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本文提要】与那些强势学科相比，新闻学在理论装备上严重不足，理论的强度和硬度不够。近三十年来，新闻传播学话语繁殖的速度惊人。但这种繁殖是无序的野蛮生长，缺乏理论深耕和语法提炼。中国新闻理论创新可从知识、价值、规范三个层面展开。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
　　【关键词】新闻学 理论创新 话语语法　
　　【中图分类号】G210
　　中国新闻学研究始终处于“新闻无学”的焦虑之中。压力之下，“保卫新闻学”成为这个学科的“弱者的反抗”。一个学科在学术圈内有没有话语权，理论装备最为关键。与那些强势学科相比，新闻学在理论装备上严重不足，理论的强度和硬度不够，中国新闻理论的弱势窘境突出。虽说，近三十年多来，中国新闻理论创新一直处在爬坡状态，成绩不可谓不大，但其弱势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在中国人文社科语境中，新闻学理论的结构性失语的境遇也没有改观。
　　
话语结构失衡与中国新闻理论危机
　　一个学科话语体系往往是由一系列的知识、价值理念、规范构成的。这些知识、价值理念、规范经由学科共同体的长期积累而成。它们既可以是内生型的，也可以是外生型的。内生型的学科话语是指：其知识、价值理念以及规范是由学科共同体内部生产者贡献出来的；外生型的学科话语是指由圈外输入的。知识是在历史情境中得到发展和‘生产’的。①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一开始并非来源于本土，而是来源于西方，即是说，中国新闻学话语原先属于外生型的话语体系。这套内生于西方新闻实践的新闻话语进入中国后，刺激了中国新闻实践发生、发展，也刺激了中国新闻话语的发育、成长。只不过，中国新闻话语的生产要比西方的情况复杂得多：除了与中国独特的新闻实践经验密切关联，还与中国现代性进程、激进社会革命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它汇集了西学东渐以及宣传革命的两大历史潮流。②在中国新闻话语生产中，职业逻辑、启蒙逻辑、革命逻辑三者纠缠于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复调”结构。中国的新闻话语正是在这三种逻辑的交织互动中演进的。
　　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话语的“复调”结构逐步被一元化的政治话语替代。早在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按照革命逻辑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新闻话语体系。这套话语的提出，深受苏联的影响，但未囿于苏联的话语框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理论家，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对来自苏联的话语资源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形成一套与中国革命叙事相匹配的新闻话语框架。新中国成立后，延安时期的话语框架在深度、广度上得以深化、延展，形成了一套高度一律的新闻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与高度政治化的新闻实践、与全能主义社会语境同构。该新闻话语体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排他性极强，对外来异质性话语甚为敏感，为防止外来异质性知识、价值理念以及规范的侵蚀，保持该套话语体系的纯洁性，话语议程设置者就在该新闻话语体系之外筑起高高的围墙。中国新闻话语就是在这种高度封闭的知识语境下自我繁殖，内部循环的。在一元化的话语逻辑之下，这种话语体系结构单一，创造力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系统开始大跨度转轨。改革解放了内生动力，开放释放了外生资源。与此同时，中国新闻实践从禁锢中渐渐复苏，新闻实践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开放环境交互感应，对中国新闻话语生产产生深广影响。在这一语境下，原先板结的新闻生产结构开始松动，新闻话语出现新气象，新闻语态鲜活起来。新闻理论慢慢摆脱原先单一的话语结构，从引入“信息”概念开始起步，渐进稀释原先板结的新闻理论结构，为新闻理论话语扩容，为新闻改革实践开拓合法性空间。③此后，新闻理论创新在多个方向突围，思想解放，思维活跃，且不失慎重，既回应外部的呼应，又不会走得太远，在一种张力状态下保持不疾不徐的节奏，在开新与守成之间拿捏分寸。中国新闻理论话语重新回归“复调”状态。
　　新闻理论发展还有一个背景：传播学在中国的强势崛起。传播学被引入中国，最初动力来自新闻学，主要是借此推动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传播学的引入为新闻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④新闻学进入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传播学的引入刺激了新闻学理论的创新，搅动了中国新闻理论的一池春水。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核心概念、理论框架以及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中国，成为新闻理论创新的酵母和原料，为中国新闻理论创新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另一方面，传播学的崛起蚕食了新闻学的话语版图，打破了中国新闻理论的结构，稀释了新闻理论的合法性，一大批的研究精英和青年才俊涌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相比之下，新闻学遭到了冷落，致使新闻理论创新后劲严重不足。从总体上看，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整体的话语系统，其规模与结构，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着实有了可观的进步。但从新闻传播学系统内部来看，与传播学比较而言，新闻学的弱势地位愈加触目。面对“他者”的强势挤压，面对实践的四面倒逼，新闻理论不堪重负，理论创新十分吃紧。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目前处于困境之中，与新闻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新闻理论在社会大转型中因循守旧，低水平重复；缺乏对现实问题的观照；缺乏自己的核心理论，生搬硬套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后辈人才匮乏，大量新生力量投身传播研究。⑤新闻学危机已迫在眉睫，而新闻理论的危机更为突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力量改变了新闻理论话语生产的知识“河床”：那就是新媒体技术引致的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传媒生产逻辑以及学科话语体系的全面变革。这一深广的传播革命，对中国新闻理论的挑战是颠覆性的。如果说，新闻理论的生产、创新在传统媒介时代，是以得寸进寸的方式渐进式演进的，那么新传播革命引爆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有学者认为，在传播革命所导致的“网络化关系”中，职业新闻传播显现出如下的变化：1.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2.媒介与社会的界限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多重相互联结；3.原有的职业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4.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数据的能力和水平。藉此，新闻学重造迫在眉睫，要从网络化关系这样一个传播平台重新理解新闻传播，同时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学科；要否思原有的学科和理论前提。⑥这种情势之下，新闻传播学的话语体系框架没有办法沿袭此前的话语轨道走下去，不能在原有的框架下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⑦新闻学理论话语创新需要在整体转型的目标框架内重新定位。
　　
话语结构调整与语法提炼
　　近三十年来，新闻传播学话语繁殖的速度惊人。但这种繁殖是无序的野蛮生长，就像游牧部落的“跑马圈地”，缺乏理论深耕和语法提炼，属于一种发散式的理论扩张。库恩曾指出，科学研究都具有发散性思维的特征，在科学发展最重大事件的核心中，都有很大的发散性。然而推动科学进步的力量，除了发散式思维之外，还需要有收敛式思维。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是互补的，是推动科学进步必不可少的两股力量。只有发散式思维，就会陷于胡思乱想，终究一事无成；只有收敛式思维，就会囿于成见，故步自封。因此，要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正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常规时期的科学研究，就是一种高度收敛式的活动，其基础建立在科学社群成员接受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共识之上。他们在日后从事专业研究的过程中，这种共识又会得到增强。⑧新闻理论创新离不开扩散思维的支撑。新闻理论知识的增殖、价值理念的更新、规范的转化，离不开理论思维空间的拓展和思维方式的换档升级。对传播学知识、理论、研究方法的引入，可视为新闻理论话语扩张的战利品。未曾想到的是：这些外生知识、理论资源的引入，在扩展了新闻理论想象空间和新闻话语版图的同时，也造成新闻传播学科版图的结构性变化，在新拓的学科版图中，出现了一个强劲的竞争者。虽说，从广义的角度看，可以把传播学纳入到新闻学的话语版图中，但从内部结构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竞争。传播学带来了新的话语表述和理论逻辑，对新闻学原先的理论存量构成了空前的挑战。传播学理论知识的引入，带来巨大的增量，这些增量与原先的存量之间如何兼容？如何进行逻辑整理和话语体系协调？如今，需要放慢“跑马圈地”式知识扩容和理论外拓的速度，运用收敛式思维，进行必要的系统整理和语法提炼，理顺学科共同体内部的理论理路和逻辑关系。
　　波普尔曾有这样的比喻:科学的任务就是进行射击，通过提出似乎有发展前途的理论或推测方法，尽可能多地击中真陈述的目标，并且尽可能少地击中假陈述的区域。⑨新闻学理论研究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相似的地方，以探求“客观”知识作为主导诉求。他们皆是探寻“经验真理”。“经验真理”是指包含实际知识的命题，是一种涉及生活世界或科学事实的命题。要判定一个命题是否具有“经验真理”，必须以经验观察作为依据，其唯一判准是“命题与事实是否一致”。⑩这是典型二元结构的认识论逻辑。研究者预设了一个客观的“事实”，它躲在表象和假象背后，研究的任务就是让命题逼近“事实”目标。新闻理论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具有高“逼真度”的真陈述的过程，以追求“真”理为旨归。在这过程中，研究者从超越经验表象，去伪存真，经过证实和证伪的反复检测，挤掉假陈述，逐步提纯理论，抵达真正的研究目标。检验一个理论命题是否为“真”，关键要看它能不能经得起经验或逻辑的检验。在这方面，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研究方法和规程，就是说，自然科学研究在经验方面和逻辑方面拥有相对成熟的方法和程式。一个理论命题是否科学，具有真理性，关键要看这个理论命题是被证实，还是被证伪。证实或证伪一靠经验，二靠逻辑。大卫·布鲁尔认为，一种理论一旦得到系统表述，就必定会受到人们运用逻辑方面的详细审查和经验方面的检验进行的严肃批判。[11]只有经得起这种严格检验的命题，才有真理性。
　　新闻理论面临经验和逻辑的双重考验。当前，新闻理论话语建构存在以下不足：流于经验层面的表象真实的描述和客观知识的浅层把握，缺乏对新闻理论话语语法的精准提炼。与高度泛化的传播学话语生产不同，新闻学研究的目标相对明确，围绕新闻现象、新闻活动进行经验研究和价值判断，其难度要比传播学要小一些。在新闻生产、传播的组织化运作时代，新闻生产方式较为明确、稳定，新闻理论研究涉及的问题视阈有限，研究战线不长。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难度相对较小，进行经验提炼和语法提纯的难度较小。但及至新媒体时代，新闻生产的语境、方式以及关系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新闻的客观知识难度更大了，进行理论提纯的成本也更高了。当前的新闻理论缺乏足够的“硬度”，原因在于：新闻理论话语处于散乱的堆放状态，缺乏这些知识资源的萃取和提纯，未能从中抽析出自洽的逻辑理路来。新闻理论创新不能满足于局部知识和表象知识的增殖，须经得起经验和逻辑的双重检验，尽可能将命题与事实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小值，将理论纯度提升到最大值，打造理论的“硬度”，提炼出内生于中国新闻理论语境的话语语法。
　　
新闻理论创新的三个维度
　　笔者认为，中国新闻理论创新不妨从知识、价值、规范三个层面展开。
　　1.知识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层面的知识，而是经验上被证实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规律的陈述。[12]这种在经验上被证实以及逻辑上自洽的知识，是一种高质量的知识。这种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对超越于经验表象的理论提炼，提炼的是一种“经验真理”。新闻学知识的提炼最初是对职业经验的提炼，其理论纯度不太高。与其他学科比较，新闻学知识是一种“弱知识”，缺乏足够的硬度。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实践程式相对确定，围绕新闻实践的知识生产和理论提炼难度不大，对经验的抽象相对容易。网络媒体的崛起，颠覆了新闻实践的传统生产方式，代之以全方位开放的新闻生产方式，新闻理论研究须面对全新的经验世界，要对这个全新的经验世界进行把握，找到经验背后的“客观知识”和规律性，难度超乎想象。将知识提纯为确证的命题，需要经过经验上的证实和逻辑的检验。只有经得起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的双重考验，新闻理论的硬度和强度才有保证。当前的中国新闻理论知识，很多停留在描述性的整理、浅表性的开掘，经不起经验层面的严格检验。再者，很多理论框架处在粗线条的描述层面，经不起深层的追问以及多回合的检验。命题能不能成为真命题，理论陈述是不是具有足够的硬度，与证据的强弱和逻辑链的严密度密切相关。诺齐克认为，证据与命题（或假设）的关系是一种虚拟（subjunctive）的关系，其连接的状态如何，与证据本身的强弱性质有关。[13]若证据足以支持命题，这种证据则是强证据，若证据不足以支持命题，它即是弱证据。
　　就目前的新闻理论知识状态而言，新闻理论知识以弱证据居多。面对高度开放、泛化的新闻实践，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尚未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和思维路径，满足于局部知识的积累，对新闻理论概括缺乏系统逻辑层面的突破，满足于知识的量的积累，缺乏结构性、系统性的理论框架突破。新闻理论创新需要新的框架视野和结构理路，用以绘制出全新的新闻经验世界知识图谱。
　　2.价值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是社会属性的，不是自然属性的。因此，难以将价值驱除出新闻研究视域，揭示“价值”的真实存在和内在逻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目标。布迪厄把社会学看作一种具有显著政治性的科学，原因在于它极为关注符号支配的各种策略和机制，并融汇于中，环环相扣。它永远不可能达致自然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可争议’的地位。[14]新闻学并非以提供“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它同时提供“价值”。新闻学研究不仅生产知识，同时还揭示意义。对新闻传播事实的“客观”把握，并不能达致“客观知识”。这种并不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全然将研究陷入“客观知识”陷阱中，而是兼顾“事实”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不仅关照事实的“真”，同时还关注新闻传播“事实”背后的价值，关注新闻传播现象、行为背后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么说，并非放行所有的价值介入，而是把价值理性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不可缺席的基准。此外，新闻传播学的价值生产离不开价值基模，这种基模为新闻传播学的意义生产提供规则和范式。离开价值基模的支撑，价值生产会流于流沙式的价值运动，缺乏稳定的根基。一个学科成熟与否，其话语背后的规则的硬度和强度，甚为关键。新闻学的价值探讨并非一路坦途，充满了挫折和曲折，经常遭遇来自“他者”力量的“忍不住的关怀”，未能将价值理性贯穿于科学研究逻辑之中。囿于中国新闻实践语境的特殊性，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经验事实和价值理念，要求我们的新闻理论话语能以“他者”的标准作为话语语法和游戏规则。经过长期的摸索，中国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话语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明确的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基准，但后来的传播革命深刻改写了这种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话语框架，致使新闻理论的价值问题凸显出来。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对新闻价值的核心问题和理论框架进行反思，校准中国新闻理论的价值方位。
　　3.规则维度的新闻理论创新
　　前面提及，新闻传播学所生产的知识是一种“弱知识”，这些知识因未经过严格的检验，缺乏足够的硬度，鲜能称之为知识典范。知识典范是知识谱系的轴心，它为知识生产提供范式，这种知识可以孵化和再生概念，延伸知识链条。新闻学缺乏这种知识典范。
　　新闻学不乏核心概念。在很多时候，新闻学甚至被名目繁多的核心概念所困扰，概念的繁荣并不是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表征，恰恰相反，这是新闻传播学科不成熟的表现，是缺乏范式、规则支撑的表现。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新闻研究，尤其是新闻理论研究遭遇的困境，其根源在于缺乏研究范式。[15]新闻传播学尚未形成一套被其内部普遍认同、也被其他学科认可的范式。如果说有的话，也只是一种“前范式”状态。库恩认为，在一个学科的前范式状态，可能存在一批相互竞争的思想学派，但其中无一获得普遍的接受。新闻传播学不缺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学派，但各个学派之间缺乏范式勾连。这些学派提供的是“地方性”知识，其背后缺乏为共同体普遍认同的范式和有足够硬度的规则。从这个角度看，新闻学的规则生产还不够成熟，缺乏稳定的规则支撑。■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第18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②童兵、林涵：《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研究百年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1期
③李良荣：《“信息热”和新闻改革》，《新闻大学》1984年第1期
④⑦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6期
⑤[15]刘海龙：《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范式危机》，《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⑥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国际新闻界》 2015年第1期
⑧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第135、13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第5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⑩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第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第84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2]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第31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13]陈嘉明：《知识与确证》第2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皮诶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5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张涛甫/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增进中国价值理念的国际理解和国际传播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