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瑶　喻贤璐
　　【本文提要】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视角，通过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分析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开展的新闻创新，并试图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编辑部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编辑部创新的动力源于不确定性，但创新动力不能直接产生创新结果，技术和编辑部的结构因素共同影响着新闻创新实践。编辑部创新既体现出路径依赖也仍然存在着多重可能。
　　【关键词】编辑部　新闻创新　两微一端　行动者网络　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1
　　2015年底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宣布：“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成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时事的第一信息源”。①在继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媒体“办网站”的尝试之后，2010年后新闻媒体又纷纷投身“开微博”、“办公号”、“建客户端”的浪潮。本文首先肯定此类实践的意义，并且视其为新闻业的创新——对照创新理论提出者熊彼得所述创新的五种情况，②新闻业的实践至少符合其中三类：引进了一种新产品（通过网站、微博和微信提供新的新闻服务）、采用了一种新技术（毫无疑问）和实现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试图如此），本文在此种意义上视新闻业的转型努力为“创新”。
　　描述新闻业的“创新”是近年来国内新闻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大部分关于传统媒体如何“转型”、如何“融合”的分析仍然聚焦于静态描述一项创新策略或项目本身，鲜少从熊彼得将创新视为一种“动力”的视角分析新闻生产内在机制的改变。有一些研究试图更深入地讨论新闻业的变化，如彭兰在研究网络时代编辑部的角色变化时，以技术为出发点，探讨由此导致的大数据时代的新闻生产转型；③蔡雯和曾庆香的研究分别关注了媒介融合策略和众筹模式带来的新闻生产规则转变；④张志安对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在经验层面上分析了社会性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的影响等。⑤这些论文都颇具启发性，也不乏很好的经验观察，但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仍然比较笼统或抽象地看待新闻业的变化，没有把这些变化放置到具体的、独特的新闻实践中去。
　　新闻媒体不是在真空或白纸上创新，而是在一个特定的“场所”——新闻编辑部内开展变革，脱离对这个“场所”的理解，我们其实很难理解新闻创新。比如尽管网络技术造成的社会变革曾被普遍认为是“革命性”的，但互联网造成“新闻业复兴”的预言并未实现。⑥一批对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组织变革的经验研究也显示，网络技术并没有给新闻生产带来本质变化，或者说，技术本身并没有直接地、必然地带来一个全新的网络新闻业或数字新闻业。⑦国内研究者也认为：从办新闻网站、推手机报、开微博账号、试水二维码到开通微信公众号，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延续的是相似的道路，“但是都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⑧为什么？研究者注意到，新闻业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技术，同样也取决于新闻业的“规则”和“文化”。⑨学者延森提示：“我们应当重构当前的研究焦点，从作为技术的媒介，转向作为实践的传播”。⑩因此，本文试图将一项新闻业的创新策略——“微新闻生产”（后文将加以解释）放置在编辑部这个具体的实践场所进行经验分析，并由此探讨编辑部创新的内在机制。
　　
一、作为行动者网络的编辑部及其创新
　　为了清楚地讨论编辑部创新问题，本文首先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roy,以下简称ANT）的视角。ANT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拉图尔（B. Latour）、卡龙（M.Callon）、劳（J.Law）等学者为核心的“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纲领，最初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脉络中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后来发展成一种重新看待“社会”的认知方法，被众多研究领域采用。近年来，媒介研究学者也颇受这一视角的启发，[11]并将其用来分析新闻编辑部的创新过程。[12]学者库德瑞认为，ANT对媒介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其对功能主义坚决、彻底的拒绝，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对媒介做“无缝”（seamless）的解读。媒介研究很容易“自我擦除”（self-effacing）掉重要的权力关系，而ANT对此是一款恰当的“解毒剂”。[13] ANT的“解毒”能力表现在其对复杂性或者说“杂多”（heterogeneity）、“杂合”（hybridity）等概念的激进强调上。
　　ANT认为社会是物质多样性构成的各种复杂网络（注意：这里的网络不是指互联网络，拉图尔认为他所指的“网络”与其说是network,不如说是worknet,是在实践中结成的关联（association））。比如“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网络，考试制度、科研机构、科学家、文章、电脑终端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关联”，最终生产出我们称为“知识”的产物。其他社会机制——家庭、组织、技术、经济等也都因循着同样的构成路径。ANT的激进之处表现在：其一，行动者（actor）不仅包括人，也包括物，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对于媒介研究来说，这使得我们能够把“技术”和“结构”放置在同一个网络下考察，而不必对它们做非此即彼的二元区分。正如拉图尔所说，社会已经是技术性的，正如技术已经是社会性的一样。[14]其二，ANT提醒我们，不要把“网络”简单化为“对象”。ANT理论家们举过一些相似的例子，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把电视机或汽车简单视为单个物体，但是一旦它们坏了，人们就有可能意识到它们其实是由各种电子元件和人的操作行为一起构成的网络。[15]在以往的新闻创新研究中，作为新闻实践展开场所的“编辑部”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容易被简化为一个对象。研究者往往认为外部因素如“技术”或“政策”可以“直接地”作用于新闻实践并发生化学反应。但这一多少仍掉入功能主义窠臼的研究假设一再被经验事实“证否”，因为其并没有意识到新闻创新不仅发生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中，而且这样的场景或曰中介，并非是无缝的、透明的、整体的，它们实际上是一个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按照ANT，编辑部是由各种因素（行动者）构成的复杂网络，不仅有编辑、记者、决策层、管理层，同时还与诸如办公楼、编辑部空间、奖惩制度、编制、电脑、手机、数据库等等因素有关。本文坚持把编辑部视为复杂网络的意义在于，避免理所当然地把编辑部当成一个单一的“对象”，从而忽略掉构成编辑部网络的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强制性”关联。编辑部创新正是在这样的相互“强制性”关联中发生和实现的，并且发生在人（各种工作角色）与非人（如技术、规章、空间）的行动者并置的网络中。
　　如果把编辑部视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行动者网络。那么这个网络是如何变化的？ANT理论家们用“转义”（translation）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不同的行动者试图通过“转义”来形成共识。成功的“转义”过程使得行动者协同一致，失败的“转义”则会削弱行动者网络。[16]也就是说，成功的“转义”使得行动者网络自然化、对象化了，它运行良好以至于人们更容易把它视为对象而不是网络，比如一台电脑升级软件后与硬件无缝兼容，人们只要使用就好了。而失败的“转义”则使得网络中的行动者处处掣肘，最后甚至导致网络奔溃。比如一台电脑升级软件后却发现与硬件不相匹配，电脑的运行能力整体下降。因此“转义”这个概念有助于我们判断编辑部创新的成败。不过，正如库德瑞指出的，ANT虽然强调了行动者网络的“杂多”、“复杂性”、“转义”等非常有启发的概念，但没有清晰地阐明这个系统的“动力机制”，对于ANT来说，转变的过程本身仍然处于“黑箱”（black box）之中。[17]因此，本文打算再引入一个专门讨论这一“黑箱”的视角——制度创新理论。
　　继熊彼得之后，戴维斯、诺思等经济学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继续发展创新理论。汪丁丁对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有精当的表述：“创新的含义是引进以前没有的一件事，‘以前’是指人们习惯了的事的总和，那么这件新事必然会干扰旧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的扰动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受到扰动后，某些生产过程的产出有可能高于其投入的价值，当然，也可能低于其投入的价值，这个价值差就是利润（或亏损）。其次，如果产生了利润，大家就会争相模仿从而最终使利润消失，在这一过程的末了，是新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向零利润经济复归，换言之，创新是对零利润经济的打破。……当不确定性发生的时候，创新就成为必要的了。[18]按此视角，编辑部创新源于某种不确定性，使得编辑部感到无法再按照原来的惯习运行下去了，这迫使他们采取某种行动（在本文中即是“微新闻生产”策略），而这样的创新行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好，引来模仿，并为新闻业树立新的规范；失败的创新带来亏损，或者如上文所说，进一步“削弱行动者网络本身”。而且在制度创新视角下，一个系统“以前”的“存量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在某一方面的原有优势大，在这一方面进行创新的成本就小，并更容易成功，这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本文使用“原有规制”来代替这个经济学术语，并视其为一个新闻组织体现出的机构性的、技术性的和社会性的特征，包括组织形式、生产惯习、组织文化等种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
　　在以上两种视角的帮助下，本文试图把编辑部创新问题进一步理论化：编辑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各类行动者相互关联的“网络”，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化约的“对象”。当编辑部作为一个新闻生产组织遭遇到新出现的某种不确定状况时，其原有规制很难再维系其新闻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矛盾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编辑部创新的动力就产生了。一项创新举措必然会扰动编辑部的原有规制，并且在各因素的相互关联下展开，从而表现出多种可能性。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创新能优化原有规制，使行动者网络顺畅地协同工作，并因为能为该组织带来重大利好而引发其他编辑部的效仿，最终可能成为新闻生产的新规范（范式改变）。反之，最坏的情况是创新可能进一步削弱编辑部，导致编辑部各行动者要素相互掣肘、加大新闻生产的成本，使得编辑部愈发无力应对危机和挑战。接下来，本文将以三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微新闻生产”为研究对象，在经验层面进一步细致探讨编辑部如何创新的问题。
　　
二、《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的“微新闻生产”
　　作为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报纸，《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在2010年之后都陆续开展了面向社交网络和移动互联网的新闻生产变革，具体来说，就是继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创办报纸网站之后，又一次在互联网上开辟新的平台，创办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以及一批二级微博和微信公号，本文称其为“微新闻生产”。全国的传统新闻媒体几乎都进行了类似的“微新闻生产”创新，共同特征是：1.在空间上依附于作为社交网络的微博与微信平台；2.在角色上以社交网络之一员的身份与新闻使用者发展关系；3.在内容上受到微博和微信的技术限制（如推送次数、内容长度等）。这与2000年前后报纸普遍推行的“报网融合”策略有所不同，早期的报纸网站虽然也提供了形式上的新产品，但主要是由技术人员把编辑部生产的内容直接发布到网上，总体上对新闻内容生产的规则影响不大。“微新闻生产”则不同，它不仅提供了新产品——媒体微博和微信公号是这类新产品的形态，而且这一创新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编辑部的原有规制——要为媒体微博和微信公号“重新”生产内容。对于编辑部创新问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更有价值的研究对象。至于常与“两微”并举的“一端”——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因其生产方式与内嵌于社交平台上的微新闻生产有本质不同，作为另一项编辑部创新策略，本文认为需要另文撰述。
　　本文之所以同时观察《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微新闻生产”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微新闻生产”不是哪一家媒体的孤立政策，作为一项新闻创新，它具有普遍性。因此研究者希望能通过多个案研究从较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创新。这三份报纸分属“体制内”和“体制外”，并且在“体制内”的位置也不同，在中国的新闻语境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次，这三份报纸都在北京、都具有全国影响力，具有可比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三份报纸都有独特的“原有规制”，它们个性鲜明，在报业领域绝不会被混淆和误认。而且在进入经验研究之前，研究者已经能从外围观察中判断出这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在开展方式和效果上各有不同。这就使得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追问：在不同的编辑部展开的“微新闻生产”因为哪些具体因素的不同而使得创新实践出现了不同的面貌？
　　当然，研究者有条件“入场”，也是选择这三份报纸的原因之一。2015年7月15日~8月1日，研究者得以进入这三家日报的编辑部内部，并对三家报纸与“微新闻生产”相关的人员进行了24人次的16场访谈，平均访谈时间为60~90分钟，记录访谈笔记10万字。因为时间所限，研究者未能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观察，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参观”编辑部。除了解编辑部的空间布局、观摩日常新闻生产的氛围和状态外，研究者还旁听了《新京报》的一次日常编前会、分别参与了一次《中国青年报》、一次《人民日报》的记者聚餐（都在6人以上），多少有助于研究者从自己的视角来了解不同媒体的组织文化。当然，这远不足以弥补没有从“局内人”视角进行田野工作的遗憾，因此本文所述的经验材料，主要建立在被访者“陈述”的基础上。一部分被访者与研究者原先就熟识，另一部分被访者是在调研过程中经熟人介绍而认识的。较为欣慰的是，这些被访者与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常因为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相互“激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访谈材料并不是研究者从被访者那里“挖掘”到的什么内幕，而是研究者就“微新闻生产”为什么开展、如何开展等问题与被访者的“讨论”。这些被访者大部分属于报社“中层”，他们思想活跃、不仅具体从事新闻生产，而且能够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新闻业危机与变革等话题。研究者相信，这些话语与媒介“高层”领导的公开讲话或媒体从业者的问卷调查相比，应该能对我们从一般意义上分析新闻创新问题贡献独特的价值。但是，研究者必须强调，这些经验文本不足以，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用来评判或暗示具体媒体的创新得失。按照学术伦理，文中所引访谈对象的身份均经匿名处理，如“访谈13-2，人民日报”指第13次访谈中的第2位被访者，来自《人民日报》。大多数访谈为一对一深访，但实地调研时也有多人共同参加访谈的情形。
　　根据调研和访谈文本以及其他公开文献，本文先对这三家媒体“微新闻生产”的情况进行简略介绍：
　　1.《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早在2009年即在编辑部内设立了一个与总编室平级的机构“新闻协调部”，这个部门的职能主要是协调重大新闻选题，组建公共稿库，但最初这个新设部门的人员配备并不充足，对原有生产流程和报道形态的改变也很小。2011年底至2012年初，多重因素的合力促使报社决定要重视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并在“新闻协调部”下设了“官微运营室”。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账号在人民网、新浪网上同步发出第一条微博，标志着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正式上线。迄今，人民日报的新浪微博粉丝已有4000万。201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账号上线，原先是运作官方微博的编辑兼职运行官方微信，到2014年7月，官微运营室里开始有了专职运作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编辑。除了“官微运营室”外，《人民日报》总编室、报纸各版面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各自运营了共130多个微信公众号，如《人民日报》总编室的“一撇一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侠客岛”、“学习小组”等。
　　2.《中国青年报》
　　2014年1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召开全媒体转型试行动员大会，提出要走融媒体发展的道路，并推出了组织架构、报道流程、版面调整和绩效考评全面改革的一系列政策。2014年12月，报社撤销特别报道部，成立全媒体协调中心，原特别报道部的负责人担任全媒体协调中心的负责人，目的是为了协调各部门资源，确保报纸与中青在线网站、微博、微信、APP等新媒体发布平台的横向对接。《中国青年报》新浪微博开通于2010年4月8日，目前有粉丝110万。2013年7月，《中国青年报》官方微信公号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原来都由报社网站中青在线运营，2014年10月，报社抽调人力组建了专门的官微运营室，接手“两微”。除了官方微信公号外，《中国青年报》还有一批报社各部门或版面运营的公号，如评论部的公号“中青评论”和“海运仓内参”、青年创业者版的公号“KAB创业俱乐部”等。
　　3.《新京报》
　　2015年年初，《新京报》在报社高层推动下成立了全媒体编辑部，将原来报纸A叠负责时事新闻的要闻编辑部和新媒体编辑部合并。原来的新媒体编辑部隶属于《新京报》全资子公司——派博在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和新京报网站的运行。这个新措施意味着新媒体编辑部的编制从原来的派博在线公司转入了报社。派博在线公司保留动新闻和技术团队。《新京报》官方新浪微博开设于2009年9月7日，现有粉丝1500万，官方微信公号开通于2012年11月23日。现在，全媒体编辑部内各有三位编辑专职负责运营官方微博和微信。除此之外，《新京报》还有一批二级公号，如时政新闻部的“政事儿”、时事评论部运营的“沸腾”、社会新闻部运营的“重案组”等。
　　
三、分析：编辑部如何创新
　　（一）创新动力
　　在进入这三家报纸的编辑部后，研究者首先提出的问题都是“你们为什么要开通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大势所趋”、“不得不搞”等。这样的回答并不出人意料，但研究者感兴趣的是，不同编辑部的成员都对创新本身抱着理所当然的态度，可能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有点多余”，这种不约而同本身就说明新闻业对自身迫切需要变革的共识已经形成。
　　传播环境的变化，对传统新闻生产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并演化成能被从业者普遍感知到的新闻业危机，这是编辑部创新的最根本的动力。如一位被访者直率地说出“我认为纸媒肯定不行了”。（访谈5，中国青年报）研究者所观察到的编辑部成员，即便是最常提到“坚守”并自认为“保守”的被访者，都在试图寻求突破和转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新闻业尤其是纸媒已经遭遇到的生存困境，促成了编辑部进行新闻创新的强大动力。
　　“微新闻生产”是这一动力的体现，而绝非全部。作为一项没有看到盈利前景的创新策略，“微新闻生产”在短短几年内被全国传统媒体争相采纳，除了其进入成本低廉外，也彰显出媒体创新的巨大动能——在所有可能的领域都想要尝试。制度创新理论指出，不确定性不是一个问题，而是自然之本性。但是，不确定性的大小有不同，前网络时代和互联网发展早期媒体同样遭遇不确定性的挑战，同样有创新冲动，但与当前语境仍无法相提并论。在WEB1.0时代，网络上尚没有大量的自媒体，门户网受限于政策以转发新闻媒体的报道为主，新闻使用也不像今天这样随时随地，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的纸媒仍然处于“黄金期”，其自身逻辑并未受到严重挑战，一批都市报仍在“攻城略地”即为证明。彼时的不确定危机主要是行业内部产生的、由新进入的都市报所带来的。作为创新者的都市报享受了创新红利，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党报的话语体系，党报虽然感到压力，但在“子母报”的规制安排下与都市报共同存在，且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任务。
　　本轮新闻创新的动力却与此根本不同，危机产生于整体的传播语境、并直接针对报业的共同介质“纸”，因而它无法通过报业自身的制度设计被化解，这就是为什么报社“高层”以及更高级别的管理者甚至比普通从业者更加急迫地要进行诸如“微新闻生产”的创新。调研发现，直接进行新闻生产的从业者仍然较多地保留了作为内容生产者的自信。网络在某种程度上也赋予了内容生产者更多的出路，尤其是那些在“微新闻生产”创新中成功试水的从业者，他们对自己的“身价”更有信心了。例如一位《人民日报》的编辑说：“外面的机构会问你啊（要不要跳槽），说明别人对你是认可的对吧。记得这儿有人说过，我们现在都是有市价的人，从市场化来说是拿得出去的。”（访谈13-2，人民日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层”对于创新可能更加急迫。例如《人民日报》的多位编辑在谈到“微新闻生产”策略的直接推动者时都称是“上面有要求”。《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打破原有组织结构，围绕“微新闻生产”在制度层面上改革的强力推动也都来自报社最高层领导。
　　总之，编辑部创新的动力来自于组织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而当下的不缺定性已经累积成为全行业感同身受的危机，这也促成了媒体自上而下力求变革的共识。但是，这个基本层面的共识并不能直接促使编辑部形成“合力”，进一步的调研发现，作为行动者网络的编辑部其复杂、易变的特性在创新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二）技术、创新资源与生产者关系
　　研究者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微新闻生产”作为一项创新策略在不同的编辑部是如何展开的。通过这样的比较，那些对编辑部创新具有重大关联的因素可能更容易从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抽象出来。在对所有访谈文本多层编码后，本文发现“微新闻生产”创新与四种因素关系密切，分别是：技术、创新资源、生产者关系和原有规制。换句话说，编辑部创新正是主要在这四种因素彼此造就的“强制性关系”中展开的。在不同的编辑部，这样的关系表现得不同，因而看似相似的“微新闻生产”策略也就在不同的编辑部展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当然，这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但是为了不堕入无尽的复杂性，适度的抽象和简化是必须的。下文会专门阐释“原有规制”在编辑部创新中的重要意义，这里先分述另外三个因素。
　　1.技术
　　“微新闻生产”从最直接的角度可以说是一种由技术引发、适用新技术并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提供新产品的新闻创新，技术的因素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微新闻生产”的遍地开花与技术准入门槛低有直接关系，无需多大的资金投入、也不需掌握额外的技术即可“上手”。这使得媒介组织和从业者个人都有很高的意愿来尝试“微新闻生产”——成功固然好，失败也无所谓。但另一方面，微博和微信的技术特征又限制了媒体的内容生产：140字的内容、有限的推送次数、与自媒体一样的地位等，这使得“微新闻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新浪、腾讯等平台提供者制订的技术指标。此外，社交网络对“社交性”而不是“媒介性”的偏好，亦让“微新闻生产”受限。“微新闻”只能是“微”的，相比于报社庞大的新闻采编队伍来说，三家报纸专职进行“微新闻生产”的都是很小的团队。因此，对于编辑部来说，“微新闻生产”创新的意义与其说是要拿出一个全面替代的产品，不如说是要在社交网络上多增加一张名片；与其说是要通过“微新闻生产”来进行新闻生产的范式转换，不如说是通过眼下的“微新闻生产”来积累经验，为未来有能力进行范式转换打下基础。《中国青年报》一位资深编辑的话很有代表性：
　　我们不是技术派。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技术发展方向是什么。当初我们看到PC端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它是移动端。当时我们在玩微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下一个是微信。那现在就是，我作为一个非技术人士，不能知道下一次的技术发展方向是什么。但是这种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改变新闻的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所以，我没法发展技术，我只能跟着技术走。我们没有抢占先机，那为什么还要加入，是因为培养了你对新技术的体验感。包括你要确切地知道你的读者想要什么。（访谈4，中国青年报）
　　2.生产者关系
　　在“微新闻生产”创新中，技术因素对于三份报纸来说是相似的，因此单从技术性角度无法说明三者在创新表现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与编辑部所表现出的社会性特征有关。前人研究已经发现编辑部成员之关系尤其是冲突性的关系会影响到编辑部创新。[19]本文则发现，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多面向的，编辑部中“领导者”（高层管理者）与“执行者”（中层管理者和普通编辑）的关系对新闻创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参与与不参与“微新闻生产”的编辑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总体上，编辑部成员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合作”，会有利于创新开展，甚至能获得超出预计的效果；生产者之间的“冲突”可能使创新的形式和结果离最初的设想相差甚远；不合作也不冲突的状态则使“微新闻生产”和编辑部其他部分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调研发现，三家报社同时存在行动者“合作”与“冲突”的情况，但表现各有不同。
　　其中，《人民日报》生产者之间的冲突很少，合作也不算紧密。多位从事“微新闻生产”的编辑都用“宽容”一词来形容“上级”与他们的关系。《人民日报》的高层领导以并不紧密的方式允许甚至鼓励了“微新闻生产”，而并不直接管理其日常新闻生产。从事“微新闻生产”的编辑和“大报”的记者虽没有冲突，但合作也有困难。“记者对稿件的判断和我们在新媒体上的可能不一样”，“约了两次不用，记者也就没什么热情了”。（访谈11-1，人民日报）但“微新闻生产”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则比较紧密，如某二级公号的生产者说：“我们私下关系就很好，就是在办公室里吃盒饭啊抽烟啊，就聊起来了，决定要做（这个公号）”。（访谈16-1，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的生产者之间冲突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领导者”与“执行者”的冲突。一位报社编辑以旁观者的角度提到：“我个人的感觉是，这个官微怎么做，决策层和执行者的意见是不同的”。（访谈4，中国青年报）“领导者”在编辑部自上而下推行机构改革，如撤销特别报道部，设立全媒体协调中心，意在推动行动者合作，但期待中的合作并未出现，反而加剧了“执行者”与“领导者”的隔阂。一位从特别报道部转入全媒体协调中心的编辑说，“特别报道部撤销很意外，以前一直以为要加强”。（访谈5，中国青年报）另一方面，从事微新闻生产的记者编辑与其他编辑部成员之间还存在着观念冲突。与《人民日报》相似，《中国青年报》的官微编辑也能感觉出在报社做很多年报纸的记者“你叫他（做微信）完全不能适配”。行动者之间当然也有合作，主要以非正式的方式展开，如请技术人员吃饭“弄个可视化的图”等，但总体上合作比较微弱而冲突较为明显。
　　《新京报》的生产者合作则以正式或较为正式的方式展开。比如报社在2015年初将原来社属技术公司的新媒体编辑部和报纸最重要的时事新闻版（A叠）编辑部合并，这个举措也是领导层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但与中青报不同的是，它得到了执行者的响应，并因为机构的“打通”，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厨房”。（访谈8，新京报）在《新京报》历年来的多次创新中，哪怕一开始是个人进行的非正式的尝试，一旦取得成效，就会迅速被制度化，并纳入编辑部的生产机制。《新京报》也同样存在行动者之间的冲突，比如亦有报纸编辑私下表达了对官微的不认同，认为其“不能代表《新京报》的水平”，但总体上行动者还是觉得沟通和改变是可能的。
　　3.创新资源
　　除了生产者关系外，编辑部能否投入资源也是影响创新开展的重要因素，这里所说的资源既包括人力、财力等物质资源，也包括被赋予更高地位和更大权力的非物质资源。调研发现，三家报社都指派专人从事官方微信和微博生产，这是因为如果不额外投入人力，“微新闻生产”很难长期坚持下去。比如《人民日报》除了官方微博外，几乎各个版面都曾有自己的认证微博账号，但“用着用着，大家就不怎么发了。时间长了坚持不下去了，因为牵扯太多精力。他们的微博（指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已经做得那么好了，我们感觉没有必要了”。（访谈14-1，人民日报）一些二级公号的运营并没有增加人手，但调研了解到三家媒体都对二级公号已经或即将实行稿费制度，这亦是通过投入资金来使其稳定运营。普遍来说，报社对“微新闻生产”直接的物质投入并不算多，主要还是通过“象征资本”来鼓励创新。比如记者给《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投一条稿只有20元，“主要表明报社的一种态度”（访谈12-1，人民日报）。即便是2015年9月30日《新京报》社长签发表彰决定，“重奖”报社的二级公号“政事儿”团队5万元，主要的意义仍在于通过此举给予行动者肯定和鼓励。但如果物质资源捉襟见肘，非物质资源也不匹配时，编辑部创新就会陷入困境。比如当《中国青年报》的全媒体协调中心在几项突发事件中协调记者，策划重大报道时，因为该中心不值夜班没有拍板用稿的权力，出现过好不容易“协调”来的记者稿件被“毙掉”的情况，这使得全媒体协调中心的“协调”工作不容易开展。《中国青年报》的一位编辑认为，全媒体协调中心应该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比如中心负责人同时也是报社层面的领导，这样才能名副其实地“协调”全报社。
　　（三）原有规制、路径依赖与可能性
　　但是，为什么这三份报纸在“创新资源”和“生产者关系”上会存在差异？本文认为还需从一个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角度来解释编辑部创新的内在机制。
　　三份报纸在“创新资源”和“生产者关系”上的差异首先与这三份媒体的“初始状态”也即本文所说的“原有规制”有关。三家报纸的“原有规制”各不相同，但作为创新的基本条件和展开场景，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比如作为“原有规制”中非常重要的“体制”的因素，对新闻创新来说有利有弊。“体制外”可能带来灵活的好处，有利于机构重组和人员配置，如《新京报》员工在编辑部内部的自由流动。“体制内”亦能获得额外的创新资源，如《人民日报》凭借其与网络监管部门平级的行政级别，在话语空间上的博弈能力更强。《中国青年报》也曾借助团中央的力量推广新媒体报道。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原有规制”本身如何，而是“原有规制”以何种方式进入到编辑部创新的过程中——是否能扬长避短、合理取舍、放大有利于创新的因素，弱化不利于创新的因素。如何处理“原有规制”可以说是编辑部创新中最富有决策意味的因素。比如《人民日报》就试图策略性地在微新闻上实现其在主报上没有完成的话语转型。一位官微编辑说：“它（报纸上）会有一个帽，一大堆阐述，这个尖锐的观点盖在一堆东西里面。但是在微博上呈现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凸显出来了。你看了会说，哇，这么敢写，其实这是人民日报原有的，我们把它放大出来了”。（访谈11，人民日报）一位运作评论性二级微信公号的编辑说：“我明明可以写得很好，为什么不去写？……体制内的人也是创造性的一批人，而且也是很有情怀的一批人。这不仅仅是新闻生产力的释放，从内里来说，这是个性的释放”。（访谈16-1，人民日报）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真名，去（报纸上）看我们的文章，你觉得这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写的”。（访谈16－2，人民日报）可见《人民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不仅与主报不同，而且承载着某种理想，试图突破主报上短期内可能改变不了的话语框架。《新京报》则更进一步，要用“微新闻生产”倒逼报纸，使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多个平台保持统一的“调性”，“再造流程”、“通过公号，逼着报纸改”（访谈9，10，新京报）。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报》还没有在如何对待“原有规制”上形成共识，多位受访者谈到，报社对官方微信的定位就是“《中国青年报》的头版”（访谈3-3，访谈4，中国青年报），尚未找到协调两者的方式。
　　编辑部创新在“原有规制”、“技术”、“生产者关系”、“创新资源”所构成的相互关联中发生并持续，其运行机制同时表现出路径依赖和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特点。比如《人民日报》和《新京报》都从创新中赢得了资源，《人民日报》微博和微信的庞大粉丝群使其在互联网上开拓了十数倍于原有报纸读者的用户，大大提升了《人民日报》在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影响力，成为传统媒介融合互联网的“标杆”之一。多位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的政治影响力和国家级媒介融合项目的资金支持等资源，使《人民日报》继续在互联网时代保持并进一步提升它在体制内的优势地位。《新京报》则试图通过在报网、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多重平台上的创新实践再造新闻生产流程，提升报纸的专业影响力和话语权，使报社能在广告、版权谈判上获得更多筹码。《人民日报》通过量级策略获取更多体制内的资源，《新京报》通过提升策略获取更多媒介市场的资源，从目前来看，两者的成效都比较明显。不管这两份媒体未来如何发展，眼下的成就都为它们下一步的创新做了更多储备，这可能使它们能相对从容地应对未来的变化。但是，对那些已经走在下坡路上的纸媒来说，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因为资源越稀缺，编辑部越不敢投入，也就越没有能力支持创新。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效应。但另一方面，也是本文特别想强调的一面，是编辑部创新至少在现阶段仍然表现出的多重可能性。除了前文所说，对“原有规制”的取舍体现出强烈的能动色彩，技术的每一次升级也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拉平”效应，未来新闻业的新范式也并未确立，一切还在摸索中，“结构”并未板结而“主体”的发挥空间仍在。比如在本次调研结束后的一个月，《中国青年报》官微的编辑通过个人努力寻求与团中央、全国学联相关部门的合作，在官微上推广“2015寻找全国百强暑期实践团队”活动，通过几轮微信投票，竟一举吸引了60万粉丝。当然，这个意外的正面成果是否能成为一次契机，推促中青报的编辑部创新，仍然取决于编辑部的其他行动者如何看待并利用这个新因素。
　　
四、结论
　　总之，通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的视角，本文可从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经验研究中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当下新闻媒体的不确定危机是生态层面的，不是组织层面的，它促成了媒体强烈的创新动力，“微新闻生产”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创新动力并不能直接产生创新结果，新闻创新是在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关联的编辑部行动者网络中发生与开展的。
　　第三，技术、编辑部各类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投入在创新上的资源以及编辑部的原有规制，对一项具体的编辑部创新策略（比如“微新闻生产”）的开展有重大影响。其中，技术因素先天性地决定了“微新闻生产”只能以相对微型的方式展开，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单凭“微新闻生产”的创新尚无法形成对纸媒新闻生产的范式更替。而原有规制、生产者关系和创新资源等编辑部结构因素可用来理解“微新闻生产”的不同。在不同的编辑部内，正是因为这些结构性因素的表现形态和关联方式不同，才使得看上去相似的创新策略在实践中的差异很大。
　　第四，编辑部创新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存在“路径依赖”，也仍保留着（至少目前如此）多重可能性。本文分析的“微新闻生产”不是编辑部创新的同义语，而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微新闻生产”对编辑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推出新的新闻产品、打造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名片、赢得众多粉丝，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样的创新实践适应技术、形成合力、累积资源、优化媒体的原有规制，为后继创新打下基础，并最终实现媒体范式的全面升级。新闻媒体所遭遇的语境式的危机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使得编辑部创新不仅受制于“路径依赖”，而且具备多重可能。至少从眼下来说，路径仍不明显，结构尚未板结，编辑部在这样的创新“窗口期”更应该行动而非等待。■
　　
王辰瑶　喻贤璐/ 王辰瑶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喻贤璐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感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以及“新闻生产工作坊”诸位同仁的建议和启发。感谢所有被访者的无私帮助。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新闻报道观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CXW001）成果之一，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①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5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收录于李培林 陈光金等主编：《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美]约瑟夫·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第73~74页，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③彭兰：《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新闻界》2012年第6期
④蔡雯：《媒介融合带来新闻编辑部角色变化——从新闻采编到知识管理》，《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4期；曾庆香、王超慧：《众筹新闻：变革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11期
⑤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
⑥[英]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互联网的误读》，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⑦BoczkowskiPablo J.Digitizing the news: 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s. 2004.The MIT Press.
⑧谢新洲、安静：《媒体微信公众账号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新闻战线》2014年第9期
⑨Paterson CDomingo D (eds) .Making Online News: The Ethnography of New Media Production. 2008.New York: Peter Lang.
⑩[丹]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中文版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Fred Turner.Actor-Networking the news.Social Epistemology?Vol. 19No. 4.2005.pp. 321–324
[12]Amy Schmitz Weiss &D.Domingo.Innovation processes in online newsrooms as actor-networks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new media & society .2012(7) .pp1156–1171.
[13][17]Couldry.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edia: do they connect and on what terms?inHeppA.KrotzF.Moores, S. and Winter, C. (eds.)Connectivity, networks and flows: conceptualizing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Hampton Press.2008.pp. 93-110
[14][19]latour.B.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in J. Law (ed).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London: Routledge.1991. pp103-131.
[15]John Law &John Hassard.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After. Oxford.1991
[16]Ursula Plesner. An actor-network perspective on changing work practices. Journalism. 2009.vol10(5).pp604-626.
[18]汪丁丁：《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