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本文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国际新闻学研究权威期刊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创刊以来的所有学术论文进行文献分析，着重展现国际上新闻学研究的镜像，包括研究的作者群像，研究的主题分布，研究所采取的方法等。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在研究主题方面，新闻学理论、新闻产制、新闻工作者、媒介宏观效果等主题的研究数量最多。在研究方法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采用较多的是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随着新媒体日益成为传播研究“显学”，本文还对《新闻学》上的新媒体研究进行了梳理，从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对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伦理的影响这三个角度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内容分析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G210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界从业态到理论研究都面临着巨大冲击。多媒体新闻（Multimedia Journalism）、移动新闻（Mobile Journalism）、超本地化新闻（Hyperlocal Journalism）、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计算新闻（Computational Journalism）、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等层出不穷的新话题新领域不断挑战和反思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新闻真实等基本理念，使得这一“十字路口”式的学科逐渐展现其自身的张力。
　　本文将以《新闻学：理论，实践与批评》（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创刊14年来（2000年~2014年）刊登的所有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以此描绘国际新闻传播学界在21世纪的研究发展动态。
　　《新闻学：理论，实践与批评》（以下简称《新闻学》）是2000年创刊的双月刊，由伦敦城市大学的Howard Tumber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Barbie Zelizer主编出版。作为一本聚焦新闻业的学刊，其特色是学术成果的包容性，涵盖了纯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刊登了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实践等多角度对新闻进行探讨的论文。根据汤森路透公司《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2014年数据显示，《新闻学》的影响因子为1.287，具有较高的学术的影响力，也是SSCI索引传播类学刊中仅有的两种专注新闻研究的主流刊物之一（另一为Journalism Studies）。《新闻学》上的论文涉及的研究主题非常广泛，包括新闻产业、新闻产制、法律法规及伦理等等，在新闻业界内同样享有盛誉。
　　
一、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对《新闻学》上所刊登的学术论文进行分类统计，客观地梳理和分析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脉络，描绘其研究的轮廓和镜像。内容分析单元为单篇论文，而观察的对象则包括作者、主题、方法等。为更好地了解其内容，本研究采用普查（即检索和分析所有期的所有论文）而非抽样。从SAGE数据库获得了《新闻学》从2000年4月到2014年5月共15卷期刊内容（2007年开始为双月刊），去除评论类文章、约稿启事、广告、读者来信等非学术论文文章后，共有学术论文472篇。
　　（二）类目建构
　　马克斯·韦伯认为，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要素所做的任何有思想的探索，都首先是与“目的”和“手段”这两个范畴密切相关的。①廖圣清提出，本体论、认识论和目的论是社会科学的三个基本核心。②本体论是指“研究什么”（what research），认识论是指“如何研究”（how research），目的论是指“为什么要这样研究”（why research）。本文对472篇学术论文进行观察和对比，其中重点关注的变量有：作者构成、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通过厘清谁在进行新闻学研究，研究的主题光谱是什么，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进行研究，并结合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和新闻理论的脉络，试图回答“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通行的大众传播研究范式划分，将研究方法分为社会科学主义，批判主义和诠释主义。其中，社会科学主义又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③。定量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其他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法、焦点小组法、田野观察法、个案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当文章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时，则分别进行记数，且标记为使用多种研究方法。
　　在研究主题方面，本文综合前人所做的相关综述文章，将论文的研究主题划分为以下13个类别。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类很多时候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互斥性，但为了研究便利，每篇论文只归入一个主要研究主题：
　　1.媒介产业：主要是新闻传媒的功能与运作，包括内部管理和外部控制。
　　2.新闻工作者：主要是与编辑、记者等媒介从业人员相关，包括其价值观与行为取向等。
　　3.新闻产制：主要是新闻来源、决策过程等一系列新闻生产的要素。
　　4.讯息传布：主要是媒介的特性、讯息的扩散渠道等。
　　5.媒介内容：主要是新闻报道所呈现的形象和内容。
　　6.阅听人分析：主要是受众的认知、态度、评价等心理过程，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等。
　　7.媒介微观效果：主要是媒介对社会个体的影响。
　　8.媒介宏观效果：主要是媒介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的影响。
　　9.法律法规与伦理：主要是对媒介职业道德的探讨以及法律法规问题。
　　10.新闻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学理论的分析梳理。
　　11.新闻学教育研究：主要是新闻学的课程设置等关于教育的问题。
　　12.新闻学研究方法研究：主要是对新闻学研究方法的探讨。
　　13.其他：上述类别难以概括的研究。
　　（三）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人工编码的方式对各类指标进行归类。由两名研究者同时担任编码员，在完成编码表后，先随机抽取总体中10%的文章进行预编码，并进行信度检验，根据Krippendorf’s alpha算得信度为88%，基本满足信度要求。
　　
二、新闻学研究的国际作者群
　　（一）学术合作情况
　　由(表1　表1见本期第45页)可知，单独作者的文章306篇（64.8%），可见研究者独立完成学术研究的现象仍是主流；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2000~2014年以来，学术合作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12年、2010年合作作品比例最高(表2　表2见本期第45页)。独白式的独著有助于个人思想的完整表达，合作式的研究则能在对话中不断打磨思想，这种模式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程度正在加深。
　　（二）作者身份
　　1.《新闻学》作者身份
　　在《新闻学》刊发的学术论文中，68.38%的作者为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加起来超过80%，而媒体从业人员仅占2.86%(表3　表3见本期第45页)。可见，高校仍是新闻学研究的重镇，教师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力量。
　　2.不同身份作者所占比例分布
　　在教师中，教授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21.32%。其次为讲师和助理教授，其比例分别为17.31%和16.88%。而副教授的比例最低，仅为12.88%(表4　表4见本期第46页)。
　　（三）作者地区分布
　　由图1可知，北美洲和欧洲的作者所占的比例相近，分别达到了39.63%和38.82%，两者加起来接近80%。由此可见，在国际新闻传播学界，仍是以北美和欧洲的学者为研究主力。一方面，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起源、兴盛于西方并继续在西方蓬勃发展，从始至终占据着新闻学研究的主导位置；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新闻学》由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办，地缘亲近的因素有可能决定了欧美学者的研究占据了该杂志的绝大部分。总的来说，《新闻学》研究也反映了国际新闻学研究中的中心与边缘结构。
　　
三、新闻研究的主题
　　（一）论文研究主题分布
　　整体来看，《新闻学》的研究主题较为多元，没有十分突出的研究主题。这或许和该杂志的主旨有关，即作为一本跨学科的期刊，《新闻学》上的文章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实践等角度对新闻学进行探讨。其中新闻学理论研究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6.1%。而接下来的新闻产制、新闻工作者、媒介宏观效果、媒介内容、媒介产业所占的比例则分别为14.83%、12.5%、12.28%、12.08%和11.44%。而对于新闻学研究方法、媒介微观效果、阅听人分析、新闻学教育研究、讯息传布、法律法规与伦理等的研究则较少，其比例仅为0.85%、2.12%、3.18%、3.6%、4.45%、5.3%(表5　表5见本期第46页)。
　　（二）不同职称的学者在研究主题是否有差异
　　由(表6　表6见本期第47页)可知，总的来说，不同类型的研究者在研究取向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在教师中，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所占比例排在前三名的研究主题分别是新闻学理论研究、媒介产业、新闻产制，而副教授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媒介内容、媒介宏观效果、新闻学理论研究，助理教授则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学理论研究、新闻产制，讲师则对新闻学理论研究、新闻产制、媒介宏观效果和媒介产业的研究较多。在教师中，教授所进行的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比例要高于其他的教师。副教授所进行媒介宏观效果研究和媒介内容研究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教师。
　　与教师、学生及研究机构相比，媒体从业人员中媒介产业、媒介宏观效果和新闻学理论研究所占的比例都为18.8%，总的来说其研究更偏重于新闻产业的发展动态和效果研究。而研究机构则偏向于新闻理论、新闻工作者和媒介宏观效果。
　　
四、新闻研究的方法与范式
　　（一）研究方法的比例
　　研究方法方面，社会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占比73%，批判研究方法占20.1%，诠释研究方法占6.9%(表7　表7见本期第47页)。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但其中还是存在着不同且较为分散的研究方法。之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这与新闻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实证主义传统有关。而由于《新闻学》中对于新闻学理论的探讨也较多，因此批判和诠释研究所占的比较也并不低。此外，有84.4%的文章采用的是单一的研究方法，而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的文章仅占15.6%。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不同研究方法的比例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大类，其中定性研究涉及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田野调查、个案研究、文本分析等，定量研究主要涉及实验法、问卷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等。根据(表8　表8见本期第47页)所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内容分析法（25.1%）、个案研究（20.0%）、文本分析法（19.1%）、深度访谈法（15.6%）使用最为广泛，总占比达79.8%。
　　（三）不同地区作者研究方法的差异
　　如(表9　表9见本期第48页)所示，北美研究者研究方法主要是：批判研究、文本研究、内容分析。欧洲研究者研究方法主要是：批判研究、内容分析研究和深度访谈法。亚洲研究者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内容分析、文本研究和批判研究。
　　
五、新媒体新闻业的研究焦点
　　上述研究有利于我们对21世纪以来《新闻学》这一期刊的研究现状进行宏观的了解。而本文还将选取《新闻学》中新媒体研究这一横截面，来探讨21世纪以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新闻学研究的影响。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认为：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将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并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⑤而对于传媒业来说，信息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模式的转变，传播方式与速度的变更，传统媒体法律法规及伦理也面临着挑战，甚至什么是新闻、传媒业具有怎样的功能等等议题也值得重新思考。
　　从2000年创办至今，《新闻学》见证了新世纪新闻业的变迁，也通过学术的探讨回应业界实践的动态变化。如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和自媒体的兴起，欧美不少地区的传统媒体面临着广告收入巨减甚至倒闭的惨状，《新闻学》于2009年6月推出了《新闻业的未来》专题（the future of journalism），从不同角度对新闻业的未来进行了探讨，认为“未来的一切就在此刻显现”。⑥本文将通过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新媒体的兴起对新闻业所带来的影响。
　　（一）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影响
　　在《新闻学》上，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进行了阐释。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更多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探讨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如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信息化、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对传统媒体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行业技术的革新、传播范围的扩大、速度的增快。Beatriz和Celeste 在总结巴西电视新闻业的发展历史时强调，技术在巴西电视新闻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从电影到录像带，从黑白到彩色，技术的发展让电视新闻的质量在不断提高”。⑦而伴随着两大有线新闻网的建立，电视新闻的竞争加剧也促进了巴西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Beatriz和Celeste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将改变电视记者传统的报道新闻模式，进而改变所有新闻媒体的生产模式，这包括比传统新闻媒体更加广泛得多的来源，新闻生产者与接收者的关系模型也将崩塌。
　　Lgor Vobic则以斯洛文尼亚的两家纸媒为研究对象，探究传统媒体如何采用新媒体，新媒体（文中指网络多媒体新闻）具有怎样的生产模式，又占据怎样的地位。作者认为，多媒体新闻并不仅仅是“电脑屏幕上的电视新闻”，而是以互联网逻辑作为其发展的脉络。⑧值得一提的是，两家纸媒对于多媒体新闻的发展前景都没有具体的规划，而他们也没有要求自己的记者要掌握多媒体传播技能，但是在招聘新记者时他们更愿意招聘拥有多种传播技能的记者。作者认为，新媒体科技对于传统媒体的影响方兴未艾。
　　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关注新媒体技术对宏观新闻生产模式的影响，而且更多地关注微观的新闻生产个体，如对记者或准记者们的影响。Bolette通过对国际新闻专业学生的焦点小组访谈发现，对这些准记者们来说，新媒体技术某种程度上实现的是个人的赋权，正如其中一名受访对象所说的，“新媒体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而不需要‘正式’地成为记者。这是因为今天人们可以生产信息、贡献信息、过滤信息、选择信息。可以说每个人都明白记者的一些行为准则”。⑨而由此所兴起的公民新闻，对传统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冲击。
　　Deuze对新媒体影响的反思更加深入，他认为新媒体和多元文化主义是二十一世纪传媒业发展的两个关键议题，基于这样的语境，需要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新闻。传统的新闻观和新闻价值理论，在文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应该受到挑战甚至是彻底的改变。如传统新闻理念强调新闻服务公众的功能，在新媒体时代，这一功能不再由新闻记者占据主导，也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由不知名的大众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过程。而传统媒体的“此时，此刻”的报道哲学，也将受到新媒体技术发展的挑战，新闻报道将更容易突破时间和地理范围，呈现多媒体化和多元主义的特征。⑩
　　（二）新媒体与新闻工作者
　　以UGC（用户贡献内容）、互动性为特点的新媒体兴起，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作为职业的新闻业存在的必要性忧心忡忡。新媒体技术和自媒体的新闻理念对传统新闻工作者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工作工具、工作方式的改变，而伴随着技术逻辑的演进，新媒体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记者对社会的介入程度和自我认同。
　　从新闻操作层面的角度，Bruce Garrison以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为视角，研究了从1994年互联网开始普及的6年里，互联网技术是如何在传统媒体新闻编辑室里进行扩散的。互联网技术的采用，改变了传统新闻编辑室里编辑、记者与研究员的角色。借助于互联网，记者与编辑具有了更多的研究能力，使得记者、编辑与研究员的角色合并在一起。虽然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对互联网技术存在抵抗因素，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乐于接受，并且作者预言互联网技术在新闻机构中会得到大规模的应用。[11]这是《新闻学》最早的对新闻记者与新媒体技术关系的文章，从今天来看结论似乎太过简单。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采用博客来进行新闻工作。一些学者在使用与满足的理论视角下，继续探讨新闻记者使用互联网技术的动机、预期和具体的使用行为。学者研究发现，博主们认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是告知受众和影响受众，就公共事务发表看法，这也是一种新闻工作。博客新闻与传统新闻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码它模糊了专业新闻记者与公民新闻记者之间的界限。[12]优秀的博客网站如赫芬顿邮报自我定位为“网络报纸”，而博客网站也开始聘用有传统媒体经历的记者。
　　Donna Chu对香港使用博客的记者进行研究发现，记者们认为博客的使用让他们新闻工作和专业理想变得有意义。[13]与普通的博客相比，记者博客受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更加坚守原则，追求准确、公正、客观。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之后，新闻媒体越来越多地受到北京政府的影响，新闻记者们通过个人博客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建构起阐释的社区。可见，新媒体技术发展不仅仅是对普通网民实现了赋权，也对新闻记者实现了赋权，成了记者对抗来自新闻机构乃至政府机构的工具。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很多时候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是时间与空间观念的改变。网络新闻业的时间和空间受到高度的压缩，从而产生了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生产模式。 Amy和Vanessa通过研究发现，互联网让新闻生产者与接收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变小，新闻信息实现了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带来了观念的全球化，这些都对仍然抱着传统新闻观念的记者们产生了冲击。[14]在访谈中，不同国家的记者表示，信息化技术在空间上带来了观点的全球化（包括信息来源和传播对象的全球化）和本地新闻的相对弱化；在时间上对新闻记者的工作时间带来了挑战，这是因为读者希望在网络上能够看到实时的新闻更新。Declan和Matthew通过对网络科学记者的研究认为，科学记者在网络时代的角色不再像过去一样具有特权地位，其在从事新闻报道时越来越多元化、社交化、参与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呼应了Amy和Vanessa认为互联网技术缩短了新闻生产者与接收者的社会地位的观点。[15]（三）新媒体与新闻伦理
　　一些学者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认为新闻产业也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新闻记者们共享着一定的价值预设。而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兴起，让更多的互联网新闻从业者想要争夺自主权，这必然会导致新闻场域中不同力量的竞争，挑战原有的价值预设，这体现在新闻商业模式的改变以及新闻伦理和价值观的冲突。
　　在传统的新闻伦理中，记者应该客观中立地进行报道，即独立于其所报道的新闻。但是在互联网新闻记者看来，新闻的透明性远远重要于新闻的客观性，他们更强调新闻记者与事件的连接性而不是独立超脱于新闻事件。通过对媒介批评博客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新闻博客的博主们很多时候把自己定位于“看门狗的看门狗”，[16]这些博主们时刻监视着传统的新闻记者们是否能独立进行报道和挖掘新闻。他们也批评传统媒体报道中所含的新闻价值，因为那些重要的新闻并没有得到报道。Michael Karlsson则指出，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参与性和新闻的持续性使得新闻透明性成为新闻伦理的另一重要要求。新闻透明性强调的是记者在报道过程中的公开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了新闻的标准。[17]然而，很多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新闻对传统新闻的冲击所带来的范式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闻领域，还是传统的新闻价值和价值规范占据主导。如Jane B. Singer通过对20个新闻记者博客的内容分析发现，使用博客的新闻记者虽然经常会在互动性非常强的博客上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但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定位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的角色。虽然他们常常面临着必须坚持客观性、不能持有党派偏见的新闻伦理要求的挑战，但是博客让记者们能够更大程度地保持他们新闻的透明性和责任性。[18]这呼应了上述研究的结论。
　　Linda Goretti Nassanga则认为，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ICT）的发展，普通公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受众，很多时候他们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因此，传统新闻伦理更多的是对传统记者的行为规范，必须把新闻伦理的范围扩大，使之能够对新的新闻形态如激进新闻、公民新闻、发展新闻等进行规范。[19]因此，他认为新闻伦理的教育不应该只在新闻机构中进行，而应该扩大到社会公众，让公众在以互动、参与为特性的新媒体的今天以更加负责的方式参与新闻信息的生产。可以说，新媒体的赋权，既对传统新闻人的新闻伦理带来了挑战，也对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公民记者”的互联网交往伦理带来挑战。
　　
六、简单的结语
　　通过对《新闻学》（2000-2014）学术论文的文献分析，可以为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转型创新提供一些参考。
　　国内新闻学受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范式的影响较深，同时我国大学新闻教育中有理论与实务二分的传统，因而在现有的新闻学研究中较为关注新闻基本要素的考证厘清、新闻媒体社会角色及功能的阐释、新闻业与社会关系的建构等。整体而言，我国新闻学研究涉及新闻产制、媒体运作、从业者观念及职业行为等中观层面的内容还较为单薄，因而在新媒体技术已经深入影响新闻业的微观及中观环节之后，新闻学的议题、方法、理论概念等尚未有症候性的转变，这进一步加剧了现有新闻学研究的“内眷化”。借鉴国际研究经验，我国新闻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更关注不断变迁的现代社会、迅速更迭的媒介、多样化的新闻从业人员等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何充实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概念、核心议题和分析方法，如何提升新闻学研究对新闻业变革现实的理论关照和解释力，也是值得学界同仁未来深耕的领域。■
　　
注释：
①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④廖圣清：《20 世纪90年代的西方大众传播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⑥TumberH.& ZelizerB. (2009). Editorial: Special 10th anniversary issue-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0(3)277
⑦BeckerB.& de Bustamante, C. G. (2009).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Brazilian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10(1)45-68
⑧VobiII. (2011). Online multimedia news in print media: A lack of vision in Slovenia. Journalism, 12(8)945-962
⑨Blaagaard, B. B. (2013). Shifting boundaries: Objectivitycitizen journalism and tomorrow’s journalists. Journalism, 14(8)1076-1090
⑩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442-464
[11]GarrisonB. (2001). Diffusion of online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newspaper newsrooms. Journalism, 2(2)221-239
[12]de ZúnigaH. G.LewisS. C.WillardA.Valenzuela, S.LeeJ. K.& BareschB. (2011). Blogging as a journalistic practice: A model linking perception,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Journalism, 12(5)586-606
[13]Chu, D. (2012). Interpreting news values in j-blogs: Case studies of journalist bloggers in post-1997 Hong Kong. Journalism, 13(3)371-387
[14]Weiss, A. S.& JoyceV. D. M. H. (2009). Compressed dimensions in digital media occupations Journalists in transformation. Journalism, 10(5)587-603
[15]FahyD.& Nisbet, M. C. (2011). The science journalist online: Shifting roles and emerging practices. Journalism, 12(7)778-793
[16]Vos, T. P. (2012). New mediaold criticism: Bloggers’ press criticism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ournalism, 13(7)850-868
[17]KarlssonM. (2011). The immediacy of online news, the visibility of journalistic processes and a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Journalism12(3)279-295
[18]SingerJ. B. (2005). The political j-blogger ‘normalizing’a new media form to fit old norms and practices. Journalism, 6(2)173-198
[19]NassangaL. G. (2008). Journalism ethics and the emerging new media culture of radio talk shows and public debates (Ekimeeza) in Uganda. Journalism, 9(5)646-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