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静
　　【本文提要】 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代表了中共党报两种不同的风格和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有过成功的城市办报经验的《新华日报》的传统在党报后来的发展轨迹中几乎踪影全无。本文在追溯《新华日报》传统消逝的原因时发现：毛泽东历次对“大党报”的亲历扶持是《解放日报》模式国家化的直接推动力；建国前后“阶级斗争的工具”定性使党的城市办报遭遇尴尬的意识形态悖论；《新华日报》在特殊时期发挥的超越一般党报的“组织者”功能在建国后趋于过时；国统区新闻界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后的整体边缘化使得国统区办报传统后继乏人。
　　【关键词】《新华日报》　《解放日报》　延安整风　城市办报　
　　【中图分类号】G210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原本存在两种传统，一种是以延安《解放日报》（1941~1947）为代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老解放区）办报传统，一种是以重庆《新华日报》（1938-1947）为代表的城市（国民党统治区，又称“白区”、“大后方”，以下简称“国统区”）办报传统。①在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和改版之前，《新华日报》曾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公开的全国性的机关报、②大型日报，是对外代表共产党发言的唯一机关，其出版在当时称得上“破天荒的大事”。③历史学家唐德刚更是将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誉为“中国战时最有影响力和编辑最佳的日报之一”。④据说，蒋介石在反思国民党的失败原因时曾说，允许《新华日报》出版是最大的错误，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该报在当时的影响力。
　　建国前后，随着中共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诞生于复杂的城市环境、有过成功的城市办报经验的重庆《新华日报》的传统似乎更有理由被继承或借鉴。⑤然而建国以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成为中共办报的唯一模式，党报主要继承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办报传统，《新华日报》的传统几近消逝。
　　当前，新闻学术界对建国前后私营报纸的命运不乏关注，但对作为党报的《新华日报》的传统则回顾较少。抗战时期影响力遍及海内外的《新华日报》究竟有着怎样的传统、为何在建国前后消逝？在党报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高度同质化、依然未能摆脱组织传播桎梏的今天，追溯这段尚未被清晰梳理的历史片段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大众传播意义的党报：与延安《解放日报》不同的另一种党报风格
　　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直接领导了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在此过程中，1941年创刊的《解放日报》很快取得根据地党报的样板地位，从“不完全党报”改版为“完全党报”：在办报思想上确立党报是“党组织的喉舌”，不是报社同人的机关；在实际操作上，强调党性、阶级性和政治性，不许表现出独立性；在办报队伍上，反对“记者办报”，奉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消除办报者的专业意识，⑥将工农通讯员网和农村读报组予以制度化。“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 ⑦的功能表述彰显了该报的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实质。这种不同于国际通行新闻实践、自成一体的组织传播模式适应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穷乡僻壤的环境：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生产力落后，对城市依赖较弱，新闻需求不高；知识分子奇缺，文盲率高达99%，⑧读者主要为党内干部。从当时《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寻马启事》《寻找〈死灵魂〉》《寻笔》等广告即可推测当时该报的实际传播范围和影响范围相对有限。
　　整风期间，各根据地报刊纷纷仿效延安，基本办成与《解放日报》同一个模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报纸主要是向各级干部布置工作的，因此，‘宣传大纲’都原封不动登在报上”，⑨“读报者多数为写稿者”，⑩“读者就是作者，做什么写什么”，[11] “每期报纸采用工农通讯员的来稿要占百分之六十的比例”。[12]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甚至连续三个月在头版开辟“大众黑板”栏，直接向群众喊话，开篇多半是“全村农民兄弟姐妹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3]……
　　相比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中共设在国统区重庆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风格不尽相同，更接近于一份大众传播意义的报纸。细究起来，两报之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办报环境看，《解放日报》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党报只此一家，发行实行分配制，没有多家报纸相互竞争的习惯和观念。《新华日报》所在的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不得不重视经营，承认报纸的商品性，以全国性企业报的形式参与市场竞争，对手中除了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外不乏实力强劲的《大公报》等私营报纸。
　　2.从办报原则看，两者都强调党性原则，《解放日报》将党报看作是党的一个工作部门，强调“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顾到党的影响”。[14]《新华日报》是国统区首个提出新闻的“党性”的报纸，在《解放日报》整风改版的影响下，对党性原则的贯彻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只是在履行党性原则的具体方式方法上，两报稍有不同：前者往往旗帜鲜明、毫不隐瞒地摆明立场，后者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更强调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用其采访部主任石西民的话说即是，“既实现了党的领导，而又不使人觉得我们是在领导”。[15]3.从刊载内容看，两者都重视言论和副刊，但对于新闻的处理区别明显。相比之下《新华日报》更重视新闻规律，讲求客观性，“在一般新闻技术上，与资产阶级报纸比较起来，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16]正如台湾新闻史学者李瞻所观察到的：“（重庆）《新华日报》的办法，与（延安）《解放日报》不同。后者（《解放日报》）是专刊他们所要刊的消息，对于国内外大事，一概不管；前者却照样刊登国内外大事，不过在编排及作标题上，适合他们的需要罢了。” [17]4.从办报队伍看，改版后《解放日报》全力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记者队伍层次下移”。[18]截至1944年11月，陕甘宁边区通讯员队伍已接近2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占1100多人，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到地方消息总数的一半以上。[19]《新华日报》“鼓励成名成家”，[20]偏重专家办报，办报队伍中先后聚拢了一大批来自城市的左翼知识分子，可谓群星云集。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有海外留学经历，堪称各自领域内的一时翘楚。据粗略统计，他们当中有教授、学者5人，作家、美术家、翻译家11人，报刊活动家11人。[21]5.从领导者看，《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大部分时间的实际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在出身、修养、领导风格上有诸多不同。毛泽东十分强调党性原则，不允许办报者有丝毫的独立性和自由主义，对思想问题偏向采取暴风骤雨的运动方式解决，周恩来则具有丰富的统战经验，注意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允许知识分子报人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思想自由，“允许犯错误”。[22]
　　
“大党报”：延安《解放日报》模式的国家化
　　一般认为，延安整风运动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23]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系因意识到中共已经处在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关头，为未来治理国家而做思想和理论的准备，探索并培育未来的国家意识形态”。[24]而作为“党的一个中心工作”，《解放日报》的创刊和改版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41年5月16日，在重庆已有一份颇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全国性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情况下，《解放日报》在延安宣告创刊。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中强调，“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25]字里行间扶植中央第一大报的用意明显。不仅如此，1941~1943年短短一两年间，延安以纸张供应紧张为由将原本百花齐放的数十种报刊减少到三种，使《解放日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只读文件”。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还于1941年5月发布《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强调各根据地的报纸和通讯社必须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一切向延安看齐，反对分散主义。如此一来，尽管《解放日报》的印数只有几千份，送达范围不过几十公里，但中央依靠当时的主要通讯手段——电报及时将该报的重要文章和整风改版文献发给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学习、宣传，正式树立其正统地位。各根据地纷纷响应延安，涌现出众多“小《解放日报》”。在这种情势下，原本是中共中央第一大报的《新华日报》事实上被降格对待，以致后来一直被误称为“南方局机关报”。[26]受政权、地理等因素所限，延安整风起初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各根据地。国统区的整风不仅滞后，在知识分子中还多少引起一些隔膜和歧见。毛泽东显然不满足仅限于北方根据地的“一元化”。整风前后他领导的党中央多次批评国统区《新华日报》等报刊的自由主义倾向，并曾专门派胡乔木到重庆调查情况。中宣部在发给南方局的一份电报中批评《新华日报》未认真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27]有研究者将这段史实解读为“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28]目睹了延安整风后期针对来自国统区的党员干部的 “抢救运动”的残酷，对于国统区整风不力的批评，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一方面诚恳接受、积极整改，一方面也根据国统区的实际灵活把握尺度。1945年1月，当时人在延安的周恩来给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发去电报：“如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及《新华日报》社两部门的同志，则可行；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29]随着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攻入延安，中共两份中央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先后于1947年2月、3月被迫停刊。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中央机关报处于一个空当期。
　　1948年2月，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组成华北中央局，毛泽东立即指示华北局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将中央第一大报的筹备提上日程。3月7日他还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示，要按照昔日延安《解放日报》的模式来办“大党报”：“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报纸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范长江，廖承志两部分）《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其名称似宜恢复‘解放日报’。” [30]（但后来因各种原因，中央机关报沿用了原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的名称。）
　　此一时期，由于长期分散作战，一些分局（如华东局、中原局）的党报工作中存在着“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党报上一再发表与党的路线政策相违反的新闻言论，对于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局的重要文件或言论，采取轻率态度处理，如延迟发表时间，或放在不重要地位。党报出版了一二个月，从来不送党委审查。有关全国性的或全区性的方针政策的口号、号召，事先不向党中央或党中央代表机关请示。” [31]针对这种情况，1948年6月毛泽东通过批转《华东局近一年来办报情形》借题发挥，对各分局党报工作发出多份指示：“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32]细究起来，毛泽东在中央党报上亲自撰写文章最多的时期正好分别是延安《解放日报》和华北《人民日报》初创阶段。在毛泽东亲力亲为的培育和扶植下，《解放日报》式党报走向国家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城市办报”遭遇的意识形态悖论
　　整风运动开始后，新闻界跟随中共中央经历了从城市办报向农村办报的战略转变。建国前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重又转移到城市，新闻界势必也要经历一次大的战略转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后一次转变并不顺利。这与新民主主义时期城市战略的模糊性不无关系。
　　中共的城市战略一定程度取决于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态度。城市一直被中共视为资本主义的孽生地，正如一位法国学者所观察到的，建国初“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对城市怀有本能的不信任感”。[33]历史学者杨奎松认为：“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阶级上的敌人，这是共产党人意识形态上的既定要求。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又规定了它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这种矛盾的状况进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不可避免地成为困扰着共产党人的一道难题。” [34]由于对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的冲突和斗争感到担心，毛泽东甚至出现过短暂的不急于夺取大城市和建立全国政权的念头。这种对城市和资产阶级既依靠、又排斥的踌躇态度，使得包括新闻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存在着随意和混乱。
　　或许是“胜利来得太快”、百废待兴，建国前后党中央对在陌生的城市如何办报一开始并没有明晰的方针。目前查到的为数不多的官方文献，一是194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一是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示》显然沿袭了延安时期“为工农兵做事”[35]的阶级路线，但放在城市的环境中，显得有些模棱两可：“虽然，报纸读者是县、区干部、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报纸要为他们服务，但我们的报，主要地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这就是说，我们主要地是代表工人农民（同时也代表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向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说话；我们的消息，主要地是反映党的政策和战争、生产、支前、工农兵生活等，同时也有关于工商业与学校等的消息；我们要以报纸来教育读者，工农兵是最可贵的，知识分子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懂得工农兵的生活。” [36]鉴于工农兵是党的执政基础，强调“工农兵是最可贵的”理所当然，但在解放初文盲率仍高达80%的情况下，工农大众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不足以构成党报的核心读者群，而城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因此进城后的党报不可避免地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意味着党报要以工农兵的内容来吸引城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决定》则鲜明地重提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定性，实质是把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一度短暂联合过的资产阶级及其报纸重新置于对立面。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本人也不见得想得特别明白，从内心的兴趣上，他有着很深的《大公报》和《申报》情结，也肯定过《新华日报》的历史作用，但在意识形态管理上，他所倡导的办报理念与上述诸报均背道而驰。1949年他在与胡乔木、邓拓和安岗谈《人民日报》的工作时强调：“因为胜利了，我们才进城办报。报纸不能再像过去的老样子，要适合全国和城市读者的需要。但是，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农村是我们革命的根据地和胜利的出发点，不要因为进城办报而忘了农村。” 话虽直白，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安岗即当场请教毛泽东还要不要把有关肥料问题的新闻放在一版头条。[37]中央和各地党委机关报都围绕如何适应从农村到城市办报的“大转变”产生过不同程度的争论，焦点均落在城市办报办给谁看、为谁服务的问题。《人民日报》当时的讨论就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按解放区报纸的传统坚决不要社会新闻。一派主张要适应城市读者的要求，应当要社会新闻。” [39]《大众日报》“有的同志主张应以青年学生和市民为主，更多地反映他们的情绪和爱好，为他们服务。多数同志则认为应该以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群众为主，这是我们管理和建设人民城市的主要依靠力量”。[40]《开封日报》也“有过一些分歧”：一派主张报纸（特别是副刊）应“和抗战期间的《新华日报》做法相仿”，一派认为“城市也应该依靠城市贫民，把他们作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最后来自老解放区的一派的主张占了上风，譬如《大连日报》有人提出“为城市办报”的口号，结果遭到“企图降低党报的政治性，去迎合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兴趣”的批评。[41]从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新闻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转变”面临诸多矛盾。习惯了根据地相对封闭固定的组织传播环境的老解放区新闻干部在进入城市之初对于即将面临的大众传播环境明显准备不足，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为例，“老解放区办报的好传统在进城后丢弃了不少，战争时期、农村环境中难免的游击习气和散漫、迟缓、不细致、不严密的作风却有不少带进了城”。[42]据当时的记者回忆，报纸有些照搬老解放区办报的经验，不大适应作为解放了的新中国的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和城市办报的要求。[43]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几年后也承认，“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44]这种内在矛盾使得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处于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局面，正如胡乔木在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所说的，“我们的基本读者也对我们的报纸不满意”。[45]一方面普通民众认为党报“神圣不可侵犯”、“只是给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看的”，有通讯员反映：“《人民日报》在这里的发行数量不广，在群众中缺乏基础，也使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它是给机关干部看的。” [46]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则不满党报上几乎没有“新闻”可看。《新华日报》老报人钱辛波1949年与范长江谈及对《人民日报》的意见时，坦承“和国统区的报纸不大一样”，“现在的报纸不抢新闻了”。[47]《新华日报》老报人夏衍也对解放初的新闻工作有不少看法，“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新闻呢，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48] 1949年自费订阅《人民日报》的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人民日报》）“多长篇文献，副刊则有民众文艺。其他消息缺乏。” [49]质言之，建国前后党报新闻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并未实现从局部执政到夺取全国政权、从代表工农到代表社会各阶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根本转变，这使得中共党报在城市这一准大众传播环境中仍延续了农村组织传播的惯性，未能实现从面向农村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熟人社会到面向城市工商业为主体的陌生人社会转变，未能适应读者从农村的单一工农干部向城市的知识分子等多元阶层的转变，未能实现内容从农村的工作布置和经验交流向城市的新闻和信息提供的转变，未能实现发行工作从农村的以组织化的行政摊派为主向城市的以读者自主订阅为主的转变，也未能实现办报主体从农村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向城市专业化、职业化的记者办报的转变。这些都为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全国范围的新闻改革埋下了伏笔。
　　
建党的“脚手架”：《新华日报》“集体的组织者”功能的过时
　　尽管《新华日报》在形式上与一般大众传播意义的报纸无甚区别，但从内核上它的确是特殊时期的一份特殊报纸。在笔者看来，作为建党的工具，它自觉借鉴了列宁创办《火星报》的经验，早在武汉时期其社论中就集中阐述过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理念。[50]在重庆时期，它依然是这一理念在中国最典型的实践者。
　　在1927~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中共没有公开的言论机关，在全国几近失语，普通民众不了解其真实情况，民间流传着不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作为在国统区正式登记出版的刊物，《新华日报》的破天荒之处正在于此，它第一次让民众有了一个公开合法地了解共产党主张的渠道，角色近乎中共的新闻发言人。但是对于共产党自身来说，《新华日报》存在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把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从革命根据地延伸到了国统区，并走向世界。重庆时期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中共南方局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国统区恢复和发展十年内战（1927~1937）中遭受重创的党的组织。截至1937年冬，全国共产党总人数只有8万多人，[51]而到1947年12月已发展到270多万人。《新华日报》存在的九年多的时间，正是中共在国统区迅速壮大、党员人数飞速扩充的时期，这显然并非巧合。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虽再度合作，但国民政府始终未从法律上正式承认（尽管一定程度默许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设在重庆的南方局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不能直接公开活动，只有《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才是向国民政府备案过的合法机构。《新华日报》除了做宣传者和鼓动者，发挥思想领导之外，还承担了超乎一般党报的额外功能——负责掩护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党的领导机构职能。
　　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时期，有地下党“长期得不到党的工作指示，就靠读《新华日报》来考虑自己的工作”。[52]许多青年是通过《新华日报》找到共产党，“通过读《新华日报》受到革命影响，或与《新华日报》联系，从而投奔共产党，投奔抗日根据地，更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潮流”。[53]用《新华日报》老报人自己的话说：“新华日报，实际上还是一个干部‘输送站’或‘转运站’，利用公开地位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和延安。” [54]许多地下党要进行半公开的活动，就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进行，[55]反倒是报社内部纯粹意义的专职记者（如陆诒）为数并不多。一批聚集在周恩来身边的知识分子，多数真正的身份乃是职业革命家，从事报社新闻活动某种程度带有“玩票”性质，尽管“玩”得像模像样。近年来不断发掘出的史实（关于夏衍、吴克坚等）也透露出当时《新华日报》人员与党的隐蔽战线和情报工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难怪解放后多数曾顶着《新华日报》名义的报人都离开了新闻界，星散于中央和地方各党政部门，其中相当一部分（例如乔冠华、章汉夫、龚澎、张颖、杨放之等）跟随周恩来到政务院任职。
　　正如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将报纸的“集体的组织者”功能比作临时的脚手架，没有机关报的组织作用，党的组织无法建立起来，但一旦党的组织健全以后，脚手架也就要拆除，报纸的组织作用就不复存在了。重庆《新华日报》传统的逝去恰恰印证了列宁的论断。作为建党的重要工具、“集体的组织者”的《新华日报》，在建党和巩固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意义上的《新华日报》在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已然完成了历史的使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它在解放前被树为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是为了争取国统区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青年学生乃至市民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而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这面旗帜必然趋于暗淡。
　　著名记者穆青在提及《解放日报》与《新华日报》区别时的一番话颇能代表主流新闻界的看法：“现在我们新闻界有许多同志推崇而且极力地宣传过去在国民党时期办报办得如何好，那些报人怎么有才华有本事。……解放后我们取得了政权，成了执政者，这和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面办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分不清界限，现在仍把（《新华日报》）对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那套作法搬过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56]尽管如此，大众传播意义上的《新华日报》灵活因应城市环境、尊重新闻客观规律、倡导专家办报、党性与人民性并重的传统却是不容抹杀的，在这一点上，相比《解放日报》它更具有新时代的传承意义。
　　
“降级安排”：新闻界国统区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建国初，来自解放区（根据地）的工农干部与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在各行各业被截然两分，工农干部大都得到重用，而知识分子则必须改造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57]当时从中央党报到省市党报基本上都由来自老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主持，[58] “工作人员以老解放区的报人为主”。[59]相比解放区的工农干部，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普遍没有经历过延安式思想改造的洗礼，有一种政治上的自卑感和原罪意识。正如曾在《大公报》担任过记者的萧乾所说：“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由白区（国统区）投奔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以浪子回头的心情力图补上革命这一课” [60]，“他们这些来自国统区的人士，在刚刚走进新生活的时候，便自然而然感觉出自己经历与资历的天然不足”。[61] 1949年5月，中共中央出台的针对（国统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62]某种程度正是《新华日报》背后国统区知识分子整体命运的一个隐喻。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来自国统区的新闻工作者损失尤其惨重，[63] “‘文革’中，白区工作者大都打成了叛徒”。[64]《新华日报》的多位核心人物潘梓年、章汉夫、华岗等均不得善终。
　　追溯起来，《新华日报》虽然也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开展过整风运动，但基本是和风细雨式的，“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新华日报》老报人夏衍承认，“我们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几乎成了习惯”。[65]范长江1950年前后在《人民日报》领导进城后的“大转变”，沿用《大公报》的一些做法来管理《人民日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反对不讲效率的农村作坊式工作作风，强调要培养《大公报》式的名记者，但两年多就调离《人民日报》，并彻底离开新闻界，有研究者分析原因正是“他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多少党内斗争的经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更是参加得少”。[66]相比《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虽同是党的机关报，但仍保留了浓厚的文人论政色彩，被认为“不适当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67]特别值得玩味的是，1940年代在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上特别活跃的、周恩来身边的“才子集团”（包括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对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完全会错了意，他们从哲学、文化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一大堆批评，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自主性，[68]而这与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非但不是一个路数，而且还南辕北辙，或者说正是延安整风要批判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及《新华日报》的不满和批评还有着更深层的党内斗争背景。在1943年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中，周恩来被作为党内“经验主义”、“经验宗派”的总代表，受到不公正的和过火的指责与批评。[69]尽管周恩来在对待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政策和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素有分歧，但遇有矛盾之时，他总是选择向毛泽东看齐，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新华日报》这批“属于周恩来的人”与建国初被批判的胡风来往密切、思想接近。有学者即认为，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早于1948年即开始展开对胡风、舒芜等人的批判，实则是给临解放前的国统区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以便“获得自我解脱”，“迎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新国家、新时代了”。[70]但周恩来也深知原来的根据地新闻工作模式在进城之后必须有所变化，需要吸收国统区的城市办报经验。早在1944年，他就提出延安只有《解放日报》一家报纸是客观条件所限，党报应该与《大公报》等私营报纸平等竞争。[71] 1949年5月他曾向胡愈之、萨空了、夏衍等国统区老报人征询城市办报的建议，提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可以有民间报纸的存在。他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之后，情况不同了，特别是像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72]这些想法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新闻观念颇有相通之处，遗憾的是后来并未成为党内的主流意见。1949年10月担任政务院总理之后，周恩来就极少再对新闻界发表公开看法。
　　
结　语
　　党报并不是一个天然的先验的概念，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直到今天，除少数例外，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报依然保持着强烈的组织传播色彩，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大众传播媒介，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和建国前后对党报狭隘单一的理解。重温《新华日报》的传统、追溯其消逝的经过与原因，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党报的想象空间，为党报的改革开拓新的方向。■
　　
注释：
①仅笔者所见，提出过这种看法的就有： 李金铨：《代序——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载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第1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甘惜分：《甘惜分文集》第71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陈力丹：《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弭秀玲：《从组织传播彻底转变为大众传播——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思考》，载《传播学论文选萃》编委会编：《传播学论文选萃 Ⅱ卷》第15页，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22]熊复：《周恩来和〈新华日报〉（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载熊复：《熊复文集（一九七八——一九九二）第五卷》第500、494页，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③甘惜分：《延安〈解放日报〉的遗产》，载罗以澄主编：《新闻与传播评论　2001年卷》第2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唐德刚：《中国革命简史：从孙文到毛泽东》第416页，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1月版
⑤事实上，确有出身于《新华日报》的学者指出，“抗战胜利以后，《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同为中央机关报，中央计划由《新华日报》取代《解放日报》，就从重庆《新华日报》挑了一个精干的班子，到上海筹备。”（邢小群：《李慎之自述》，载邢小群著：《凝望夕阳》第115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周恩来甚至给当时的上海市长钱大钧写亲笔信，嘱其准予和协助《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拖延，《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的计划最终落空了。（上海档案馆：“周恩来为介绍潘梓年来沪筹办《新华日报》事致上海市慕尹市长函”，档案编号：Q6-12-124-20。）
⑥李金铨：《代序——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黄旦、周叶飞：《“新型记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再考察》，分别载李金铨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第16页、第325-35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⑦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⑧苏双碧主编：《中国革命史丛书（三）》第302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5月版
⑨河南省新闻史志编辑室编：《河南新闻史志参考资料 第三辑》第53页，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不详。
⑩李庄：《难得清醒》第104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11]张容：《〈新大众〉发行增至八千余份》，《人民日报》1946年5月17日
[12]郁启祥：《回忆解放战争时期的〈盐阜大众报〉》，《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12月
[13]见1948年1月5日至3月25日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头版
[14]《党与党报（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放日报〉社论）》，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第4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版
[15]石西民：《党报史上的光辉一页——纪念新华日报创刊45周年》，《新闻研究资料 第19辑》1983年6月
[16]廖永祥执笔，重庆市《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四川省《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编：《新华日报史新著——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第285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17]李瞻：《中国新闻史（六）》第406页，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9月版
[18]牛元梅：《延安一代名记者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19]王辑：《一次空前的新闻改革——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工作简介》，载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第6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20]廖永祥：《周恩来与〈新华日报〉》，《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12月
[21]转引自徐柯：《论中共党报史上的新闻改革》第17页，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5月
[23]人民日报社编：《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1年8月版
[24][28]转引自钱理群：《〈论主观〉：一个历史误会产生的原罪》，《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3月
[25]《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载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4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26]《新华日报》元老石西民1980年代曾撰文认为“南方局机关报”的提法并无根据，强调《新华日报》自始至终是中央一级的报纸。见石西民：《关于〈新华日报〉放在南京出版的决定问题》，载《文教资料》第7页，1988年第6期
[27]《中宣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十一月二十二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上卷》第138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29]周恩来：《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1945年1月18日）》，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573~574页，学习出版社1996年9月版
[30]《中央关于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归属问题给中工委的指示》，载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681页，学习出版社1996年9月版
[31]熊复：《怎样办好党报和党的通讯社（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载熊复：《熊复文集（一九四八——一九五一）第二卷》第5页，红旗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32]《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月）》，载毛泽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56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33][法]白吉尔著 王菊 赵念国译：《上海史》第29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4]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5]《本报创刊一千期（一九四四年二月十六日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 下卷》第66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36]《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节录）（1948年8月15日），载：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第5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安岗：《办一张最好的党中央机关报》，《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38]金凤：《长江同志风范永存》，载胡愈之、夏衍等著《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第264页，群言出版社2004年9月版
[39]朱民编著：《大众日报五十年（1939~1989）》第25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40]河南省新闻史志编辑室编：《河南新闻史志参考资料 第三辑》第52页，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不详。
[41]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市志 报业志》第162页，大连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42]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1948~1988人民日报回忆录》第86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6月版
[43]金凤：《历史的瞬间——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第3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8月版
[44]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年3月10日），载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献选编》第86页，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
[45]《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46]人民日报秘书处编：《人民日报通讯》1952年9月1日第二十六期
[47]钱辛波：《难忘的三次谈话——怀念范长江同志》，《新闻界》1985年第4期
[48]夏衍：《懒寻旧梦录》第46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
[49]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第27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50]《社论：本报的期望》，武汉《新华日报》1938年5月11日
[51]《毛泽民关于中共党员人数的书面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1937~1943.5 第18卷》第277页，中国党史出版社2012年7月版
[52]马识途：《我和〈新华日报〉的关系》，载石西民、范剑崖编：《新华日报的回忆 续集》第37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53]四川《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史学会编；廖永祥著：《周恩来与新华日报研究文集》第169页，国际港澳出版社2005年8月版
[54]石西民、范剑崖编：《新华日报的回忆 续集》第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
[55]仅笔者所见，对外以《新华日报》总编辑或记者的名义公开活动而实际承担党内工作的有吴克坚（南方局常务委员，隐蔽战线核心负责人之一）、龚澎（南方局外事组）、张颖（南方局文化组）等。
[56]穆青：《穆青论新闻》第302~303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57]高华：《革命年代（珍藏版）》第21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
[58][63]甘惜分：《甘惜分文集 第二卷》第716、741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4月版
[59]河南省新闻史志编辑室编：《河南新闻史志参考资料 第三辑》第51页，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不详。
[60]萧乾：《萧乾文集 7 文学回忆录》第33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1]李辉：《依稀碧庐：亦奇亦悲“二流堂”》第19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
[62]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 第1辑》第32页，九州出版社2009年4月版
[64]徐铸成：《新闻丛谈（增编本）》第8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1月版
[65][72]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71、433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版
[66]蔡晓滨：《中国报人》第230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67]唐正芒：《论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第99页，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1998年5月
[68]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6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70]钱理群：《建国前夕对〈论主观〉的批判和胡风的反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4月
[71]周恩来：《我们的出版政策》，载赵春生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3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伍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