分人就处于个体层面的失范状态，由此衍生出不同的失范反应类型：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与反抗。⑨
　　具体到新闻场域，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双重变迁。在文化目标方面，新闻场域的规范性价值标准就是以服务公众利益为核心的新闻伦理，然而在商业、技术、权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工具理性、技术决定论、犬儒主义等多元价值体系与新闻的公共性伦理之间不断产生冲突，新闻人个体由此感受到文化价值标准的紊乱以及情绪上的焦虑感。在制度化手段方面，新闻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更迭正在冲击传统新闻机构与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权威地位，进而威胁到新闻机构赋予其成员实现新闻文化价值的制度化手段。例如，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有可能使其难以保障其机构成员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需的资源与手段，那么，新闻人个体就更加难以实现其文化目标。因此，新闻人的职业流动可以视作对失范压力做出的一种反应。在此过程中，新闻人或调适文化目标，或在新旧制度化手段之间做出抉择，衍生出不同的失范反应类型与相应的职业流动类型。
　　
二、研究方法
　　参考过往研究，本文以中国新闻人在职业转型过程中公开发表的文本作为经验数据的来源。⑩这些文本包括他们撰写的离职信、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言谈以及部分媒体整合的二手资料。本文将运用前文述及的失范反应类型来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具体方法是先阐明每一种失范反应类型的概念，然后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讨论对于中国新闻从业者来说，不同的职业流动选择意味着他们在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何种取舍；新闻从业者被不同价值体系同化的程度何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转型选择；新闻场域的结构变迁怎样对部分新闻人个体产生明确的压力，使其产生相应的失范反应与职业流动。在理论层面上，本文还将讨论经验研究的发现为默顿的失范反应类型提供了何种理论启示。
　　
三、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失范反应与职业流动类型
　　在默顿的定义中，所谓失范并不一定意味着一种不正常的心理或行为状态，而是指现行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衡。[11]因此，个体的失范反应并不一定意味着越轨行动，而是一种适应方式，只有极端的失范才有可能引发极端的行为，如犯罪、自杀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或通过突破制度化手段来追寻文化目标，或通过降低文化目标来符合制度性规范，又或者同时放弃两者来追求另一种可能的平衡状态。
　　失范状态的出现有可能造成两种后果：第一，社会结构变迁扭曲了文化价值标准，个体在各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中感受到程度各异的不安与焦虑，因而需要在这些冲突的价值体系中选择其主导性文化目标；第二，在选定主导性文化目标的前提下，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仍然可能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故而只能寻求手段上的突破与创新。根据个体对于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同取舍，默顿将个体的失范反应类型归纳为：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与反抗。一旦个体通过相应的失范反应找到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新平衡点，他们就进入了所谓的“遵从”状态。[12]在此状态下，个体既接受文化目标的引导，又具备保障他们实现目标的制度化手段。这也是没有选择职业转型的新闻人的反应类型。
　　因此，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职业转型就意味着在变动的结构中重新寻找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平衡点。新闻场域本来就是一个多种利益交织的场域，即使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人也或多或少处于一种个体的失范状态中，只不过彼时的新闻场域结构仍然能够使新闻机构和新闻人在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找到相应的平衡点，因而大部分新闻人都处于“遵从”状态。然而，当新闻业开始进入数字化转型期，多种价值体系尤其是工具理性与新闻公共性伦理之间的张力加剧，新闻人选择以何种价值体系作为主导性目标，并以何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就会导致不同的职业流动选择。
　　（一）创新
　　“创新”这种反应类型指的是摒弃制度性的做法，但保留文化目标。默顿指出，当个体接受对文化目标的强调，却缺乏达到该文化目标所需的制度化手段时，就会出现此种反应。[13]这种反应类型体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对于目标的追求由现存的文化价值提供；其二，通向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受到社会结构的很大限制，便只能借助于创新性手段。对于仍然怀抱新闻理想的传统媒体人来说，传统媒体已经难以再为他们实现文化目标提供制度性保障，因而向新媒体转型或创业就成为他们应对失范的一种创新性手段。
　　例如，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搜狐网的陈朝华就表示，转型是为了“更好地用移动互联产品，实现自己的传媒理想”，而这种理想就是生产优质的内容。[14]邱兵在“澎湃”2.0上线时发表的《月亮和三千元人民币》一文中也写道，那轮月亮“连头都不用抬，连看都不用看，它一直就在我们心里”。[15]此处的月亮喻示内心始终坚持的新闻理想，相对应的人民币则是指新媒体时代的商业冲击。可见，在邱兵的理解中，打造“澎湃”的意义就在于以新媒体产品来保障新闻事业的延续。因此，对于这类新闻人来说，他们投身新媒体是为了通过创新性手段来保留新闻的文化价值，从而应对文化目标的紊乱与固有制度化手段的失效。换言之，新闻文化价值始终是他们的主导性文化目标，转投新媒体则成为了手段。
　　故此，造成这类新闻人转型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新闻场域的商业与技术变迁，更重要的是，纵然传统媒体正在失去新闻生产的垄断地位与固有的文化权威地位，这些传统媒体人仍然不希望因此失去实现新闻文化价值的舞台。为此，他们选择在传统手段逐渐失效时进行创新式突破，从而继续追寻认定的文化目标。正是基于此，这些新闻人的职业转型仍然主要发生在新闻场域内部，因为一旦离开新闻业，就难以再实践新闻理想。概言之，选择创新这种反应类型的新闻人通过成为新闻场域积极进取的行动者与革新者，留住新闻业的文化根基。
　　（二）仪式主义
　　新闻人在面对价值体系的冲突时，既有可能为了保证新闻文化价值而寻求创新性手段，也有可能在迫切的生存压力下选择放弃新闻理想，转而将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功作为主导性目标。一旦如此，新闻人的职业转型选择也就不会仅限于新闻行业，而是有可能投向其他更具商业发展前景的行业，这类新闻人的失范反应类型就更接近于下文将要讨论的仪式主义。
　　仪式主义是指放弃或降低文化目标，被迫遵从更加安全的制度性规范。[16]这种失范反应类型体现出对固有文化目标的背离。因此，在对文化目标的取舍方面，仪式主义这种反应类型与创新正好是相反的。仪式主义意味着个体通过自我克制、放弃或限制文化所定义的目标和抱负，以期符合制度性规范，从失范的挫折感中解脱出来。具体到新闻场域，行业转型造成的职业发展瓶颈等迫使部分新闻人对实现新闻文化价值失去信心，转而将财富成功视作主导性目标，并通过转投其他行业来追逐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例如，《新京报》记者田颖在离职信中就称，让理想走开，“姐赚钱去了”。[17]言下之意，在新闻理想和个人成功之间选择了将后者作为主导性目标。在仪式主义这种反应类型中，对文化目标的放弃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因此，这类新闻人在选择放弃新闻理想时，并非瞬间就能够做出决断，而是有一个心理上的冲突过程。田颖在信中就写道，宁愿“记者并非我的理想，而只是一个混饭吃的工具，那样我就不会伤心”。[18]而这类新闻人一旦做出职业转型选择，就会从技术与商业的双重压力角度来说明职业转型的必要性。例如，有新闻人就表示转行的原因在于，连门户网站和微博平台都在逐渐式微，不禁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在看自己写的文章。在类似表述中，新闻的文化价值已经被放弃，代之以工具理性思考，而这些新闻人的转型选择也多为离开新闻业，转投从商业角度来说更有发展前景的行业。
　　根据上述分析，以仪式主义来应对失范压力的新闻人并非简单地放弃新闻理想，而是被迫在新闻文化价值与工具理性这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虽然这样的选择过程是充满纠结的，其间他们也会抱怨这是由于新闻业不能够再为实现新闻理想提供足够的制度保证所致，但当他们完成价值体系的取舍之后，就会从个人成功角度出发，选择以职业发展为主导性目标，并通过转投更具市场前景的行业来缓解失范带来的危机感与焦虑感。概言之，对于选择仪式主义这种失范反应类型的新闻人来说，原有的文化目标被忘却或舍弃了，代之以转型期社会主流的工具理性目标，并据此选择相应的制度化手段。
　　（三）退却主义
　　退却主义的反应类型包括同时放弃曾经崇尚的文化目标和导向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惯例。在文化目标和制度性行为完全为个体所接受，并赋予情感和高尚的价值，而可以采用的符合制度的渠道又不能带来成功时，退却模式最有可能发生。[19]因此，这种模式事实上是一种权宜之计，个体在内心深处仍然认同文化目标，只是由于无法找到既合法又有效的手段，做出同时逃避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选择，以此应对个体的失范状态。相较于仪式主义这种失范反应类型，退却主义不仅在表面上放弃了文化目标，更在行动上放弃了制度化手段。但这种反应类型的特殊性在于，这类行动者内心并没有真正放弃原有的价值体系，而是通过退却行动来缓解无法运用制度化手段达成文化目标的痛苦。
　　在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路径中，与这种反应类型相适应的转型选择是回到学校，包括回校任教、继续学业等。对这类新闻人而言，正是因为他们赋予自己的新闻理想以情感和高尚的价值，才难以承受制度化渠道不能实现这些目标的痛苦。而通过回到学校，虽然放弃了作为新闻人的身份和实践新闻理想的现实途径，却能够以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身份继续关注他们热爱的新闻业，由此缓解失范带来的挫折感，并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FT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就选择了离职回到母校复旦大学担任全职教授，并表示会专心于写作和研究。从业界到学界，意味着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同时转换，但不同于仪式主义的反应类型，这类新闻人并没有因为工具理性而放弃新闻理想，而是选择了与原有新闻伦理较为相近的学界伦理作为主导性文化目标，新闻研究也仍然与新闻实践有着亲近的关联。正如前《南方周末》记者方可成在选择离职读博时所写，“我会继续写作，虽然不再是职业记者的身份；我会继续观察中国的新闻业，虽然不再是身居其中的一线工作者……我站直身躯与之挥手作别……并将在未来以另一种方式和它相连”。[20]因此可以说，选择退却主义这种失范反应类型的新闻人，虽然从新闻业界退场了，却在以另一种迂回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新闻理想。在此基础上，他们既在内心保留了原有的价值体系，又通过职业路径的转换解决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平衡状态，从失范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四）反抗
　　反抗这种失范反应类型是以脱离起支配作用的目标和手段为前提的。它涉及价值体系的真正变革，当制度化手段被看作实现价值体系变革的障碍时，就有可能出现这种反应类型。[21]与这种反应类型相适应的新闻人职业转型路径是成为自媒体人。历史上，专业新闻机构与新闻人的出现本来就是一个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的过程，在此期间，以追求真相和服务公众为宗旨的新闻伦理逐渐建立起来，新闻场域的制度性规范也就此传承下来。然而，自媒体的出现有可能意味着对新闻场域原有价值体系以及制度化手段的双重颠覆。
　　皮卡德曾将当前新闻场域的结构变迁概括为从产业模式到作坊模式。[22]在此过程中，新闻业原有的规范性价值体系，如新闻的真实、准确、公正等原则遭遇挑战，因为许多自媒体更乐于提供带有倾向的评论性信息而非事实信息。与此同时，以自媒体为基础的作坊模式新闻生产对传统以新闻机构为基础的产业模式形成了挑战，使得新闻人可以在现有制度化手段之外寻求职业发展，这就有可能颠覆现有新闻业的组织基础，成为新的制度化基础。
　　对于选择这种反应类型的新闻人来说，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被同时放弃，但这种放弃既不同于仪式主义的被迫抉择，也不同于退却主义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例如，第一财经总编秦朔在离职时就称，将创建自媒体品牌，“定位移动社群，提供经济、创投和互联网方向的内容产品。每周一写一个评论，每周五做一个视频”。不难发现，这些内容与传统的新闻相去甚远，新闻的文化价值也不再被强调。同样转战微信公众号的财经媒体人吴晓波也称，自媒体的出现不是“旧房重修”，而是“异地新建”，所有的旧世界里形成的价值都必须被重估。言下之意，自媒体人试图走出固有的新闻体制，重建一种在价值标准与手段方面都完全不同的新闻体制。
　　据此，对这类新闻人而言，文化目标的重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文化目标更多建立在商业逻辑的基础上，而新的制度化手段将为这种重构提供保障。前文曾提到，新闻从业者被不同价值体系同化的程度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职业转型选择。那么，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这类新闻人被新闻文化价值同化的程度本就不如前几类新闻人，故而他们的职业流动也不涉及太多价值体系的冲突与抉择，他们重构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积极性也就更高。
　　
四、讨论与结论
　　本文将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转型视作针对失范压力做出的一种反应，并以默顿的失范反应类型为理论基础，探讨了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过往研究倾向于从新闻场域的商业和技术变迁角度解释中国新闻人的职业流动，本文则着重探讨了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个体对于新闻文化价值的追寻与取舍在中间扮演的角色。
　　如果说社会结构中的大部分行业都是以金钱作为主要报酬，以其他成就作为补偿，那么，新闻业的文化价值就赋予新闻职业以不同的意义。新闻业是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感为正当性基础的，由此建立的新闻业文化权威地位也赋予了新闻从业者一种基于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的回报，使之将新闻文化价值而非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的追求。因此，大部分新闻人在进入新闻业之初，或多或少都志在实现这种以新闻文化价值为依托的新闻理想，由此，他们在选择职业转型时就不可避免要面临对这一文化目标的取舍。
　　默顿的失范概念为我们分析新闻人的这种取舍提供了理论框架。在默顿的理解中，失范是指文化目标与社会结构赋予此群体成员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衡状态。[23]因此，新闻人的职业转型意味着在新闻结构的变迁中重新寻找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平衡点。为此，他们或调适文化目标，或在新旧制度化手段之间做出选择，衍生出不同的失范反应类型：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与反抗四种类型。
　　根据新闻人对于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不同取舍，本文将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归类到不同的失范反应类型，具体见（表１ 表１见本期第32页）：
　　其中，创新这种反应类型指的是摒弃制度化手段，但保留文化目标。这类新闻人多数在新闻场域内部选择转型，主要方向为新媒体转型或创业。对于他们来说，投身新媒体是为了通过创新性手段延续新闻的文化价值，从而应对文化目标的紊乱与固有制度化手段的失效。
　　仪式主义是指放弃或降低文化目标，被迫地遵从更加安全的制度性规范。这类新闻人在个体生存压力面前被迫放弃新闻理想，转而将职业发展和个人成功作为主导性目标。因此，他们的主要转型方向是其他更具商业发展前景的行业。在此过程中，原有的文化目标被忘却或舍弃了，代之以转型社会中主流的工具理性目标，并据此选择相应的制度化手段。
　　退却主义是指同时放弃曾经崇尚的文化目标和导向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惯例。这类新闻人赋予新闻文化价值以情感和高尚的价值，因而通过退却行动来缓解无法运用制度化手段达成文化目标的痛苦。他们主要的转型方向是回到学校，由此既在内心保留了原有的新闻理想，又通过职业路径的转换解决了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平衡状态。
　　反抗是指同时脱离起支配作用的目标和手段。这类新闻人主要的职业转型方向是成为自媒体人。对他们而言，文化目标的重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新的文化目标更多建立在商业逻辑的基础上，而新的制度化手段将为这种重构提供保障。
　　在理论运用上，本文使用了失范反应类型这一中层理论。传统上该理论常被用于讨论越轨行为，本文则将之用于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流动类型。中层理论主要考察范围有限的社会现象。[24]默顿主要探讨了文化所崇尚的向上流动被客观条件限制所引发的失范，本文则在社会结构中的小世界——新闻场域中应用该理论，在经验层面上进一步检验了其解释力。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对新闻人起主导作用的文化目标，就是指新闻场域的规范性价值体系，也就是新闻的公共性伦理。这就区别于默顿所讨论的财富成功这一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目标。
　　但这也可能引来其他方面的争议，尤其是关于失范理论是否适用于本研究的问题，毕竟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层面的道德失范，而本文讨论的是个体层面的失范。对此争议，默顿自己的解释或者更为恰当，他认为，失范并不是一种价值观上的心理冲突，而是指个体所认定的文化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之间的失衡，因此，默顿的失范概念早已扩展为指涉个体而非他们所处社会的状态。
　　此外，虽然本文将中国新闻人的职业流动类型归类于不同的失范反应类型，但仍有部分新闻人的转型选择是难以归类的，如转向公益组织。对此还需要更多经验研究的考察。■
　　
注释：
①任孟山：《媒体人加速离职与新闻专业主义隐忧》，《青年记者》2015年第4期
②③亚历山大著，周红丰、吴晓平译：《重思新闻业危机：文化的力量——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的文化社会学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④[法]涂尔干著，渠敬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⑤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⑥熊壮、贺碧霄：《失范视角下的社会转型时期新闻人员的职业规范》，《新闻记者》2012年第10期
⑦⑧⑨[11][12][13][16][19][21][23][24]Merton, R. (1948). Social Theory an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⑩白红义：《“下个路口见”: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研究》，强荧、焦雨虹编，《上海蓝皮书·传媒》2015年；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14]陈丹：《陈朝华回应“离职南都任职搜狐”传闻：差不多就是这个方向》，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860，2015年1月9日
[15]邱兵：《澎湃2.0上线，CEO邱兵致用户：月亮和三千元人民币》，澎湃新闻网，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8465，2014年11月6日
[17][18]王海萍：《媒体人的离职信怎么写才妥当？》，网易，http://news.163.com/docs/10/2014102213/A95U11JA900111JB.html，2014年10月22日
[20]见方可成微博，http://weibo.com/1643200223/A2T4glv9G?from=page_100505164320022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456948522392，2013年8月2日
[22]PicardR. G. (2015).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5(5)500-501.
　　
丁方舟/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3NDJC168YB）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