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
　　【本文提要】知识更新、思想创造、理论创新是一个历史过程，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是自在自发与自觉自为的统一过程，既表现为水到渠成，又体现为事在人为。就新闻理论研究来说，尽管对研究本身进行不断反思是应该的、正当的，但目前的关键是相关研究者要“自己多做扎实研究，少给别人出谋划策”；而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本文还是“出谋划策”了，认为新闻理论研究比较重要的几个着力点是：提升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关注新闻活动的最新发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关键；倡导多元化研究的方法论观念。
　　【关键词】新闻理论　基础研究　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
　　知识更新、思想创造、理论创新是一个历史过程，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是自在自发与自觉自为的统一过程，既表现为水到渠成，又体现为事在人为。一味放任自然或主观设计，可能都会难以梦想成真，这是讨论新闻理论研究创新的观念前提。关于如何创新，通常论说的多是研究态度和方法论观念，但真正要有所创新，就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之中。笔者想把这两方面大致结合起来，不想过多引经据典，主要依据自己的观察与体会谈几点粗略的看法。说老实话，这些看法，也多是一些老生常谈，没有多少新鲜的“货色”。做研究工作时间稍长的人，都有这样基本的经验。说实在的，没有长期的研究实践，只读如何创新的文字，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还是那句话，游泳的本领是在游泳过程中获得的。之所以还要写这样多少有点“散漫”的文字，倒不只是为了“应付”约稿的盛情，而是希望能为初入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从理论研究的态度、内容与方法论观念说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提几点可以着眼入手的建议。
　　
一、自己多做扎实研究，少给别人出谋划策
　　“新闻学是应用学科，重点在于实践指向，没有什么理论”。这是学界、业界关于新闻研究依然并不少见的看法和观念，也就是所谓的“新闻无学”。“新闻无学”的实质所指，就是新闻学没有什么理论。这是一个几乎老掉牙的话题，但对新闻学研究者来说似乎是个心结，总会反反复复地说来说去；似乎也是个伤疤，总怕别人揭来揭去。对此，笔者有几点看法，主要不是指向批评者，而是指向研究者。
　　其一，一些人不认为也不相信新闻学有什么理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必要与这样的观点反复纠缠（反讽的是，本文里似乎还在与这样的一些人、一些认识纠缠）；他们认为没有，他们不做就行，他们去做他们认为有理论的东西便罢了。但认为新闻学有理论的人，可以认真听听那些批评意见，也许能够受到一些启发；而更重要的是，认为和相信有理论的人，要把理论提出来、研究出来、创造出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让大家看看，这样才能让人信服。观念说服不了人的地方，就用事实说服，就用实践说服，就用实际结果（成果）说服。尽管对理论研究本身进行不断反思是应该的、正当的，但不要总是给别人出点子，指手画脚，高谈阔论，而自己却不做扎实、像样的研究，也拿不出像样的成果，整天写“指导手册”，基本属于浪费时间和精力。有了比较丰厚的成果做基础，反思也罢，批评也罢，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如果你认为什么问题重要，又能想办法、出点子如何做，那就自己先做起来，树起一个榜样，总比说空话有用。说得多，做得少，仍然是新闻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我们需要自我反省，但未做多少“善事”，也未做多少“恶事”，反省什么，反省又有多大意义？需要“从我说起”，更需要“从我做起”。
　　其二，应用学科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性，一定的应用学科总与确定的实践领域高度相关。在自然科学领域，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相应的应用分支，没有哪个应用分支会否认自己的理论根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就连最具总括性、抽象性的哲学，也有自身的应用学科，而应用学科自身都有自己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新闻学科作为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既有其总体的新闻理论，也有各个分支的应用理论。这些已经是学科上百年来发展形成的基本事实，用不着翻来覆去地去证明。应用学科也是理论的应用，理论的目的不仅在于理论观念的建构，也在于实践观念的形成，在于理论的应用。作为新闻学科基础理论的新闻理论，是研究人类新闻活动产生、形成、演进基本特征与规律的学科分支。它从根本上回答新闻活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类活动，这样的活动在人类整体活动中有着怎样的特殊地位与作用（意义与价值），这样的活动有着怎样独特的个性化的演进方式与可能规律等。对这些根基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在应用领域中如何确立和应该追求的新闻活动原则，直至具体的活动方式方法、措施技巧。明白新闻理论研究的大方向或基本领域，是我们做好相关研究的重要前提。自己的阵地，要靠自己坚守，自己的战友坚守；这种冷清的阵地，没有多少人与你争夺，可能更多坚守的是自己的孤独和寂寞，自己的兴趣与信念。爱热闹、爱赶风潮是很难做好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研究创新当然需要激情、需要热情，但笔者相信：“不急不躁，思想高妙；宁静致远，学术灿烂”。
　　其三，再说句似乎多少有点“矫情”的话，理论研究难，在应用学科领域做基础理论研究更难，而在特具“随风而动”风格的新闻学科领域做基础理论研究难上加难。常识告诉人们，新闻现象、新闻活动通贯人类历史，渗透各个社会领域，弥漫生活世界角角落落。因而要看清它的本质、分析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仅仅有些新闻活动经验，新闻学科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如今的新闻理论研究者来说，没有足够的新闻实践经验不行，没有相当水平的跨学科素养不行，没有一定的国际学术交流能力不行，没有经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不行。也就是说，新闻理论研究对研究者的人文社科甚至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知识素养、理论把握、方法运用能力等提出了相当高的并且是越来越高的要求。如果欠缺这样的综合能力，要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有所发现、创造、建树是相当困难的。就像传媒实践领域的先进者必须积极应对媒介生态领域“融”时代的挑战一样，新闻理论研究者在面对新闻学科对象的特征以及新闻活动领域的快速变化时，也必须成为具有“融”能力的研究者，不然就很难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二、提升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
　　加强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性，提升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这是促进新闻理论研究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或者说，这是理论创新过程中更具长远意义的基础性工程。这样的看法，笔者在多篇论文中做过分析和阐述①，这里结合一些最新的考虑再加以说明。
　　第一，笔者之所以把提升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作为理论创新的重要着力点之一，就是因为现有的大量教材缺乏理论性或理论水平不高。笔者在《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中曾经说过，在现有的大量教材中，在关涉新闻理论的最基本的一系列问题上，诸如新闻媒介、新闻观念、新闻思潮、新闻制度以及新闻现象的起源、新闻业的产生与演变、属性与功能、新闻本原、新闻真实、新闻价值、新闻收受、新闻控制、新闻自由、新闻道德、新闻关系等问题上，截至目前到底形成了哪些理论，有哪些基本的解释观念与方法，基本上是一笔糊涂账，远没有做出系统的整理总结，没有比较好地体现在最能体现一个学科的基本原理或基本理论的新闻理论教材之中。可以说，直到当下，我们更多的是用常识话语解释新闻理论问题，而不是用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范畴、概念、判断、推理和规范的学术话语方式呈现新闻理论。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习者以为“新闻理论无理论”，从而可能失去理论兴趣。果真如此，哪能谈得上新闻理论后继有人、不断创新呢？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需要研究队伍的持续发展，而研究队伍不可能横空出世，只能按部就班，逐步培养；其中，最集中也最重要的培养方式便是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培养是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论述。但仅就新闻理论创新人才的培养来说，基础的基础，就是要有高质量的新闻理论教材，要使学生能在相对较短时间的系统学习中，了解和把握新闻理论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和一些前沿研究情况。
　　第二，上述第一点，恰好说明，从本科新闻理论教材建设着手，本身就是强化新闻理论理论性、创新性的一条有效路径和方法。我们已经看到了存在的问题，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意味着，这些问题若是逐步解决了（当然新的问题会不断产生，需要不断探索解决），至少就是进步，一定意义上就是创新，甚至是更具基础意义的创新。如果我们能够把现有共识度比较高的新闻观念、学说、理论比较准确地、系统地总结出来，合理地凝结呈现在教材之中，那无疑有利于进一步的理论反思、批判和创新，有利于站在高起点上展开理论研究。
　　第三，紧跟以上两点的是，提升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性，有可行的路径和办法，因而能够把新闻理论创新落在实处。那些动不动就要进行“范式转换”、“理论革命”的创新，基本上属于创新观念和创新口号，理论创新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创新需要从基础工作做起，积累到一定的量，才有可能发生质变，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范式、理论体系。在具体方法上，笔者有这样几点建议：其一，组织高质量的新闻理论教材编写团队（单枪匹马也可以），展开集体攻关，尽快编写出版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教材。我们有这样的基础，国内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可能已经超过百部，组织几个好的编写团队没有大的问题。其二，教材编写中，先不必急于求得统一的教材理论架构或理论体系（当然，只要研究者愿意，完全可以自由展开新闻理论教材的体系探索），而是先将基本内容在现有理论认知成果基础上进行理论化的总结、概括和叙述；只有把新闻理论关涉的主要理论内容建构起来，才能真正提升新闻理论教材的理论水平。其三，理论教材的理论性，主要表现在概念的严整性、学说的源流性、学派的全面性，以及理论的体系性，还有表达的规范性和一定的理论前沿性。因而在教材内容结构上，应该把对相关理论的介绍、叙述、解释作为主要任务，真正建构起新闻理论的基本“历史面貌”和“现实图景”。其四，再细致一点，需要把针对同一新闻现象、同一新闻问题的不同观念、学说、理论整理出来，简明扼要地呈现在教材之中，从而也就可以显现出新闻理论的基本构成样态。比如，关于新闻价值理论，作为教材，首先需要简要说明“新闻价值”概念的来龙去脉，与其他相关主要概念（如新闻的价值）的关系，然后介绍、解释截至目前形成的不同“新闻价值学说”或“新闻价值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基本内涵，其后可以适当阐释教材编写者对新闻价值问题的理论认知，最后可以说明新闻价值理论可能发展的趋势。如此一来，读者才能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新闻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关注新闻活动的最新变化
　　理论根源于现实。实际有了变化，自然为新理论的创造提供了根据。理论创新的最大动力是实践需要；新的实践内容、实践方式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和指导。当人类新闻活动进入新的时代，也就意味着理论创新进入新的时代。理论能否创新、能否前瞻，核心就在于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与深刻认知。理论创新，说到底要落实在问题特别是新问题、新现象的探索研究上。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因而关注人类新闻活动的最新变革与发展，发现其中新的有价值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学术界常说的“问题意识”，也大致就是这些基本意思。那么，在新闻理论研究创新中，我们应该主要关注哪些最新发展呢？下面，依据我自己的经验体会，罗列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关注新现象或新的新闻活动方式。人类新闻活动的每一次时代性变革，总会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的活动方式；这些新现象、新方式原则上总有自己的新特征、新原因和新的规律性表现，这自然是所处时代的研究者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当我们所处的时代进入全球化、互联网时代，所处的社会进入媒介社会、信息社会形态，也就开启了新的新闻活动时代，这是宏观的时代特征，具有历史趋势的意义；本领域的研究者，当然应该具有基本的时代眼光和境界，这样才能把握住学术研究的整体方向和主流趋势。人们看到，与传统新闻活动时代相比，如今已经诞生了并不断诞生着一系列新的新闻生产、传播、消费、使用方式，整个人类的新闻活动方式，不管是私人性的、还是公共性的，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这不仅意味着新闻系统内部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同时意味着新闻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社会生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也有新的关系结构和方式。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需要我们探索研究的。事实上，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已经成为热点领域、前沿领域。
　　其次，关注既有理论不能解释或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和问题。任何理论原则上都有自己适用的范围，其解释力都是有限度的，正所谓真理是具体的，是有历史性、相对性的。当既有理论遇到它无法解释说明的新现象时，新的理论创新的机会可能就到来了。
　　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大都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每当一个学科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出现时，人们总是首先用既有观念、理论、方法去解释说明，等到实在解释不了、说明不了，学者们也就被“逼上梁山”了，于是一些新概念、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也就逐步诞生了。因而学术创新的前提是，首先掌握并能运用既有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其后才能在理论的运用过程中发现既有理论的有限性。总而言之，原有理论的适用范围须在新的现象、新的实践中进行检验，这既有可能形成对原有理论的改造（改造也是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有可能促使一种全新理论的创造。
　　再次，关注一定社会语境中的特殊现象与个性问题。每个人都是新闻活动者，但新闻活动存在于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因而作为新闻研究者，关注历史语境、时代语境以及自身所在社会语境中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的特殊性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理论研究中，学者们经常纠结于特殊与普遍，本地（本土、地方）与他地（他者、他方）之间的种种关系。其实，这其中的关系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能到处适用的就是普遍的，只适用本土的就是地方的，这是需要实际研究、检验的问题，停留在逻辑范围内的纠缠有时显得没有多少意义，甚或无聊。
　　对于一个中国学者，“当代中国走向何方，始终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问题”。③作为中国土地上的新闻理论研究者，若是以研究中国新闻现象为核心，那无疑要以中国事实为根本，要以中国所处的时代特点、发展水平、历史传统、国际关系、未来趋势为基础，而世界其他各地、各国的观念、学说、理论或实际的经验、教训只能充当借鉴和参照的作用，不能随便拿来就用。但开放胸怀、开阔视野，是理论创新、创造永远需要的。徐特立讲过一段很有意趣的话，值得咀嚼，他说：“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④如此“以我为主”的理论研究成果、创新成果，才能具有真实的本土学术解释力和影响力，也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这方面的道理这些年讲的够多了，关键在于具体的落实。
　　
四、抓住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关键
　　新闻理论研究，按照惯常的理解，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具有整个学科意义的新闻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新闻理论研究；二是各个分支学科的应用理论研究，也就是每个分支学科自身的那些原理、原则性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前者更加普遍，后者更加具体，普遍理论适用整个学科，具体理论也可在恰当条件下提升为普遍理论。笔者这里所说的新闻理论研究，主要指前一方面，它是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心，也是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抓住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关键，对理论创新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如何做好基础研究，我提以下几点主要建议。
　　第一，如前所说，真正改变新闻学科有应用、无理论的观念，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有学者指出：“一个学科如果称得上‘成熟’，至少在理论上解决了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概念……如果我们不去思考和关注这些问题（指学科基本问题——引者），我们的学科就有可能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与困境。” ⑤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大都集聚在基础领域，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整个学科得生长状况。
　　就理论研究创新而言，“基础研究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基础研究是理论创新的灵魂，基础研究是理论创新的凝结”。如此等等，学者们反复论证过，我不想再唠叨了，其中的道理大家其实都懂。笔者想说的是，提升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关键，仍在于新闻学术界自身的自觉与努力，这是新闻学界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自己的天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寄托在其他学科身上。新闻学科有独立的对象领域，就有相对独立的基础理论，新闻活动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活动，就必然有其相对独立的活动规律。这些都需要新闻学研究者、新闻基础理论研究者去潜心研究、长久探索，其他任何学科的理论都不可能简单充当新闻基础理论，其他任何学科的学者都不可能替代新闻学研究者的工作。
　　第二，少做虚头巴脑的表演，多做实实在在的研究。说点接地气的话，基础理论研究的关键是深入、深刻，是挖深井、爬高山，这需要持之以恒，需要淡泊名利，需要宁静致远。维特根斯坦说过：“实际上，正如熟睡和浅睡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也存在着深刻显现的思想和表面喧闹的思想。” ⑥这话就像是说给今天的新闻学术界听的。大家不难发现，跟风、追潮，一哄而上，一哄而下，是新闻学术界相当普遍的现象。笔者当然不反对紧跟前沿的研究，紧跟实际最新变化的研究，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就应该量力而行，坚守一定的研究领域，默默耕耘，天长日久，总会取得一些像样的成绩的。目前“似乎样样通、实际样样松”的“全能冠军”在新闻学术圈中实在不少，而真正的“单项冠军”却没有多少，这严重影响了新闻理论研究的品质。
　　因此，对做理论研究特别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人，笔者建议：少做笼而统之的宏观概述，多做一个又一个的专题研究；少做一些大而化之的现象描述，多做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少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亮相，多做一些稳扎稳打的长期研究；少做一些过眼烟云式的时髦表演，多做一些具有长远价值的累积研究……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少做应景式研究，多做一些可持续性的探索。这样做研究的人多了，这样的理论成果多了，笔者坚信，新闻理论大厦一定能够充实而坚固地建设起来。基础理论研究，更应该坚持学术的独立性甚至是纯粹性，学者们必须专注于研究对象之所是，以求得真理性认知为目的；尽可能避免政治逻辑、经济逻辑等非学术逻辑的支配和影响，坚守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绝不背弃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
　　第三，上面两点主要说的是研究态度，仍然显得有点空泛，下面，笔者就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几个关键点，再提点具体建议。
　　一是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认真做好国内外新闻理论及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梳理、概括、总结工作，力求呈现出新闻理论研究的整体面貌和历史图景。整理家底的目的是看看我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存货，哪些是宝贝，那些是垃圾，做到心中有数。学术研究特别看重学脉、人脉源流，承继关系；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就比较容易发现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空白之地，就能更清楚地知道应该从何处着手、从哪里起步，进而也就能够更稳健地站在学术前沿阵地研究问题。
　　二是加强“专门史”的研究，直接目的是把上面的研究做深、做透、做实在，最终目的则是让新的理论成果能够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实现论从“史”出（从既有理论成果逻辑地生长出来），进而论从“实”出（从客观实际生发出来）。基础理论研究面对的是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念、不同学说，直至各种理论（体系）。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进步，需要我们展开专门的主要范畴史、概念史、观念史、学说史、思想史直至理论史、学术史的研究，这些基础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做好了，理论的面目也就清晰了、形态也就显露出来了，建构理论体系的砖石也就有了。令人高兴的是，这些年已经有不少的年轻学者在新的历史视野中、时代平台上开始了这样的工作。
　　三是在新的时代水平上加强新闻理论体系建设研究。尽管笔者不轻言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或革命性的变革，但在相关教材的绪论、导论或论文中反复说过类似的话：一种理论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必然要通过自身的体系性或系统性来体现。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能建构起自身的学科体系，形成自己的学科结构。理论体系是对学科基本研究成果的重要凝结方式，也是学科水平的集中展示和表现方式，有着特别的意义与价值。⑦这其中的基本意思是，我们还没有像样的理论范式或体系，还远谈不上“再建范式”或“范式革命”的问题。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建设，不是破坏，不是推倒重来。整个新闻学术研究队伍，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首先要在新的时代水平上做好前述两大方面的基础工作，进而用比较科学合理的概念、范畴、判断、推理、原理、规律建构起符合时代特点的新闻理论的基本体系。当然，由于不同研究者间的认识、取向差异，一定会有不同的体系产生；这是好事，不同理论体系之间可以对话交流，各自都可不断改进完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开放的，总在不断发展、变化和更新。” ⑧
　　
五、倡导多元化研究的方法论观念
　　学术创新的主体机制在于自由、自主的探索与相互对话交流，其中的道理无须多言。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兴趣、风格和所长，只有个性得到充分的释放，才有可能产生个性化的创造和创新，只有自由的交流，才有可能在相互激荡中产生耀眼的火花。要使理论研究生动活泼，新意迭出，就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得让不同的学者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拿手的方法展开探索。只要坚守基本学术规范，笔者的方法论观念是：倡导多元化的研究路径与方法，在科学主义与规范主义共同塑造的多元主义对话、交流、博弈中探索前进。具体说来，想强调这样几点。
　　其一，要明确认识到，当今中国的学术研究整体上已经步入相对比较规范的时代，“拍脑袋”的时代正在逝去；任何具有科学性的研究，不管哪个学科，都必须提供可靠的根据或令人信服的理由。事实上，“方法论的自觉是学科成熟的标志”。⑨其实，方法论的自觉，也是任何一项成熟研究的标志。因而不管用什么样具体的方法展开研究，但方法使用本身要规范、合理、科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持，研究方法的成熟程度和独特性，是判断学科独立性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无论何种学科领域，‘最伟大而艰难的奋斗是关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 ⑩笔者在一篇论文中也深有体会地说过：“发现问题重要，解决问题更重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最重要。” [11]虽有点极端化的气息，但目的在于说明方法的重要，方法研究本身的重要。
　　其二，要明确认识到，方法本身也是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或领域。实际研究经验告诉我们，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和对方法的运用，总会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对方法及方法运用本身，研究者也要有不断的反思批判意识。在方法运用上，以下这些基本的方法论观念还是应该具备的。
　　第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特征应该是匹配的。问题的性质决定方法的选择，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与具体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的，“没有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考虑研究对象的特点的”。[12]当然，到底选择什么方法展开研究，可能要顾忌到多方面的因素，即遇到一个问题、一种现象，到底是用经验实证的，还是人文解释的，是用量化的，还是质性的，是用相对单一的，还是综合的，要看问题的性质，要看研究的目标，还要考虑自己的特长和能力。
　　第二，不断更新研究方法，积极采用时代为我们提供的新的有效的研究手段。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研究进步的过程，也是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发明创造的过程。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出现了，人们可以用老方法去探索、去解决；相反，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手段出现了，人们又可以运用它们回过头去研究老现象、老问题；更多的时候是新老方法一起上，共同攻关。但从总体取向上，伴随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必然会被创造出来。作为研究者，需要积极学习、运用，力求能用时代提供的先进方法解决时代性的问题。
　　第三，确立“跨学科”、“融学科”、“超学科”的方法论观念（这些不同的说法，大致都是一个意思）。人文社科针对的社会现象、各种问题本身是不分什么学科的；学科不过是人们研究的视野、视角而已。这就意味着，要解决客观实际中的相关问题，自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只是有些现象、问题偏重这个学科，有些现象、问题偏重那个学科而已。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融学科、超学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从原则上说，很多研究方法是超越学科限制的，即不管哪个学科创造的研究方法，都有可能被其他学科所运用。因而将各种方法整合在一起解决相关问题，是极为常见的研究现象。有学者就说：“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实证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整合。” [13]，这显然是一种全面的整合。
　　第四，可能还是需要提醒一下，不要神化任何单一的研究方法。过去，由于整体上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很多人依据经验、凭借感觉做些研究，这是历史的过程，没有什么奇怪的，也没有多少必要去严苛地批评。我们倒是更应关注当前方法论观念中的一些问题。一些“精致的平庸”研究似乎很科学，但基本属于研究练习，没有什么知识增量、观念贡献；不难发现，不少研究，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一个事件一发生，便迅速在网上抓取一些数据，左一个表格，又一个“圆饼”，描述一番，却没有什么实质的结论。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它的价值，为后续研究积累资料；但只是醉心于数据统计，粗浅分析，恐怕多少有点“方法浪费”。笔者以为，崇拜或神化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方法论上的盲目或幼稚。有经验论断，少分析论证，是以往一些所谓新闻研究的弊端，我们当然不能继续这样做了；但有实证方法，无内在思想，也是当下一些看似规范研究的严重缺陷，同样需要提醒。
　　其三，不要过分纠结于“理论联系实际”。在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上，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不要把二者的关系庸俗化，不要生拉硬扯。需要明白：“理论研究必定是理论研究，观念必定属于观念领域，它更多的时候不能为现实提供直接的指导，而仅仅是一种反思或提醒，思想者、理论家更多的时候不过是站在现实大象背上叽叽喳喳的小鸟，‘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性，这是一条必须划清的界限。’” [14]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基础理论研究着眼于根本的、带有较强普遍性的问题，很难直接为实践服务，而对策性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自然要以能否管用为基本衡量标准。
　　其四，笔者想特别说明一点，要允许那些不合常规方法（或“规范”方法）的存在，事实上也不可能排除、不应排除，要给这样的研究者一定的空间。他们的研究基础可能是个体经历的、经验的、体会的、感想的、直觉的、顿悟的，他们的表达可能是感性的、断言的、断论的，甚至是哲理的、诗意的，但这很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性的想法或思想；这些“研究者”可能不会使用所谓的规范研究方法，但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假设”、“论断”（断论）讲出来、写出来，就有可能启示其他的“规范”研究者。其实，成熟的方法并不必然生产成熟的思想，更难产生原创的学说；新奇的方法同样也并不必然产生新颖的观念。遵循规范、打破常规，是学术研究试图取得成绩都须有的观念。笔者以为，研究转型、理论转向，能转的就转，愿转的就转，不能转的、不愿转的，可以坚守；宏大叙事、精细研究，解释批判、经验实证，一元深入，多元综合，都可共存。方法论观念上“民主”一点好，但真理不可民主决定，更不可权威裁决。■
　　
注释：
①杨保军、涂凌波：《超越传统思路　提升新闻教材的理论性》，《当代传播》2012年第3期；杨保军：《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参阅方为：《行进在希望的路上——新世纪头十年的中国学术》，《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2日
④转引自丰子义：《合理推进马哲史的“对话”研究》，《理论视野》2015年第9期
⑤参见贾振勇：《文学史的限度、挑战与理想》，《新华文摘》2015年第9期
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黄正东、唐少杰译：《文化和价值》第57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⑦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一、二、三版）“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09，2014）；《新闻理论研究引论》“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⑧杨保军：《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理论性的几点思考》，《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⑨王晓朝：《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⑩魏姝、严强：《知易行难：“十一五”期间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进展与反思》，载《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
[11]杨保军：《认清假新闻的真面目》，载《新闻记者》2011年第2期
[12]转引自唐贤清：《汉语史研究中的类型学和信息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13]陈力丹：《新传播技术条件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的视野》，载《新闻战线》2011年第2期
[14]杨保军：《新闻观念论》第1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创新研究》（二期）的支持，项目批准号为：12XNL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