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束开荣
　　【本文提要】本文重点以欧美学术界最近十年对新闻生产研究的代表性文献为参照，从文献所体现的研究语境、所遵循的研究范式，以及所关注的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媒介学者对传统新闻业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双重语境”下展开的，即作为一种替代性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语境”与作为一种专业主义的“职业语境”，二者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交织，后者因前者的存在而变得尤为凸显。研究范式方面，学者们开始远离技术决定论的视角，遵循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重新深入转型中的新闻编辑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新闻社会学兴起以来的范式回归。此外，媒介学者主要从数字化转型与职业意识形态冲突、非机构性新闻业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挑战等两类问题展开研究。
　　【关键词】双重语境 范式回归 新闻生产　
　　【中图分类号】G210
　　台湾学者胡元辉认为①，近二三十年来，传统媒体的新闻运作形态从生产流程到经营模式都面临剧烈挑战，全球新闻业几乎都在遭遇历史性冲击、出现根本转型，正在经历“历史性变局”，由此触发的“新新闻生态系统”（The Emerging news/journalism Ecosystem）已经浮现。在这种“新新闻生态系统”中，传统媒体的生产流程和组织文化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从业者的职业观念和实践常规正在如何进行调整，互联网影响下新闻业的专业主义意识是否面临新的挑战、消解或重构，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研究。
　　最近十年，欧美学术界围绕上述问题，对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媒体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在对相关英文文献做初步梳理和分析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既关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受到的影响、发生的变化等实践层面的新趋势，又关注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研究等学术层面的新问题。一方面，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其特有的政治社会背景形塑了不同的新闻体制与新闻实践模式，针对具体案例进行的研究往往只是“地方性知识”，且相对缺乏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媒介系统进行勾连解读，因此，笔者将把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和主要观点作为本文主体的补充，予以事实性的描述；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业面临历史性冲击和根本转型的今天，欧美学术界在“新新闻生态系统”这一全新媒介语境下，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学术研究本身所呈现出的新特点或新变化，也能给中国新闻业和新媒体新闻生产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主要从新媒体新闻生产的研究语境、所采用的研究范式和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等三个方面，对最近十年来欧美学术界的新闻生产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以社会学研究的“空间化转向”为借鉴，探讨新媒体新闻生产研究的新视角。
　　
一、双重语境：变革语境与职业语境的共存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媒介学者们对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新闻业变化的研究基本都是在双重语境下展开的，即：作为一种替代性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语境” （reform context），与作为一种专业主义的“职业语境” （occupation context），两种语境共存于新媒体新闻生产过程，二者共同描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现实图景。
　　以 “变革语境”看，Michael Harnischmacher认为，②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传统新闻组织正面临同一个问题，其作为唯一的新闻提供者的地位已经被撼动……传统新闻组织的性质因此被改变，新闻生产的传统机制受到冲击”。这种以冲击、应对和转型为核心议题的“变革语境”，通常将传统媒体放在以新媒体为主导的媒介环境或媒介生态中进行讨论，是不少学者在从事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研究过程中习惯运用的语境之一。
　　理解“变革语境”和“职业语境”，对我们把握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的“变”与“不变”具有重要意义。其实，传统新闻业自从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开始，其所遵行的一套相对自主的职业意识形态和生产规范便逐步确立，即由新闻专业主义作为支撑所形成的“职业语境”。如黄旦所言，③“生发于20世纪初的‘真实、公正’等职业道德规范以及后来蔓延并至今诉讼纷纭的‘客观性’原则，无非是对大众传播者的行为作出规范，使之更像一个‘专业’或者能向‘专业’的方向发展”。大众传播者常常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看作为一种专业，相对排他性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为新闻工作的职业规范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内核，如Hallin所说，“报刊成了一个自足的封闭的体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发展也就变成新闻业‘自然的历史’”。④
　　在互联网尚未兴起、传统媒体占据话语主导权的阶段，这种“职业语境”形塑了一种相对封闭、垄断的新闻生产模式。而当下，面对互联网的巨大冲击、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新新闻生态系统”已经逐步使得传统的权威式、线性的新闻生产模式不再占据主导或主流地位。去中心化、对话式的替代性新闻生产模式，因传播科技的进步得以迅速兴起，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变革语境”。不过，传统新闻业所坚守的“职业语境”，往往将“变革语境”视为自身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有关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研究成果不仅验证了这两种语境的共同存在，同时还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中的变革语境与职业语境既相互对峙又相互交织；变革语境是由管理层主导，被新闻记者在职业语境下有条件地遵从，有时也不乏博弈与对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职业语境从未因变革语境的存在而变得如此凸显。
　　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和生产机制被引入编辑部，由数字化转型及媒介融合主导的“变革语境”成为讨论传统新闻生产的重要背景。比如，Boczkowski认为，⑤受互联网影响，传统新闻生产的周期被不断压缩，新闻记者对于时空和工作节奏的感知已经发生很大变化；Vaia Doudaki等发现，⑥为了提高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的效率、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新闻记者被要求具备“多技能”的职业素质，进行产品的跨平台呈现。新闻记者与新闻记者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深度协同是实现融合生产的关键；Seth C.Lewis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参与式新闻生产模式的产生，新闻记者需要与用户分享“新闻把关”的职业功能，用户参与新闻生产已经成为媒体与媒体之间相互竞争的重要筹码。⑦同时，也有研究表明，⑧在传统新闻组织的外部，非机构性新闻组织在发达国家悄然兴起，其所奉行的职业价值与工作规范，与传统新闻业可谓“格格不入”。Magda Konieczna的个案研究表明⑨，虽然非机构性新闻组织的资金运转模式尚未成熟，但它们已经开始对机构性新闻组织的权威地位及其合法性形成威胁。
　　另一方面，职业意识形态及其根深蒂固的工作常规，营造了倡导和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语境”。与“变革语境”相对，“职业语境”在传统新闻业尚处社会信息系统的垄断地位时期已经成为默认的主导范式，一旦在数字化转型时代遭遇挑战，反而变得格外凸显。Vaia Doudaki等发现，传统新闻业的工作常规是竞争性的，记者与记者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分工明确且单一，习惯了“单独作战”，很难适应“变革语境”中多技能、深度协同的职业素质要求。此外，Seth C.Lewis等研究发现，⑩尽管媒体机构的管理者们热衷于推进参与式的新闻生产模式，一线的记者和编辑们对用户生产内容却并不感兴趣，对用户参与新闻生产也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对职业新闻工作者来说，新闻业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职业，更是一种专业，他们拒绝把用户参与新闻生产当作一个新闻生产的原则来考虑。在他们看来，用户生产的内容与专业新闻生产不可能相互融通，他们更愿意把公民新闻当作是对传统新闻组织有限人力的重要补充。对此现象，Lgor Vobic也认为，[11]职业意识形态已经深深内化为传统媒体新闻记者的职业规范，尤其是对新闻把关的职业认知具有排他性。
　　整体上来看，面对互联网的冲击，虽然全球范围内的传统新闻机构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技术运用和机制革新，但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机制和价值理念并没有根本转变，新技术的潜力在传统媒体内部很难得到充分发挥。这种“职业语境”形塑的传统新闻生产方式与“变革语境”倡导的替代性新闻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得整个新闻业的变革受到制约。如Vaia Doudaki等学者[12]总结所言：尽管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劲头势不可挡，但是它所预示的重塑传统新闻业的革新力量在如今看来，却很难达成共识。
　　
二、范式回归：从技术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
　　上世纪70年代末，以塔奇曼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社会学者，通过对新闻编辑部的案例研究和实地观察，带动了侧重从组织层面切入、注重中观研究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不过，Eric Klinenberg研究发现，[13]近年来，美国社会学界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对新闻编辑部的研究，三十年后的今天，美国新闻社会学研究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有关新闻机构与新闻组织的经验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媒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他学科（譬如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的研究正在不断地强调着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这与互联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逐渐兴起、新媒体冲击下的传统媒体面临生存困境等社会和行业背景相关。
　　总体上看，不少美国新闻社会学关于新技术影响下的新闻业和新闻生产研究，遵从的主要是技术主义的研究范式。媒介学者们从历史、政治和理论等方面出发，热情地拥抱传播科技，站在新闻编辑部的门外，以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去预言和描绘传统新闻业的衰落以及由新媒体的发展为这个行业开启的富有想象力的未来。Boczkowski认为，[14]在此过程中，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新闻编辑部中的应用进行过一些研究，但他们的兴趣在于关注“技术”本身，而不是编辑部里的“人”。这些学者普遍将技术置于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研究的核心，“技术乐观主义者将互联网的内在特征——超文本、多媒体以及互动性——视作新闻业的新模式，从理论上预言这一新模式将颠覆传统模式中的新闻采集、生产、传播以及消费过程”。[15]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对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的研究，逐步呈现出从技术主义范式向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回归的趋势。导致这种范式回归的原因，一方面，如Philip Schlesinger等学者指出[16]，是因为数字化的新闻生产系统在机构性新闻组织内部的应用还不成熟，它的未来发展前景还很难预测，此前理论家们所描绘的传统新闻业的技术革命也并没有发生。另一方面，如Eric Klinenberg的研究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影响新闻生产的不是先进的传播技术本身，政经势力、文化传统以及新闻监管等方面施加了重要影响，这跟这些传统媒体在前数字化时代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一些学者开始抛弃技术决定论的视角，转而重拾和延续上世纪70年中期至80年初期的做法，重新深入转型中的新闻编辑部，遵循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将目光重新锁定于被传播技术所裹挟的从事新闻生产的行动主体——“人”的身上。他们着重考察传统新闻机构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组织结构变迁及采编流程再造，新媒体环境对职业新闻记者自我认知与角色协调的影响，以及数字技术职业行为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冲击与重塑。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传统媒体面临着比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更加复杂的内部外环境，为此，媒介研究者们“将传统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看作为一种根植于经济、社会、专业以及组织因素中的开放过程”。[17]显然，这种“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向上看”的研究视角，更有利于发现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尤其是数字传播技术的应用在编辑部层面的复杂呈现。Lgor Vobic的研究发现，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在当下表现为一种双重性质：一方面传统新闻工作的流程引入了剧烈的技术变革，另一方面这些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职业意识形态及新闻生产惯习造成了强烈冲击。可见，这一研究发现与上文所述的“双重语境”是非常契合的。
　　
三、两类相对聚焦的研究问题：冲突与挑战
　　十年来，一批欧美媒介学者运用“双重语境”作为研究视角，运用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研究方法，从编辑部层面和新闻记者职业行为层面切入，对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新媒体和新闻生产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两类研究问题：一是在传统新闻组织内部，数字化转型与传统职业意识形态、新闻生产惯习的冲突；二是在传统新闻组织外部，非机构性新闻业的兴起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挑战。
　　（一）数字化转型与传统职业意识形态、新闻生产惯习的冲突
　　职业意识形态是大众传媒工作者共同遵从的专业主义价值观，其外在的表现为一套相对一致的职业规范，即新闻生产惯习。譬如，客观报道新闻事件、平衡呈现各方观点、采用权威的消息来源、担负起促进民主的社会责任、进行必要的新闻把关和议程设置等，传统新闻业坚守的这些职业原则为其建立了职业权威、建构了职业认同。
　　然而，面对新媒体对其生存造成的冲击和威胁，传统媒体通过引入新技术和新理念进行的数字化转型，与既有的职业意识形态和新闻生产惯习产生了冲突，直接体现在传统新闻组织内部由管理者营造的“变革语境”与新闻工作者营造的“职业语境”之间发生碰撞。比如，数字化转型提出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理念要求新闻记者具备多技能（multi-skilled）的职业素质，而新闻记者则对此多有抱怨或难以适应；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理念，容易受到传统媒体内部新闻从业者及其专业主义价值观的抵制。具体如下：
　　1.媒介融合理念与既有职业技能难以匹配
　　数字化转型首先会对传统新闻业的生产周期产生影响，当下的传统新闻业，其新闻生产周期已经被一种循环式、不确定的模式所取代，新闻记者对时间和工作节奏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18]。新闻生产周期的大幅缩短，必然带来一个新问题，即新闻组织在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中如何继续保证和提高其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对此，行业的共识是实施媒介融合，对新闻生产的方式、传播新闻的平台、信息及故事叙事形态进行整合和再造。然而，要想真正实现融合并不容易，它意味着新的工作技能、新的组织文化以及昂贵的技术设备，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实现记者与记者、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深度协同。这种协同新闻生产的新机制，既降低了劳动成本也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却对记者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加严苛、更加繁重的挑战。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比如，纸媒新闻网站上的内容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叙事模式，新闻记者在多技能的职业素质方面捉襟见肘；再比如，当使用视频素材时，新闻故事里嵌入的视频大多是让视频合作伙伴制作，或是使用社交媒体上的免费资源，由此导致新闻故事中插入的视频仅仅是一种象征性、而非原创性的多媒体内容；还有，互动性的动态图表或音频没有被广泛运用在新闻报道中，原因在于新闻记者和技术人员来说不愿意付出额外的时间和运用新增的技巧……这些媒介融合理念与既有职业技能难以匹配的冲突，导致传统新闻业的新闻编辑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相互隔离的，媒体之间的深度协作发展缓慢。对此，Boczkowski进行了反思，指出新闻记者因为要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完成新闻采集和故事叙述，这种多平台、多任务的生产模式给他们造成了额外的工作压力，也削弱了他们本身所具备的职业能力。
　　2.参与式新闻的生产模式受到职业价值观的抵制
　　传播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遍运用，催生了用户生产内容、参与式新闻生产的兴起。David Domingo研究指出，[19]网络改变了受众与记者的相对位置，形成一种对话式的新闻业，尽管传播的双方并不对称，但也正是基于此，新闻生产变成了一种集体协作。理论上，公民自身应被看作新闻生产过程的核心，记者不仅要向公众敞开新闻生产的大门，而且要将新闻业从一种讲述转变为一种沟通，鼓励公民参与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去，与公众共享对信息的掌控。
　　然而，在实践层面，参与式新闻生产的前景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兴旺。一方面，坚持“职业语境”范式的新闻记者对此显得并不情愿，主流媒体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仍然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着新闻生产，他们更习惯于将自己想象成民主社会的代理人、而非与用户共同生产新闻的合作者；另一方面，有限的财力支持和根深蒂固的工作常规成为影响用户参与新闻生产的组织化障碍。一些批判性的观点甚至指出，媒介推动公民参与新闻生产的背后往往是“市场驱动”而非“平民取向”。
　　具体来说，在新闻把关方面，主流报纸的编辑拒绝把公民新闻当作一个新闻生产的原则来考虑，他们认为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生产之间不可能相互融通，个性化的新闻生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现存的新闻生产实践模式，新闻记者仍然在新闻素材的选择和编辑上占据主导地位[20]。在消息源的选择方面，虽然社交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新闻业仍倾向于选择他们认为的权威消息源，普通公民、NGO组织等一些非主流消息源，获得关注的能力依然有限。针对这种现象，Sarsh Van Leuven [21]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主流消息源通常拥有充足的资金、丰厚的社会资源，可以为新闻媒体提供“信息津贴”；其次，为了削减新闻采集的成本，他们不由自主地增强了对通讯社的消息源和内容的依赖。
　　（二）非机构性新闻组织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挑战
　　在传统媒体组织机构内引入参与式新闻生产，是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应有之义。即便有了用户分享，作为职业把关人，记者仍然在新闻生产的整个流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职业记者与公民记者之间的地位并不对等。不过，在传统新闻组织外部，与机构性新闻组织相对应，借助社交媒体的普及而出现的一种非机构性新闻组织（the non-institutional news organization）已经在许多国家逐渐兴起。与传统媒体由记者主导新闻生产的方式不同，其新闻生产主要由用户主导。
　　以非盈利性新闻组织与参与式新闻业为代表的非机构性新闻组织，提出的行动指南直接挑战着传统媒体新闻生产模式的合法性，且有意识地重新定义新闻记者与公民的关系，消解组织化的媒介作为权威信息提供者的边界。在价值理念上，这些非机构性新闻组织有着自己的行动目标[22]，包括：重建公众的信任；开拓社区新闻业；再次强调“普通”公民的重要性；借助数字化技术率先推进协作式的新闻生产，试图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公民新闻业。在这里，普通公民是最基础的参与者，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成为彼此进行新闻生产的合作者。
　　Patrick Ferrucci研究发现，[23]这些新闻组织通常会利用社交媒体作为吸引和凝聚受众的工具，发表的新闻报道大体上秉承类似于公共新闻业所坚持的四个要素：（1）通过与社区成员的对话实现互动参与；（2）让普通公民有机会设置新闻议程；（3）让新闻报道尽可能地容易理解；（4）针对问题的报道方式应该着眼于激励公众，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困扰他们。但是，这些非机构性新闻组织的资金运转模式也引发了质疑，比如，非盈利性新闻组织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是基金会还是出手阔绰的赞助商？如果非盈利性新闻组织拒绝透露其资金来源，如何让公民相信他们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相信他们设置的议程是为了公众利益？
　　基于以上两类研究问题，欧美学术界十年来对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研究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观点：（1）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所带来的“变革语境”与“职业语境”中相互对峙、相互交织；（2）“变革语境”是由管理层主导，被新闻记者在“职业语境”下有条件地遵从，“职业语境”因“变革语境”的存在而变得尤为凸显，传统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是对既有的职业意识形态与新闻生产惯习的冲击；（3）参与式新闻业与非盈利性的新闻组织，其新闻生产模式和新闻价值观已经对传统新闻组织的新闻生产模式构成了直接挑战；（4）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遵循内在逻辑是：在“面对冲击—被动响应”的总体模式下，变革的动力来自外部而非外部；变革与反变革的冲突伴随着转型的全过程，并表现出一种来自职业文化层面的主动抵抗。总体上，“职业语境”仍然主导着新闻记者的自我认知、角色协调以及职业行为模式。
　　
结语：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的空间化视角
　　不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采用组织视角的媒介社会学研究热潮，还是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在新媒体环境下对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的研究，基本上都可归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都是“以个人或组织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结构的构成要素，由小及大，以微观构成宏观的分析过程” [24]。
　　若以“时间”与“空间”作为衡量上述研究的维度，这两个时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都比较偏向“时间”维度。从早期塔奇曼对新闻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研究，到赫伯特·甘斯对新闻编辑部中持久价值观的研究，从马克·费什曼对地方新闻媒体与消息源关系的研究，到托德·吉特林对大众媒介对新左派运动关系的研究，以及近年来欧美学术界对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社会学研究，都比较注重对研究对象（个人与组织的实践活动）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分析，都是在“时间的阐释性语境下对社会存在（being）与社会生成（becoming）进行处置” [25]。总体上，新闻生产与社会现实的互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新闻生产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等，都被解读为一种受各种条件或因素制约的“历史创造”。
　　纵观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脉络，对空间的社会性与实践性的考察，似乎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曾将空间维度引入新闻生产的研究，比如：塔奇曼在《做新闻》中对“新闻网络”与“新闻常规”的考察中，发现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机构性新闻组织对“时空秩序”的重视，并据此提出了“时间的空间化”概念[26]。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在探讨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过程时，对新闻编辑部内的生产环境变迁作了初步描述。但是，这些文献只是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范式下对“空间”问题进行了“顺便的观照”，既有研究对“空间”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所承载的角色和意义缺乏足够深刻的体察，学者对“空间”的认知上仍然停留在相对静态、刻板、非辩证的层面，“空间化视角”下的新闻生产研究还大有可开掘的研究潜力。
　　我们是否可以在同一种研究语境下，从“空间”的维度对一些研究问题进行进一步开拓，摆脱“历史的认识论”，换一种视角去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新闻业的现实处境。在这个方面，Nikki Usher做了积极尝试[27]，他以哈维的“空间理论”作为参照，以《迈阿密先驱报》新闻编辑部从城市到郊区的迁移为背景，通过对该报新闻记者及管理层在编辑部搬迁前后的深度访谈，来检视此种空间上的迁移对记者职业行为及其对职业前景的感知所产生的影响。全文以一种动态的、可见的方式，形象细微地揭示了空间迁移背后所蕴含的“传统新闻业渐趋衰落”的象征意义。在论文的结尾中，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在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为什么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仍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如果从空间维度来思考Nikki Usher提出的问题，亨利·列裴伏尔曾提出一个不失精辟的回答，即所谓“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28]这与哈维提出的“关系的空间”（relational　space）的意涵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空间”的新闻编辑部不仅被社会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生产着某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内化为传统新闻业的组织文化与生产惯习。作为空间实践的行动主体——职业新闻记者，由此产生了对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关系的认知，其具有传承性的新闻生产实践也在不断地生产并维护着这种社会关系。所以，当编辑部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动时，与之相对应的空间实践也发生了改变，在新的空间实践所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新的组织文化与生产惯习尚未确立之前、既有的社会关系会与之发生冲突与碰撞，这一过程反映在新闻记者的职业认知上就表现为对先前的空间秩序的怀念，这种怀念的背后所伴随的正是对“传统新闻业渐趋衰落”的职业感知。不难发现，从空间化视角来解读传统媒体的现实处境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驱动下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揭示了传统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显现出的复杂与矛盾。
　　当然，若要对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空间化视角做出全面又肯定的认识论上的陈述，我们现在尚未具备足够的把握，因为“对一种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话语作出一种为时过早的总结，尚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29]。但是，空间化视角的引入，对新媒体和新闻生产的研究是有积极启示的。■
　　
注释：
①胡元辉：《建构中的新新闻生态系统——共识、争议与展望》，收录于《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罗世宏主编），台湾允晨出版社2014年版
②Michael Harnischmacher.（2014）.Journalism after all: Professionalism， content and performance —A comparison between alternative news websites and websites of traditional newspapers in German local media markets，Journalism ，Volume 15，Number 1，pp.1-23.
③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④Hallin，D.C.（1996）.Commercialism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American News Media，Mass Media and Society，London：A 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s.
⑤Pablo J. Boczkowski（2009）.Between Tradition and Change: 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online news production，Journalism， Volume 10，Number 5，pp562-586.
⑥[12][15] Vaia Doudaki and Lia-Paschalia Spyridou（2015）.News Content Online: Patterns and norms under convergence dynamics,Journalism，Volume 16，Number 2，pp257-277.
⑦⑩[20]Seth C.Lewis and Kelly Kaufhold and Dominic L.Lasorsa（2009）.Thinking about Citizen Journalism: Perspectives on Participatory News Production at Community Newspapers，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nline Journalism，Volume 18，Number 4，pp1-22.
⑧Akst.D.（2005）.Non-profit journalism: Removing the pressure of the bottom line，Carnegre Reporter，Volume 3，Number 3，pp138-156.
⑨Magda Konieczna（2014）.Emerging non-profits: A case study for rebuilding community trust？，Journalism，Volume 15，Number 8，pp968-986.
[11]Lgor Vobic（2014）.What we do is not actually journalism：Role negotiations in online departments of two newspaper in Slovenia and Serbia，Journalism，Volume 15，Number 8，pp1023-1040.
[13]Eric Klinenberg（2005）.Convergence: News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Number 1，pp48-64.
[14]Boczkowski（2004）.“Digitizing the News：Innovation in Online Newspapers”，Cambridge，MA：MIT Press.
[16]Philip Schlesinger and Gillian Doyle（2015）.From organizational crisis to multi-media salvation？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he recomposition of news media，Journalism，Volume 16，Number 3，pp305-323.
[17]Lgor Vobic（2012）.Online multimedia news in print media: A lack of vision in Slovenia，Journalism，Volume 16，Number 8，pp946-962.
[18]Boczkowski（2009）.Rethinking Hard and Soft News Production: From Common Ground to Divergent path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Number 7，pp98-116.
[19]David Domingo（2007）.Doing It Together: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 News Making Process，Observatorio Journal，Number 3131-154.
[21]Sarsh Van Leuven and Annelore Deprez and Karin Raeymaeckers（2014）.Towards more balanced news access？ A study on the impact cost-cutting and web2.0 on the mediated public sphere，Journalism，Volume 15，Number 7，pp850-867.
[22]Magda Konieczna（2014）.Emerging non-profits: A case study for rebuilding community trust？，Journalism，Volume 15，Number 8，pp968-986.
[23]Patrick Ferrucci（2014）.Public journalism no more: The digitally native news nonprofit and public service journalism，Journalism，Volume 16，Number 1，pp1-16.
[24]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25]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6]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第59~77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7]Nikki Usher（2015）.Newsroom move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place，and cultural meaning，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ume 37，Number 7，pp1005-1021.
[28]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8~1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9]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张志安　束开荣/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束开荣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硕士生。
本文为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