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
　　【本文提要】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学科该如何发展，新闻传播研究该如何进行？本文认为我们必须走出新闻传播学，把它改造为一门新的学科——“传播学与传媒学”，建立三个研究维度和两大研究体系，从而形成跨学科的超越和整体性的变革。
　　【关键词】传播 传媒 学科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10
　　当今世界，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猛烈冲击下，新闻传播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传播技术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传播生态和传媒业态都发生极大的变化，新闻传播从学科发展到人才培养都面临着严重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不仅造成学界的焦虑、迷失，甚至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慌乱。反思、重构和重建的话题不断，笔者认为，学科重建是一个过于长远的命题，我们更应关注当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改造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走出新闻传播学
　　新闻学是什么？它源于报刊学，是随着报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信息不对称的年代里，那是“洛阳纸贵”。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不对称的传播生态已大为改变，一般的新闻已不再是稀缺资源，用经济学的话来说，新闻已经贬值（不是指社会价值，而是指市场价值），它的变现能力降低了。正如一位报社社长所言，不是我们的内容不好，是商业模式不行了。但笔者认为，随着内容变现能力的减弱，也会影响内容生产。电视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广电专业学生问我：老师，我们都不看电视了，学这个专业还有什么用？我反问道：你们不看影视节目吗？他们说：看呀，只是在网络上看的。我说：那就是“电视”！或许以后它可以改名叫“视频”。或许有一天电视机会没有，电视台也可能消失，但电视（视频）是不会死的。
　　中国新闻学在最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走进传播学。或许传播学可以拯救新闻学？但对于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当它与新闻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名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级学科。它的研究范畴却大大缩小了，甚至主要龟缩在大众传播学这一个领域里。新闻传播学者且不说对信息传播背后的关系传播关注不到，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研究也不够。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地吸收国外理论，关注本土问题，但旧的问题没有研究透，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面对互联网以及由他带来的新的传播形态和生态，即使学界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媒介新传播给予关注，描述和解释，但囿于新闻传播学的传统理论框架理论界显得束手束脚，大多数学者仍然没有真正搞懂互联网和新媒体，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场域。学科的未老先衰和理论构建的孱弱直接影响了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随着新闻教育数量的迅速增长，质量和研究并没有跟上去。不少院系师资仅仅满足新闻学教研需求，有些还没有完全走进传播学，更谈不上走出传播学。我们的新闻教育有严重的错位：学生上网，他们的父母看电视，他们的老师给他们讲报纸。
　　那么，业界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当人们向在《华盛顿邮报》干了50年、2015年2月退休的前总编辑罗伯特·凯撒问计时，希望他为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提供几个解决方案。这位老先生断然回答：“没有！”现实就是如此残酷。各种迹象表明，看来无论新闻业的转型还是新闻学的改造都不易实现，一是传统新闻业思维惯性很大，传统新闻学知识结构难以支撑。因此笔者认为，这种内生化的变革是难以产生的，越是传统积淀深厚的新闻院校这种感觉越强烈。
　　因此，面对新媒体，我们不仅要走进传播学，还要走出传播学，要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理论来研究新传播新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或许有人对“走出传播学”不以为然，2014年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上，祝建华教授对笔者提出的“走出传播学”观点提出质疑，他理解的“走出”是离开。而我说的“走出”是在“走进”的同时，不妨跳出现有的学科范式，到外面（其他学科）看一看。李良荣教授认为新的传播格局已形成，即“小新闻，大传播”，笔者加上一个“新业态”。也就是说当今的传媒新格局是“小新闻、大传播、新业态”，面对新业态研究新领域，不走出去看看行吗？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新闻传播学是不是彻底没戏了呢？笔者认为，它需要一场打破传统的革命，需要颠覆性创新，需要打破旧有的学科范式。
　　我们不妨细看一下，其实在互联网上给新闻传播推波助澜的大多都不是新闻人。革命是可以输入的，正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新闻传播学能否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学术有流派，学者有山头），给新学科新专业在新闻传播学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新闻传播学的学究们，醒醒吧！没有新闻纸了，只有用于新闻史研究的旧报纸。
　　
二、新闻传播学走向何方？
　　近年来，新媒体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但笔者发现，用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理论来研究新媒体，大多力所不逮。面对新技术新传播新媒体，新闻传播学发展与研究都面临巨大的挑战。石磊教授等以2009~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为主要参照，从中归纳整理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学术热点，进而试图反映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当代语境下的基本态势与走向。他们的研究发现，新媒体、国际传播、媒介经营与管理、媒体舆论成为五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论题。这说明研究侧重应用性和对策性。陈力丹教授等在分析2013、2014两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时指出，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少有波澜，功利性研究文章较为强势，基础理论研究不够；对现实各种传播新现象的关注很多，表现出对传播形势变化的焦虑。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学研究既面临着变化也面临这一变化带来的焦虑。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进行了反思。《新闻记者》对传播学发展组织了一系列文章，诸多学者对我国传播学研究进行了反思。杜骏飞教授等分析了当下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及其深层原因，认为“这一学科的危机来自效果研究范式化、经典理论教义化、学科界定狭隘化等多方面的束缚；不完善的学科传统，使得传播学失去了作为年轻学科的活力和动力。” ①他进而要求学术界致力于再定义传播与传播学、重新发现理论、让学科向外生长。吴飞教授则认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虽然中国的传播研究有不少成就，但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 ②黄旦教授对此再反思道：“当下的确是重新理解和认识新闻传播领域一个大好时机，但讨论不能离开特定语境，并需要有新的想象，新的思想资源，防止用旧知识解说新交往，从而陷在一个老调子中循环往复。” ③孙玮教授认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各种路径的传播思想奔涌而来、传播学核心概念分崩离析，致使传播研究主流范式遭遇危机。面对此种情形，传播学必得进行反思现有研究、清理理论遗产、研究范式创新的重建。传播学需要多元范式并置、多种学派纷呈以展开对话、交锋的开阔气象，以达成促进学科繁荣、回应历史变革之目标。” ④综观这些学者的反思有两大特点：一，传播学亟待重建，二，重建囿于传播学。这些讨论更多还是停留在反思与质问阶段，对于新闻传播学如何重建如何改造却少有建构设性意见。对于学科重建，黄旦教授提出了整体转型的构想：“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这包括三方面内容：研究方式向经验性研究转向；在教学上要改变原有以媒介种类划分专业的做法，转向以传播内容为类别，并与新媒体实验室互相勾连；在思维方式上，要引入网络化关系，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 ⑤但他的看法还是受限于传播学框架。
　　笔者把新闻学看作文科中的工科，传播学看作文科中的理科。新闻学与传播学联姻的新闻传播学兼顾了这一学科的应用性和学理性。新闻传播学科重建或改造需要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甚至连学科名称都可以考虑修改。笔者在此大胆提出：把“新闻学与传播学”改为“传播学与传媒学”。这样既兼顾学术与应用，也拓展内涵与外延。虽然说传播学有学科综合的传统，但仅凭传播学也难以涵盖整个传媒研究。把这一学科范畴定位在传播与传媒的交集区，可以把学科的主体内涵与跨学科的外延结合起来，一方面既可以保持这一学科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令这一学科更接地气。
　　或许有人把这样的学科改造视为大逆不道，你竟敢拿掉最核心的新闻学？笔者并没有拿掉它，而是把新闻学内置在传媒学里。新闻学是因报刊这一行业而产生形成的，当以纸媒为体的报业已死，传统新闻学还能有多大发展空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源自于新闻纸上的史、论、业务“三驾马车”已经难以独步天下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重建新闻学，另一方面要扩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的正视严酷的现实：“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单一产品新闻生产为经营模式的新闻业（报业）已经难以维系。……从产业的角度看，新闻业将蜕变为传媒业，而新闻只是传媒经营的一种内容产品而已。” ⑥在互联网时代，传统新闻业将会蜕变为大传媒、新业态的现代传媒业。如今不少新闻传播类院系已命名为传媒院系，一些新闻刊物也改名为传媒刊物。诚然，新闻研究仍然是传媒学研究的核心部分，但传媒学的研究范畴无疑要比新闻学宽广得多。传媒学研究不仅超越新闻，而且超越内容生产，进入到传播和运营。媒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多，但是单纯依靠生产内容来获得注意力的时代，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内容生产的方式、内容传播的方式，乃至内容变现的方式，都会变得和内容生产一样重要。
　　
三、新闻传播研究该怎样做？
　　笔者认为，传播学与传媒学研究须从三个维度来研究两大体系（对象、关系）。三个研究维度：一个是理论研究的学术维度，一个是传媒研究的应用维度，一个是教育研究的服务维度。两大研究体系：一个是研究传播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实际上是研究以传播为主旨的社会关系；一个是研究传媒系统中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研究传媒及相关系统的生产关系。在大传播的格局下，一定要跳出新闻研究的狭小天地。要跳出传媒看传媒，不以传播论传播。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走出去”不等于走到其他学科的领地上去做研究。例如运用社会学，我们不是在做社会学研究，而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传播与传媒。学科支援一定要更好地为本学科服务，而不是做其他学科该做的事情。此外，借鉴和创新研究方法也十分重要，如把社会网络分析、虚拟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引进到传播与传媒研究中。笔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至关重要，利用新一代互联网建立跨学科研究的虚拟实验室也是一种新思路。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新闻院校在引进社会学、管理学和信息科学方面的专业人才，以求优化学科结构和拓展研究疆域。
　　新闻传播学还有一个研究维度，就是如何更好地为新闻传播教育服务。根据《2013年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注册人数调查》，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本科专业注册人数1995年至2010年间持续上升，但从2010年起，开始呈现缓慢下滑趋势，2013年与2012年相比，本科注册人数下降1%，研究生注册人数下降1.2%，博士生注册人数下降7.1%。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斯蒂夫·柯尔（Steve Coll）发表公开信称，由于申请报读人数减少，需要缩减招生规模，相应减少6个教职岗位。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还面临两大现实问题：一个是数量大增造成的质量跟不上教学的需求，一个是现有师资结构满足不了业界发展的需求。前一个是老问题，就不在这里讨论了。后一个问题关系到办学方向，比如说要培养数据新闻的专业人才，新闻传播院系却没有数据分析方面的师资。新闻传播教育的最大缺口就是不能满足当今媒介融合与媒体转型的人才需求。
　　毫无疑问，新闻传播学重建需要范式转换。笔者认为，传播与传媒研究至少需要三大学科集群的支持，一个是传播学科群（包括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一个是传媒经济学科群（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市场营销等），一个是信息科学技术群（包括统计学、信息技术、数据挖掘、视觉设计等）。面对新媒体新技术的挑战，目前新闻传播学的焦虑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就是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淖，而忽略新技术背后的服务、权力与资本，新传播产生的市场变化，新媒体形成的意义经济。
　　新闻传播学走向哪里？新闻传播研究如何创新？可能一时没有圆满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应该更加关注本体理论和基础研究。王蔚博士认为，目前“中国业界和管理者对于智力技术的需求过度旺盛，过度消耗了学界的研究精力，从而影响了理论发展与创新。” ⑦曾凡斌博士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长期满足于对策研究，缺乏理论关怀。对策研究表面上看有利于企业、有利于政府，但是缺乏理论基石的对策性研究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没有理论基石的对策最终仍然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 ⑧如果长此下去，那就有可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注释：
①杜骏飞、周玉黍：《传播学的解放》，《新闻记者》2014 年第9 期
②吴飞：《何处是家园？——传播研究的逻辑追问》，《新闻记者》2014 年第9 期
③黄旦：《对传播研究反思的反思——读吴飞、杜骏飞和张涛甫三位学友文章杂感》，《新闻记者》2014 年第12 期
④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 年第12 期
⑤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 年第6 期
⑥谭天：《新闻不死，新闻业会死》，《新闻爱好者》2014 年第12 期
⑦王蔚：《从中国问题出发——新闻传播理论建设中的两对重要关系》，《青年记者》2014 年6 月上
⑧曾凡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现状、环节与突破》，《中州学刊》2015 年第2 期
　　
谭天/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新媒体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