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敏　张晓纯
　　【本文提要】本文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此外，这52人样本中，至少有39人具有十年及以上新闻从业经历，他们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或多或少有些交集，这些资深记者对于自身角色和心态的阐释，以及对于新闻业转型的判断，为研究中国新闻业转型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关键词】告别话语 媒体人 转型 黄金时代　
　　【中图分类号】G201
　　2015年11月，原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新京报传媒副总裁刘炳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先后离职，再加上之前9月份，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张泉灵离职，传统媒体人频密的离职事件一次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公众不但关注媒体人离职后的新去向，也关注媒体人离职时的“告白”。从最初的震惊、感慨，到后来的麻木、反感，再到如今的调侃、戏谑，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批驳，公众对于媒体人离职告白的态度，正发生微妙的变化。这在由张泉灵的离职告白《生命的后半段》所引发的社会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媒体人离职时“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离职告白究竟是对新闻行业的沉痛告别，还是在虚伪地谈情怀，抑或是炒作一把、搞品牌营销等，即使在媒体人内部，也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
　　本文搜集了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其中既有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官方媒体的，也有来自《东方早报》《南方周末》等市场化媒体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站等不同媒体（见表1），较全面地涵盖过去六年多时间里撰写了离职告白文本的媒体人群体。这些离职告白文本主要以个人微博（包括140字以内的微博和长微博）、公开信（发表在博客、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访谈（接受媒体采访或在公开讲座中接受提问）、内部邮件（群发给同事的邮件被公开出来）等四种形式出现。
　　本文希望能跳出情绪化的批判和诛心的动机猜测，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或沉痛或激昂或平静的诉说里，探讨媒体行业大变局之下，媒体人究竟是如何看待自身角色，如何看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未来发展方向的？将这些离职告白文本综合在一起的话，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媒体转型图景？
　　
一、媒体人“告别话语”研究文献回顾
　　对于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已有国内外学者将其定义为“告别话语”（goodbye discourse）并展开研究。其中，厄舍（Usher）将记者们以离职信、邮件、演讲、专栏、博客等形式发表的离职告白文本视为记者们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业“最后的”沉思，在对这些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离职记者们认为理想的新闻业不再存在了（也许从未存在过），他们将此归咎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资本的贪婪，而不是反思他们的专业价值和新闻实践在变动的媒介环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也不去考虑在新的媒介经济环境下，记者的职业文化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文章试图以一种文化视角探究“告别话语”背后所折射出的主流媒体的衰落。①
　　斯波尔丁（Spaulding）则以2009年4月被《巴尔的摩太阳报》裁员的一群员工的网站叙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前员工撰写的从事新闻业的反思和“告别叙事”中的“诗意”。文章认为，单个地看，这些员工都在告别叙事中表达了他们对于工作和职业的依恋，将其汇集到一起的话，这些叙事戏剧性地解释了媒体组织衰落的影响，并且为审视记者这一“阐释性社群/共同体”话语中“怀旧”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契机。斯波尔丁分析了“怀旧”如何在个人和集体层面发挥作用，认为“怀旧”作为一个桥梁和纽带，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连接在一起。②
　　关于“怀旧”，国内学者白红义在对12位离职新闻人的告别文本进行研究后也发现：“在撰写告别书时，这些离职新闻人总是会从自己为何进入新闻业开始追溯，他们对于选择新闻职业的回忆充满了怀旧的情绪。而在这种集体怀旧中，当下的离去则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含义，告别也为当下的新闻人提供了反观自身的机会。他们的告别话语有意将过去与当下的新闻环境进行对比，凸显新闻业所面临的困境。” ③
　　这三篇关于媒体人“告别话语”的文章，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给了本文很多启发，可以看出，关于媒体人“告别话语”研究的一个共同点都在于，它试图把个体的叙事和整个行业或机构的影响勾连在一起，从微观到宏观，通过媒体人的内部视角来观照主流媒体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因应新经济和新媒体形势所做出的调整，以便更好地理解新媒体和经济的变化给新闻业带来的影响。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进一步展开研究的价值和理由主要在于：
　　第一，研究对象方面：“裁员”是上述两位国外学者研究的关键词，即厄舍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被裁员或主动“买断”的记者，且其告别话语发表时间为2003～2008年间；斯波尔丁的研究对象是具体一家媒体（《巴尔的摩太阳报》）在2009年那次大裁员（裁员三分之一）中的失业员工，其中包括了广告部、用户服务呼叫中心等非采编部门的职员，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基本不存在被“裁员”的情况，他们大都是主动转型、且往往有更好的去处；再者，本文研究对象聚焦于媒体中从事内容生产的采编人员的离职告白，没有包括广告、经营人员，研究问题更为聚焦；且样本跨度从2009～2015年，涵盖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通讯社、网站等不同媒体。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表1的搜集仍可能存在疏漏（比如有些媒体人只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离职告白，笔者未能搜集到），但考虑到一方面，那些知名度较高、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人的离职告白往往能够引起社会广泛讨论，对于这些“告别话语”，本文基本收录其中；另一方面，笔者也参考借鉴了对国内新闻业界有长期关注的学者白红义的研究，④与他搜集的2013年～2014年12位离职媒体人的“告别话语”样本相对照，本文剔除其中2个名字、原供职单位不详的媒体人，以及1个曾在媒体做经营而非内容生产的媒体人之外，其余9个都包括在本文研究对象中。
　　第二，研究发现方面，厄舍的文章批评记者在讨论新媒体给行业带来的影响方面做得不够，认为记者往往将新媒体视为威胁而非机会，这可能因为研究文本大都集中在2003～2008年间，彼时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并不如当下这样显而易见。而从本文研究来看，离职转型的记者大都充分意识到新媒体带来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对新闻业核心价值会有怎样的影响，需要结合中国语境做进一步研究。
　　
二、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溯源
　　关于媒体人离职告白，本文追溯到了原中央电视台制片人、主持人王利芬，她于2010年3月17日在个人博客发表文章《人生转型服务社会依旧》，⑤交待自己离开中央电视台后的工作情况及未来去向：创办网络电视平台优米网。至于离职原因，她简要地以一句“我要创业”来概括，提到“人到中年”“时间的紧迫感”，称“虽然我的人生在转型，但是服务社会的目的不会变”。
　　王利芬应该是较早将自己的离职描述为“转型”的媒体人。在她之后，直到2013年3月，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郎朗离职加入腾讯，其间的三年时间里，只有刘东华、简光洲两位记者以微博的形式简单确认了离职的消息，另有傅剑锋、高宏利、马东三位记者，则是在离职一两年之后，才以受访或自述的形式谈及个人对媒体人离职、转型的看法（表1　表1见本期第18页）。
　　上述对于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溯源与学者魏武挥在一篇文章中的分析基本吻合，“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后来加入腾讯的郎朗觉得，好像是他第一个这么干的。不一定是实情，但的确就是这几年才流行的”。⑥
　　从表1中可以看出，自郎朗发布《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之后，2013～2015年间，以各种形式发表了离职告白的媒体人共有49位（包括上述提到的傅剑锋、高宏利、马东）。在所有样本中，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媒体人最多，达到13位，其次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8位。
　　对于传统媒体人将离职描述为“转型”，网上有一种广为流传的嘲讽：“就你们媒体人话多：你们媒体的记者、主持人、编辑们，都太爱装饰自己了。跳个槽是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是转型、是自我突破；不跳槽就是坚守新闻理想、那么有情怀。反正你们干什么都那么美好、有情怀。不就是换个工作嘛，你看看别的行业哪有这么多废话。只能佩服你们太能扯了。” ⑦而学者范以锦显然不这样认为，他提出，现在的“转型”与早前的“工作调动”或“跳槽”相比，不只是字眼上的差异，而是在内涵上有实质性的不同。他认为，早期的媒体人还是很看中体制内的“铁饭碗”的，希望能通过正常的组织调动保留原有的身份。到了“跳槽”阶段，媒体人不再留恋体制内的正式身份。但“跳槽”还大多是从一家传统媒体跳到另一家传统媒体，是专业媒体内部之间的人才流动；而后，媒体人比较集中往商业门户网站发展；如今，进入互联网公司的媒体人很多，变化很大的是从过去一般是做内容，到现在各类角色都有，包括新媒体产品设计、营销，社交平台管理，资本运作。传统媒体人纷纷转型，这是全媒体时代给媒介素养较高者带来的新的机遇。⑧
　　表1中离职媒体人的去向也印证了范以锦的判断，除了去高校教书或深造的5人，没有明确提及去向的4人，以及做独立媒体人的江雪、去香港卫视的白燕升以外，其余41人中，21人选择了创业，20人选择了去公司。即使这41人所在的公司或创业项目与媒体仍有一定关系，但他们实际从事的工作已经和传统媒体的新闻采编业务非常不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媒体人将自己的离职称为“转型”，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很多人需要告别自己的传统媒体人身份，在几乎全新的领域从头开始，这与其他行业内的换工作有很大区别。
　　此外，盘点表1中52位媒体人的媒体从业年限，除3人情况不详外，拥有10年以下媒体从业经历的10人，10～20年媒体从业经历的27人，20年及以上媒体从业经历的12人。也就是说，样本中75%的离职媒体人有10年以上的从业经历，这些资深媒体人的离职转型，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其他行业的跳槽简单相提并论。
　　
三、从离职告白文本分析媒体人转型四大原因
　　媒体人在离职告白中写了什么？总的来看，对离职原因的解释、对新闻行业的看法、对相关各方的感谢，以及对未来去向的告知等四个部分，构成了文本的主要内容。而在解释离职原因时，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选择等四个方面，是影响传统媒体人离职的主要原因。
　　1.体制禁锢：理想遭遇折磨，媒体人渴望更自由的表达
　　笔者在进行离职文本的内容分析之前，一个初步的预设是：报道空间的受限、传媒体制的禁锢是媒体人离职的重要原因，他们应该会在文本中大量分析、批评这种现状。但在梳理文本后却发现，52个样本中，只有5人较多地阐述了体制方面的影响，其中3人来自央视。
　　比如，崔永元抱怨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题目遭到枪毙是常态，“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⑨
　　原央视《焦点访谈》记者武卿也谈到，“舆论监督节目，每期都有风险，能否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顺利拍完、平安播出，真不好说”，“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都可能有的遭遇——作为电视调查记者面对这些，没啥特别。也因为这个，我一直在接受、承受，偶尔要忍受。但是，内心渐渐有了空洞”，“生产力、创造力不能充分释放的压抑感，离地三尺找不到着落的空洞感，从2010年就开始有了”，空洞越来越大，继而感到迷惑、不安。“事实显露得越来越清楚明白：央视，不是你安放梦想的地方。也许，我要走了”。⑩
　　原央视制片人王青雷是样本中唯一一个被动离开媒体的新闻人，他被辞退的原因据他自己在离职文本中分析，与“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发布的微博”有关。他表达了在央视做新闻所受到的限制，“按照新闻的标准，我们希望报道、应该报道的选题，被一次次地驳回；我们希望发出的声音、应该表达的态度，一次次地夭折”，“一年里，我们会接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我的离开只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新闻理想这样的信仰在这里暂时迷失了方向”。[11]从三位原央视记者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报道选题被毙，且这一情况长时间、大量地存在，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热情，尤其是和新媒体相对宽松的报道空间进行对比，这种传统媒体内部的禁锢更让媒体人感到苦闷。
　　原《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提到：“近两年的纸媒，尤其是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我入行12年，这两年感觉到政策的变化给深度新闻的原创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开发和运营。需求和现实的矛盾会让人特别难受……这种煎熬很难去适应。我已经咬着牙适应了3年，现在真的觉得应该寻求些变化。” [12]原《华商报》记者江雪在离职告白中提到，“现在我们的主流媒体上，或是市场化媒体上，有一个大框框的限制，一方面是审查”，“有些很有价值的东西很有可能因为管制的原因而无法出来，造成我们可能要先自我审查”，她“期望有一种更自由的表达”。[13]这种对“更自由的表达”的期待，不想再继续忍受的心态，形成记者群体“针对整个‘制度’的怨气”，[14]促使传统媒体人加速离开。但必须指出的是，记者们抱怨的对象通常是不明确的，对报道选题的干扰究竟来自哪里，是媒体内部自我审查居多，还是媒体外部干扰居多，抑或是其他情况，在离职文本中并没有特别清晰的指向，一切归咎于巨大的“体制”之下。比如原《新京报》记者田颖只是简要提及“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离开的，不是那些个有病的读者，而是整个新闻行业的审查监管”，“所谓哀莫大于心死，我对记者所处的大环境，寒心至极，后会无期”。[15]原《华商报》记者王晓亮在回顾自己的记者生涯时，将温州动车事故视为转折点，认为如果想在新闻业务方面有进一步突破的话，就“遇到了天花板，很多东西不能说，不能碰，很多领域你跟本不能涉及”，“如果你还有多做一些事情的念头，转型，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16]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体制束缚表达不满的媒体人基本来自央视和市场化报纸，且这种抗议是相对隐晦的，因为过多阐释这一点的话，文章就容易被删除（如王青雷的离职告白文本就被新浪微博删除），但这样的话，对于新闻行业争取外部普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了解传统新闻人出走时的内心苦闷，揭示新闻行业转型中遇到的制度瓶颈，就显得不够了。
　　2.技术冲击：新媒体崛起，媒体人感慨“黄金时代”不再
　　身为媒体人，他们往往能够较早地敏锐感受到新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网易、后又从网易离职创业的龙志认为，“除了大家经常抱怨环境不好，更直接的是来自外部，来自网络的冲击，更先进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传统媒体”。[17]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马东从开机率下降的数据，意识到这个行业“从根上发生了巨变”，“如果对此麻木，就不是一个敏感的媒体人”；[18]记者王晓亮称，“2013年，都市类媒体真正意识到了寒冬……在新闻法尚未出台、职业化还未成型、新闻专业主义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候，都市报已经进入末日黄昏”；[19]原《东莞时报》编委高宏利称自己“既抓住了纸媒黄金十年的尾巴，也慢慢看到了危机四伏的星火”；[20]傅剑锋则感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已经完全被互联网所替代了……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21]对于“黄金时代”，原《解放军报》记者孙礼在离职告白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后说，“请原谅我花了这么冗长的文字，来描述这些这些金碧辉煌的黄金年代。因为我曾在其中度过最美好的时光”，但还是要“告别旧时代的军事新闻业”，“上岸了”，毕竟“在媒体颠覆性的大变革前夜，既然谁都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在哪里，何妨就走走看呢，到一个陌生的新世界里去，总不会比一艘沉没的巨轮更糟糕”。[22]黄长怡则提到，“不是哪份报纸的黄金期过去了，而是报纸这种媒体的黄金期过去了”，“自己身处一个人人都说‘夕阳’的行业……根本无法为拯救这个行业做些什么。我自己本身就需要拯救”。[23]前《南方周末》记者张俊彦也注意到作为媒介的载体正在发生变化，“媒介的天平上，传统大众化媒体这一端早已高高翘起，而更丰富、繁杂、无处不在的媒介正急速下沉”；[24] “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不一样的玩法，打破了原来的生态系统（刘洲伟）”；[25] “为了人生不留遗憾，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我必须走出这关键的一步（郎朗）”。[26]“生态系统被打破”、“黄金时代过去了”、“身处夕阳行业”、“传统媒体天平翘起”、“沉没的巨轮”……将上述媒体人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比喻意象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他们对传统媒体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悲观心态。
　　而这种说法，早在2010年末，面对刘东华的离职，曾任《京华时报》总编辑、《中国周刊》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的朱德付就提出，“这也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而那个时代，充满了光荣与梦想”。朱德付称，从2005年前后开始，传统媒体已经基本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新媒体的冲击让传统媒体成为强弩之末，像刘东华这样的老媒体从业者已无法再在这个领域超越自我，选择转型是一种对历史潮流的顺应。[27]不过，被迫离开央视的媒体人王青雷坚持认为，不能将当下中国传统媒体衰落的现象过分推给技术因素，“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场变革的本身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因而传统媒体的溃败无可挽回。坦白地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包括央视在内在中国传统媒体，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28]而2015年12月刚从《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岗位离职的徐列也认为，“记者并没有衰落。现在是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兴盛的时代，而记者永远处在黄金时代”。[29]尽管有记者将自己的离职视为“从旧体制里逃离出来”（王晓亮），但仍有部分离职媒体人，如原《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方可成，拒绝用“逃离”来形容自己和新闻的关系：“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方可成）”；[30] “并不是理想本身产生了动摇，而是实现理想的方式和手段正在变化”，叶伟民产生“强烈想走出去的想法”，看看个人以及这个行业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可能性，他认为自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走出来的，绝非“逃离”。[31]应当说，记者们谈论“逃离”与否，往往是就原机构和体制而言的，对于新闻行业本身，他们即使离开，仍不吝赞美。“新闻媒体是伟大的行业（徐洁云）”，“对于新闻，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值，我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样一个充满荣光和骄傲的行业，无悔（张国栋）”，[32] “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谈责任和理想了，但在电视节目中还需要责任和理想”，“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用你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这非常重要（白燕升）”。[33]对曾在媒体度过的时光，他们的描述是“愉快而飞快的美好时光”、“收获颇多”、“一个精彩的存在”（高宏利），“最宝贵的青春”（简光洲），“最美好的时光”（卞君君），“最值得珍视、最富挑战的时光”（张力奋），“最单纯快乐的十年”（张寒），“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段”（罗昌平），“谈到过去那段媒体时光，整个人都在发光”（雷沛），“自豪”（李洪洋）且“毕生难忘”（徐洁云），“到今天我也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像我这样，在五六年前的那个夏天进入严肃新闻行当的新闻人，可谓生逢其时”（孙礼）。
　　3.营收压力：采编不如运营，媒体人担忧减薪甚至失业
　　至少有6位媒体人在离职告白文本中谈到了传统媒体在经营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未必是自己所在媒体已经遭遇到的，更多的是整个行业的、带有恐慌传染情绪的经营困难，“全国很优秀的纸媒（能排到全国前十的纸媒），经营收入很多都降了四五成，而且相对于去年同期是亏损的，这就让员工对未来、前景有很大担忧——哪天这个媒体不在了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康少见）”；[34]媒体人已经意识到，“形势比人急（胡赳赳）”，[35] “却又没有一个好的应对策略（江雪）”，[36] “纸媒的日薄西山之势无法阻挡……即使如澎湃新媒体的尝试，亦未让人看到经营模式的希望（张国栋）”。[37]原《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自身转型原因时就谈到：“但凡纸媒能再活5年，我都不会出来创业。之前的老板待我不薄，薪水很不错，我个人又几乎不花钱，骑车上下班。但是，形势逼人，不创业就要失业。” [38]媒体经营压力之大已经从经营部门传导到采编队伍，甚至开始直接影响记者的薪酬和地位，这让习惯于只考虑内容生产的传统媒体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南方都市报》编辑黄长怡在离职告白中提到，“那个时候的纸媒更纯粹，只对内容谈内容，做报道就是做报道，媒体人觉得自豪的地方在于采编和内容的彻底独立，采编不管经营怎么样，只做独立的内容，但现在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媒体不管是任何一个环节都要至少考虑能不能传播起来”，“呈现一种‘采编不如运营’的趋势，现在能直接拉动业绩的是经营部门，采编似乎没办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39]认为资本不在乎新闻、不重视高品质新闻的想法，厄舍（Usher）在对离职媒体人的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现象，但该文认为，以为过去的黄金时代更重视新闻理想，可能是一种错觉，那只不过是因为过去媒体经营上没有压力，有钱投入内容生产而已，媒体盈利的好处是可以做高品质新闻，而不是相反，不能倒果为因。
　　当然，尽管收入方面是短板，但传统媒体行业的“自由”仍是不少离职记者所怀念的，原《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国栋在长微博《和泪埋葬理想》中说，“这份职业除了没有达到财务的自由，但时间、空间、心灵的自由，在离开她之后，才发现这些是何等宝贵和不易”，[40]记者郎朗也认为，“在媒体的收入可能不高，但是在时间上你是自由的，也就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41]4.个人选择：求新求变，媒体人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在梳理媒体人离职文本时发现，他们其实花了更多的篇幅在阐释自己的职业选择，这种在公开文本中与自己的对话，似乎更多的在说服自己、解释自己。武卿在解释自己写离职告白的原因时分析到，一方面，对央视也许有种“对恩师的感情”，另一方面，“我需要给自己一段历史做结，我们文科妞、媒体人，有时候就这么‘能扯’。此外，有些东西，我要释放，释放之后才能放下。还有，作为媒体老兵和创业新兵，我需要和用户、关注我们的人沟通，告诉他我是谁、价值观是什么——写文章是我的方式” [42]。对于离职记者的这种“情怀”，学者魏武挥分析，在职业转折当口，那些离职创业的媒体人尤其需要说服自己、为自己打气。[43]第一，追求新鲜，发现自己在其他领域的兴趣。
　　“想做些不一样的东西（罗昌平）” [44]，“想尝试点新的东西（张寒）”，“想从安全区跳出来（郭光东）”，“想寻求刺激的、有新的东西、我又能接受的生活方式（马东）”，[45] “遵从内心感受”、“愿意求新求变”（杨柳），[46] “进行自媒体的新尝试（秦朔）”，“如果再不趁着这个时候尝试新东西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刘炳路）”，[47] “我对一切新的事物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不怕改变、不怕重新适应，重新学、我不怕输、不怕麻烦、更不怕将自己的一切推倒重来（青音）” [48]……类似的求“新”、求“变”的表述在媒体人的离职告白中比比皆是。原央视主持人张泉灵称，“如果不够好奇和好学”，会跟不上世界的变化，“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我的好奇，在42岁还有的好奇。艰苦的挣扎也没有磨蚀的好奇”；[49]龙志在接受访谈时则谈到，“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人生轨迹，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让我害怕，不是迷茫，只是恐惧一直在消耗自己，没有成长了，明明很年轻，却又感觉人生就到头了，这是让人绝望的事”，“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不喜欢这样的状态，我想出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50]方可成在从事了三年新闻工作后，认为对中国新闻业“问题与病态的观察，也在激发着我投身研究的好奇心”，[51]故投身高校，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做出同样选择的是从事媒体工作20年的闾丘露薇，她坦陈“喜欢挑战，也喜欢压力，因为这样才会让自己有进步的空间”。[52]中央电视台原主播曾湉更是在离职告白中决绝地否定了自己对于新闻的兴趣，决定要去“做自己打心眼里愉悦的事情”：“我并不那么爱新闻不是吗？否则这些年伴随我的怎么会只有焦虑和不安，全无愉悦和享受呢？只是，从小受过的教育使我必须做一个‘好学生’。我甚至对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感到羞耻，认为这样的自己大逆不道。是的，我一直非常认真，非常努力，非常坚持，在别人眼中也算小有成绩。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不允许自己不认真、不努力、不坚持而已，不是因为我爱，真的不是。” [53]第二，年岁渐长，需要对职业和人生重新规划。
　　年岁渐长的焦虑以及传媒体制对记者职业保障不够，是促使传统媒体人离职的原因之一。“在中国，记者行业是一碗青春饭”（王晓亮），原《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也认为，调查记者的成长是“吃青春饭”的。记者不像律师或者医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验的丰富不断增值，在中国做记者，随着经验的丰富是在贬值的。调查记者的转行是由体制本身造成的。在国外记者的待遇不是这样，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华尔街日报》，许多记者都可以做到白发苍苍，是因为它们的体制保证了他们可以这么做。[54]原《凤凰周刊》执行主编黄章晋称：“在传统媒体框架内，中国的产权制度限制了内容团队的发展，因为即便做得再好，创造的成果也不能归个人所有”，“很多人做一辈子记者也很难混成钱多事少的编委，成就感和待遇没办法得到满足。” [55]因此，在从事了数年新闻工作后，记者们感觉“进入了职业瓶颈期（李铁）”，担心下岗、担心失业，“于一个已经‘三八’高龄的大叔，真到了老胳膊老腿都动不了没人要的时候，又面临下岗，人生会是何等的悲凉（张国栋）”；[56] “50岁是个坡，上去之后怎么走，是个大问题。我不愿岁月被看破。我怕余生空虚，真正老无所依（朱建）”。
　　而相比传统媒体，记者离职后转型去公司或创业的话，往往在收入和职业上升空间上有较大提升。叶伟民就坦陈，“跳到一个新公司去，完全没有物质上的一些考虑是不现实的。我只能说薪水比以前要高出相当可观的部分……除了工资，公司也有更多的激励手段”。[57]第三，动力消失，做新闻的理想在幻灭。
　　对于理想的幻灭，媒体圈中流传最广的大概是田颖那句“去你妈的理想，姐赚钱去了”，田颖在离职告白中感慨“我宁愿记者并非我的理想，而只是一个混饭吃的工具，那样我就不会伤心”，但同时，她为“怀揣新闻理想、敢于冒风险揭露事实的同事们，感到骄傲”。[58]从湖南某纸媒离职的记者雷沛称，早前在其离开原供职单位《云南信息报》后，理想“迅速死掉”，离职原因“大概是不谙世道艰辛谋生困难职场险恶做人圆滑的职场菜鸟的理想主义洁癖”，认为“理想与现实大多时候无法共存于当下中国。鱼与熊掌的人生之辩，有人求仁，有人求富，想要二者兼得的往往痛苦其中。或许媒体人就是这样一个群体”。[59]媒体人“对新闻的兴趣在减退（郎朗）”，[60]其实和前文中提到的传媒体制有很大关系，“等了三五年，发现这个生态环境根本没改变，我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谁愿意这样消耗自己？三五年之前，我的心已经游离了，我手头的工作不足以调动我的激情了（白燕升）”；[61] “关键是你说服不了自己继续做下去：理想主义？传媒情结？道义和承诺？饭碗？这些动力一夜之间消失了（胡赳赳）”。[62]当然，面对这种兴趣的减退、理想的幻灭，也有人选择了以另一种方式坚守，比如记者江雪在回顾自己从事新闻行业的“初心”时说：“我真正关切的，就是我的心。它最初的模样，我忘不了。不管是在灭题机构里做记者，还是在今天，选择做一个独立的记录者。和它，都有关系。” [63]第四，家庭或身体因素，以及周围人离职产生的影响。
　　比如，刘建锋在离职告白中写道，“我本身怀有的溃疡性结肠炎这一痼疾，和此次严重发作的膝盖伤病，已经为我原计划长期做下去的独立调查事业，画上了一个句号”。[64]李咏透露自己离开央视的原因是“想做一个合格的爹，能有更多的时间陪女儿”，强调自己身为丈夫、父亲的责任，“现在已经到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阶段”。[65]原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解释自己辞去一切职务是“由于老人、子女、身体等家庭原因”。[66]记者张俊彦和原《东莞时报》编委高宏利则特别提到了身边人离职、行业躁动所产生的影响：“2014年，我原先供职的南方周末新闻部发生了太多变化：曾对接的4位编辑中有3位离开，去向均为互联网公司；与我并肩战斗的记者中，起码有5人离职。这些数字还远未包含时局、经济、文化等部门的离场者（张俊彦）” [67]；而“全行业的躁动和不安”，“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行业整体转型升级中个人需要支付的成本”等因素，也让高宏利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审视和规划。
　　其实，对于长期活跃在媒介平台、在互联网空间发言的记者来说，他们在身份变更的时候发离职告白，对公众做个交待，是很自然的，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位媒体人的离职文本中都离不开“感谢”二字，感谢的对象涵盖了同事、同行、读者、原供职单位，亲人、媒体投资方，商家企业、领导、引路人等；其中离职的媒体运营者，会比较注意感谢广告商，比如原《新周刊》执行总编辑封新城就特别感谢了投资方、广告商、广东新闻出版方面的各级领导以及读者；此外，李洪洋在离职信中“感谢党和国家对我数十年的教育、培养及信任”。[68]
　　
四、从离职告白文本看转型中的新闻人自我角色认知
　　离职告白文本虽以记者个人为主体，阐述的是个人心态，但文本的丰富程度又显然不尽于此，不少记者在文本中谈到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以及个人对于传统媒体转型的思考，比如原《今日咸阳》常务副总编辑何超的离职告白全文都是对传统媒体转型的思考，坦陈“愿意给这个行业贡献我最后一点力量：把我个人一些不成体系的想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批判” [69]；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青音在传统媒体的新媒体部工作、运营“中国之声”微博时，强烈地感受到新媒体、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没有媒体优越感，大家想的都是怎么吸引受众，怎么抓住用户，怎么以用户感受为出发点呈现内容”。[70]原《东莞时报》编委高宏利在离职告白中对媒体业“不投广告就搞他，投了广告就压稿”的粗鄙现实提出批评，认为很多媒体运营者不能正确认识媒体的权责，而且“传统媒体的转变速度有点慢”，“守着一大堆采编精英，却不能很好地通过营销手段利用这笔最核心宝贵的财富，实是浪费”。[71]罗昌平认为，“传统媒体转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两者基因不同，很可能需要牺牲一代新闻人，以此完成升级换代”；[72]康少见具体分析了传统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的几个方面：用户转移、纸媒经营困难；纸媒很难满足用户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需求；版权保护长期不力，进一步加剧纸媒衰落；[73]叶伟民提出，传统媒体的转型急需解决改革动力的问题；[74]胡赳赳则认为，“要成就大事、大媒体，必得有包容之心不可。首要一点：就是不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对立；其次：不把技术和内容对立；再次：不把平台和外界对立。如此，行业才有希望”；[75]原央视记者武卿甚至为老东家开出了转型“药方”，提出央视转型的三个抓手分别是制度、产品、生产方式。[76]身处转型中的新闻业，这些已经离职的传媒人在身份改变的过程中，一方面依然在思考传统媒体的转型出路，另一方面，也在总结记者这个职业给自己带来的滋养，反思记者转型可能遇到的难题。
　　比如，黄长怡提到，“严肃媒体的黄金期所培养出来的记者编辑群体，其扎实严谨的内容功底是难以复制的”，“作为记者，是公众媒体的角色，压力也好，对能力的要求也好，记者承受的东西是更高层次的，在非传统媒体里很难受到这样的培训”；[77]康少见称，这个职业让记者群体包括他本人在内能迅速地去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能洞悉时代的大势、看到一些问题；[78]胡赳赳也认为，“这才是媒体人的本钱，是其价值所在。你对议题的设置、评判，你的见解、洞察力，你在哪一个层面或哪一个境界上去切开事物的核心，这些都是‘金不换’，花钱买不到的”。[79]新闻业对记者技能的培训、人格特质的塑造，让不少记者在离职之际感念不已：“对内容的发现、鉴赏、理解、挖掘、聚合是我的优势，这些多年新闻训练所沉淀下来的技能对我帮助很大（叶伟民）”；[80] “严肃媒体的黄金期所培养出来的媒体人，其扎实严谨的文字功底是难以复制的（卞君君）”；[81] “在央视就像‘正规军’，工作纪律严明，常年从事新闻直播工作，面对各种变化、突发事件等，对个人业务，包括从业者的心理素养、气质等，都打下了特别牢固的基础（杨柳）”；[82] “几年过去回头一看，特别感恩这份工作的滋养：理性、平衡、客观，深入、准确、逻辑——深度调查报道对记者、编导的要求，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成人性格特质的一部分（武卿）”；[83] “慢慢懂得，做一个合格的记者，不单单需要敬业、勇敢和专业，还需要思考的能力、独立的精神、面对压力的勇气（闾丘露薇）”。[84]当然，记者的职业训练带来的不仅仅是优势，在面临转型的时候，很多记者也注意到自身的不足。叶伟民和张泉灵两位记者就特别提到了“思维方式”的转换：“最难放下的还不是名利，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是思维模式”，“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张泉灵）”；[85]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转型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甚至在某些时刻是痛苦的。这种痛苦首先来自思维方式的不同。你必须要以一个不是先入为主的、不以自己想象为前提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看待这个行业，看待一些你觉得以前已经懂得很多的领域，一切重新再来（叶伟民）[86]。
　　
五、小结
　　可以说，直到现在，这一场媒体人的离职潮似乎仍没有停止的迹象，且很可能随着行业洗牌的加快而继续下去。尽管不断流出的媒体人离职告白文本已经开始引发舆论对其“动不动就谈情怀”的反感，认为“离职就是一种精心平衡过的利益计算”，但当这些离职文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媒体人的这些离职叙事还是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业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新闻人的视角。
　　有研究指出，新闻专业话语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大量涌现是记者话语实践发生的重要变化，而对缺乏共识的中国新闻界来说，一次次的关键事件或热点时刻中的讨论都是一次次增进共识的机会[87]，因此，这些以公开信、微博、微信等形式，面向社会公众公开阐释记者离职转型心态的文本，有必要放在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并在后续展开深入研究：第一，可以进一步扩大搜集范围，将更多的离职文本纳入研究视野；第二，研究媒体行业的坚守者，看他们是如何阐释坚守的理由、如何理解新闻业的变化，以丰富对媒体转型图景的认知；第三，研究非传统新闻工作者、新加入媒体行业的新闻工作者是如何看待传统的新闻价值，以及如何定义记者的。相信这些后续的拓展研究能够为更好地理解中国新闻业转型、理解传统媒体人的转型提供更丰富的解释。■
　　
陈敏　张晓纯/陈敏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张晓纯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3级本科生。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红义对本文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4级研究生王欢在前期资料搜集方面提供的帮助。本文受到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桐山基金项目（编号：54500001），以及中山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16300009）的资助。
　　
　　
注释：
①Usher, N(2010).Goodbye to the news: How out-of-work journalists assess 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 New Media & Society12(6)911-928.
②Spaulding,S.(2014).The poetics of goodbye:Change and nostalgia in goodbye narratives penned by ex-Baltimore Sun employeesJournalism: published online first.
③④白红义：《“下个路口见”：中国离职新闻人的告别话语研究》，《上海传媒发展报告（2015）》第280~291页，强荧、焦雨虹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⑤王利芬：《人生转型 服务社会依旧》，新浪博客，2010年3月1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646b40100hdoq.html
⑥[14] [43]魏武挥：《怎样看待媒体人离职的公开宣言》，微信公众号“新榜”，2015年9月14日
⑦苏天翱：《媒体人，你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5年9月13日
⑧范以锦：《媒体人转型，越转越糟还是越转越好》，腾讯大家，2015年9月21日，http://dajia.qq.com/blog/191674005338617
⑨张英：《“喜欢我的人，请擦亮眼睛” 现在的崔永元，才是真的崔永元》，《南方周末》，2014年7月10日
⑩[76][83]武卿：《告别〈焦点访谈〉我创业了，临了有些真话想说》，微信公众号“卿谈”，2015年9月11日
[11][28]王青雷：《告别央视——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些“真话”》，王青雷新浪微博，2013年12月1日
[12][34][73][78]王海萍：《又一个深度部分崩，又一个深度部主任离职 |对话》，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5年6月6日
[13][36]张耀升：《江雪：我的“雪访”期待更自由表达》，微信公众号“传媒狐”，2015年7月17日
[15][58]田颖：《背后美女记者田颖：我为什么离开新京报》，微信公众号“记者站”，2014年9月18日
[16][19]王晓亮：《离开华商报，我为什么办编导培训班》，微信公众号“师大青年”，2014年7月2日
[17][50]龙志口述，贲贲采访：《网易新闻客户端总监龙志离职，下一步或将做女性电商产品》，微信公众号“新榜”，2015年11月24日
[18][45]勾伊娜：《马东：我离开央视不是出事儿》，《新京报》，2013年1月29日，http://www.bjnews.com.cn/ent/2013/01/29/246461.html
[20][71]高宏利：《【一个十年媒体人的转型自白】东莞时报原编委高宏利：我为什么辞去报社编委后又辞去企业媒体总监》，微信公众号“刘刚在路上”，2014年9月20日
[21][54]张志安、刘虹岑：《一个人的转型是一次自我修行——专访腾讯大浙网总裁傅剑锋》，摘自《转型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从业者访谈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22]孙礼：《一位解放军报人的离别：我们也该在大变革中说再见了》，http://www.tmtpost.com/65929.html。
[23][77]黄长怡：《十年后，我终于离开了纸媒》，微信公众号“麻麻在这里”，2015年7月2日
[24][67]张俊彦：《媒专栏|前南周记者张俊彦：转型后用新媒体传播藏传佛教》，微信公众号“全媒派”，2015年3月24日
[25]李阳林：《刘洲伟：离职后，他到底在做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媒体训练营”，2013年10月21日，文章转引自《创业家》
[26][41][60]郎朗：《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我为什么要离开》，共识网，2013年3月6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030678467.html.
[27]杜莉：《朱德付谈刘华东辞职：告别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凤凰网，2010年12月18日，http://tech.xinmin.cn/2010/12/18/8389229.html.
[29]岳怀让、郭琛、周航：《〈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徐列辞职，将前往美国做访问学者》，澎湃新闻，2015年12月2日
[30][51]方可成：《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方可成的博客，2013年8月3日，http://fangkc.cn/2013/08/goodbye-southern-weekly-hello-phd-life/.
[31][57][74][80][86]叶伟民：《从南周记者到ZAKER总编辑，两者体验上有何不同？》，微信公众号“仟言万语”，2015年3月16日
[32][37][40][56]张国栋：《和泪埋葬理想》，2014年10月18日，http://www.icaijing.com/life/article667080/.
[33]柴爱新：《白燕升谈离开央视真实原因：再不走我感到羞愧》，《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6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3-06/19/c_124875663.htm.
[35][62][75][79]胡赳赳：《我为什么离开〈新周刊〉》，搜狐文化，2015年9月23日，http://3g.k.sohu.com/t/n70966465?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38]xdnphb，《访谈/“一条”独家首访，回应百万粉丝来源、视频商业模式》，微信公众号“新媒体排行榜”，2014年10月10日
[39]马婧：《十年后，我终于离开了纸媒?|转型》，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5年7月10日。
[42]武卿、张耀升：《武卿：反思，我写辞职文的“险恶用心”》，微信公众号“卿谈”，2015年9月16日
[44][72]吴耀谦：《刘铁男举报者罗昌平告别新闻行当，称因举报事件可选机会不多》，澎湃新闻，2014年11月8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6503
[46][82]孙丹：《〈新闻联播〉主持人杨柳离职：正录制国学读物想做高端文化》，澎湃新闻，2015年7月26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6915
[47]张宇：《连刘炳路都转型创业了》，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4年12月27日
[48][70]青音：《再见，中央台！再见，广播！》，微信公众号“青音”，2015年12月22日
[49][85]张泉灵：《生命的后半段》，2015年9月9日，http://weibo.com/p/1001603885072209044487
[52][84]闾丘露薇：《告别一个自己》，“腾讯大家”专栏，2015年5月22日，http://dajia.qq.com/blog/480123049566693.
[53]曾湉：《告别央视，做个有情怀的疯子》，http://tieba.baidu.com/p/4149699205
[55]田香凝：《对话魔鬼教官黄章晋：拿到600万风投，大象公会是怎么炼成的?》，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2015年9月12日
[59]雷沛：《我为什么离开媒体圈？》，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760139.html
[63]江雪：《离开媒体，记录继续》，微信公众号“雪访”，2015年7月16日
[64]刘建锋：《独立众筹项目失败责任承担告支持者书暨告别新闻业书》，“去V的刘建锋”的博客，2014年9月17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e076820102v25u.html.
[65]孙志凯：《李咏首谈离职央视原因：想做合格的爹 多陪陪女儿》，凤凰网，2013年3月21日，http://ent.ifeng.com/idolnews/mainland/detail_2013_03/21/23375132_0.shtml.
[66][68]蓝媒汇李广综合报道：《北京日报社副社长也辞职了！发生了什么？》，微信公众号“记者站”，2015年12月4日
[69]何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谈十字路口处平媒的出路》，http://tech.163.com/14/0622/17/9VC3RNFC00094ODU.html
[81]卞君君：《Goodbye新华社，再不走我就老了》，微信公众号“ONE格子”，2015年12月24日
[87]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