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
　　《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大公报》的成功归诸吴鼎昌的资金、胡政之的经营和张季鸾的文笔，他们还培养了大批的新闻人才。张季鸾的政论望重朝野，他去世时，蒋介石的唁电奉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毛泽东也赞扬他为“功在国家”。中共掌权以后，毛还在抱怨刚刚进城的《人民日报》作风散漫，说只要他们能学一点《大公报》他就满意了。言犹在耳，《大公报》却成为新政权改造的对象，以致该报老人如王芸生、徐铸成乃至萧乾，都曾经纷纷违心地批判《大公报》和张季鸾。几十年过去了，时代毕竟在变，2014年张季鸾的遗体终于魂归陕西榆林墓园。2015年8月16日~18日，榆林市召开了“张季鸾与民国报业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在会上做了简要的口头报告。本文根据现场录音订正而成。
　　
一、张季鸾和《大公报》在异时异地所发生的影响
　　《大公报》和张季鸾在中国大陆的命运极为坎坷，在海外却发生深远的影响，且举数例以说明之。
　　第一例，我从高中开始就抱着浪漫情怀，憧憬记者生涯，1970年考上了台湾中央通讯社，一心想跑外勤，挖掘惊天动地的大新闻。因为我在大学期间得过陈博生奖学金，中央社总编辑沈宗琳先生待我如子弟兵。他替台北的五家报纸兼差写社论，也想训练我往这方面发展。有一天他突然叫我过去谈话，感慨在戒严的严峻情势下台湾不可能出现张季鸾，劝我不要跑外勤了，干脆到中央社的国外部去把英文学好。回想起来，在那个肃杀的年代，年长的党媒老总肯跟初出茅庐的后进“交心”，实在是格外呵护我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写社论碰到什么压力，内心苦闷必须宣泄。但重点不在于这里，而在于他心目中以张季鸾为榜样。
　　第二例，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台湾最好的报纸是《中国时报》，颇有海纳百川的气象。创办人余纪忠先生是国民党的开明派，也是政治风向的指标性人物。他心目中的榜样就是张季鸾，但凡重要的社论必字斟句酌亲自定稿。他俨然以国士（甚至国师）自居，认为他的社论是直接和蒋经国对话的。他有时候也会兴致勃勃地跟年轻的记者谈起张季鸾。
　　第三例，香港最好的中文报纸当数《明报》，创办人查良镛本来就是出身于已经沉沦的香港《大公报》而后又与之闹翻的。《大公报》三巨头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早年留学日本，办报理念原来想学《朝日新闻》，后来慢慢转向英国的《卫报》（The Guardian）。查良镛每天在《明报》登出两句话——“意见大可自由，事实不容歪曲”——掷地有声，就是译自《卫报》的信条。他每天亲自写社论，心目中必有张季鸾的形象，希望把《明报》办成当年的《大公报》。曾经在《明报》做过事的林行止，后来出去办《信报》，也办得有声有色，延续了文人论政的香火。俱往矣，这些人物不是故世就是退休，象征着中国文人办报传统的终结。
　　《大公报》1949年以后屡经改造与整肃，本已奄奄一息，直到“文革”时期在大陆正式宣告停刊。表面上《大公报》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其精神之顽强往往超出估计，正犹如风中残烛，只要碰到死灰就要复燃。1985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四位筹办者当中即有三位是《大公报》出身的。厦门大学筹办新闻系，还回去向《大公报》老人徐铸成和刘季伯取经。《南方周末》创办时，也曾问道于萧乾，何尝不想继承《大公报》的血脉？何况近二三十年来，更多有志的记者私淑《大公报》和张季鸾为新闻典范。
　　
二、《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大公报》代表中国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人角色转型的过程。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以后，知识人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而报刊是知识人重新进入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途径，最好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张季鸾和梁启超笔锋都带有感情，两人都接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转介的西方自由思想。梁启超参政失败以后从事论政，张季鸾则自认为是一个职业报人，他在专业化的转型中比梁启超走得更远。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为了启蒙，以评论为主，而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除了评论外还有新闻，而且他的评论是站在平等的立场说话，不是居高临下的口吻。
　　《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办报思想从“儒家自由主义”（或有自由倾向的儒家社群主义）慢慢结合西方的自由主义，前者为体，后者为用。我以为张季鸾的本体思想还是儒家自由主义，他经常讲到“良心”和“气节”，还提倡“报恩主义”，便是明证。但他是有国士之风的职业报人，对自由主义的肯定，也走得比梁启超更深远。梁启超原来是宣扬自由民主的，等到1903年游历新大陆归来以后，对于美国许多现状感到失望，便力言中国国情不适合实行民主，转而提倡开明专制。张季鸾不是没有想过开明专制，尤其1937年前后对军人主政不满，表示“实逼处此”，无可奈何。但终其一生，在抗战最艰苦奋斗的时期即使主张“国家中心主义”，他对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没有动摇过。1939年5月5日，香港《大公报》刊出《抗战与报人》中的这段话说得淋漓尽致：
　　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
　　论及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历史意义，还必须跟当时的报纸比较，从而探讨《大公报》如何脱颖而出。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骂《申报》编得很滥，讽刺《新闻报》简直没编，而赞扬《大公报》是办给那些受过优良教育的人看的。这句话画龙点睛，表明《大公报》的读者都是高层知识人。《大公报》开办时充其量是张天津小报，却有全国性的格局与气度。《申报》和《新闻报》的目光反而始终局促在上海十里洋场，没有雄心要引领全国舆论。从商业经营和资本上看，《大公报》远远不是《申报》和《新闻报》的对手。在抗战以前《大公报》不过是50万元资产的小公司，而《申报》的总资产达到了300万元，它每年的盈余50万到60万元，就高于《大公报》的总资产了。胡适曾说《大公报》这“小老弟”赶过了《申报》和《新闻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
　　范仲淹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中国儒家士大夫知识人的精神特质，西方专业人士才不会把天下的责任扛在自己的肩膀上。所谓“文人论政”，文人就是文化人，民国时期的职业分工没有那么细，文人、报人和学者都是跨界的。中国报人无不自许是知识人；像胡适这样的知识人在报刊上写文章、办政论杂志，而许多报人也到学校教书，职业角色并不是泾渭分明。陶希圣赞扬张季鸾是鲁仲连式的人物，除了与蒋介石交好，还能够周旋于各方，特别是英美归来的自由派知识群体，而同样在天津的《益世报》就做不到这一点。张季鸾有一流的文笔和手腕，胡政之更是徐铸成眼中仅见的办报全才，会写，还会经营。
　　
三、《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时代精神是什么？
　　八九十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怀念《大公报》和张季鸾呢？因为这是文人论政的最高峰。张季鸾追求新闻自由，又不为政治所俘虏，这在中国报刊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很多报纸都巴望受到政治势力的青睐。《大公报》有这种不为政治服务和不受金钱腐蚀的自觉，正是源于儒家重义轻财的道德理念。报业经营当然必须站住脚，《大公报》拒绝接受政治津贴，决定拿出5万元来办，办不了就关门；由于胡政之善于经营，《大公报》的财务状况并不差，却不想赚太多钱，怕受到金钱的污染，这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在某个意义上说，这个理念和当今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公共领域”可谓异曲同工，前后辉映，但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大公报》和张季鸾以“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自勉，不求权力和钱财已经很难，“不求名”更难，因为实至名归，不求自来。《论语》开宗明义说“人不知而不愠”，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大公报》提出“不求名”是为了“公心”，更是具有明显的儒家印记。
　　《大公报》和张季鸾所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是新闻的“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个“四不”原则是1931年5月22日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的社论中提出的，丝毫不因为时间的冲刷而失去意义。关于“四不”，阐释者已多，我不再词费。但必须指出，在精神境界上，这个“四不”原则与西方的“媒介专业主义”互相发明，接近之，甚至超越之，至于是否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形成规范或建立传统则是另外一回事。
　　《大公报》的“四不”原则和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社会动力毕竟不一样。以美国历史为例，有两股力量塑造媒介专业规范，一是1830年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勃兴，中产阶级抬头，报刊为了争取更大量读者，放弃党同伐异的习惯，以至于新闻记事强调客观公正与不偏不倚，逐渐与评论意见剥离或分途；二是脱胎于上个世纪初期的“进步运动”，它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更是鼓励了媒介揭发官商恶行，号称“扒粪运动”。当今许多学者都普遍认识到：专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息息相关，但是资本主义发展过头则会侵蚀专业主义。
　　反观193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根本不发达，《大公报》却对资本市场已有戒心，声称办报需要有钱，但不能太有钱，深怕太有钱的股东会影响言论自由。《大公报》“四不”原则的社会源头不是资本主义，它反复强调的道德基础是知识人的“良心”和“公心”。张季鸾追求言论独立自由，思想上受到西方影响绝无疑义，但他的基本道德还是建立于儒家自由主义的轻财重义。不仅张季鸾如此，同时代的人也类同，成舍我1935年在上海办《立报》，也说过“凭良心说话”，这是那一代杰出报人的普遍心态。
　　张季鸾和《大公报》在专业主义方面做了些什么？报人徐铸成经历“文革”劫后余生，年届七十岁时始写回忆录，说梦见自己写了一篇好社论，受到张季鸾和胡政之的褒扬，可见张季鸾对下一代报人的影响有多大。张季鸾邀请胡适等200多位从美英归国的自由派学人撰写“星期论文”，共发表了750篇，形成意见领袖，对于国民政府和整个知识界影响巨大。张季鸾重视新闻教育和新闻专业组织，不但参与平津新闻学会并起草宣言，也参与创建中国新闻学会，对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贡献尤多。他本人并不同情共产主义，但还是愿意报道共产党的活动，也是专业精神的体现。
　　
四、《大公报》和张季鸾的内在限制是什么？
　　美国政治社会史家穆尔（Barrington Moore）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如果这个论断正确的话，那么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零星的资产分子不构成阶级，以致生产力落后，社会矛盾无法调和；《大公报》纵使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能够达到争取中国自由民主的境界。何况中国自由知识界脆弱，几乎以反对国民党为共同纲领，而面对左翼思想挑战时很少立场不动摇的。这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不能单独苛责于《大公报》。
　　《大公报》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关系密切，这是很了不起的事，但也无形中和草根民众的声音脱节了。鉴于中国经济贫穷，教育愚昧，交通闭塞，《大公报》所能影响的只是都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是点的，是线的，而非面的。该报有此自觉，曾经批评中国报业太注重政治，只顾着都市，而放弃了占人口总数90%多的农民。因此该报派记者巡回采访，发动了近二十次的赈灾活动，但以其薄力和国情所限，毕竟不能布置很细致的新闻网。《大公报》头版有一半是该报记者采写的，而不是用通讯社的稿件，这在当时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大公报》因战争原因搬迁了很多次，除了抗战时期进入内地（武汉、重庆和桂林）以外，主要还是以租界（天津、上海）和殖民地（香港）为据点。在租界办报，有些话才可以讲，但其道德意义毕竟不同。1941年《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荣誉奖章，《大公报》重庆版发表了一篇社论，恳切地表明他们在后方或海外办报尽管艰难，却远不如上海和其他沦陷区的同业那么勇敢。
　　
五、今天看《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意义何在？
　　《大公报》的“大公”精神传统何以中断了？新闻独立自由遭受两面威胁，一是政治，二是经济。1949年之后，大陆和台湾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大陆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大公报》曾经备受打压，终于在“文革”期间宣告结束，但只要它的魂魄一息尚存，就不时要跳出来起点作用；台湾在报禁结束以后，政府控制的力量撤退，新闻界心情舒畅，但族群撕裂和市场逻辑已经开始腐蚀新闻自由和专业主义，令人不胜唏嘘。香港的新闻自由原来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现在也受到各界关切。抚今追昔，更加令人体会到《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历久弥新，对两岸三地都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值得严肃地探讨，共同赋予时代新解。
　　今天的媒介生态跟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再过几十年报纸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闻却是永远存在的。而且，面对全球资本集中和垄断的情势，如何保持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这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也是纪念张季鸾和《大公报》的意义所在。
　　《大公报》的读者是高层知识人，但文人论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闻专业化是不可逆转的道路。社会愈来愈复杂，分工愈来愈细。但西方学界也普遍认识到媒介专业主义的许多局限性。如何在职业分工的同时，保持儒家优秀的精神素质——以天下为己任，言论独立，良心泰然？同时，在今天的公共领域里，知识人不再是特殊阶层；他们必须站在公民的立场，凭借知识基础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不再高人一等了。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时，新闻人如何创造与维护公共领域？新闻人如何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张本，重新思考他们应有的角色、权利与责任？
　　
六、新闻自由宣言
　　台湾从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戒严，《新新闻》周刊先声夺人，于3月12日应运创刊。我应邀为该刊的发刊词写下了以下期许的话：
　　新闻自由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相。新闻自由不止是报业经营者的自由，也是新闻专业工作者的自由，更是社会全民的自由。全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全民有免于被蒙蔽真相的权利，全民有不被歪曲形象的权利，全民有免于恐惧、畅所欲言的权利。自由报业接受公共信托，必须全力以赴，追求真相。自由报业以公是公非为依归，要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讲话。自由报业必须接受社会力量的监督。
　　这几句话呼应本文开端所表达的意思，权充相隔数代的无名晚辈对《大公报》和张季鸾先生的礼赞。■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感谢沈阳大学刘宪阁教授惠赐修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