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佳梅
　　【本文提要】中国新闻媒体派出空降记者奔赴海外现场报道国际新闻的实践逐渐增多，但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通过对多地空降记者的调查问卷、深度访谈和报道分析，从新闻生产和内容呈现角度系统考察空降记者报道国际新闻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归纳出六种不同的困境类型，揭示空降记者报道国际新闻的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为进一步探讨困境的出路和问题的解决，提升中国新闻媒体“走出去”报道国际新闻的传播能力，提供必要的经验研究前提。
　　【关键词】空降记者　国际新闻　职业意识　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G212
　　国际重要新闻事件采访中，媒体临时抽调国内记者“空降”事发地，构成国际报道中的“空降记者”（parachute journalists）。比如，2014年3月，马来西亚MH370航班失联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中国记者纷纷赶赴事件所涉的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报道。这些记者平时在国内报道新闻，临时奔赴国外现场进行报道，因而被称作“空降记者”。马航报道中，空降记者人数超过媒体“国家队”的驻外记者，中国记者规模超过其他国家。然而，在这场各国记者同台报道的突发事件中，中国媒体总体表现遭到国内各界诟病，如被指责过度煽情、未能挖掘到核心信息、不够专业等。
　　与此同时，学界不能仅停留于对表象的批评，更应该反思和探究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如在异国他乡的新闻现场，中国媒体的“空降”记者们遭遇到哪些困境？这种报道模式和生产过程存在何种问题？目前学界对空降记者跨国报道的研究落后于新闻实践的迅速发展，而弄清问题所在是探讨解决路径的基本前提。在中国新闻媒体加大力度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语境下，对空降记者“走出去”报道国际新闻的系统考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
　　国际新闻研究中，有关记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驻外记者，针对空降记者的研究极少，目前所见也大多是与驻外记者在报道能力、手法、效果等方面进行对比的研究。这些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空降记者逐渐取代驻外记者，但不如驻外记者了解他们所报道的危机。①为了在短期内完成任务，空降记者接受当地人辅助，容易漏掉事实，缺失文化背景。②空降记者比驻外记者更加依赖翻译进行采访，报道中过滤因素更为严重。③他们的报道很难像驻外记者一样在冲突和问题发生之前发出预警，难以起到外交意义上的桥梁作用。④总体来说，已有研究表明，与驻外记者相比，空降记者没有常驻报道国经历，对新闻事件背景与社会文化的深入了解不够，缺乏长期培育的人脉关系与报道资源，导致其报道缺乏更全面反映长期趋势的洞见，同时也意味着空降记者在报道过程中比驻外记者面临更多困难与问题。
　　另一方面，有关新闻内容和新闻价值的研究表明，国际新闻是建构现实而非反映现实的。⑤随着传媒行业经营压力增大，国际报道愈发强调“本土化”视角与关联，内容取舍与偏向都受到国内受众的兴趣与偏好影响，还受到政府外交议程影响，存在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偏向，因而比国内新闻更难做到独立、客观和公正。⑥就如何弱化“本土化”建构以提升国际新闻的专业度，有学者提出“全球-本土关联模式”作为解决路径：即建设批判的国内媒介环境，重构国际新闻职业规范，建立国际报道的新闻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多国记者的职业对话，加强全球记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等。⑦不过，就目前而言“本土化建构”与“国内化偏向”是常规国际新闻生产模式的普遍性问题，空降记者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如何进行本土化建构，则亟需经验研究进行考察。
　　
二、问题与方法
　　虽然空降记者参与跨国报道有其必然与必要性，但这种新实践亦遭遇困境，马航报道备受批评正是其报道模式存在问题的反映。中国空降记者既有他国空降记者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例如语言文化的挑战、现场语境的迷失与报道他者的伦理问题等，也有本国社会与媒体建制及语境带来的特定问题，例如相关政策规范对新闻生产各阶段的影响、国内国外报道的职业意识差异问题等。但与空降记者报道国际新闻不断增长的趋势相反，针对这一群体和报道实践的相关研究却非常匮乏。本文试图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考察中国空降记者生产国际报道的过程及影响因素，探讨其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及报道模式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及问卷调查的方法。受访对象抽样不能通过概率抽样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因为空降记者并非岗位固定的群体，而是平时负责特定板块和条线的国内新闻报道记者或国际新闻编辑，临时抽调出国采访报道。受访者的联系渠道主要通过媒体社交网络（QQ群、微博职业圈、微信群及各媒体内部交流群等）、相关人士介绍推荐等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在重点地区、重点媒体范围内扩展调查群体。深度访谈从2014年5月初开始到2014年底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陆续完成，全部访谈均为面谈，每次历时一小时至三小时不等。共37位空降记者接受深访，其中34名为中国内地媒体记者，1名凤凰卫视记者，1名美国籍自由撰稿人，1名美联社记者助理。
　　文本分析通过香港Wisenews数据库（慧科新闻搜索数据库）对受访空降记者的报道文本进行检索，搜索时间范围主要依据受访者自述的跨国采访时间，为避免遗漏专题或深度报道，时间跨度限定为采访前后半年。通过对报道署名、地点和内容的筛查甄别，共获得280篇有效报道样本。
　　接受问卷调查的74名内地记者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西安等地主要媒体，其中14名驻外记者（6位供职于国家级中文媒体，5位来自地方性中文媒体，3位来自国家级外文媒体），60名国内空降记者（9位就职国家级中文媒体，50位来自各地方性中文媒体，1位来自国家级外文媒体）。问卷对象还包括3名美国驻外记者（1位美联社驻外记者，1位曾为路透社、法新社、道琼斯等多家国际通讯社全职工作，1位作为自由撰稿人为多家美国媒体工作）与2名香港媒体记者（凤凰卫视与香港电台RTHK记者）。
　　本次调查对象的区域影响涵盖国家级媒体与地方性媒体，媒体属性涵盖党媒和市场化媒体、综合媒体与行业媒体，媒介类型涵盖纸媒、广电媒体和网络媒体，记者背景涵盖媒体管理层、部门负责人、编辑与一线记者。研究对象背景及所属媒体的混杂多样性体现了空降记者群体自身构成的复杂性，也为分析报道问题产生的非个体因素提供了必要佐证。虽然调查对象绝对数量不多，但来源背景和媒体属性的分布相对完整，具有一定的总体样本代表性。根据研究伦理与事先约定，调查对象以受访时间为序进行编号。
　　
三、空降记者的报道困境与问题
　　（一）“观光客记者”的典型问题
　　1.语言不通。跨国采访对外语水平要求更高，但本研究中超过四成空降记者需通过翻译完成采访。依赖翻译采访易产生如下问题：翻译过程耗费时间、翻译环节影响采访效果、翻译误差影响报道质量。受访记者CPJ003就此谈到：“翻译不给力，不仅是行业术语不熟悉，采访时要和采访对象实时交流才最有效，对方说话，我一边听一边思考，很可能进一步提问的地方就是很小的细节。但如果经过翻译，这个实时沟通环节就断裂了，翻译可能是把对方意思归纳一下来讲，他省掉的细节，很可能就是记者觉得有价值的问题。另外我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采访时间本就很有限，翻译一来一去就耽误了一半，采访往往不能尽兴。”
　　2.经验和资源匮乏。空降记者突然来到陌生国度，工作路径不熟，经验和资源成为考验。编号CPJ030记者对第一次跨国采访记忆犹新：“我和一名摄影记者到尼泊尔，当时第一次出国采访，没请翻译，语言也有些问题，感觉很茫然，原来计划找的人找不到，最后是中国大使馆帮了不少忙才联系到一些人。”CPJ020记者则因第一次跨国采访的挫败怀疑自己的专业能力：“第一次是去乌克兰和波兰报道欧洲杯足球赛，去前找资料发现关于这两国的很少，就这么硬着头皮去了，我们是没有注册持证的记者，官方采访很难联系，也采访不到真正核心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突破，只能随机街头采访，交流都很肤浅，发稿跟体育关系也不大，回来觉得特别挫败。”与驻外记者相比，经验与资源需要长期积累，成为空降记者的“硬伤”。
　　3.专业能力不足。突破能力对跨国报道尤为重要，马航报道中的中国记者难以突破困境，找不到核心信息，屡被质疑。记者专业能力差异通过对比更加清晰，在问卷和访谈中，许多记者承认在专业性方面与部分国际媒体记者还有差距。某国家级通讯社记者在其问卷中写道：“国内真正专业的媒体屈指可数，大部分外国记者做事的方式和效果可以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什么叫专业。”
　　4.不够敬业。空降记者敬业程度不一，CPJ018记者批评一些记者将华人作为主要信源渠道：“我们很多记者语言不行，去了主要就在华人圈子里采访，或者翻译下外电，回来就成了一篇稿子。”碰到困难便编译整合二手资料，炮制出一篇本可以在国内编辑室完成的报道，这类空降记者被同行们称为“宾馆编辑”。随着新闻全球化和媒介技术的发展，驻外记者重要性减弱，新型“观光客”记者飞抵现场，大部分时间住在干净舒适的酒店里，通过卫星和无线通讯技术发回报道后再去另外的现场。⑧
　　从现实情况来看，许多空降记者就是这种“观光客记者”，外语水平、经验资源、专业能力与敬业程度成为空降记者面临的典型问题。
　　（二）异邦的“距离”：难以抵达的新闻现场
　　海外报道可能遭遇种种障碍：现实阻隔、人为障碍、到达后的路径迷失。空降报道的新闻现场不易抵达，甚至只能到达地理意义上的“现场”。
　　1.到达地理现场的障碍
　　地理意义上的现场也常遭遇现实与人为的双重阻隔，包括距离遥远、交通艰辛、局势混乱、制度限制以及各种人为阻碍等。CPJ017记者的经历对此做出生动注解：“2011年去中老边境金三角地区报道中国船员遇害事件，决定走水路去一趟现场。通过中介雇了去老挝的快船，谁知就是一艘最简单的独木舟，发动只靠个煤气罐，船夫还不会英文，又没有救生衣，水流湍急，非常危险。中间还被船主卖了猪仔（转给其他船），最终经过8个多小时，中间也没吃饭，精疲力尽到达老挝。”CPJ033记者到冲突地区采访的艰难，则证明现实与人为障碍常相伴而行：“当时中部地区的冲突已非常厉害，我们采用的是公共交通，在进入边检站时被从车上扔了下来呆了4-5个小时。考虑到以记者的身份进不去叙利亚，我们以游客的身份去，被盘查了几个小时才放行。进入了霍姆斯，政府与反对派的枪林弹雨都是擦着宾馆的窗户过去的，曾一度以为自己会不会就死在那里。”
　　中国空降记者常比其他外国记者到达海外新闻现场的阻碍更多，例如签证问题，目前中国记者前往全球许多地区都需获取签证。驻外记者和国家级媒体记者一般持公务护照申请采访签证，其他记者持因私护照，申请签证多为旅行或商务签证。申请签证不仅拖延了采访突发事件的宝贵时间，还常因某些国家申请程序复杂或费用过高而导致采访计划改变。CPJ016记者对此深感无奈：“2011年去采访缅甸、泰国地震，当时缅甸军政府已经封锁震区，签证很麻烦，旅行社的人建议从泰国跟团旅游办落地签证最快。到了泰国又奔赴泰缅边境一个特区，在那里遇到新华社的记者也因同样原因进不了震区，最后大家都只能在边境转了转，没能进入震区。”
　　2.进入“去语境化现场的迷失”
　　CPJ007记者在反思马航报道时指出，国际报道最困难之处是“没有头绪，不知道从何入手。国内报道就算不认识人，也知道怎么去找人，国外就算语言没问题，路径还是非常困惑”。与驻外记者不同，空降记者被“空投”到陌生国家，需在截稿期内完成任务，缺乏所在国生活经验与关系资源，到达的是“去语境化”的现场。一旦通过常规采访难以推进，信息突破困难，就面临在陌生语境下的方法困境。经验、资源、关系缺乏，沟通能力不足，截稿日期压力，共同加剧了这种“迷失”，部分记者只到达了地理意义上的现场，没能在“去语境化”的现场找到突破的有效路径，最终让批评者感叹：“中外媒体的对比告诉我们：仅仅‘到达’，仍然不是‘媒体的力量’本身。” ⑨在信息制度相对规范的情境下，语境迷失影响也较小。反之，当报道难以推进，语境迷失就会成为空降记者的一大问题。因此，国际报道的现场，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现实到达的难度，还是“去语境化”形成的突破困境，都阻隔着记者与新闻现场的距离，导致跨国采访的种种困难。
　　（三）新闻生产的“国内化”偏向
　　1.报道选题的国内化
　　中国媒体派出空降记者报道国际新闻的类型主要包括：重大突发国际新闻、常规重要国际新闻、策划选题、受邀采访或合作报道。根据本研究的问卷统计，对于重大突发国际新闻，约4成媒体只在新闻事件涉华前提下才会派出记者。常规重要国际新闻是否具有本土相关性，也是媒体的重要考量因素。策划类选题一般都是国内新闻议题的国际视角延伸。受邀或合作型跨国报道的涉华诉求更是重要特征。四大类别的国际报道选题，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国内化特征与本土相关性。
　　2.报道角度的国内化
　　涉华事件或策划选题的涉华因素均为采访报道的重要角度。对于非涉华事件，寻找和建构与本土受众的相关性贯穿于记者采访策划、编辑思路与写稿的过程中。例如， CPJ016记者报道缅甸地震时，在泰缅边境金三角地区特意报道战后留在金三角地区的华人现状：“美斯乐，位于泰国和缅甸交界的莽莽大山中的一个小镇，在这里生活的人会讲普通话和云南话，这个有1万多人的村子，大部分是当年国民党93师残部的后裔。1949年后逃入缅甸深山，最后来到泰北清莱的北部山区中生活。这里40多年前也曾和其他‘金三角’村落一样，种植过罂粟。据一位从美斯乐村出来的泰国侨民说，为了生活和军费开支，他的父辈们就曾种植过罂粟。40年前，这支武装力量解除武装，成为泰国公民。罂粟也被茶叶和咖啡所取代。” ⑩又如，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赛，中国队没能进入决赛，但中国媒体组成100多人的采访团前往巴西报道。这些记者中能进入赛场的持证记者不多，某省级党报派出CPJ025记者与同事前往，行前策划方案是持证记者报道赛事，无证记者采访风土人情。两名记者除关注巴西本地人文风土，还寻找与中国相关的角度，采访报道了在巴西国家乒乓球队的广西姑娘、开武馆的传奇华裔，以及一系列当地华人和商会组织。
　　3.新闻采集的国内化
　　国际报道的信源渠道包括新闻涉事各方、第三方信源（政府、专家学者、普通公众等）、涉华信源（中国使领馆、中资企业、华人华侨团体等）、当地媒体报道、其他国际媒体信息、国内同行信息等多种渠道，其中前三种渠道为一手信源，后三种为二手信源。大部分受访记者表示，在国际报道的一手信源中，当核心当事人和第三方信源不易接触时，涉华信源成为相对稳定的信息渠道。事实上，部分空降记者总把涉华信源作为最主要来源，到达现场后按照惯例寻求华人社区帮助，通过中国使领馆、华文媒体、华商团体和留学人员等，寻求生活和语言方面的帮助，也通过这个圈子联系采访对象，或者把华人群体直接作为采访对象。
　　信源的国内化特征也通过对受访记者的报道文本分析得以佐证，文本信源统计发现如下特征：
　　第一，大部分报道都使用涉华信源，包括中国使领馆、中资公司、当地华人、华商和华人社团、华裔学者、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等，相对较少涉华信源的是两位长期负责空降报道的记者，在报道他国冲突、战事、灾难等突发事件时信源构成更多样。
　　第二，当地媒体报道、国际媒体报道等二手信源是空降记者报道中的主要信源之一。引用当地媒体消息一般包括当地华文和英文媒体，例如在马航报道中《马来西亚星报》《海峡时报》、马来西亚当地电视台等成为中国记者的重要信息来源。在报道菲律宾人质案时，《菲律宾星报》、华文《商报》以及当地电视台报道也是主要信源。常被引用的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
　　第三，与偶尔进行空降报道的记者相比，两位长期空降记者的报道信息来源更加多样、多元化，更多信息采集来自核心当事人。例如，在对叙利亚冲突的报道中，CPJ033记者的信息来源包括以色列媒体、叙利亚官方、俄新社、约旦军方、国际智囊、英国媒体、中央党校教授、当地居民、约旦边防军、当地媒体、银行家、通关司机、国内商人、黎巴嫩教授、叙利亚新闻部官员、公民记者、独立媒体人、分析人士、难民、军火商、当地媒体人士、西方各媒体、中东地区媒体等各方信源。对泰国示威的报道中，CPJ030记者的采集信源包括专访时任泰国总理阿披实、泰国政治学泰斗、红衫军领导人、在报道中受伤的法国记者、泰国大学教授、非政府组织、泰国华人老报人、曼谷电视台、法新社、外国记者、红衫军队员等。对空降记者报道信源的统计分析说明，长期空降的“固定”空降记者在新闻采集环节更有机会采访到核心当事人，但大部分空降记者更加依赖涉华信源与二手信源，新闻采集环节同样具有国内化特征。
　　4.内容呈现的国内化
　　写稿阶段，空降记者常以“本土编辑思维”来呈现报道内容，明确所在媒体的定位与功能，对报道任务有清晰的规划与认识，按照与编辑商定好的报道角度与框架进行内容取舍与整合。这种“本土编辑思维”与国际新闻“国内化”研究中编辑记者的“本土眼镜”类似，用国内化的滤镜过滤报道内容，使之带有“国内化”和“本土化”的印记。
　　本土化框架首先表现在报道内容的中国视角与关联。在报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CPJ017记者采访了多位诺奖得主，最终报道都具有一定中国相关性，例如：“化学奖得主与中国颇有渊源。据他的太太、医学博士、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广东客家人田东山介绍，布莱恩·卡比尔卡曾经到过上海的同济大学访问。在下一个月14日，他们将到访清华大学和中国学者施一公等访谈。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行程，布莱恩·卡比尔卡表示非常期待”。[11]报道呈现的本土化还表现在空降记者的叙事风格、修辞用语、立场框架均需与供职媒体风格一致。CPJ033记者谈到：“我们毕竟是社长负责制，所以报纸的格调、呈现的面貌就被定位在那里。当你在这个氛围里，大部分人会受到影响。”该记者对菲律宾台风的报道，除了报道灾难，还从中、美、菲三国关系角度切入，报道美国对中国救援的批判以及中方和菲方的应对，突显中美舆论对抗的框架，例如：“自相矛盾的是，西方媒体一边说着中国国际救灾能力不足，一边用‘美国标准’指责中国表现不够，甚至批评‘在国内救灾中表现优异的中国军队不去菲律宾救灾’。菲律宾无论官员和媒体看上去都不想在国家如此痛苦的时刻被西方媒体‘劫持’，连日来，几乎没有人拿援助的事情非议中国。” [12]对记者的深度访谈与报道内容分析均表明，在本土编辑思维和本土相关性指引下，国际报道的内容呈现环节同样表现出国内化、本土化的倾向性。报道呈现的倾向性在重要国际新闻和策划类选题报道中比突发新闻更加显著。对国际新闻“国内化”的研究指出，国内化倾向导致报道内容同质化、碎片化，存在内化政府外交议程的偏向，降低了国际新闻的客观性和专业性。[13]空降记者报道选题、报道角度、报道信源以及报道呈现的“国内化”也是导致国际新闻本土中心主义、同质化、缺乏多元多样性的原因，如何改善这一问题，成为中国空降记者面对的困境之一。
　　（四）空降报道中的伦理问题
　　空降记者报道国际新闻的伦理问题主要包括采访中使用争议性手段和受邀采访的伦理争议。
　　深度访谈表明，在跨国采访中空降记者们采用的争议性报道手法包括隐瞒身份、隐蔽采访、付费采访、报道给采访对象带来风险、不实内容等，使用目的较少涉及公众利益，更多是为完成采访任务。CPJ027记者谈到隐瞒身份和隐蔽采访问题：“我在马航家属那边泡着，开始他们很反感记者，好几个都被打出去了，我就没说自己是记者，也没乱拍照，没冒犯他们，但有录音，用手机发报道。”CPJ033记者则是出于安全考虑隐匿记者身份：“采访约旦北部最大的难民营，那时中国没有非政府组织在那，也没有提供援助，所以他们对中国有些敌意，我们编造了很多身份，最后以中国民间组织愿意提供一些帮助的名义去采访。另外在乌克兰也偷拍过边界的装甲车。隐匿身份和隐蔽拍摄主要都是因为安全原因。”
　　第二类伦理问题是受邀报道的争议性。访谈结果表明这种报道非常普遍，记者们的态度分为如下几种：第一种认为此类报道存在争议，但只要邀请方不干涉报道就无伤大雅，在跨国报道预算紧张的情况下是一种双赢的办法。第二种认为，邀请方如果是政府或企业就存在伦理争议，但非营利组织为记者提供奖金或资助的情况应当区别对待，CPJ018记者就持这种观点：“我觉得非营利性组织的资助是OK的，尤其是针对媒介的奖金，美国记者也接受这种资助，因为这种资助主要是为了提高报道质量，没有别的诉求。”第三种看法出自美联社记者问卷、路透社记者问卷及访谈，几位外国记者认为只要接受资助就有问题，但实际操作中要视具体情况，满足一定条件能够合理化。必须满足的前提包括：绝不干涉报道内容、报道须标明赞助方、报道是为公众利益而非满足邀请方诉求。CPJ008记者代表的第四种看法认为这种报道绝对存在伦理问题，不论怎样操作都是对媒体独立性和可信度的损害。
　　（五）多重因素影响的生存风险问题
　　影响空降报道存在及发展的风险因素包括经营压力和预算限制、制度或政策制约、媒体或负责人导向等，上述变量既可推动空降报道发展，也能形成阻碍。经营压力和预算限制风险分别渗透到空降报道的选题、生产和呈现各阶段，预算额度决定了空降报道的产生与选题；报销制度影响报道的规模与方式；经济力量的渗透影响报道内容的偏向。
　　CPJ024记者提到“台里没有出国采访的预算规划，马航这次我们没去，原来打算去，后来就是因为经费问题没去成”，仍觉得遗憾。受邀报道则完全取决于是否获得资助。策划选题中重大选题一般由媒体出资，一些选题则需先用策划方案去找赞助。目前空降记者的报销制度较常见的是实报实销和预算打包制度。实报实销对空降记者每日经费用度的种类与额度均有系统规定，预算打包则在策划选题时一并估算所有经费额度，投入不同导致报道方式、种类和质量的差别。
　　商业因素也会影响报道内容的偏向。CPJ024记者对此深表忧虑：“我个人更担心的反而是经济力量，商业利益对新闻的绑架，权力寻租的现象，经济力量的控制。”CPJ026记者谈到其所在节目被收视率绑架的无奈：“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一直在调整，开始想做客观深度的国际报道，后来发现那些东西没人爱看，一旦事关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军事类内容收视率就升高。只好调整节目定位和内容，没办法，我们节目花钱多，收视率如果不行，压力太大，所以只能搞这样的风格，因为这种偏向的风格很多人爱看。”
　　制度和政策影响也体现在新闻生产各阶段。前期阶段相关政策影响空降报道的存在与议程，中期阶段管控措施影响采访和报道角度，后期阶段编辑审核影响报道框架和取舍。媒体机构负责人是否重视国际报道同样影响显著，CPJ001记者提到：“我第一次出国采访是2000年，当时的老总特别重视外语和国际报道，在他的推动下策划了很多国际报道选题。”其所在媒体对于国际报道的导向变化，引发该媒体空降报道的发展变化。当经营状况、政策调整或负责人变化以后，国内报道照常运转，驻外记者继续海外报道，空降记者却可能受到更大冲击，报道计划缩减甚至停止。
　　在空降记者国际报道的生存风险问题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这类报道跟通讯社的供稿真正体现差异？如何才能在风险变量发生变化时，仍然有其存在价值？媒体通过自主生产国际新闻来打造品牌和提高竞争力，并不是仅仅派出记者到达国外现场就能实现。
　　（六）共同体的幻象——多样多变的职业意识
　　不少学者试图为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分类，李金铨区分20世纪中国记者的三种职业角色：儒家模式（1900-1940年代）、毛泽东模式（1949–当前）、市场化模式（1980年代之后）。陈阳将记者的职业角色分为宣传者、参与者、营利者和观察者四大类别。赵云泽等人对中国记者职业角色认同的复杂性做了研究，认为记者的“自我认同”从“无冕之王”滑向了“新闻民工”；记者的“社会认同”总在“舆论监督者”、“客观记录者”、“宣传者”、“社会建设参与者”等角色中纠结与调和。记者们趋向于将自身定位为“舆论监督者”、“客观记录者”，而官方趋向于将记者定位为“宣传者”，部分企业家和民众又趋向于将记者定位为“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后两者的定位都与其“自我认同”发生严重错位。本研究问卷与访谈结果也表明：中国空降记者的职业角色认知具有多样且多变的特点，不易简单划分类型。
　　60名空降记者中54名认为自己在国际报道时更加倾向于“认同专业主义，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和平衡报道”的“观察者”职业角色。在访谈中许多记者认为，国际报道不太可能干预别国社会进程，所以作为外国记者的主要功能就是记录和观察。那么，原本职业定位类型不同的国内记者，可否在国际报道期间形成暂时的空降记者共同体，秉持一致的职业角色认知和职业文化，并贯穿于国际报道生产过程中呢？
　　中国空降记者的特殊性在于其来源与构成的复杂性，供职媒体单位属性的复杂性，以及在国内报道时职业角色分类的复杂性。在中国语境下，国内记者成为空降记者后，问卷结果所体现出来的关于职业角色认知的一致性和可能的共同体，在深度访谈时出现了矛盾与悖离。这种矛盾体现在实际跨国采访过程中，记者们对职业角色认知仍然表现出不同类别的差异，既有旁观者定位，也有干预者角色，亦不乏商业主义倾向和新闻民工心态。CPJ011记者的看法也许能对这种不一致提供一种解释，该记者认为，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职业功能与角色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内心冲突，内心或许更认同观察者角色，但现实操作是在自己所处的具体语境下调整和变动，依据不同情境和影响因素而转变为观察者、监督者、参与者、营利者或新闻民工。这种个体认知与实际操作的矛盾表明，空降记者们在国际报道时与国内报道时没有根本区别，虽然在问卷选择时倾向于观察者，但在实践中则沿袭了国内记者职业认同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
　　在中国的新闻生态和媒介环境下，从业者的职业意识呈现出多样性。记者们在观察者、参与者、营利者和新闻民工定位之间转变，在内心认同与实践操作的冲突中调适，最终形成一种复杂多变、缺乏稳定性的职业角色认知模式。国内报道时如此，跨国采访时并无根本改变。因此，在问卷选择中出现对“观察者”职业角色的一致性认同与暂时共同体，只是一种幻象。国内化的国际新闻生产模式决定了这种共同体难以形成，空降记者并没有一致的职业认知与文化，继而影响空降报道的生产与内容。
　　
四、结语
　　中国空降记者“走出去”报道国际新闻面临的主要困境与问题分为六种类型：空降记者外语水平、经验资源、专业能力与敬业程度的不足与欠缺；到达报道现场的障碍与到达后的工作路径困惑；报道选题、报道角度、新闻采集与内容呈现的国内化偏向；报道中使用争议性手段与接受邀请方资助报道的伦理问题；经营压力与预算限制，以及制度和政策变化带来的生存风险；空降记者职业角色认知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难以形成职业认同的困境。这些问题表明，空降记者报道国际新闻是本土新闻生态与新闻全球化生产互动、碰撞的实践模式，其面临的困境既有这种生产模式面临的一般性问题，也有不同本土语境的特定问题，因而探讨其解决路径也需关照全球生态与本土语境、一般问题与特定问题两种维度。■
　　　　
唐佳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媒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变迁与作用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4BGJ034）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Hess S. 1996 International News and Foreign Correspondents. [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②Paterson C.Andresen K.Hoxha A. 2012. The manufacture of an international news event: The day Kosovo was born.[J] Journlism.13(1):103-120.
③Palmer J.Fontan V.2007. Our ears and our eyes:Journalists and fixers in Iraq.[J] Journalism 8(1):5-24.
④Otto F.Meyer C.O.2012. Missing the story? Changes in foreign news report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onlict prevention.[J] MediaWar & Conflict, 5(3):205-221.
⑤Hafez. K. 1999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nd the problem of media 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a new global-local nexus [J] Innovation. 12.1:47-62.
⑥Sreberny-Mohammadi A 1995 How US media covers the world. [M].// Downing JMohammadi ASreberny-Mohammadi A (eds)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96–307.Pedelty M 1995 War Stories: The Culture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M]. New York: Routledge.
⑦Hafez. K. 1999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and the problem of media globalization: in search of a new global-local nexus [J] Innovation. 12.1:47-62.
⑧P. 埃里克·劳：《海外报道》，见阿诺德·S·戴比尔约翰·C·梅里尔主编，郭之恩译:《全球新闻事业：重大议题与传媒体制》第143～163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⑨马少华：《无法到达的新闻现场》，http://www.jizhezhan.net/article.php?id=447
⑩《本报记者探秘缅甸地震下的神秘“金三角”罂粟种植区受灾可能性大》，《广州日报》2011年3月29日
[11]《一起来享受有趣的一晚》，《广州日报》2012年12月10日
[12]《中国再提派遣医疗队 美媒炒作软实力竞争 菲律宾感谢中国灾后捐助》，《环球时报》2013年11月19日
[13]Sreberny M.A. How US media covers the world. in Downing JMohammadi A.Sreberny-M A (eds)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Sage.1995: 296–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