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静
　　【本文提要】 虽然经济好转，席卷全美的报业搬迁至今仍在持续，相应效果却众说纷纭。真正构成新闻业现状并决定其未来的一线新闻人如何看待这些更远、更小，经过“数字化”重造的新编辑部？这到底是危机加重的新体现，还是转型升级的新起点？来自市场竞争和产业转型的“外在”压力如何通过编辑部内外的空间重构内化于新闻人的职业意识和工作惯习中？又会对新闻业的未来乃至整个共同体产生哪些影响？2015年，“编辑部搬迁调研报告”作者引入空间理论细致评估报业搬迁，展现新闻人眼中的报业危机与踌躇未来。
　　【关键词】空间 场所 报业危机 编辑部搬迁 工作惯习　
　　【中图分类号】G211
　　美国报业正在经历一场新闻编辑部搬迁浪潮，诸多大大小小的报业集团都在出售他们的办公大楼，搬到更小、更远的新办公空间。这些被当作是会影响新闻业未来的举措在美国引起高度关注。《新闻记者》杂志曾于2014年第8期发表了哥伦比亚大学TOW数字研究中心针对这场搬迁运动的研究报告译文，详细描述了《西雅图时报》《沃斯堡星球电讯报》《得梅因纪事报》《迈阿密先驱报》等四家搬迁报纸的具体举措，但由于当时搬迁仍在进行，许多问题还未充分显现，报告对报业搬迁的成效及其文化和社会影响并未给出系统性的评估。事实上，尽管新编辑部以“数字化”为导向，但各界对搬迁的评价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报业进一步滑入窘境的标志；也有人将其作为一次用实际行动摆脱过去、走向数字化未来的主动出击。
　　2015年，该研究报告的作者Nikki Usher引用空间理论对此轮报业搬迁及其文化和社会影响进行了系统评估。对《迈阿密先驱报》这一核心案例的田野研究显示，编辑部物理位置的迁移被认为确实会对报道产生影响，而编辑部内部的布置也会被当作是编辑部衰落或振兴的象征。即使在移动数字化的今天，新闻生产中的地点和场所仍旧十分重要，与原来报业大楼的告别让新闻人感到他们也许会失去原有重要性，以及与城市共同体之间的紧密关系。
　　
一、报业危机下的搬迁研究
　　美国报业的危机日益深重，成为新闻研究绕不开的主题。虽然学界关于报业危机已有大量论述，①但对真正处于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如何面对这场衰落所做的质化的、经验的研究却并不多见。②本研究就是从报业危机的“实际影响”出发，秉承作者一贯的“新闻人自己才是真正讲故事的人，对于新闻业的善恶美丑，他们比任何理论推断都更有发言权”的价值主张，将对一线新闻人展开访谈和深入观察的民族志作为其报业危机评估的切入点，考察他们体会报业危机的方式及这些体会的具体内涵。
　　眼下这场全美范围内的报业机构搬迁被当作是报业危机的最新标志。有评论称这是报业公司拼命降低成本试图打捞任何可能利润的又一例证。③《克利夫兰老实人报》从原先能够容纳1000个记者的报业大楼，搬到位于一个转运中心(transit center)、硬石咖啡楼上的办公场地，有记者斥责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当新闻编辑部”。《费城问讯报》搬到一座废弃商场改造的办公空间，原来的总部大楼曾是费城最大的建筑，现在计划改建为一家博彩机构和一座酒店。《托雷多刀锋报》《伯明翰新闻报》《底特律自由报》大楼也正在出售。TOW中心数字新闻小组统计到有35家主要的报纸实施了搬迁，而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升。
　　由于报业搬迁和编辑部改造首先是媒介机构及新闻生产物理位置和场所环境的改变，为深入解析其多元影响，作者以“记者与其新闻生产过程所处空间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理论视角，尤其关注其中作为新闻和文化意义生产的场所的生成和作用。研究沿着两个主要问题展开，首先考察在搬迁大背景下，新闻人如何理解和谈论空间的作用；然后进一步把问题聚焦为考察空间中的地理位置、实物对象和意义建构是如何影响新闻人对新闻业危机的理解和新闻活动的感知。
　　
二、空间理论与媒介空间研究
　　空间一直是社会学和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对其进行概念化的经验研究有助于更为细致地理解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因素。④社会学的空间研究侧重发掘特定时段中由社会建构而成的空间对于个体和集体之意义的生成。⑤而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也开始意识到空间研究的重要性。⑥
　　尽管学界对空间概念的论述纷纭，但空间的关系属性（relational）已得到普遍认同，如Urry认为空间是特定事物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呈现出的时空结构。⑦Gieryn则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现象。⑧当人们在使用空间时，由于定义的需要，空间因而具有了边界和社会意义。
　　空间是社会生活定位和展开之所，包括各种地理位置和物质对象，一个小镇⑨、一间教室⑩、一家银行[11]或者百货公司[12]都是空间。空间具有积极的生产性：个体在建构其环境经验的同时也建构出自身与时间、场所和他者之间的关系。Massey认为空间就是一种社会建构，通过过程、生产方式以及技术的变化差异作用于具体的地点。[13] LeFebvre更提出一种分析视角，认为空间中所设置的人造物，比如艺术品或其他对象，可以通过展现特定文化意义的方式定义主体自身。[14]在他看来，这既是社会关系所展开的真实（real）空间，也是我们对其抽象化的理念（ideal）空间。
　　空间概念的一个重要延伸就是各种具体的“场所”。人们在这些特定的时空结构中因应对造物及他者而形成相应的社会经验。[15]韦伯最早论述了空间的场所化问题，认为当空间形成或创造了自我——比如将一个人置于具体的邻里环境中，空间就实现了向场所的延伸。[16]而Giddens则进一步将场所命名为地方（locale），是日常生活实践和人们的各种活动展开之处。[17]空间与媒介生产有着直接联系。比如卡斯特Castells就在他的信息社会理论中着重讨论了空间问题，提出“流动的空间”以及实体空间重要性的降低。[18] Couldry和McCarthy则进一步认为媒体所建构出的社会过程能影响人们的空间感知。[19] Caldwell倡导研究“媒介生产的场所”，新闻编辑部由此被放入更广泛的媒介空间议题，来考察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人类行为。[20]媒介空间相关的研究中，学者Wallace [21]和 Cressman [22]认为报业大楼是一种重要的表述方式，展现出媒介机构与公众之间的深度关联。历史上，报业大楼是媒体自我意识和健康状况的外在彰显。如今，即使是纽约时报大楼也更多发挥的是符号上的功能，其玻璃幕墙的地标性建筑被当作面向未来的一座希望的灯塔。
　　还有许多学者探讨了空间与具体的新闻生产之间的关联。Tuchman考察了地理位置对新闻生产的影响。[23] Gade考察了集团式报道兴起时编辑部内办公桌的重新排列。[24] Boczkowski分析了不同的编辑部布置方式如何反映出不同的新闻文化。[25] Keith对办公桌U型排列的作用进行了历时性研究。[26]一些学者寄希望于将网络部门和平面部门排在一起来提高工作效率，[27]但也有学者指出此种方法似乎没什么用。另一些学者关注编辑部之外背包记者的兴起，[28]相应地，新闻中的地点会影响读者对共同体的感知等观点，也暗示了新闻应该在哪里制作。[29]根据研究议题的特质，本文作者使用哈维空间理论中有关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的论述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其中的“绝对空间”是指具有明确边界的、固定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其框架中进行测量或规划行动，[30]而在本研究中，绝对空间对应的是在网络结构中难以移动的部分——报社所在的位置。相对空间由对象通过不同的时间而体验到的距离来界定——人与对象之间的相对位置会对双方产生影响。关系空间可反映出人们如何处理这些物质性构造，有助于考察人们如何与对象建立关联、形成社会关系以及抽象出文化意义。而关系空间关注的是空间的“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人们如何界定空间。这是一个并不发生在空间中却界定空间的过程，外在的影响内化于特定的过程而累积在内在的关系中。
　　
三、《迈阿密先驱报》搬迁的空间分析
　　选择《迈阿密先驱报》作为核心案例不仅是因为其产生和发展轨迹是此次搬迁的主体——大都市报纸中的典型代表，也是由于它是前述报告涉及的四家媒体中搬离位置最远、空间变异度最大的一家。[31]这家主流大报由John 和 James Knight 在1937年创办。1963年建成的先驱报大楼先驱广场1号坐拥比斯坎湾的无敌海景，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熠熠如新。它曾是佛罗里达最大的建筑，在最辉煌的上世纪80年代还有电影在那里拍摄。但无论如何，2011年，大楼卖给一家马来西亚博彩机构，编辑部被限定在两年内找到新去处，最后它选择搬到距市中心12英里外机场附近人烟稀少的多拉地区。就在搬离不久，《火线警告》（Burn Notice）还以先驱报大楼被烧毁的剧情拍摄了一集电视剧。
　　2013年5月，《迈阿密先驱报》从先驱广场1号大楼搬到多拉。就在搬迁之前，员工们设立了一处纪念场所。一楼大厅大理石墙壁中央的白色石膏壁被写上“感谢记忆，先驱1号”，并附有很多签名。沿着楼梯井的墙壁上挂有报纸以前和现在员工的照片。但编辑部办公室内部景象十分混乱，只有无敌的海景依旧，一片碧蓝。
　　新的《迈阿密先驱报》编辑部在一个农业和工业结合地带的一家牧场附近，这里曾是美国南方司令部（US Southern Command），并留有混凝土仓库和铁丝网等军事遗迹。编辑部空间本身还是明亮清爽的，有一面巨大的工厂阁楼模样的天花板，办公室中央有一座装有22块屏幕的媒体墙。相比于原来的办公室，这里的固定办公桌更少，但会议空间更多。整个编辑部只有执行主编和总编两个人的办公室是有门的，其他人都是开放式办公。
　　采用现场观察的民族志和访谈两种研究方法，Nikki Usher的第一轮调研在搬迁前的两周，为期4天，进行了23场访谈；而第二轮调研在搬迁之后的5个月，为期3天，从44个候选人中选出21位进行访谈，并回访了17位第一轮的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包括5名部门主编、3名高级编辑、3名网络编辑、1名图片编辑和11名记者。采用半结构的方式，就列表中的问题进行提问，并在谈话中插入适当的额外问题。每段访谈时间为20~40分钟不等，并通过电脑即时转录，以职位而非姓名标注访谈对象。
　　资料分析上使用Corbin and Strauss [32]的持续比较分析法（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首先是收集反复出现的和相互关联的概念，然后依照相应的分类来评估这些概念，以寻找模式和差异值。这些分类被归纳入地点搬迁、编辑部内部布置变化以及关于改变的“大想法”（big thoughts）等更广泛的主题。这些联系理论框架的主题都被设计在最初的访谈问题中。
　　
四、记者空间的感知关涉新闻业的未来
　　对《迈阿密先驱报》搬迁中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的分析显示，搬迁确实影响了新闻人对新闻采集和生产的看法；编辑部内部布置被赋予特定的符号意义向新闻人提示着关于其工作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新闻人从具体的搬迁经验中生发出关于新闻业走向的抽象思考，并因此形成与城市新闻空间之间的关系重构。
　　1.绝对空间：编辑部的地点
　　哈维的绝对空间是那些假定具有地理边界的实体空间，这些边界会对人们如何理解空间、社会关系和进行地点生产产生影响。这些不变的具体地点会进一步被时间所影响，比如交通运输——人们能在物理限定内走多远决定了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对绝对空间的考察尤其要关注记者是如何运用这些限定的地理空间来进行新闻生产。记者如何假定与这些地点的关系，揭示出相应的时空结构与新闻决策之间的关联。
　　（1）搬迁前：最好的新闻都在这里
　　搬迁之前，一种观点认为先驱广场1号，这座大楼本身就是重要的新闻发生地。对于新闻工作来说，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尤其是在突发新闻方面，记者能报道什么直接取决于他们能多快拿到相关信息，绝对空间在许多方面都影响了新闻决策的制定。
　　一些记者担心会失去报道那些发生在先驱报大楼附近的重要新闻的便利性。一个编辑提到先驱报如何能对天气事件进行快速反应，迈阿密常遭到飓风袭扰。“从我们的窗户就能看见许多大新闻。你能看见飓风以及其他恶劣天气，看见海湾上任何爆炸或其他重大事件，这在多拉是肯定办不到的。”其他一些记者则热衷于讲述先驱报大楼如何有助于得到近在咫尺的新闻。
　　（2）搬迁后：记者们认为报道活动会受到改变
　　搬迁后，一些资深编辑发现在新的办公地点，之前的优势在消失。总编辑提到，在此之前“我们的旅游记者就在其报道的公司附近。只要有选举，我们能立马到现场。其他媒体（比如当地电视台）都觉得这是绝佳的新闻办公地”。总编辑又出示了一张鲨鱼船驶进海湾的照片，这是在老大楼才能看到的景象，他称之为 “只有迈阿密才有的市区激动人心的新闻”。
　　还有记者烦恼他们为获得顶尖报道所要花费的时间。那些大部分时间在市区采访的记者担心不能及时回到编辑部或者不能接触到信源。一个记者举例说，“如果一个候选人在城里发表重要讲演，我需要45分钟才能到那儿。而如果在我写稿时需要一份法庭文件，来回市区将变得十分困难”。对她来说，新编辑部和原有空间之间的物理距离影响了她拿到独家的可能。
　　其他一些记者印证了这种在进入采访方面的困难。一个编辑说她不得不有计划地安排在城里的面谈时间，以维护与常规新闻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前，这要随意而方便得多 。自己从未像今天这样与“圈子核心”失联。“我尽量在城里吃早餐，每周还要去和我需要见面的人喝三次咖啡，总有一天我会分身乏术。”虽然，她提到一些正在尝试拓展的新的报道领域，但认为这些并不能像以往那样“能够影响政策和塑造城市”。换句话说，“迈阿密正被从新闻制作中挪走”。
　　大多数受访的一线工作者都感到，新办公地点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新闻仍在之前搬离的地方。
　　哈维绝对空间的概念关注的是在一定时间内既定的实体空间的重要性，认为空间对人们建立文化意义具有重要影响。而在本研究中，绝对空间对记者设想其在新闻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从事新闻工作的能力有重要影响。新闻业（尤其是在新闻决策和传递方面）历来倚重速度和实效，当下更为激烈的独家新闻竞争对记者的快速反应提出更紧迫要求。认为新闻大楼是实在的、固着的空间的观点显示出，记者们认为特定的场所对其工作的重要性。对搬迁会影响其工作方式和内容的坚信最终会对其所报道的新闻产生影响。
　　2.相对空间：编辑部内部的实体对象
　　哈维认为，相对空间考察的是人们如何关联至既定的、物化的客体，并赋予其意义和重要性。本研究中，记者们对编辑部内部实体对象的感受反映出他们对编辑部变化的感知。讨论围绕两个主要对象展开：编辑部内实际的桌子及其象征意义，以及全新的、先进的不间断突发新闻报道桌的建造。
　　（1）搬迁前：空位子代表衰败
　　搬迁前的编辑部十分安静，桌子太多，人员太少。这种空旷被离职记者留下的杂物强化着，从350到175，编辑部少了一半人。对这些空位子的感知，以及它是否会被搬迁所强化的探究，有助于揭示记者们对新闻机构运转状况以及新闻宏观的未来的看法。
　　搬迁前的访谈中，记者们会提到这些空位子。一个记者说“这里很空旷、孤单、伤感。我们失去了很多人，好多人都离职或者停职了”。很多记者有同样看法。有个记者说搬迁意味着承认新闻场的衰落。“大家都很害怕搬迁，这意味着同小得多的办公场地和这些空位子的妥协”。另一个编辑提到“抬眼望去空无一人”。管理层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总之，老编辑部象征着衰败。但或许，通过改变编辑部内在布置和加以引导，先驱报可以部分改变心理上的衰落感。
　　（2）搬迁后：空旷仍让人沮丧
　　管理层说新的办公空间通风明亮，开放式的设计创造出理想的工作氛围，能让记者和编辑们更加紧密。但当记者们来到新办公室，大多数的情况是，这个空间仍然显得空旷，并因此感到沮丧。
　　一个记者说，“我觉得这里还是太大了，还是有很多空位子”。另一个记者说，“事情还会继续，我们将会有更多位子空出来，空出来的位子也并不会补上人手”。
　　实体对象的改变本来是想让记者们在工作中感到新的生命力，更少的空位子被寄希望于让员工们重新振作、告别常年衰败的记忆。在新的办公空间，记者们本来被期望能够结成新的工作联盟携手向前而非总是回顾过去。对哈维相对空间的讨论揭示出，实体对象展现出的空旷象征更深层次的损失，影响记者对他们能够做什么以及报业危机的感知。
　　但管理层则对打造“令人兴奋的”不间断新闻办公桌所预示的“向数字化革新的迈进”感到激动。在老大楼也曾有个小型的持续报道办公桌用来协助突发新闻，但因为离记者的位子太远而没什么作用。管理层认为，新闻部门在市场竞争中存活的关键是能否不断地给出独家新闻来让网站内容总是处于更新状态，这样才能获取全天候的持续点击。搬出老大楼的一个契机是能够打造新的编辑部让新工作流程中所涉人员聚在一起，通过喊话、观察等身体交流以促进工作效率。
　　搬迁前，执行主编Mindy Marques想要让记者们从对“离久情疏”的担忧中走出，转而在身体的意义上出现、被感知，并积极参与到与网站人员的交流中。她认为，记者们需要“不断地与流程中其他环节交流，在位子上就能与记者相互喊话”。
　　按照她的计划，新编辑部内的U型CND报道中心由16个位子组成，包括日间新闻编辑，社交媒体编辑、图片编辑、记者、版面编辑和主页制作人。记者和其他编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个景象并意识到这是《迈阿密先驱报》的数字化转型。一位记者说，“他们说这对新闻有好处，我们在面向未来。我也认为有了这些数字化的东西我们或许可以向前推进”。另一个编辑也意识到“这种布置能让工作中交流的机会更多，并能够更加专注于眼前的工作”。
　　因此，CND的引入对了记者们观察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如果CND成功运转，这是先驱报前进的标志，但如果没有什么主要成就，则将被当成是搬迁以及编辑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的另一次失败。
　　在搬迁后的5个月，CND的数字报道中心并没有如预期般运转起来。大多数时间大多数位子还是空的，只有一个体育记者在那里。一个主页制作人偶尔出现，一个负责任务分配的记者和在线编辑下午才会来。16个位子只有4个人。装有22块屏幕的媒体墙大多数时间在播放体育比赛或肥皂剧，用来显示实时数据更新的苹果系统屏幕也没有投入使用。
　　有些人认为要客观看待目前的状况。一个编辑认为，“虽然大部分时间是空的，但CND运转良好”。CND的负责人认为，他只是没招到合适的人坐在这里，“我们需要一个早间突发新闻记者，一个专职的夜间突发新闻记者，现在的人手还不够，早上只有我一个人。”
　　但是管理层承认，所谓“迅速而丰富多彩的突发新闻”的数字景象确实还没实现。由于人手不够，CND给人以希望，但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资源的匮乏。
　　哈维认为，人们与客观对象的联结会产生符号意义上的关联，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世界的联结方式。编辑部里这些物质对象对人们的感受具有直接影响。编辑部里的空位子显示出对整个报纸机构能够提供优质报道的信心的丧失，记者们必须面对新闻业残酷的现实。CND的打造以实在的、物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应该如何工作以及他们新闻采集能力的感受，给了人们希望，但接触到这个新项目的新闻人被这个项目没有充分实现潜能的情绪充斥着。
　　3.关系空间：搬迁的抽象意义以及与城市新闻空间的关联
　　哈维的关系空间概念讨论的是人们如何将外在的空间影响与其内在理解相结合。人们对空间的体验（在本研究中主要指报业机构的符号象征力量）被当作其理解世界方式的表述。这一空间面向具有更多的反思性（reflective），关注空间更为抽象的符号意义而不是具体的场所或物件本身，是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符号意义的抽象观点，或者从具体事物中抽离出来的更大的哲学主张。
　　（1）搬迁前：抽象尚未发生
　　搬迁之前，大多数记者只是关心搬迁会对其日常工作产生影响，只有少数人考虑到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影响。一个编辑说她担心搬迁会失去报纸原有的“注意力份额”，这也是报业衰落的方面之一。“注意力份额指的是人们在第一时间选择谁来获取信息，关系到报业品牌及其用户使用”。
　　还有记者担心对于整座城市来说，报业搬迁是在表明“它放弃了其在地的利益”——原来的大楼已经成为一座投资和活动中心。“我们被谋杀的当口正好迎来了市中心的复兴，先驱报曾是这繁荣的一部分，但现在它必须离开”。由于记者对具体地点迁移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如此的关注，搬迁之前哈维所谓“符号意义上的”的抽象似乎还没有发生。
　　（2）搬迁后：搬离代表衰落与疏离
　　但搬迁之后，新闻人逐渐开始将搬迁作为一种衰落的象征。虽然编辑部被进行数字化改造，更小，也更敏捷，但是过去辉煌岁月的记忆却仍在那里，报业再也不能实现过去那样的盈利和稳定。因此，他们开始将老大楼当作一种抽象的关系空间，将其作为失去的荣耀的象征。
　　一个在线编辑说，“（老大楼）让我们感到十分骄傲，报业再难去奢望那种辉煌了，现在的编辑部象征新的运作方式”。另一个编辑也有同感，“从最好的地段搬出来，我们牺牲不小，先驱报大楼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标，但我们必须承认报业经济已经不同于从前”。
　　比对回忆得感怀更严重的是对公众会忘记自己的担心。新闻人相信先驱报大楼暗示着先驱报是“一个重要的声音”。失去了它，公众会认为先驱报将不再重要。
　　一个记者指出，在迈阿密拥有一座具有品牌功能的大楼至关重要，“在这里，形象就是一切”。还有两个记者认为，城市因此而“失去了一个主要的形象机构”。曾在搬迁前提出“注意力份额”的记者补充道，“对公众来说，一家历史悠久的传媒大楼消失在视线中是很坏的心理暗示。我们用了整整一代人去获取公众的注意力份额，而如今在他们眼中我们却形同枯木。失去这座宏大的日常景观对报社来说影响很坏”。
　　新闻人将先驱报大楼的符号意义与其自身的关联度联系在一起。失去了上述可见性，他们担心先驱报会被遗忘。对他们来说，大楼实体意义上的存在建立起先驱报和整个城市共同体之间的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场所的结构（及其缺失）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远近。
　　在记者们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搬迁及进入新工作环境等整个过程后，对其关系空间的分析是本研究中最有意义之处。研究中记者们着重对“搬离原来的地方”进行了概念化反思，并将其与报业的衰落以及与之前能够快速进入的工作网络的偏离相联系。这也是记者们所感受到的报业危机的确切内涵。
　　
五、空间和场所为何仍旧重要
　　在深入剖析了搬迁所带来的多元影响之后，Nikki Usher提出两个开放性的问题，并尝试给出解答：
　　1.在一个远程操作比以往都更容易的今天，为什么这场搬迁却更为重要？
　　2.记者们能否成功适应这些改变？
　　针对第一个问题，移动数字化时代，为什么对记者来说这些场所、实物对象和符号意义反倒更加重要了？许多关于生产和空间的研究都认为，当前的信息交换可以不再受制于空间和时间，为什么这些记者不索性去当背包记者？本研究中，记者们并没有提到做移动新闻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其中很多人一直在警察局或者市政厅等远程地点工作。不无可能的答案是，对记者来说，扎根于新闻发生的场所、保持与主要机构的紧密联系，以及对工作在一群拥有相似目标、难题和自我意识的同事中间的需要都注定了空间在新闻生产中的重要性。
　　而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Nikki Usher对搬迁的社会影响作出阶段性的评估：搬迁对记者和公众来说都有重大影响。如果记者不能适应，编辑部仍旧被怀旧的氛围笼罩，他们也许不能像以前一样提供重大而新鲜的新闻报道，也将失去其在都市新闻系统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传统新闻业的权威性和专业性迄今无可匹敌。但搬迁最终会影响公众能从传统新闻人那里获取到的新闻类型。相应地，随着报业机构实体的衰落，人们也许会对报纸失去兴趣，并忘记其在共同体中曾经拥有的地位。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此次报业危机已经深刻影响到了新闻人的时空取向。以往的研究已展现出，来自产业的外在压力会对记者和新闻组织在日常新闻工作中的时空经验产生影响，而空间分析的路径则能细致地展示出这些经验的具体内涵。■
　　
　　
注释：
①Carlson M (2012) ‘Where once stood titans’: 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vanishing US newspaper. Journalism 13: 267–283; Chyi HI, Lewis SC and Zheng N (2012)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Examining how newspapers covered the newspaper ‘crisis’. Journalism Studies 13: 305–324.;Schlesinger P and Doyle G (2014) From organizational crisis to multi-platform salvation?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recomposition of news media. Journalism. Available at: http://dx.doi.org/10.1177/1464884914530223
②Boczkowski PJ and Siles I (2012) Making sense of the newspaper crisis: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work. New Media & Society 14: 1375–1394.; Usher N (2010) Goodbye to the news: how out-of work journalists assess 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 New Media & Society 16: 541–558.
③Usher N (2014a) Moving the Newsroom: Post-Industrial Spaces and Places. New York: 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 Brandt N (2013) Condos replace newsrooms as U.S. papers sell real estate. Bloomberg.com, 11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1-11/condos-replace-newsrooms-as-u-s-papers-sell-real-estate.html
④Gieryn TF (2000)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463–496; 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Urry J (2001) The sociology of space and place. In: Blau J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Malden, MA: Blackwellpp. 3–15
⑤Hubbard P and Kitchin R (2010) Key Thinkers on Space and Place2nd edn. London: Sage, for an overview)
⑥Caldwell JT (2004) Industrial geography lessons: socio-professional rituals and the borderlands of production culture. In: Couldry N and McCarthy A (eds) MediaSpace: PlaceScale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pp. 163–190; Castells M (201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vol. 1. HobokenNJ: John Wiley & Sons; Couldry N and McCarthy A (2004) Introduction: orientations: mapping MediaSpace. In: Couldry N and McCarthy A (eds) MediaSpace: PlaceScale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pp. 1–18.
⑦Urry J (1995) Consuming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Urry J (2000)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⑧Gieryn TF (2000) A space for place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463–496
⑨Pred A (1985) The social becomes the spatialthe spatial becomes the social: enclosures, social change and the becoming of places in Skane. In: Gregory D and Urry J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pp. 337–365.
⑩[17]Giddens A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Meyer DR (1991) Change in the world system of metropolises: the role of business intermediaries. Urban Geography 12(5): 393–416.
[12]Bolin G (2004) The structuring of consumers in a Swedish shopping mall. In: Couldry N and McCarthy A (eds) MediaSpace: PlaceScale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pp. 126–142.
[13]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14]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15]Soja EW ([1989] 2011)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Brooklyn, NY: Verso.
[16]Mayerfeld Bell M (1997) The ghosts of place. Theory and Society 26(6): 813~836.
[18]Castells M (201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vol. 1. HobokenNJ: John Wiley & Sons.
[19]Couldry N and McCarthy A (eds) MediaSpace: PlaceScale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pp. 163–190.
[20]Caldwell JT (2004) Industrial geography lessons: socio-professional rituals and the borderlands of production culture. In: Couldry N and McCarthy A (eds) MediaSpace: PlaceScale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New York: Routledgepp. 163–190;
[21]Wallace A (2005) Newspap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A His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Wallace A (2012) Media Capital: Architecture and Communications in New York City. Champaign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2]Cressman D (2009) From newspaper row to times square. Journalism History 34(4): 182–193.
[23]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24]Gade PJ (2004) Newspaper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journalist perceptions of newsroom cultural change.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1): 3–55
[25]Boczkowski PJ (2010) News at Work: Imitation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bundance. 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6]Keith S (2015) Horseshoes, stylebooks, wheels, polesand dummies: objects of editing power in 20th-century newsrooms. Journalism 16(1): 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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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Dailey LDemo L and Spillman M (2005) 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 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3(3): 150–168.
[29]Mersey RD (2009) Online news users’ sense of community: is geography dead? Journalism Practice 3(3): 347–360.
[30]Harvey 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32]Corbin J and Strauss A (eds) (200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London: Sage.
　　
陶文静/上海政法学院教师。本文原标题为《Newsroom moves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 place, and cultural meaning》，发表于《媒介、文化与社会杂志》，2015, Vol. 37(7)。研究者Nikki Usher是TOW 中心的研究人员、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长期采用田野调查法研究新闻生产实践对新闻及其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其2014年出版的专著《在纽约时报做新闻》是近年来研究美国报业新闻生产的崭新力作。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地方媒体对城市遗产保护的价值建构与政策商议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12EXW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