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清　赵金昳
　　【本文提要】有关传统媒体“转型”和“融合”的阐释与实践从来就不是在一个纯粹的“真空”中去演进的，而是建立在“地方性”的媒介生态和社会文化语境之上。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千差万别”背后包裹着各种具体的社会力量、权力、文化与日常融合新闻实践的拉扯与互动。基于这一点，本文试图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传统媒体转型与突破的出口，新的融合媒体形态在中国原有的媒体组织内部是如何被设计或是改造出来的？这种改造的日常新闻实践呈现出怎样具体的形态？新的编辑部与原有的外部权力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本研究以“澎湃新闻”作为样本，期望就这些问题去进行微观式的实地观察和“深描”，将媒介融合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中去对其实践逻辑进行考察。
　　【关键词】媒介融合 新闻生产社会学 澎湃新闻 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11
　　一、缘起：媒介融合的“现实需要”与“澎湃模式”的争论
　　对于全球的新闻业来说，由于新兴数字媒体的迅猛发展，“融合”、“转型”已然成为传统媒体寻求生存之道的“一致看法”。在中国，这种传统媒体新媒体改造的“现实需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说法。从最早的报网互动和区域性门户网站到今天传统媒体纷纷转战微博、微信、手机APP，但凡有生存压力或是有经济实力的传统媒体大部分都在不同形态、不同程度地试水着这种新媒体转型。
　　在一轮又一轮的新媒体改造运动中，刚刚走过第一个年头由上海报业集团所创立的“澎湃新闻”成为了新近最受瞩目的新媒体产品之一。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在其网页、Wap、APP客户端、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题为《我心澎湃如昨》的发刊词，轰轰烈烈地宣告它正式全平台上线，一时间引发了“澎湃”热。发刊词中，“澎湃新闻”将自身发展目标定位为“一个专注时政与思想的新闻客户端，并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这使得它从出生之日起就引发了来自各界的强烈关注，并被看作是中国大陆传统媒体转型的一次“先锋实验”。
　　然而，饶有兴味的是，从成立至今，有关“澎湃新闻”的讨论和争议却一直伴随其间。只要大致翻阅一下有关“澎湃新闻”的各类报道、业界讨论和学术产品，我们就不难发现有关澎湃的意见呈现出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一种意见认为，“澎湃模式”展现了当前中国传统媒体转型的一种“全新模式”。比如有学者认为“尽管其主要管理人员、记者团队为《东方早报》原班人马，“澎湃新闻”却从未考虑以《东方早报》的网络版或是网站版出现，而是力图打造全新的“专注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①它在新媒体的功能设计“使得澎湃新闻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和新闻形态”，②它所添加的“新闻追问”功能“实现了新闻与思想两极的共生。这是以前报网融合行为中所不曾有过的创新”；③“澎湃新闻有着政策的支持，它作为国家新闻机构下的网媒，拥有稀缺的时政新闻采编权，可以采访并首发时政新闻，因此原创内容质量极高”。④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澎湃新闻时政新闻的报道作品也并未见有什么特别之处……从政治环境来看，时政报道所受的各种约束仍然存在，上海的舆论环境能否为其提供足够的空间，仍然是一个疑问” ⑤；澎湃“这种所谓的原创内容实际上也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而且一旦失去了内容上的优势，澎湃新闻现有的那些技术创新也就不足以支撑其后续发展了”。⑥
　　事实上，人们对于传统媒体“转型”和“媒介融合”的描绘、阐释与实践从来就不是在一个纯粹的“真空”中去演进的，而是建立在“地方性”的媒介生态和社会文化语境之上。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种“千差万别”背后包裹着各种具体的社会力量、权力、文化与日常融合新闻实践的拉扯与互动。
　　以“澎湃新闻”为例，无论对于学界还是业界来说，“澎湃新闻”都是中国大陆传统媒体转型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样本，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也带有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它生发于中国大陆传统党报体系的“母报”中，在原有的媒介组织内部被“设计”和“改造”出来，力图在原有组织的框架下去“变形”成“新媒介产品”。在讨论和思考“澎湃新闻”时，这些特殊的媒介组织特征与文化社会语境的影响往往可能远大过于媒介技术逻辑或是市场因素的驱动。因此，若仅仅从媒介文本层面或是宏观想象层面去看它，往往会陷入到理想型和现实性之间无法填平的落差之中。事实上，“澎湃新闻”值得去进行“深描”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它背后所能显现出的不仅仅是“澎湃新闻”的个案问题，而更多针对的是当下中国传统媒体转型的一些现实困境。
　　本文认为，更有意义的问题恰恰可能在于，这种具体的新型“改造”和“变形”在原有的媒介组织内部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基于这一点，本文试图想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传统媒体转型与突破的出口，新的融合媒体形态在中国原有的媒体组织内部是如何被设计或是改造出来的？这种改造的日常新闻实践呈现出怎样具体的形态？新的编辑部与原有的外部权力之间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我们期望就这些问题去进行微观式的实地观察和“深描”，将媒介融合放置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中去对其实践逻辑进行考察。我们认为，这种根植于日常新闻实践的研究有别于脱离社会语境的宏大理念口号与理想型想象，在当下的中国可能更富有反思意义。
　　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下，本文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者之一自2014年12月初以实习记者的身份进入《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同时也是“澎湃新闻”“浦江头条”栏目组⑦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此外，经验材料中还包含了对多位记者、编辑的深度访谈。
　　
二、“新媒体”与“旧媒体”：编辑部融合的外部形态
　　（一）“组织”与“个人”：身份的“多样”与“重叠”
　　从媒介组织的架构上来看，用“母”与“子”形容《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之间的关联实不为过。正如(图1　图1见本期第63页) 所示，由于“澎湃新闻”根植、生发于《东方早报》，所以它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以及采编人员的构成上与《东方早报》有着紧密的衍生关系。“澎湃新闻”最初的绝大部分员工以及领导来自《东方早报》的原班人马，并在总体的组织架构上大体沿用了《东方早报》的原有结构。《东方早报》的管理层大多兼任“澎湃新闻”的同级别领导，《东方早报》的记者也大多同时成为了“澎湃新闻”的记者。同时，为了彰显新媒体行业的特性，“澎湃新闻”在“头衔”、“称谓”上进行了更新。比如《东方早报》的社长邱兵到了“澎湃新闻”便有了一个新称谓“CEO”。
　　在这种以“嫁接”和“兼任”为主的组织设计思路下，大多数的“个人”拥有了双重甚至是多重身份。这一方面让“个人”的职责变得更加多样化，有利于新闻内容的整合、共享与成本控制。以研究者所观察的大都会新闻部为例，除了部门主任和分管编辑的部门副主任只为报纸工作以外，记者需要同时为《东方早报》大都会版和“澎湃新闻”“浦江头条”栏目采写稿件，而分管选题的部门副主任同时兼任“澎湃新闻”本地新闻项目部主编，并作为“澎湃新闻”的值班领导进行审稿。领导层的这种“兼任”一方面保证了“澎湃新闻”在新闻资源上能够畅通无阻地与《东方早报》共享，但同时，这种由于《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母子关系”而采用的“值班领导制”存在着非常强的不稳定性。处于磨合过渡期的“澎湃新闻”在不断地寻找适合它的运行模式，所以它的结构也在不断地被调整。在笔者研究阶段，“澎湃新闻”的“值班领导制”有所变动，2014年5月之前是由副主任级别的“项目部主编”上、下午轮流值班审稿，5月之后改为周一至周五有两位固定的“值班领导”分上、下午班进行审稿，周末再由《东方早报》各部门副主任轮流值班。到了7月，大都会新闻部的一部分记者和管理人员开始专职为澎湃新闻工作。而这种组织结构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并非出自组织架构层面的设计和改造，并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伴随着“澎湃新闻”的成长。
　　事实上，组织架构的不稳定性和组织内部人员身份的多样性，加上《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领导层级的称呼不同，编辑部内部的人员对于彼此的职务和层级也产生了一定的混淆。正如有编辑谈到：“原来的时候很清楚，部门主任下面有两个副主任，一个管编辑一个管选题，现在领导的头衔有很多，我也看不懂他们是怎么排的。原来管报纸时事新闻的副总编辑，现在是澎湃新闻的总监，好像是升级了吧，但他还是报纸的副总编辑，所以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了。” ⑧
　　（二）“嵌入”与“交织”：新闻生产空间的物理融合
　　《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同源关系还体现在实体的办公空间安排中。《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新闻编辑部呈现出了相互“嵌入”与“交织”的空间格局。
　　如（表1　表1见本期第64页）所示，在实体空间的占据上，“澎湃新闻”笼罩在《东方早报》的母舰之中，呈现出明显的“附属关系”。《东方早报》拥有数量众多的新闻编辑室，8楼至11楼分别是《东方早报》的要闻中心、文体中心、行政后勤和财经中心，19楼是《东方早报》周刊编辑部，21楼是广告部。而“澎湃新闻”则仅占有两层，分别是5楼的视觉中心和7楼的新闻编辑室。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澎湃新闻”与《东方早报》共享了大部分的记者，所以大部分办公室的安排还是原来《东方早报》的格局。“澎湃新闻”文体新闻和财经新闻的编辑以“嵌入”的形式在《东方早报》的文体中心（9楼）和财经中心（11楼）办公。“澎湃新闻”时事新闻编辑的办公室在7楼“澎湃新闻”编辑部内，“澎湃新闻”创办初期新招的专门为时事新闻栏目服务的记者则被“嵌入”在8楼的《东方早报》要闻中心。“澎湃新闻”和《东方早报》的时事新闻栏目编辑部被放置在相邻两层，以满足日常新闻生产的方便，并共享一套行政系统，形成了“穿插”与“交织”的格局。
　　从内部空间安排上，“澎湃新闻”与《东方早报》展现出了不同的样貌。以《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为例，其编辑部位于8楼，占据了同楼层四间办公室中的两间，与另外两个部门共同组成了《东方早报》要闻中心⑨。大都会新闻部办公室将两个房间打通合成大办公室，整个办公室看上去有点拥挤凌乱。如（图2　图2见本期第65页）所示，办公室里共有56张桌子，排列紧密，桌子与桌子之间的间距相对较小，仅够一个人通过。办公室里除了有《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的主任、副主任、记者和编辑外，还“嵌入”了部分“澎湃新闻”新招的记者。办公室里有很多桌子处于闲置状态，上面堆满了发黄的旧报纸和杂物，很多电脑屏幕由于无人使用积满厚厚的灰尘。有的空桌子上则放置着电视机、打印机等办公物品。有记者编辑坐的桌子上有电脑、电话机等基本的办公用品，还有与新闻相关的书籍、厚厚的旧报纸、杂志等个人物品。
　　白天办公室的入座率比较低，记者们除了每周五下午需到报社参加例会，平时没有硬性坐班的规定，只是选择性地到报社进行电话采访或者写稿件，因此他们对编辑室的使用率相对较低。相对来说，大都会新闻部的编辑们和部门领导则需要每天在办公室的空间中完成工作。由于编辑和部门主任需要进行审稿沟通，他们的空间位置彼此相邻。部门主任和两名副主任的办公区域靠近门口，用透明的挡板隔开，呈现出半开敞式。这样的构造使得办公室内部既有层级关系的体现，但又不是那么生硬。整个办公室的工作氛围相对轻松，记者们有时会在办公室里进行电话采访、与副主任讨论选题，空闲时间会聚在一起聊天。傍晚，编辑们陆续来上班后，也会在等记者稿件之余聊天。另外，由于早报出稿和排版时间的特殊性，《东方早报》大都会办公室往往到了下午和晚间才真正开始进入工作时间（图3、4　图3、4见本期第65页）。
　　反观位于大厦7楼的“澎湃新闻”编辑部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7楼原是《东方早报》视觉中心，有三个办公室，由于“澎湃新闻”没有更低一级的部门划分，所以原来的三个办公室被打通作为“澎湃新闻”的编辑部。
　　从办公室面积上来看，“澎湃新闻”编辑部占据了一整层，是《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办公室的两倍。相对于大都会新闻部的拥挤凌乱，“澎湃新闻”的编辑部要显得宽敞明亮很多。正对着大门的墙上挂着“澎湃新闻”的logo它的两侧各有一块可移动的黑板，上面张贴着通知。如（图５　图５见本期第65页）所示办公室中间有一个会议室，平时“澎湃新闻”的日常评报和会议都在这里举行。会议室右边有一间小的领导办公室，领导办公室旁边的房间是专门接听爆料电话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专门的休息区，里面有沙发和微波炉。“澎湃新闻”编辑室大厅共有63张办公桌，大多为四张一组，整齐地排列在办公室内，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电话和一些个人物品（图6　图6见本期第65页）。编辑室里有时事新闻部、要闻部、技术部和互动部，属于时事新闻部的桌子有12张，在靠门的右半边。为了符合新媒体的传播特征，“澎湃新闻”的工作时间和《东方早报》有比较大的差异，每个栏目的编辑上、下午轮流值班，最早一班的编辑从凌晨6点开始就要进入忙碌的工作状态，所以办公室全天的入座率非常高。办公室里非常安静，因为负责同一栏目的编辑上班时间相互错开，且他们共用一个座位，在工作时间上没有交集。一线记者们大多是通过邮件、微信、电话与编辑联系，所以在编辑的日常工作中，除了在值班领导分配任务的时候有轻声交流外，其余的时候都是自己独立完成审稿任务。安静的工作氛围使得“澎湃新闻”编辑部的气氛相比《东方早报》大都会办公室的轻松，显得更为沉闷，“澎湃新闻”的编辑部更像是一个“文字加工厂”。
　　另外，在管理模式上“澎湃新闻”采取“值班领导制”，《东方早报》的各新闻部副主任轮流定期“嵌入”到“澎湃新闻”的编辑室担任值班领导进行审稿。这种值班制度形成了办公空间上的流动性和不固定，也意味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松散，因此在“澎湃新闻”的编辑室里值班领导的座位和普通编辑们没有区别。
　　
三、“变”与“不变”的现实边界：职业新闻人的日常实践
　　（一）“双线作战”：新闻生产的日常流程与把关
　　正如前文所说，“澎湃新闻”的成立让大多数《东方早报》的记者一夜之间有了“双重身份”，也让他们同时拥有至少两张不同风格的名片。作为记者日常新闻实践中重要的一种“身份标识”，这些名片的文本展现及其日常使用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以（图7、8　图7、8见本期第66页）所示，印有《东方早报》字样的名片中记者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而《东方早报》的logo作为传统的“工作单位”被放置在了左下角。名片的背面在正中间印有其二维码。而“澎湃新闻”的名片则更显得“新媒体化”，名片以标识性的蓝色呈现，正面印有占二分之一大小的“澎湃新闻”客户端二维码，并注有“专注时政与思想”的标语、新闻报料的电话、澎湃新闻的官网网址；背面除了写明记者个人信息外，还印有每个记者基本信息的二维码，而其所在的部门被简化成“记者”。
　　记者对于双重身份的日常使用也相应呈现出较高的弹性。他们外出采访时会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来发放名片。记者们普遍认为，双重身份并没有对他们的采访造成困扰，反而更加方便和有利。很多受访对象表示，由于“澎湃新闻”品牌的打响，“现在出去采访，会同时介绍自己是《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记者。” ⑩
　　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由于记者们同时为立足长三角地区的《东方早报》和面向全国的“澎湃新闻”供稿，所以在新闻选题上，他们需要“双重考量”。一名记者在访谈时说：“现在写一篇稿子要发两个地方(《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只是在报选题时报纸更强调本地性，“澎湃新闻”则更需要全国性的视野，要考虑上海的这条新闻外省读者会不会关心”。[11]另一名记者表示：“澎湃新闻更注重抓热点。” [12]从写稿形式来说，“澎湃新闻”更强调稿件的即时性，即新媒体稿件需要“抢速度”，而作为传统早报，《东方早报》的记者们则习惯了晚间的截稿时间。时间上的变化对于记者们的每天工作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有受访者谈到，“以前是采一天的量一次性发出来，现在是采一天的量分几次发出来。如果以前是有四个小时的时间采访和查资料，一个小时写稿子的话，现在就是采访一个小时写作一个小时” [13]。面对突发性事件时，记者们则更需要争分夺秒，“突发新闻最快的发稿情况是记者到达现场后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一篇通讯稿”。[14] “澎湃新闻”所带来的“双肩挑”，工作使得传统早报的记者们在工作时间上趋向碎片化，同时在工作空间上也变得多样化。记者们有时候为了“抢时间”，了解到一手信息后，直接在现场、路边或是地铁里用手机写稿子，这和传统报纸的工作模式完全不同，以前记者们大多是完成采访后去报社或是回家写。
　　记者采写完稿件后，分别发到《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稿库，由两边各自的编辑负责审稿。如（图9　图9见本期第67页）所示，两者稿件的编辑和审稿流程是“双线”进行的。在编辑改稿环节，由于报纸受到版面的限制，重要性和指定性的稿件优先选择，一般稿件长度控制在一千字左右，短新闻五百字左右，也会有三四千字的跨版大稿。“澎湃新闻”没有版面的限制，稿件的发布率更高。为了符合读者的网络阅读习惯，一般稿件不超过两千字，平均一千字左右，也有七八千的特稿。“新媒体更加注重标题，标题党现象是新媒体独有的”。[15]在审稿环节，报纸相对于新媒体，它“党的喉舌”属性更为强烈，所以报纸的审核过程相比“澎湃新闻”更为严格、复杂。一般情况下，“澎湃新闻”简化为“两审制”，即编辑改完稿件后，发给值班领导，值班领导审核完没有问题就有权限发稿，副总监和总监挑选重要稿件审阅，因为“澎湃新闻”每天新闻内容的生产量巨大，所以总监和副总监不可能每篇稿子都看一遍。而报纸每天的版面量是固定的，在送版印刷厂之前，除了编辑和部门副主任、主任需要审稿外，分管副总编也要审核，总编辑挑选重要稿件审阅。
　　在报社层面，《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每天都有各自的编前会，由于两者的编辑形式不同，所以会议内容也有所区别。“澎湃新闻”编前会是每天下午2点，会议主要内容是信息的上传下达，点评前一天“澎湃新闻”的表现，和其他主要门户以及同城媒体的稿件进行比较，最后上报选题，即会议后各部门有哪些重点的稿件，有什么特别要跟踪的线索。《东方早报》的编前会是每天下午4点，会议主要内容是初步定版第二天的报纸，各部门汇报当天的选题，然后确定头版放什么新闻，后面的版面由什么部门负责，负责几个版，各版面安排什么稿件等。[16]此外，各部门的记者每周需参加一次部门选题会，具体到笔者研究对象——大都会新闻部的记者选题会在每周五下午2：30，记者们如没有采访任务都需要参加会议。由于大都会新闻部的记者和领导是同时为《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服务的，所以记者选题会同时涉及到《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的工作内容，主要议程是一周工作总结、通知下达、记者评报和上报选题。会议上，大都会副主任会评价“浦江头条”栏目上周在“澎湃新闻”层面的排名情况。新媒体的优势是，可以从稿件的点击率和回帖数直观地看出读者反馈情况，这是传统报纸无法做到的。记者们的评报也会从《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两个角度进行，例如将《东方早报》和同城的同类型报纸的稿件进行对比，或是点评“澎湃新闻”“浦江头条”栏目上周热门稿件，结合读者的回复，判断是否可以进行跟踪报道。
　　（二）新闻理念的道路选择：“传承”还是“创新”？
　　作为传统媒体转型、改造的产物，“澎湃新闻”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东方早报》的烙印。那么，在新闻理念的道路选择上，是“传承”还是“创新”？
　　“澎湃新闻”在新闻理念、价值取向和受众定位上几乎都“传承”了《东方早报》特色，并加以深化。作为隶属于党报集团上海报业集团的综合性都市报，《东方早报》的定位是偏重政经报道，目标做“影响力至上”的优秀新闻，“强调媒体的社会公器作用，强调自身在社会运转中的角色、地位和使命” [17]。受众定位是都市高端人群。“澎湃新闻”同样主打政经新闻，在此基础上还注重思想分析，旨在成为“新闻与思想的最大平台”，受众定位也是都市中高端人群。
　　同时，对于“澎湃新闻”来说，选择“传承”，也许是最为柔和的改造方式。由于“澎湃新闻”和《东方早报》的同源关系，大多数的“澎湃新闻”记者对《东方早报》原有的新闻理念和价值取向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在谈到《东方早报》的新闻理念时，有记者谈到：“《东方早报》从创刊开始就有新闻理想，到现在大多还保持着这种情结。我们希望通过报道进行舆论监督、为读者服务，同时为政府和党分担宣传任务，这几个方面要同时兼顾。” [18]而对于“澎湃新闻”的理念有记者做了这样的描述：“‘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和记者们的职业意识更强烈一些，尤其强调时政新闻的舆论监督，在社会舆论中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澎湃新闻注重思想，我们希望从文化思想的高度做强舆论监督，把澎湃新闻做成一个权威的平台，作为澎湃新闻的记者更具精英情结。[19]这在新闻理念上和《东方早报》有非常大的一致性和传承。对于记者来说，具体到他们日常的新闻生产上，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东方早报》既有的新闻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在报道的选题，以及他们的语调上，都带有非常强的《东方早报》特色。
　　当然，“澎湃新闻”正在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所以对记者们来说，当他们在“双线作战”的时候，也会慢慢接受新媒体空间的开放性，有记者表示：“起初做‘澎湃新闻’稿子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东方早报》的报道框架的束缚，在选题的时候就会考虑能不能做，但是现在慢慢地放开了。” [20]当然，“澎湃新闻”在“传承”的同时，也在尽力追寻一种全新的新媒体理念。区别于《东方早报》立足于长三角地区，“澎湃新闻”放眼于全国。但是，正如2015年5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调研“澎湃新闻”时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上海新闻宣传系统下的新媒体产品，“澎湃新闻”在转型过程中，要“有定力”，要把握好“变”与“不变”的度：“变的是传播手段、方法、技术、形式和平台载体；不变的是生产精神产品、是党的宣传阵地，不变的是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正能量。” [21] “澎湃新闻”“变化”的是它的渠道、外形、新媒体产品的包装，“不变”的是《东方早报》原有的引导舆论、传播主流话语、传播党和政府声音的初衷。当新闻生产实践遭遇到宣传的矛盾的时候，“澎湃新闻”依然坚定地选择权威与安全发布政府话语。
　　
四、结语与可能
　　在中国的传统媒体转型实践中，“澎湃新闻”是一个重要的样本。总体来说，它的整体框架主要生发于原有媒介组织的变形和改造，表现出了一定的智慧，具备了一种突破和创新的可能，也体现了当下媒介融合中的一些现实困境和不确定性。
　　首先，根植于母报《东方早报》的移植与改造让“澎湃新闻”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力，无障碍地整合和调动内容和人的资源。由于大体沿用了《东方早报》的组织架构，“澎湃新闻”得以共享《东方早报》从一线采编人员到领导层的大部分员工和行政体系，同时它的内容生产和把关实践也得以较为通畅地同时双线进行。在这个基础之上，“澎湃新闻”相比《东方早报》来说更加努力地在话语空间上进行开拓。它开始培养自己的专职记者和编辑团队，打造品牌性的时政类栏目，例如“打虎记”、“一号专案”等，期望扩展“舆论监督”的力度。
　　其次，这种基于“改造”而又相对独立的“澎湃模式”也有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由于“澎湃新闻”和《东方早报》的“同源性”，它对《东方早报》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对于一线的职业新闻人而言，同时为新老媒体供稿的日常实践中往往遵循和认同的仍然是《东方早报》的思维模式和报道惯习，这使得“澎湃新闻”在新闻理念和价值取向上与《东方早报》一脉相承，在内容取向上也有一定的趋同性。此外，虽然以新媒体的形式出现，但是“澎湃新闻”没有割离掉《东方早报》所处的权力场域之中，它必须要同样面对《东方早报》所受到的监管、权力控制与宣传任务。这使得“澎湃新闻”和《东方早报》在舆论监督的口径上高度一致。
　　最后，“澎湃新闻”未来发展的不确定还在于，新媒体技术高速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这要求它在融合实践中不断地、迅速地去进行调试和更新，真正坚持走出一条“新路”的决心。■
　　
　　
注释：
①详见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的微博和微信账号发布的内容。
②⑤刘强：《试析报业转型期“澎湃新闻”的探索价值及发展前景》《东南传播》2014年第10期
③王云峰、李泽林：《“澎湃新闻”与移动互联网时代报网融合》，《新闻研究导刊》2014年5月
④⑥常江、杨奇光：《“我心澎湃如昨”：澎湃新闻与新闻客户端的崛起》，《新闻界》2014年第18期
⑦由于“澎湃新闻”依托于《东方早报》采编团队，所以原《东方早报》各新闻部的记者们需要给“澎湃新闻”相对应的栏目供稿。具体到研究者实习所在部门，即负责《东方早报》本地新闻的大都会新闻部记者需要为“澎湃新闻”的本地新闻栏目“浦江头条”供稿。故笔者作为《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的实习生，实则也是“澎湃新闻”“浦江头条”栏目的实习生。 该部门有主任1名，副主任2名，记者20名，编辑5名。大都会记者们负责的新闻条线按照机构划分有市政府、民政局、公安局；按照话题细分有社会突发、城市建设、环境气候、教育、交通、政法、农业和旅游。笔者进入大都会新闻部后，由一位负责社会突发新闻的记者带领，进行新闻采写。
⑧笔者与澎湃新闻“浦江头条”栏目编辑访谈资料，2015年4月3日，上海。
⑨新民晚报大楼的8楼有四间办公室，802室是要闻部、中国新闻部办公室，807时事新闻副主编办公室，807是会议室，805和806室是大都会新闻部办公室。8楼的公共走廊里有两块公告板，第一块上面张贴有关奖罚、人事、评比的通知，第二块上张贴的是《大都会周末澎湃值班表》、《大都会记者每周五例会评报表》、《夜间值班记者排班表》等通知。
⑩[12][20]笔者与《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社会新闻记者B访谈资料，2015年5月15日，上海。
[11][13]笔者与《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社会新闻记者C访谈资料，2015年4月3日，上海。
[14][18]笔者与《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社会新闻记者A访谈资料，2015年4月13日，上海。
[15]笔者与“澎湃新闻”浦江头条栏目编辑访谈资料，2014年4月13日，上海。
[16]根据笔者2014年4月3日与《东方早报》大都会新闻部副主任访谈资料整理，上海。
[17]新华传媒工场:《<东方早报>试水上海滩》http://media.sohu.com/35/92/news210159235.shtml.
[19][21]“澎湃新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调研澎湃新闻等新媒体，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8911
　　
卞清　赵金昳/卞清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赵金昳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为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YJCZH0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