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泓洋
　　【本文提要】深陷困境的传统新闻业在面对新媒体所标榜的“受众主动性”方面始终处于弱势。但是近年来美国等地兴起的“解困新闻学”实践帮助传统新闻业有所突破，实现了一种更高层面的“受众主动性”，让受众成为社会问题的“决策者”的“行动力”。本文梳理了“解困新闻学”的理念、兴起及发展，并通过对69篇“解困新闻学”报道的内容分析揭示“解困新闻学”的特征和本质。
　　【关键词】解困新闻学　传统新闻业　受众主动性 民生新闻　
　　【中图分类号】G210
　　
一、“解困新闻学”：对新闻实践现状的回应
　　随着网络媒体兴起，美国犹他州《犹他新闻报》（The Deseret News）危机重重，2010年甚至解雇了43%的员工。然而截至2013年2月，它已经成为全美发行量增长第二快的报纸，发行量较上一年同期增长15%。①《犹他新闻报》解困，要归功于其引进的一种新型报道理念——“解困新闻学”。
　　“解困新闻学”（Solutions Journalism，简称SoJo）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伯恩斯坦（David Bornstein）2008年提出的。他针对“现在的青年消费者对媒体的信息超载和让人不满的新闻实践感到无能为力” ②的现状，提出“解困新闻学”。他指出，“‘解困新闻学’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并非只是发现问题的新闻报道。它倾向于报道那些对社会问题做出了成功或失败回应的事件”。解困新闻学“不仅关注什么方案是有效的，而且它会基于证据和事实来说明该方案如何有效、为何有效。换言之，它注重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 ③
　　2008年，伯恩斯坦创建了探矿者网站（Dowser Media），旨在“支持新兴的、对解困新闻学实践感兴趣的学生记者”。④不过，该网站创办以来关注度并不高。
　　为了进一步推广这一理念，伯恩斯坦与另外几名记者于2011年建立了“解困新闻学网络”（The 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简称SJN），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将‘解困新闻学’这一实践方法进一步合法化并进行推广，促使新闻报道更加严肃、负责地对待社会问题。” ⑤自建立以来，SJN不定期推荐成功运用“解困新闻学”报道新闻的范例，同时设立“解困新闻学基金”，就一些有意义的项目为记者、编辑和新闻组织提供资金支持。
　　自此，“解困新闻学”不再默默无闻，更多记者和媒体开始参与到对该理念的探讨和实践中，⑥在效益和口碑方面也获得了成功。据SJN情报总监Rikha Sharma Rani估计，现在美国有大约20~30个新闻编辑室在运用“解困新闻学”方法，BBC、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等海外媒体也在尝试，他们中90%是传统媒体。少数新媒体也有一定这方面的实践，如POLITICO.com和雅虎新闻（Yahoo News）等。
　　
二、新闻专业主义与理念创新的平衡
　　关于何谓“解困新闻学”，2015年1月，SJN曾为“解困新闻学”下了一个官方定义：“严格而令人信服地报道对社会问题的回应”的新闻。⑦
　　而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等认为，一般而言，“解困”型新闻应具备以下一些要素：（1）探讨社会问题的成因，充分表达各个“利益攸关方”的意见；（2）阐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执行情况及局限性；（3）紧扣公众利益，服务于公众福祉，区别于带有浓厚公关色彩、以说服公众为目标的“倡导”式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4）聚焦于社区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非仅仅突出领袖人物和精英阶层；（5）行文明白晓畅、通俗易懂，避免长篇大论、术语成堆。⑧
　　本文将“解困新闻学”的定义更加具体化，认为：“解困新闻学”是“报道某些组织、机构、个人为解决某社会问题所实施的解决方案的具体的解决过程的一种新型报道理念”。其核心是“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解决过程的呈现”，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提供具体方案提升受众作为‘决策者’的行动力”。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解困新闻学”的特征，笔者对SJN上69篇范例报道进行了内容分析，⑨以更细致地进行梳理。
　　（一）报道主题：直面社会问题，侧重解决方案
　　“犯罪”“贫困”“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问题是“解困新闻学”的核心议题，也构成了SJN范例报道主题（见表1）。譬如在“住房”问题中，记者对“流浪者”这一边缘群体给予特殊关注。流浪者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成了美国社会的顽疾：伴随着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运动，是流浪者人数的激增。⑩现如今，芝加哥某商业区仍然存在流浪者云集的“流浪岛”（Homeless Island）。
　　类似主题凸显了“解困新闻学”对于“社会机制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的重视（表1 表1见本期第51页）。[11]前者指经济、教育、医疗等宏观制度带来的社会问题，此类报道往往关注政府政策制定实施的效果与革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角度；“生活质量问题”则正好与之相对，更关注宏观社会因素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居民收入、住房、生活环境和技术等方面，此类社会问题的报道主要从公众的角度进行探讨，宏观着眼微观落脚。
　　应当说，这些社会问题通常也是传统新闻报道的焦点，但“解困新闻学”报道的侧重点却大不相同：传统新闻报道通常只关注社会问题本身，围绕新闻的六要素展开叙述；而解困新闻学则在客观叙述六要素的同时，着力凸显“How”，即注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实施过程。
　　“里面可能有人出现，但它并非围绕着人性展开。它关注整个体系，深入挖掘这个体系与其他体系之间的不同之处。相比‘5W’而言，它更多地探讨‘1H’。” [12]正因为如此，“言及此地问题而类比彼地方案”的对比方式，成为“解困新闻学”较为常见的写作方式，有10篇报道（占14.5%）采取了该方式呈现解困方案。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报道其他地区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成功经验，既深刻剖析了解困方案，同时也避免了被视为“宣传”。
　　比如，《密尔沃基哨兵报》2013年一篇关于当地慢性精神健康问题的报道中，[13]记者首先分析了密尔沃基的问题和当前失败的解困方案，接着选择了具有类似问题但却成功解决的休斯顿，详细介绍了休斯顿市采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查找病人精神健康史、危机训练等），展示了问题成功解决的过程。最后，记者通过两市实际情况的对比，探讨该方案在密尔沃基推广的可能性。同时借在两地均有工作经验的Kriewaldt之口，道出这种方案在密尔沃基实施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及原因。从此案例中不难看出，“解困方案”才是“解困新闻学”的主角。
　　对于“解困新闻学”来说，成功的经验固然有榜样作用，但失败的教训却也弥足珍贵。伯恩斯坦认为：“解困新闻学可以报道那些起作用、起了一点作用或者根本没有奏效的方案，但要提供有用的洞见。” [14]不过从两类报道各自所占的数量比例来看，对成功方案的引介仍然是“解困新闻学”报道的主流，占70%。还有部分方案属于成败未定（占26%），这往往是由于其实施时间不长或各方面对此褒贬不一而难下定论。
　　（二）报道方式：强调客观报道，重视数据和案例
　　在“公关与新闻之间的重叠愈发明显” [15]的当下，传统新闻报道往往竭力“撇清”自己与“宣传”的关联，以标榜报道的客观独立。特别是在西方“乌鸦嘴”“坏消息就是好报道”的新闻理念传统下，以“积极新闻”面貌出现的“解困新闻学”也遭到很多质疑，许多人将“解困新闻学”与“宣传报道”、“软广告”画等号，质疑其客观性。[16] “解困新闻学”理念本质上属于“倡导新闻学”的一种，“倡导新闻学”是“客观性的另一种选择，记者与报道被视为一致，并倡导——也就是试着去推广某种目的或境况”。不过，坚守客观性也并非“有闻必录”式的教条，Philip Meyer在探讨“公共新闻”时就曾提出，对新闻的客观性理解需要更新：从传统的新闻报道强调的“结果的客观”（objectivity of result），转向“方法的客观”（objectivity of method），因为后者能“带来更好的结果的客观”。[17]这同样适用于“解困新闻学”。“解困新闻学”强调客观报道，同时特别重视对案例、数据，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准确运用。
　　“解困新闻学”报道为了保持客观平衡，在信源选择上往往选取解困方案提供者和受影响者双方，所选取的消息来源的态度也会兼顾反对者和中立者。
　　在66篇（占95.7%）有消息来源的报道中（表2　表2见本期第53页），消息来源的身份以实施解困者居多（92.4%）；其次是直接受影响者（包括受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报道还报道了竞争者和类似组织（14篇，占21.2%），这既说明记者报道时“关注整个体系，深入挖掘这个体系与其他体系之间的不同之处”的特点，[18]同时也让记者“为方法代言”，而非“为某组织宣传”。
　　“解困新闻学”报道重视通过具体的解困方案，为受众生活提供指导。伯恩斯坦认为：“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只抛出一个问题很少能触发集体行为。人们需要知道他们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 [19]因此，解困不能停留在抽象描述，而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实例启发受众，即“给想要采取行动的人采取行动的具体方法”。[20]同时，这也是证明方案是否贴近受众、是否有实际操作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
　　“解困新闻学”报道中所运用的案例[21]可以分为三种：问题案例、行动案例和效果案例。问题案例是指通过描述某人的经历/遭遇或一些事件来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一篇报道通过回顾Alfonso Gomez因误判而入狱的案件，引出因证人指认错误而带来的误判问题；[22]行动案例主要指问题解决者的解困方案在受困者身上的具体应用，如记者通过描述负责保健组织（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对患者的帮助以介绍获得价廉质优的医疗服务的具体方法[23]；效果案例主要指最终带给受困者的具体变化和影响，如通过学生成绩进步的案例来证明新教育方法的有效性。[24]多数篇幅不长的报道只对一个案例进行详细描述，[25]这使得报道更有指导性也更生动。
　　热衷于“解困新闻学”的记者常常抱怨，报道方式的偏差是让“倡导新闻学”背负“宣传”恶名的罪魁祸首。“当编辑们决定要用一个积极的故事平衡每日灾难新闻的狂轰滥炸时，他们经常会对某人‘看起来’还不错的行为大加赞赏。除此之外，他们对是否有效不带一点批判性思考。” [26]对此，伯恩斯坦认为记者应重视“数据和证据”。[27]有些单篇报道中，记者在开头通过列举数据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以吸引人们的关注；在阐述方案后，再次运用数据说明方案实施后带来的影响，检视方案的可行性，体现新闻的客观性。而在数据的具体运用中，记者们还经常运用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的方式，以更直观的方式达到更好效果。[28]所谓证据，除了事实本身以外，还包括“阅读学术论文、联系学界专家、访问数据库”。[29]有些“解困新闻学”报道就运用了学术研究（13篇，占18.8%）检验或解释方案实施的科学性。还有报道多次运用调查报告（26篇，占37.9%）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或波及范围。
　　
三、让受众从“被动旁观者”到“主动决策者”
　　“解困新闻学”将传统新闻学从关注问题本身推向了“解决方案”，并需要更深入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正是以“深度”、“准确”和“权威”著称的传统媒体的专长。
　　尽管网络新闻赋予了受众更多的选择主动权和互动的机会，但本质上却仍把受众当作“旁观者”。忽视受众的现实行动能力实际上是新旧媒体的通病。正如普利策奖获得者Tina Rosenberg 所说，“我们所做的传统新闻只是用令人信服的细节列出问题，而不去说明（解决）办法，似乎就等待着外星人来解决”。“许多新闻抛出的问题让人焦虑不已，然后（记者）却把人们晾在那儿——大家并不知道如何化解这种焦虑”。[30]而行动并解决问题、做出改变正是受众的更深层次需求。
　　“解困新闻学”将“受众主动性”提升到一个更高层面：通过提供对受众生活具有具体指导意义的新闻，提高受众作为生活中的“决策者”的“行动力”。在新闻选择上，它聚焦于“对社会问题做出了成功或失败回应的事件”，[31]有结果、有回应，才能彰显解决方案的意义和价值；在报道角度上，更关注解困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通过提供对生活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案，将新闻从“What”层面转移到“How”层面，而且不单是“结果如何”，更是“如何变得更好”（how to be better）。它关注的不仅仅是受众“认知”和“情感”层面的需求，更是对受众“行为”层面需求的激发和满足。通过提供确切的指导性措施和决策依据，将受众从“旁观者”变为“行动者”，真正赋予受众“主动权”。正如《犹他新闻报》首席编辑Paul Edwards所说：“你通过你的叙述将你所遇到的问题的潜在的解决方案提供给读者，这是在‘赋权’给他们。” [32]事实上，解困新闻学的确提高了读者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动性。2014年6月“参与新闻项目”（Engaging News Project）与SNJ的一项针对771名美国成年受众的调查显示，相比不含解困方案的报道，受众在阅读解困新闻学报道后的参与主动性更强：这表现在“有了更多协助问题解决的意愿、为解决问题捐款并和他人谈论相关问题”。[33] “我们相信，当人们和社区参与到其中来的时候，民主就会蓬勃发展。” [34]这种报道方式的革新也确实受到了受众的欢迎：2014年SNJ联合《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发起了为期一年的“教育实验室”（Education Lab）项目，旨在运用“解困新闻学”的报道理念和方法进行系列报道，以“改变公民理解和参与公共教育的方式”。[35]之后通过对2574名读者的调查显示，52%~63%的读者认为该系列报道“与传统的新闻故事不同”；87%的读者“更欣赏关注有效的解困方案的新闻报道”。[36]目前，“解困新闻学”实践不但在美国，而且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区也有推行。[37]比如在我国香港地氏，最早提倡“解困新闻学”的是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总干事黄永。他提出：“我们希望以一份择善固执的精神，除了跟进大新闻之外，更主动出击，广纳民意，为小市民发声，为他们找出问题核心，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 [38]他还认为，现如今“人人有机会是记者”，“只要一般人都以How作为报道切入点，受众便可以考虑各种方法的轻重得失，从而懂得应如何比较不同答案，找出令社会创新的关键。” [39]可以看出，尽管黄永倡导的“解困新闻学”与西方的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由社会企业媒体发起而更多呼吁公民的广泛参与，后者则更多强调专业媒体为受众提供解决方案），但两者在“提高受众主动性”方面却异曲同工。一些香港媒体也受到“解困新闻学”理念的影响。譬如在报道2014年8月14日香港半山罗便臣道大树倒伏压死孕妇事件时，许多媒体“深挖了这一惨剧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跟踪采访，探讨问题的解决途径，从而实践了解困新闻学的报道理念”。[40]清华大学王君超教授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很多，“解困新闻学”有很大的拓展空间。[41]的确，“解困新闻学”的实践虽多在西方新闻界，但它与中国“民生新闻”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国媒体不妨立足于民生新闻所关注的问题，进一步积极寻找、报道关于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此促进深陷困境的受众积极行动，“推广这一理念，可以解决（中国媒体）报道不深、不痛不痒的痼疾。” [42]■
　　
于泓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注释：
①[32] Megan NoackJillie Orth, Bethan Owen, and Sara Rennick：A Transformational Journey- Adopting solutions journalism at Utah's Deseret News[R]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2013，p5
②[19] David Bornstein，Why ‘Solutions Journalism’ MattersToo[J] the New York Times，2011.11.20.
③[31] 大卫·伯恩斯坦：《新闻人的未来变革——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社会创业家》2014年第1/2期
④Why We Created Dowser，http://dowser.org/about/2014.5.22
⑤[14][27]David Bornstein，What Is Solutions Journalism?，http://solutionsjournalism.org/about/solutions-journalism-what-it-is-and-what-it-is-not/ ，2014.3.19
⑥如Blair Hickman写的Defining Solution Journalism series系列文章、Laura Amico的A newmainstream solutions journalism等从具体实践操作的层面对解困新闻学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⑦Sarika Bansal, Courtney Martin.The solutions journalism toolkit.2015.1p4
⑧史安斌、盛阳：《“解困”型新闻：社交媒体时代的“正能量叙事”》，《青年记者》2015年10月上
⑨截至2015年4月22日，SNJ共提供73篇文字新闻报道，其中1篇重复，1篇为视频新闻，2组并未列出具体报道的系列报道组，剩余的69篇报道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⑩文森特·帕特罗等：《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11]报道主题分类参考了文森特·帕特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中的分类方法，将社会问题从微观到宏观分为个人社会问题、生活质量问题、社会平等问题、社会机制问题，共四类。
[12][18][20][30]Ryan White. Can ‘solutions journalism’ change the world?[E].
　　http://www.reportingonhealth.org/2013/03/03/can-%E2%80%98solutions-journalism%E2%80%99-change-world.2013.3.4
[13]Meg Kissinger.Houston’s Solution To Mental Health System Problems Offers A Case Study For Milwaukee[N]. Milwaukee Journal Sentinel，2013.6.8
[15]PewResearchCenter.State of the News Media[R].2014.3.26p3
[16]Benesch S. The rise of solutions journalism[J].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998(3/4Vol. 36 Issue 6) p36
[17]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探索中的实践》，《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21]69篇新闻报道中有49篇运用案例，占71.0%。（本文中案例不包含对问题的单纯描述及解决问题的相关步骤，或没有展开的人或事，如采访当事人等）。
[22]Maurice Possley. Despite Exonerations, Eyewitness Id Process Virtually Unchanged[N]. Orange County Register，2013.1.4
[23]Jenny Gold.In Iowa, Accountable Care Begins To Make A Difference[N]. Kaiser Health News，2013.11.21
[24]Joshua Davis. How A Radical New Teaching Method Could Unleash A Generation Of Geniuses[N]. Wired，2013.10.15
[25]通过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仅包含一个案例的报道有32篇（占65.3%）；而从报道包含的案例种类来看，一篇报道中同时使用两种及以上案例的只有9篇，其余均只叙述一种案例。
[26]Blair Hickman. Defining Solution Journalism: It’s about real news, not feel-good stories[E]. http://dowser.org/tag/blair-hickman/.2011.6.30
[28]68篇运用数据的报道中，使用了单个数据的有66篇（占97.1%），24篇报道（35.3%）中的数据运用了纵向对比的方法（即过去和现在对比），20篇报道（29.4%）中的数据采用了横向对比的方法（类似组织或方案间的对比）。
[29]Sarika Bansal/ Courtney Martin.The solutions journalism toolkit.2015.1
[33]AlexanderL.Curry, KeithH.Hammonds.ThePowerofSolutionsJournalism[R].2014.6.2，p4
[34]Marie Gilot. More than good news: Solutions journalism that engages[E].
　　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blogs/knightblog/2013/11/21/more-good-news-solutions-journalism-engages/.2013.11.21
[35]Keith Hammonds. Introducing: “Education Lab” [E].http://solutionsjournalism.org/2013/10/27/introducing-education-lab/，2013.10.27
[36]Keith Hammonds. “Ed Lab”: Moving The Needle [E].http://solutionsjournalism.org/2014/11/12/edlab-moving-the-needle/，2014.11.12
[37]Rikha Sharma Rani.“Re: Some questions about SOJO”.rikha@solutionsjournalism.org（August 152014）
[38]《言论自由行——用社企模式解开香港困境》，http://thehousenews.com/society/%E8%A8%80%E8%AB%96%E8%87%AA%E7%94%B1%E8%A1%8C-%E7%94%A8%E7%A4%BE%E4%BC%81%E6%A8%A1%E5%BC%8F%E8%A7%A3%E9%96%8B%E9%A6%99%E6%B8%AF%E5%9B%B0%E5%A2%83/，2014.5.8
[39]黄永：《当人人都是记者之后》， http://education-for-good.com/blog_sc.php?id=46，2013.9.21
[40]王君超：《新闻报道的“解困”之道》，《中国报业》2014年第10期
[41][42]王君超：“Re:对”解困新闻学“的想法”，wjunchao@gmail.com（2014.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