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晓蓉
　　【本文提要】比起其他领域，在理论积累和准备时间上，以学科名义出现的传播学更多地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相对急促。独特的学科性质，独特的产生背景，独特的演变过程，时而尴尬、时而耀目的学术处境，连同其他，使传播学常常带有更多的不明晰和不确定，也促成其历史维度的种种特点；后者转而又贯穿于传播学发展过程之中，并成为继续理解这一学科以及与其他相关领域打通的前提条件。对于传播学历史维度的特点，本文从思想渊源、时间线索、技术逻辑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进入和展开讨论。
　　【关键词】传播学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马特拉罗杰斯
　　【中图分类号】G206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及其传播革命带来的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的变化，不断将传播学推向社会科学的前沿，使之日益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领域。与所有新兴学科一样，传播学在被赋予、或争取地位的同时，若干基本问题也成为讨论、审视和争议的对象，例如传播学的起源、创始人、基础理论、主要方法与重要概念的演化等等。它们是学科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往往决定这一“热门”学科能否立足、如何巩固以及怎样发展。
　　在基本问题中，有关传播学历史维度的研究既密切关联其他，也相对自成一体。类似于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道，哲学史并不是处于哲学之外，“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①也如同经济学，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么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 ②
　　哲学等人文学科处于人类知识大树的根部，即产生于古代人提出“一般问题”之时。后来相继出现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在传统学科的滋养下酝酿而成，循序渐进。相比之下，以学科名义出现的传播学却要晚近，理论积累和准备时间更多地受制于外界压力，相对急促。独特的学科性质，独特的产生背景，独特的演变过程，时而尴尬、时而耀目的学术处境，连同其他，使之在基本问题上常常带有更多的不明晰和不确定，而在考察传播学的历史维度时，也就不能忽略这一维度的特点。毋宁说，对这些特点的认识和阐述，应该是理解和探讨传播学本身及其重要问题的起点。
　　
一、新兴的现代学科古老的思想渊源
　　作为学科，传播学的历史不长。若按J·D·彼得斯的说法：学科发展往往具有某种弑父般的性质。当新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出现时，原有学科对之或是一时无从下手，或是不能连贯持续，常驻常新。于是，一种新学科受到了召唤，呼之欲出，生气勃勃。对于传播学来说，大众传播的兴起是带来新的重大问题的契机，而大众传播的研究机构——包括传播学的理论和历史——是在大众传播的各种问题产生之后的长时期内，才得以生成或确立的。
　　当代关于传播学的反思有时会因其以大众传播为主，遮蔽了其他维度，而对之加以质疑和批评。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传播学的现状不能应对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传播学学科的产生以大众传播的诞生为先决条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相互否定。在历史维度上，若无大众传播，便无现代意义上的传播研究，或今天被称之为传播学的学科。而大众传播之所以能够充当这个角色，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此开始，有了专事传播的机构、群体与个体，他们高度依赖组织化和新技术，将原本为少数人知晓的信息在同一时间内（即所谓“周期”）传播给大量的、异质的和匿名的受众。由此导致的巨大变革使得集中思考传播对于社会与个人的影响成为必要和可能；信息的广泛传播和构建能力也让人们对其所生活的环境有了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后者亦是通常所说的“世界观”。
　　大众传播并非突然之间就装备齐全地来到了这个世界。就其最早的形式报纸来说，标志着“信息”和思想之越过空间阻隔、共时共在地抵达广大“受众”的开始。这里的“信息”起初是文字，以后渐渐有了声音、图像乃至融文字、数据、声音、图像于一身的数字语言。再早些时候，指南针使船舶能够进入到无陆地标志的海域，帮助探险者越过重洋寻找新大陆和新航线。这是物理空间的大突破，它在西方与印刷机同时应用于15世纪，相得益彰。“印刷业不仅为批判旧秩序的新的政治学说提供了传播手段，而且也使得人文主义学者能够出版古代著作的各种版本。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对古典学问原始资料的更加广泛的研究，并有助于普遍提高教育水准”。③此外，望远镜的发明和改进，曾帮助伽利略做出天文学的许多重大发现，其力度足以颠覆经院的正统学说。当代学者波斯曼对望远镜和报纸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较：“倘若望远镜像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崭新事物的世界，使我们能够找到获取这些事实的方法，那么印刷机就像是人的喉腔。印刷机不仅创造了新数据的搜集源泉，而且大大增加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 ④作为一种新的“观察”手段，印刷媒介通过现代标准化的语言，将特定空间的“秘密之物”变成广阔空间的“共看”与“共享”之物。
　　因此，不难理解的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播学研究从对大众传播及其媒介的思考开始，此后便伴随着对传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反复思量和无限追究。例如，19世纪末，作为现代传播研究的开创者，芝加哥学派曾与立于经验基础上的社会学携手并进，其主要贡献之一是首次借助报纸来探索现代传播媒介的整体意义。20世纪20年代关于电影观众研究的主力军是佩恩基金会，“它在1925年资助了对青少年阅读的研究，1927年扩展到包括电影、广播对儿童的效果研究，电影研究比其他的项目影响更大。为了获得更宽广的市场和更大的影响，这些研究的若干报告以针对普通公众的著作形式出版……” ⑤30年代末，由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广播研究项目”不是“第一个有关广播及对其听众的影响的经验研究，但是从前的研究都是小型的和零散的，适合于广播机构的利益”，他的研究“给广播研究赋予从未有过的连贯性和可见性”。⑥该项目所采用的方法，影响或主导了以后若干年主流学派的传播研究。
　　传播学的现代特征如此明显，以至于脱离了那些酝酿新的传播革命的时代背景，脱离了相互交织的科学、军事、政治、经济等因素，它的诞生便无从谈起，也无法在特定的框架范围之内，谈论它的学科特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学科的思想又有着如此深远的古老渊源，其程度和诉诸频率可以说在所有现代学科中独具一格。
　　许多情况下，传播学的古老渊源与“传播”二字紧密相连。就行为方式来说，人类是传播的动物，通过传播构成各种关系，并在关系和交往中发展人类自身；传播活动贯穿人类的全部历史，人借助媒介得到延伸或“管理”的过程连绵不断。因此，在语言文字产生之前，远古时代的洞穴壁画，部落首领佩戴的羽毛，庆贺丰收的歌舞，等等，都表明那时的人已经是非常灵巧的传播者了。
　　归根到底，传播之于人类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性。就语词形态来说，communication从古语词根common演变而出，与共性（community）相关。因此，传播的古老含义有“共有”和“共享”的意义。在此语境下，传播的前提是参与者首先具有某种共同之处；而传播的结果又必定牵连到他们后来所拥有的共同之处。这里的“共有”与“共享”指向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某些基本的信念和观点得到了确立和加强。其典型样态最为经常地见于古代宗教仪式活动之中。在现代技术产生和发挥作用之前，共同体的传播活动主要通过直接参与、共同打造互动“空间”所进行，作为第三方的“中介”则常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性仪式而出现。于是，凯瑞指出，古代宗教仪式中的“传播”原型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它并不看重布道、说教和教诲的作用，而是祷告者、圣歌及典礼的重要性。换句话说，这里强调的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⑦也正是有鉴于此，涂尔干对“巫术”和“宗教”做了区分：“真正的宗教信仰总是某个特定集体的共同信仰，这个集体不仅宣称效忠于这些信仰，而且还要奉行与这些信仰有关的各种仪式。” ⑧
　　“当有人问一般的问题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对科学来说也是如此。最早表现出对一般问题的好奇心的是希腊人。我们今天所知的哲学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发明。” ⑨传播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活动，不能不包含着若干“一般问题”，自然不可避免地成为古代贤人的关注对象，只是当时的思考基本上处于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范围之内，并没有像后来那样逐渐分离和相对独立。
　　古希腊城邦兴起以后，雅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城市。为了满足当时的政治需要，一批立法人、诉讼师、哲学家和雄辩者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论辩术、修辞学、演讲术、对话与书信等传播活动得到大发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代表着西方古代传播研究的两翼。在柏拉图那里，惟有“哲学王”才能够真正认识所谓“洞中世界”和“洞外世界”的真理，这个角色后来由大众传媒所替代，内在的思想之脉却得到了传承和延续。1922年，“无冕之王”的代表、舆论学研究先驱李普曼，在其著名的《舆论学》开篇第一章“外在世界和头脑中的图画”里，借用柏拉图的“洞中寓言”，阐述大众传媒如何成为现实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这不仅是主流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的开始，也启发了作为主流学派和文化批判研究的共同主题——如形象研究——的广阔领域。
　　几十年以后，对主流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发挥过重要作用，也是目前争议较多的施拉姆说道，柏拉图的寓言是“对人类传播中发生的情况所作的极好比拟。一位参加者对于另一个人的了解，决不像那个人对他或是她对自己所了解的那样。……有了传播和观察，影影绰绰的人物可能变得越来越鲜明和越来越清晰，但是，它仍然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它仍然是一出影子戏”。⑩
　　亚里士多德的“一般问题”是寻找宇宙秩序和因果关系的规律。在传播问题上，他要批驳当时诡辩论者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观臆断，借“修辞术”来探讨传播的客观规律，即：找出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有可能的说服方式。在此名下，亚里士多德主要讨论“演讲术”，涉及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典礼演说。他认为，演讲类型不同、听众不同、目的不同，采用的形式也不同。诸如演讲有三个组成部分（演讲者、听众和演讲本身），演讲者必须具有的品德（明智、德行和善意）、听众心理、演讲本身的安排和用语，等等。这些内容，在后来的主流传播学那里，常常被撇去其“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色彩，以及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借助亚里士多德实现教会全面统治的背景，而被引入更加具体的传播技巧、传播手段以及修辞与传播效果的讨论。
　　传播学的“新兴”与传播思想的“古老”都非常彻底，不留置疑的余地，并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得到不同程度的强调，或彼此牵动，构成生生不息的合力与冲突。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产生于现代背景下的传播学借新工具之力而崛起，但“传播”的本原又有着无限丰富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养料。只有对之有清楚的了解，才能够获得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认识，也才能够进一步探讨其他有关问题。正如彼得斯所提示的那样：“古代哲人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我们才开始用彼此交流（communication）的能力来给自己下定义。这个自我描述的巨大变革，在思想、伦理和政治上有何含义，我们至今尚未充分穷究追问。” [11]
　　
二、清晰可辨的时间线索，非“直线型”的学科发展
　　黑格尔的“哲学史本身就是哲学”的观点不仅具有一般学科的借鉴作用，也涉及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差异。否则，就本文的主题而言，传播学何以产生？我们何以需要传播学？又何以能够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谈论学科的融合？
　　与哲学不同，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不完全是观念史、思维史，或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的统摄与发展。传播学的历史维度既要观照思想和理论的内在变化与延续，又特别重视思想理论与现实发展的互动关系，注重学科本身与“事件”乃至“突发事件”的关系。或者说，在现实的“逼迫”下，传播学及相关研究总是需要直面当下，相比于其他社会科学，距离更为“贴近”，时效性较强——尽管这只是就相对意义和不同程度而言。
　　法国传播学家马特拉说：“传播是一个涵盖广泛的概念。当时间进入20世纪末，技术的进步和实践的日益专业化，又为复调的传播音乐增添了新的华彩乐章，从而使传播成为第三个千年极具象征性的社会现象。” [12]这里涉及的“时间线索”不是通常意义的“时间节点”，或工程及工作计划中的在某段时间内完成某事的“deadline”，而是传播与传播学发展的明显而重要的条件之一，就像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远不止仅仅传送信息：它构成了沿着明确的时间和空间的线索对信息的塑造” [13]那样。
　　马特拉所强调的“时间线索”是20世纪末，即通信领域与计算机的融合所带来新的传播革命的时代。这无疑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必定会为传播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刻下深刻的印记。可以说，在传播学或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时间线索随处可见，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或明显或潜在，直至到了“传播成为第三个千年极具象征性的社会现象”之际，传播学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
　　“传播”之能够成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萌芽于19世纪中期以电报诞生为标志的早期通信时代。这是一个“科学的时代”，即纯科学研究走向前台，基础理论向实用理论全面渗透，社会也将面临巨大的转型时期，而“传播”甫一开始便被寄予了“整合工具”的期望。“到19世纪末，传播概念中开始加入管理大众的含义。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即社会是一个整体，包含多种具有预设功能的器官这种思想，触发了最早的传播学概念。” [14] “电”的介入，为人类传播构筑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也使实实在在的传播技术的家族日益壮大；至于社会“整合工具”的期望，此后便陆续以不同方式体现于大部分的传播学研究。
　　对于传播学的诞生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在思想上，以学科名义出现的传播学是欧洲起源的产物，较直接的关联是文艺复兴运动，16、17世纪的科学复兴，英国的进化论，以及德国的早期社会学理论等。上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兴起，加快了欧洲学术思想跨越大西洋的步伐。战争的爆发，使得刚刚兴起的现代传播研究改变了方向，即主要服务于战争宣传动员的总体目标；战争从欧洲为美国带来了勒温、拉扎斯菲尔德、阿多诺等流亡学者，并吸引了本土的心理学家霍夫兰和政治学家拉斯韦尔，使其转向内容分析和控制实验的传播研究；战争的使命将那些正在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连接成密集的网络，针对共同的对象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多样而又集中的探讨；为服务战争而得到发展的各种信息传播技术，无论怎样主动与被动，在社会科学中都更加容易与关于“传播”的学科结成联盟。此外，以“学”为名义的传播研究最初重点在于效果，这无可争辩地受制于大众传播的特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关于传播作用的一致看法就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且就出现在主流学派创始人受到战争使命召唤的集中地。
　　现有传播学的具体理论和分支领域的产生几乎都离不开“明确的时间线索”，离不开对当下发生的事件以及被“建构的事件”的思考。如：发展传播学源于战后西方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转向大量探索亚洲和拉丁美洲之时，它也是关于电视节目《豪门恩怨》和《芝麻街》等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研究的背景；健康传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分支领域，一个主要前提是艾滋病之成为社会关注对象。传播媒介对首批艾滋病的披露时间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但直到80年代中期，由于两个具体的“新闻事件”（一名电影演员死于艾滋病，以及一所学校拒绝一名患有艾滋病的男孩入学）的“导火线”作用，公众才真正开始关注和了解它；80年代末，英美国家的相关政策打破了制约通信业发展的羁绊，从而孕育了90年代后期真正开始崛起的网络传播研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主流传播学的研究常常被评价为适合于“此时此刻”的“快拍”，尽管诸如格伯纳等人关于电视暴力的内容分析，也曾连续进行了长达十几年。与主流学派构成张力的批判学派注重传播之潜在的、长期的文化研究。但相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方向，这里也有不少研究是出自对现实及其变化的更为迅速的应答，或者是在现实的“压迫”之下，回归本质以及最深层的理论问题。上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于以大众传播为内核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深受社会环境变化及其流亡者身份的影响。而其所以从无产阶级革命、纳粹政权的心理基础等问题发生转向，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认识到权威主义在美国的出现，具有与欧洲非常不同的形式：不是恐怖和高压统治，而是以一种更加缓和的方式达到强求一致，这在相当程度上又是通过大众传播等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后来的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有一部经典之作，即《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出自“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J.哈洛伦等人，是他们在1970年所做的一项专题研究，针对的是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性报道。从事件的发生到思考的结果，两年时间，成就一部经典之作，与传播和现代传播相关的文化批判研究的特点也可略见一斑。
　　传播学具有较明显的现实性，往往受到“时间线索”的牵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学科的研究始终顺流而下，或呈现直线型的发展。学科反思是一般学科发展的基本要求，诸如学科思想史的作用既在于认识学科与社会的关系，也在于考查学科的基本概念、观念和方法之相对独立的脉络与演进。就是在学科发展的特定阶段，需要有学者停下疾走的步伐，看看在以往的过程中，强调了什么，遗忘了什么，“强调”以及“遗忘”的缘由和影响又是什么，以此来从事诸如补充、纠正和开辟新方向等工作，其中同时体现着人类精神之好奇、思索和提问的本性。传播学作为一门颇有特点的学科，更不能例外。毋庸置疑，这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现实中的传播问题，以便尽可能增加研究的说服力，避免总是出现浅层的、被动的或表面的重复。
　　尤其对于主流倾向的传播学研究来说，一个并不陌生的事实是：与现实的紧密关联为之带来了所谓“显学”的各种“优势”：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得到更多的物力与人力的支持，研究成果更加容易面世，研究报告受到青睐，并能较快地被吸纳到各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等等。另一方面，关于基本理论方面的仓促与不足的指责，也一直与它如影随性，包括概念的统一、观点的普遍性和说服力以及方法的可靠及认同。例如，早在网络传播成为一个研究对象之前，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一种评价是这样：为什么研究者“没有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研究议程设置的学者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进行实践性的调查研究，而不是放在了推进理论的发展。……然而，我们感到，把日益增多的关于议程设置的研究发现消化为一种议程设置理论做得不够，这就是研究的前沿”。[15]令人措手不及的是，这个“不够”或“前沿”尚未及时得到补充与进入，便又有了后来“排山倒海”般的变化和压力：互联网、QQ、微博、手机短信、微信等新媒体的“议程设置”研究，依次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延续至今的热点；“议程设置”本身被当作一个现成的框架，研究往往仍然延续原来的操作思路，以不变应万变，而其在理论方面的推进、消化、成熟、系统等方面则还是少有触及和深入。
　　谭嗣同在《仁学》中有一比喻：“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这亦可以指向“传播”和“传播现象”的无所不在。它不仅是说借助于“电”，传播的地域界限将不复存在，而且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何其重要。由此可见，传播学的历史维度注定无法完全显示“直线型”的特点。总体上，主流传播学对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侧重，不能遮蔽“实用效果”之外的文化问题，也不能遮蔽那些属于人本身以及人类社会的最基本问题，它们常常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或是在变动不居的社会深层发挥作用，如同当今最新的传播工具在使信息传递达到“短、平、快”的同时，仍要回应人之“互动”、“共享”和“交流”的古老要求。
　　上世纪90年初，罗杰斯作为主流传播学的代表，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力图使传播学的历史发展不那么简单、固定与直线。他怀疑当时公认的传播学史，认为关于四个奠基人的神话是一种严重的简单化做法。罗杰斯想要撰写一本传播研究史的“初级入门书”，主要目的是描述和解释传播学河流的源头、现状及流向，以补充当时传播学教学中缺少历史感的状况。他坚持认为这个50年代以后才在美国许多大学中得以“建制”的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他那里，学科发展的“非直线型”最明确的表现是：从质疑关于“四个奠基人”的固定说法开始，将传播学的直接源头“拉”回到19世纪的欧洲思想；他虽基本上“不落窠臼”，仍以所谓“四个奠基人，一个集大成者”的传统路径为主，但增加了若干“时间线索”的多头延伸——纵向或者横向。人物如贝特森、默顿、帕克、西梅尔、阿多诺、香农、维纳、麦克卢汉等，流派如芝加哥学派、帕拉阿尔托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等。在侧重北美、尤其是使“传播学领域逐步变得强大起来的”美国时，他也会“详细地论述传播学的欧洲起源，并且会探讨传播学在今天的欧洲、拉美和其他地方的现有地位……。” [16]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今天的传播学眼光来看，罗杰斯的《传播学史》——包括它的人物传记和讲故事式的风格——远说不上是一部严谨的学科思想史著作，可它仍在特定的时候，在“现有学科”之内，为正在崛起的传播学增加历史的背景，并尽力体现这种维度的非直线型发展的特点。
　　另一条路径、也是更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来自前述强调“20世纪末”的时间线索的马特拉。他从批判和多元文化的角度，讨论传播学历史维度的非直线型问题，或用他的话来说，“传播学史根本不可能严格按编年的方式写作”。[17]传播学的发展过程、既有现状、许多空白以及特殊的学科位置，属于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列。作为学科的传播学有时过于热闹，以至于许多传播的话语“经常未经适当的评估就被吹捧为一种理论”，还有些陈腐学说和昙花一现的新语词，尽管“自我标榜为最终解释系统和权威的典范，但是在各种相互矛盾的跨学科发现和缓慢的传播学知识积累中”，“价值日益衰退，最终销声匿迹”。传播现象的普遍，传播学面临问题的紧迫和繁复，使它在逐步争取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时，又必须处于多种学科交叉点的位置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志和认知科学等诸多学科的参与，各种思潮的此起彼伏，在丰富和深化了传播学研究的同时，也使“学者们无法看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单纯的线索。那些人们认为早已解决或早已过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策略，有时会被突然发掘出来，受到质疑，维系几十年的真理地位会突然受到挑战”。马特拉试图将各种学科中的传播学研究整理出来，简略地描述“这些学派、潮流和趋势的发展顺序，着重描述它们发展路径的环形态势”。[18]他运用历史的眼光，在物质网络与非物质网络、各种学科范式、技术设备与文化等等因素之间，把握这一学科的张力。这样，传播学研究在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朝着各个方向延伸，前行与回归，散点与集中，相互交错，“缓慢地”呈现出“环形态势”的发展路径。
　　如同书名所提示的那样，马特拉的书毕竟是“简史”，中译本正文123页，不算厚的一本小册子，篇幅不长，涉及人物非常多，其中不少人在现有传播学研究中少有提及或没有出现过，但其思想地位之重要已不容再被忽视；诸多流派构成传播学的发展图景，这图景是“拼图式的”（译者语），但呈现的却是传播学的各种张力，以及“环形态势”的发展路径。
　　例如，“简史”第一章从19世纪通信革命的时间线索开始，主题落在“社会有机体”这一最早的传播概念上，内容包括“贸易与流通”。在其名下，由亚当·斯密率先系统论述的“劳动分工”是传播理论发展第一步；现代传播出现伊始，便戴上了有机系统的面具，圣西门主义代表的企业精神是“以生命体比喻社会”、“组织视为网络”的开始；而关于传播有机系统的分析必定相关于另一个基本概念：“发展”，它是后来传播媒介之“战略作用”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作为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方式研究的核心问题”，“群体社会及其相关研究”（如群体与个体心理，受众心理等）对应的恰恰就是“以城市人口增加为标志的新型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从群众到公众，塔尔德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二者的不同在于，群众中的精神感染本质上产生于身体接触，公众则是交通和传播工具长期发展的产物，……” [19]到了“简史”的“结论”部分，我们看到了对当代传播学羽翼丰满的工具性、新功利主义的蔓延和管理实证主义的警示。它似乎回到了第一章的“起点”。但重要主题与概念之间的张力已经在其他章节中做了明确的切割，图景和路径业已分明，并以其特定的方式为传播学留下了若干值得继续思索和拓展的空间。
　　无论是传播学自身对于其他学科的吸取和借鉴，还是其他学科对于传播学的兴趣和研究，都不断地推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这样一个有着如此明显的现实性的学科，知识积累为什么却相对缓慢？学术合法性为什么会一直受到质疑？概念多、理论多、流派多，为什么还总是被称为“一片处女地”？诸多学科的进入无疑已经大大深化了现有的传播学研究，它们又如何能够得到有益的消化，至少不会走向新的“泛化”、“面面俱到”或“蜻蜓点水”？传播学在必须吸收其他学科成果的同时，又怎样才能够保持自己相对独有的研究领域？其他学科的传播学研究和现有“传播学旗号”下的研究如何能够区分、融合与互补？或者，其他学科的介入和传播学对于其他学科的借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不管如何棘手和难以处理，如何构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都将不可回避地存在于传播学的历史维度之中。
　　
三、传播与信息技术“互相追逐”技术逻辑的独特作用
　　世纪之交，对于我们所面临和身处其中的社会，最为频繁的描绘莫过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播革命的接连发生，使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日常生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相关学界或业界，诸如此类的话语不断见于讲台、论坛、文章、学术报告、项目或计划书和各种各样的讨论。许多问题的展开与探索以此话语所描述的现象为背景和前提，来自各方的论证日复一日，层复一层，确凿明白，尽管观点解释有不同，但事实本身已成定论。于此，便有了传播学历史维度与信息技术的纠缠，它仍然相关于这一学科历史维度的其他特点，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当中，也是更加突出和明显的一个方面。
　　“信息技术”原属于自然科学，主流传播学在发展过程中，因缘际会，也是为了摆脱尴尬的学术地位，曾借用和改造信息技术的“传播模式”来获得支撑。信息技术的发展后来超出了数学、通讯以及遗传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它与传播学的关系也就不能再仅仅停留于一种评价或一种维度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通信设备为基础的‘信息’概念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计算的符号形态，并从此变成‘硬通货’，在各个学科之间自由地流通。” [20]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传播学的发展总是与信息技术相伴相随。这里的信息技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信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之前，更为经常地与大众传播媒介连在一起：报纸、广播、电视为其典型样态。源起于电报、电话乃至因特网的通信技术，带动和实现了计算机与通信业的共同发展和彼此连接，并进而引起新时期的传播革命，包括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与新媒体的融合。或者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信息革命”与从前相比，既有关联，也有区别。比如：从前的技术基础是大型机的时代，与之相应的计算机的功能主要在于计算和处理数据，产生于二战后的内容分析在传播学中的真正大发展就是一例，因为研究者这时方能借助于计算机对浩如烟海的媒介内容进行更高效准确的编码、解码和数据分析。90年代中期之后走向社会的“信息革命”标志着计算机能够同时处理文字、数据、图像和视频信号，它与数字化相关，与通信网络相关，传播身份特性的转换也是电子设备长足发展的诸多结果之一。
　　彼得斯提出：“20世纪无孔不入、令人不安的传播，在苏格拉底关于心灵对接优先的思想中，能够找到一个丰富的源泉；在耶稣关于任何交流都需要一定的松散关系的思想中，能够找到一种矫正的药方。” [21]这是对于传播之“新近”和“古老”特性的一种绝妙说明。而关于传播与信息技术的最早联姻，他也有一段著名的话，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传播”千载难逢，遇到了它最伟大的时期，而信息论则是使其兴奋张扬的一个重要源头。“信息论肇始于通讯业务的‘信息实践’，尤其是发端于20年代以来贝尔实验室的电话通讯研究，来自于它在战争期间的密码研究。” [22]相关的社会科学采纳了它的中性传送与接收的思想：信源发出的讯息经过编码转换为信息，由发射器发送到链条的另一端……通常情况下，主流传播学也特别因此而受到了责难，批评者认为它关于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无论怎样增加“变量”，本质上都是建立在通信程序的“信源”和“信宿”之线型传递的基础上。
　　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原名“贝尔电话实验室公司”，曾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一个下属独立实体，也是世界公认的通信界最具创新能力的研发机构。1948年，关于信息技术的两项重要发明均出自于此：晶体管和信息论，而后者最终被认为是信息时代的更加基础的理论。也就是从电话开始，有一个语词渐渐地被人们所熟悉、接受乃至习以为常，即：“以技术为中介的人际传播”。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沿着电报、电话、因特网、手机等信息技术的成果，一步一步地走进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在影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同时，影响了整个社会。它的另一个相关表述是“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此类传播改变了通信程序之始端与终端的直线模式，改变了人际传播的“面对面”和“身体在场”等基本条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争论问题。当然，这里的计算机绝非“孤立的岛屿”，而是通过不同路径企达个体、联接个体或在新的意义上分离个体的网络。吊诡的是，现有传播学中，讲到信息论与传播学，通常最多还只是在主流传播学的“传递论”的表面打圈圈；可技术的逻辑已经突破初衷，从同样的起点出发，既通向适合“传递论”的大众传播，也通向非适合“传递论”的人际传播。
　　信息技术的影响当然不限于传播，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产品（洗衣机、冰箱和微波炉等）都应包括在内。但正如伯吉斯所说：“现代社会的组成与改革，都依靠它的交流手段。因此，传播手段的变化，可以指明更加广阔的社会变化。” [23]凡属人的“传播”当然都会运用某种形式的技术或技巧——如口头传播会涉及音调和韵律节奏，现场演讲辩论会使用语调抑扬顿挫的表达技能，等等。而传播学中谈到的“信息技术”通常指向那些外部设备和程序对于人的传播行为的介入、渗透、影响和改变，它有扩散性，更有充满各种变数、甚至违背技术初衷的附加性。
　　信息技术与传播的“互相追逐”，[24]是传播形态演变的推动力，是信息技术飞翔的推动力。各种传播本身的“需要”或“制造出来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驱赶着信息技术一往无前，快速而似乎远无尽头；“社会生活是经过传播的经验，但是，传播的规则和逻辑在最近几十年中随着磁记录设备、电视和信息处理设备（如电脑）的完善而极大地改变了。” [25]诸如军事是信息技术的接生婆、现代社会是对信息流动进行规制的“控制革命”、我们日益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环境之中的等等说法，不过是不同场合下对于这种“互相追逐”的注脚、概括或表达。
　　就学科的意义而言，传播学的历史并不久远，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却经历了相对长的以内容为主的时期。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拉斯韦尔上世纪40年代初提出的“五个问题”曾作为唯一的传播研究模式。由此出发，很容易便推演出几个领域：传播者、传播内容、接受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并将重点置于传播效果，后者为这一学科带来了某种连贯性，但也使其偏离了其他种种重要的方向。多少有点类似于主流传播学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并不涉及“制度”和“价值判断”等问题一样，这里的“通过何种渠道”也无关乎传播技术或形态的基本问题，而是通过将传播形态分类的方式，考察怎样的媒介内容接触能够产生怎样的效果，例如同一个事件在报纸上出现和在电视上出现的效果比较，研究触角大体不涉及传播技术本身的理论问题。因此，毫不奇怪，与传播效果分析密切相关的传播内容分析成为非常实用的显性研究，“它们为研究公众提供了手段。这些研究技术的目标是客观、系统且量化地描述传播的表层内容”。[26]最早与主流传播学形成理论对峙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其重要成员40年代流亡美国之后，将广播音乐、电影、杂志等大众传媒的内容作为“新式控制”的手段：这些内容营造了一种舒舒服服的、怡然自得的氛围，荡涤或消解了人的批判性、否定性与超越性。技术的力量沉积于文化工业内容产品的生产领域，就像大规模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一样，同样的系列化和标准化要求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同质性、可复制性和无所不在，而技术的权力又是基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信息技术与传播互相追逐”从一个重要方面，再现了传播学历史维度的各种特点之间的关联。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扩大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而且反过来不断唤起对于基本传播问题的思考与再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循环往复，其过程充满着古老与当代、纵向与横向、手段与目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与交融。“曾为经典”的学说之所以受到重新审视，“曾遭忽略”的思想之所以得到回溯，亦是因为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连连叩击下，传播思想或传播学说史的研究必然提出诸如此类的理论诉求。当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宣传口号是：四海一家是我们的目标，远程通讯是我们的手段。而海德格尔的观点则针锋相对：“交流绝对不是什么经验比如意见和愿望的运输，绝对不是把经验从一个主体的内心传到另一个主体的内心。”不少人将通信革命与现代文明相提并论，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复杂模式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的一切组成部分赖以运转的神经网络；可芒福德却说，“和瞬间传播的便利相对，书写、阅读和绘画非常简洁的抽象性，将受到削弱，用于反思和有意识行动的媒介，也要受到削弱”，[27]如此等等。
　　程序变化是媒介技术形式的固有属性[28]——这个观点最早由英尼斯提出，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认同并致力于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它，他们因为首次将媒介形式与人类文明、社会结构和人的感知勾连起来，而较早并更加“名正言顺”地进入到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传播学历史中。仅就“信息”的加工、传递和保存而言，人类曾发明过各种手段：口传耳授、象形文字、壁画、消息树、信号灯、书简等等，按照这两位加拿大人的思路，正是在这些手段和形式的思维与逻辑的演进中，人类社会及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从毛笔、铅笔、钢笔、圆珠笔到电脑输入，则“不止是书写工具之更新，更说明了网络社会的浮现：符号已经是生产力本身，心智与机器、象征与技术也有重新互动的机会了。” [29]在传播学研究中，或多或少与对麦克卢汉的评价有关，对于媒介技术的起始关注曾引起“技术决定论”的担忧，后者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争在传播问题上的延续。就终极意义而言，它将会一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存在下去。另一方面，谈论不谈论，触及不触及，以及站在何种立场上、在怎样的语境内、针对怎样的问题来谈论和触及，毕竟不是一回事，也不是简单地贴标签的问题。不管认可与否，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越来越由信息技术和信息逻辑所塑造，乃至出现了将之比作“空气”和“水”的说法，以及互联网“第一代、第二代原住民”的社会现象；在操作层面上，以下观点也已不再生疏，更不容再被回避：怎样传播、用什么传播将决定什么样“内容”会得到传播，以及“得到传播的内容”会是怎样的面貌。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曾用“技术逻辑”的观点来推进或“修正”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研究。在他看来，现代大众传媒不仅像阿多诺描绘的那样，借助于“文化工业”的内容产品，以变相的控制手段，通过占领人的闲暇时间占领其私人空间。而且在技术帮助下，获得了一套编码规则和逻辑体系，用以决定社会生活的本质。未经加工的事件“只有在被生产的整个工业流水线、被大众传媒过滤、切分、重新制作，变成——与工业生产的制成物品同质的——制成且组合的符号材料后，才变得‘可以消费’”。[30]《消费社会》成书于上世纪70年代初，研究对象更加偏重“象征资本”和“符号资本”。波德里亚本人有“法国的麦克卢汉”之称，相当程度上，这是就对信息技术的特定规则与逻辑的强调而言，但在进一步的分析和结论等方面，二者差异甚大。例如在价值判断的介入和坚持方面，为之撰写前言的梅耶就说：《消费社会》针对的是“由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竭力支撑着的恶魔般的世界”。[31]在目前关于传播学发展方向的讨论中，常常出现“传播范式”革命的诉求，由此可以引出传播学的“框架”与“范式”的讨论。阿什德在戈夫曼和吉登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对两者的区别做了这样的概括：“框架指的是经验被认识的方式，或者是‘支配事件的组织结构原则……以及卷入其中的我们的主观因素’”；而“范式指的是传播被构成的方式”。框架和范式“在特定的场合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中介规则和逻辑的认识先于有意义的传播并奠定了它的基础。吉登斯把规则反映它们所导致的秩序的过程叫做结构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范式是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的表述，或者是信息和经验的认识、组织和展示的规则。它们的力量在于所使用的逻辑，这种理解使特定的行为方式介入时间和空间的秩序之中。” [32]技术逻辑不断进入到传播问题的选择和安排之中，进入到传播学者用来思考问题的知识传统或话语系统之中，并因此进入到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和路径的分类或理解之中。正是与此相关，信息技术逻辑成为了“元传播”的组成部分，它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体现于传播学的历史维度，并应该得到各种路径的更多重视与研究。■
　　
殷晓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J.A.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③⑨B.罗素：《西方的智慧》第2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N.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⑤R.布茨：《美国受众成长记》第162页，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⑥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27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⑦参见J.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第7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⑧E.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W.施拉姆，W.波特：《传播学概论》第46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1]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序论第1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2][17][18]A.马特拉等：《传播学简史》，导言第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24][25][32]D.L.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模式》第55、7、6、34页，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14]A.马特拉等：《传播学简史》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参见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16]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序言第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19][20][26][28]A.马特拉等：《传播学简史》第9、32、21、1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1][22][23][27]J.D.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第32、19、260、260~265，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
[29]参见M·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文版译者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0]J.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J.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