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华
　　【本文提要】新闻民粹主义是新闻活动主体极端价值观念的体现，与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性、中立性、平衡性等理念不同，在民粹主义的新闻观念中，是价值先行，价值判断和情感偏向远比新闻的客观呈现更重要，因此，新闻民粹主义者喊出“首先是激进分子，其次才是记者”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与以往探讨传媒民粹主义论题时，大都将其看作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上的现象不同，本文认为新闻民粹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深受“政治民粹”与“文化民粹”的双重影响，在拉丁美洲“民粹核心区”和欧美发达国家均有体现；更为重要的，传统媒体时代其影响就早已彰显，在新媒体时代，更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显著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新闻业的价值导向，对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新闻民粹主义 新闻业 新媒体 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G219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认为：“民粹主义并非落后的表现，而是民主自身投射下来的一种阴影。” ①民粹主义思想虽不及民主的观念那般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时隐时现的社会思潮，也已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新闻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深受诸多社会思潮的影响，民粹主义思潮虽然是阵发性的，但也对新闻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新闻民粹主义：“政治民粹”与“文化民粹”的融合
　　关于民粹主义，学界一般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思潮或政治运动，相关的研究文献也以政治学领域居多。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曾言，相比在文化讨论中而言，“民粹主义”一词在政治学的研讨中显然更加普遍。②也正是这位麦克盖根，以一部以“文化民粹主义”为题的著作，将民粹主义引入到文化研究甚至大众传媒的分析中。此后，欧美诸多学者开始借助民粹主义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对新闻传媒、影视作品等进行分析。就连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著名学者、作家翁贝托·艾柯也曾撰文谈及新闻传媒的民粹主义与意大利政局的相互关系。
　　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文化视角分析民粹主义，二者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关注社会群体的“底层”，将“人民”置于核心诉求地位。新闻民粹主义承继了“政治民粹”和“文化民粹”的价值观念，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两种民粹思想对于新闻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价值追求在当时及后世乃至当今的新闻活动中不断再现。
　　以新闻发展的眼光看，新闻的民粹主义首先体现在民粹主义者为民粹思想传播和民粹运动动员所创办的一些新闻评论杂志和报刊中。在俄国的民粹运动过程中，赫尔岑流亡英国后，曾与友人创办了《北极星》和《钟声》。尤其是《钟声》，通过大量叙述生动、知识性强的时政评论，赫尔岑不仅传播了民粹主义思想，还“利用从秘密通信和私人消息获得的大量信息，讲述俄国官僚的种种劣迹，揭露具体的丑闻——各种行贿案、司法腐败、官员和大人物的专横与虚伪”。③在美国平民党运动期间，为了传播其思想和观念，平民党人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小册子，同时还创办了1000多份地方报纸，这些报纸面向社区，为民粹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④
　　除了民粹派自身创办的报刊之外，新闻的民粹主义在劳工报刊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在英国劳工报刊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劳工报业的风云人物亨利·海瑟尔顿（Henry Hetherington）曾在其报纸上宣称： “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痛击政府。”在其创办的《穷人卫报》上更是抨击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不公：政治将社会分成两个阶层——奴隶与强盗；前者包括穷人和没有知识的人，后者则是富人和狡诈者……这些抢劫是通过政治活动实现的，也只能凭借政治活动禁止……而且，所有的政府运作，都将人民排除在外。在这种体系下，所有的政府运作都是如此。⑤而海瑟尔顿们要做的，就是凭借自身价值追求并利用新闻媒体的力量，为“穷人和没有知识”的广大下层民众鼓与呼。海瑟尔顿的政治态度在当时的劳工报刊较为普遍。劳工报刊的表现具有两面性，当它在议会制民主制度下争取劳工权益的时候，它是争取民主的舆论工具；当它宣扬大多数的穷人与少数富有者的对立，将这些富有者称为抢劫者和狡诈之徒，将劳工阶层看作社会的良心和一切进步的根源的时候，则正是民粹思想的直接体现。
　　概而言之，从政治的角度看，在政治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新闻民粹主义选择了民众；从文化角度看，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新闻民粹主义更看重通俗。与新闻民主强调自治观念抑或是精英式的程序性代议制民主不同，新闻民粹主义是一种“二选一”的模式，强调少数社会精英与多数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存在极为对立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之争，其崇尚的是社会底层大众道德观的优越，传达的是社会底层的声音，传播的是深受社会底层偏好的新闻资讯，代表的是社会底层的利益，处处表现出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对精英阶层及其价值观念始终存有贬抑之意。
　　
二、拉丁美洲新闻业：“民粹核心区”的新闻民粹主义
　　拉丁美洲是当代民粹主义最为突出的地区，而新闻媒体的民粹主义在该地区的表现也最为引人瞩目。由于历史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曾长时间沦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其政治、经济、文化带有明显的欧洲烙印，在此背景下，其“新闻文化长期受到欧洲的影响”。⑥同时，拉丁美洲又毗邻北美大陆，亦受到美加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及其实践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拉丁美洲的新闻业，既与欧洲大陆不同，更与北美自由新闻业有异。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标志是以市场为中心，公民社会和国家介入有限。民主化公民媒体则以公民社会为中心，对市场和国家的介入多有限制。”但是拉丁美洲的新闻业显然与上述情况都不一样，它将国家置于媒介系统的中心，这种模式以代表“大众－民族”利益还是代表“寡头-外国”利益作为划分新闻业的标准。⑦拉丁美洲的新闻媒体并非不重视市场，但其更看重自身与政府如何建立密切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又与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迥然有异，其典型表现是媒介与政府是“合作而非对抗、互利而非自治”，而“政府官员们常常会直接（或通过家庭关系）加入到媒介所有者的行列”。⑧即使有的新闻媒体没有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参与，但也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主要国家政府陆续制定了通过媒介宣传公共政策和传达一些事项的法规，以不同的方式规定，征用各民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小时或半小时的黄金时间，播出由政府提供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包括电视剧）”。⑨作为回报，拉美各国政府会在这些媒体上投放政府广告。事实上，拉美各国的许多媒体恰恰是依靠政府投放的广告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鉴于以上特点，无论是自由主义模式还是法团主义模式，都不足以解释拉丁美洲的新闻业，采用民粹主义的分析视角，却能够较好地对其进行解释。
　　既然拉美各国政府的政治运作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拉美各国新闻业在运作中凸显民粹主义也就不足为奇。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执政的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就非常注意利用广播推行其民粹主义政策。为此，他还下令于1931年设立宣传部（Stat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后来改为新闻与宣传部——Press and Propaganda Department）。1935年7月22日，巴西新闻与宣传部制作了一档节目——“巴西时间”（Hora do Brasil）用于宣传瓦加斯政府在国家发展中取得的成绩。随后，强令全国各地的广播公司在每个工作日的黄金时间段下午6：45~7:30（中波）和下午7：30~7：45（短波）播放这档节目。⑩由于历史上巴西长期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滞后。瓦加斯执政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恰恰是巴西现代化起步的阶段，城市人口激增。为了赢得大众支持，瓦加斯提出了遏制跨国垄断企业，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在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时，上述政策又以“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赢得了巴西绝大多数中低阶层民众的支持。
　　1945年以来，民粹主义政治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全面复兴。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乃至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政治活动中无不诉诸民粹主义，这昭示着民粹主义思潮始终是影响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的关键因素。如前所述，拉丁美洲国家的新闻业一个明显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因此，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不能说其他模式的新闻理念对拉丁美洲新闻业没有影响，但是瓦加斯时代兴起的新闻民粹主义显然依旧是上述国家新闻业的典型特征。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新闻业有不同的名称。在阿根廷，它被称作“激进新闻业”（militant journalism）；在委内瑞拉，它被称作“迫切需要的新闻业”（necessary journalism）； 在尼加拉瓜，它被称作“桑地诺新闻业”（Sandinista journalism，桑地诺是尼加拉瓜20世纪30年代民族革命领袖）；在厄瓜多尔，它被称作“忠诚的新闻业”（committed journalism）。[11]在拉丁美洲诸国，民粹主义新闻业的理念受到新闻从业者的认可。阿根廷的一名新闻工作者马丁·加西亚（Martin Garcia）对激进新闻的理念就颇为认同——“我首先是激进分子，其次才是记者。对谁客观？在另一面，有些人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儿童受到绑架。对于他们，不能有客观性。” [12]尼加拉瓜的记者康斯韦洛·桑德瓦（ Consuelo Sandoval）是“桑地诺记者论坛”的创办人之一，他认为民粹主义的新闻业有助于打破商业媒体的束缚，因为这些商业媒体以往常常假借独立、公平与客观之名，利用我们维护党派利益。[13]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拉丁美洲的新闻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独特的规制特征。
　　首先，从新闻修辞上讲，诸多具有民粹倾向的拉丁美洲新闻媒体，都将“人民”置于新闻理念的核心地带。恰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14]将“人民”作为价值诉求的主体，是一切形式的民粹主义共有的特征，拉丁美洲形式各样的民粹主义亦如此。“人民”成了拉美媒体新闻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在拉丁美洲新闻业的话语系统中，“人民”是受到跨国公司寡头剥削的下层民众，而那些掌握大多数人命运的寡头或者国外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在本国的代言人，则是“人民的敌人”。凡是对于人民“有利”的，就毫无保留地支持，而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或者个人则大加挞伐。
　　其次，新闻媒体的民粹“偏见”与民粹主义政治领袖及其政治诉求相辅相成。依照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历来合法的统治可以分作三种类型，分别是合法型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合法型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建立的合法性的章程规定的制度和指令，传统型统治的基础是历来的传统的神圣性。与二者不同，魅力型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15]反观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无论是阿根廷、秘鲁，还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诉诸个别政治人物个人魅力的基础之上的。
　　最后，拉丁美洲的新闻媒体，常常受到统治当局的严厉管制，以与当局的“民粹”策略保持一致。当局常常对个人拥有的媒体和记者进行点名批评，指责其背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利益阶层效劳。更有甚者，对于敢于作对的新闻媒体，有时候还会没收其财产。
　　
三、欧美等国的新闻民粹——从传统民粹主义到市场民粹主义
　　在传统的民粹主义话语中，民粹主义有两种较为清晰的指向：
　　一是“以民为粹”，这种修辞表达的是“大众是精英的力量源泉，大众是不容忽视、不容污蔑和至高无上的，而精英应该服务大众，为大众谋福利，大众支持的目标应该是民粹主义者的目标，大众反对的就是民粹主义者的敌人，一切对上层、对统治阶层的妥协和宽容都有违人民意志”。
　　二是“民之精粹”，这种修改表达的是“部分精英一方面承认人民利益的重要和人民支持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消极落后和愚昧保守，因此他们自视为人民的精粹，认为自己在历史发展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16] 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民在世界各国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成为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的“中心地带”。伴随社会的发展，城市劳工阶层等与农民一样，成为具有合法性的“人民”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各国新闻媒体的民粹思想即是如此，它将农民、城市劳工以及代表这些群体利益的少数政治人物看作社会公正和统治合法的力量来源，积极报道维护下层利益的社会政策与社会运动，支持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这体现了“民之精粹”的思想。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也是从这个层面上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的。他认为，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不是人民本身的运动，虽然它更大程度上是为人民的。[17]考察世界各国新闻业，新闻记者将自己看作人民的代言人，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代言的观念一直存在。在新闻活动中，新闻记者一方面将社会底层看作报道对象，将呈现其价值指向作为自身的自觉追求（以民为粹），同时又将自身看作社会底层的代言人（民之精粹），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依此凸显新闻话语的合法性和道德追求。
　　在丹麦，虽然新闻业没有拉丁美洲那样受到政府当局的严密控制，但是民粹主义的倾向依然突出，而且成为新闻记者日常工作中一种自觉追求。
　　首先，在记者的信息来源上，丹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记者对精英阶层极其排斥。一项针对丹麦800名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的新闻记者的全国性调查表明，97％的受访者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有政治责任解决社会问题；94％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在民主进程中帮助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这样的思想具有公民新闻的色彩，但是在新闻活动中，却滑向了民粹主义。在丹麦，至少有31％的记者认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影响的人民或社会群体的代言人。[18]当认为自身代表人民的声音时，丹麦新闻组织（记者）的日常新闻报道就会围绕市民展开，不太关注政治机构；他们通常将普通市民作为新闻的基本信息来源，政治人物、专家和其他精英人物的言论与观点在其报道中则甚少出现。
　　其次，丹麦新闻媒体的民粹主义趋向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丹麦地方媒体与首都媒体存在明显差异。历史上的丹麦新闻媒体曾长期与政党保持密切关系，接受其津贴，成为政党喉舌。20世纪以来，公然以党派面目出现的新闻媒体少之又少，但是首都哥本哈根地区的新闻媒体仍然与政府、政党关系密切，传播社会精英阶层的声音是其主要特征。而丹麦地方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记者对政党、政治人物及专家等持抵制态度，具有显著的民粹主义色彩。哈亚沃德（Hjarvad）注意到，与哥本哈根新闻媒体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新闻报道不同，在一些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上，首都媒体将政治精英作为报道对象，而在地方媒体新闻记者的报道中，往往求助于普通市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义的报道方面也逐渐对首都哥本哈根的广播电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很多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新闻栏目像地方媒体一样，日益表现出民粹化倾向。[19]与拉丁美洲新闻媒体的上述表现以及它们艰难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左右为难并常常受制于当局的严厉管制不同，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则基本上沿着自由主义的轨迹发展。虽然明目张胆的倾向性不多见，但是带有民粹色彩的新闻报道依然时有显现。只不过，在这种新闻民粹主义中，想象中的“中心地带”——人民已不是其强调的重点，争取更多的受众则成为追求的目标。换言之，这是一种具有突出的市场化导向的新闻民粹主义，往往采用小报化、名流化的文化民粹主义策略迎合读者和观众。
　　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是此类新闻的典型。在日常实践中，他首先强调本人及新闻集团的“反主流”色彩。即使是在美国这样“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大本营”，除了默多克以市场化目标作为追求的“新闻民粹主义”之外，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新闻民粹主义依然存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先后在底特律的WJR电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自己创办的电台主持新闻评论和谈话节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迈克·斯考特（Mark Scott）和拉斯·林博（Rush Limbaugh）主持同类节目。前者赢得了4000多万听众，后者的听众也有2000万之多。三位主持人在新闻评论中，运用多种策略对美国包括总统在内的精英阶层进行讽刺和评论。例如，考夫林就曾在新闻评论中称跨国银行家是“隐藏的、全世界人民的对头”，是“拦在伊甸园入口处的恶魔”。[20]这些评论迎合了特殊历史时期美国民众对利益阶层的愤恨情绪，民粹化的策略使其在普通民众中广受追捧。其实不仅是这些政治意图明显的新闻评论节目，就是上述提到的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其市场化的新闻民粹主义背后仍然能看到媒体巨头左右政治的强烈意图。
　　
四、新媒体与新闻民粹主义
　　1.新媒体的特性使其成为民粹思潮产生的土壤
　　新媒体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以西英格兰大学的马丁·李斯特（Martin Lister）等学者的观点，新媒体的出现与以下诸多变化密切相联：“第一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化。第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第三是西方实现了从机械工业时代到后工业信息时代的转变。第四是去中心化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出现。” “1980年代后期以来，传媒看上去与以往非常不同，尽管这种变化在不同媒体间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新媒体一词试图抓住迅速变化的这种感觉”。新媒体通常可以表示如下状况：“（1）新的体验。（2）表现世界的新方式。（3）主体（使用者和消费者）和媒介技术之间的新关系。（4）个体、身份和共同体之间的新体验。（5）身体与技术媒体关系的新界定。（6）组织和生产的新模式。”基于以上考虑，李斯特等人认为新媒体具有“数字的、交互的、超文本的、虚拟的、网络的和模仿性的”等特点。[21]除以上特点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新媒体促成了传播共同体的出现。虽然詹姆斯·凯瑞推崇“社会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的观点，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认为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22]但是参与仪式的人在何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何与他们共享“参与仪式”的感受？在传统媒体环境中，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一定不能解决，但是实现起来确实非常不易。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真正使凯瑞提出的“传播仪式”有了现实意义。人们通过新媒体，不仅可以共享意义，而且可以分享参与的感受，可以为了共同的兴趣、目标和所遇到的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极为便利地与五湖四海的“同好”结为共同体，协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从传播的角度讲，新媒体是实现传播平等化的最有力工具，也为民粹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塔格特看来，“民粹主义之中有一个暗示性的中心地区的构想，人民位居于中心地区，民粹主义者赋予了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作用”， [23]而这个“人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的数量”。新媒体使原本在旧的传统格局中鲜有表现机会的普通民众获得了表达、传播（新闻）信息、个人观点的契机，打破了精英垄断新闻传播的局面。当社会分化、不同阶层严重对立的时候，民粹主义随即产生，而新媒体成为培育和扩散民粹思潮的温床。
　　2.公民新闻、社会动员与民粹主义
　　新媒体的特征，促进了人际传播的发展，对于信息流的迅速扩散亦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新闻应运而生。在新媒体环境中，公民新闻既可以单独传播新闻，在具有社会公共性的话题上，又极有可能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
　　公民新闻首先具有很强的民间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保军教授将这种“民众或社会大众以他们自己的兴趣、需求自主传播的新闻”称为“民间新闻”，与组织化的“职业新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经过新闻组织或机构的编辑、过滤”，[24]因此更多民间色彩，更有平民意味。民间、平民不仅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阶层的符号标识，它同时意味着这个群体是社会中的大多数，是“人民”的合法来源。此种含义使它与民粹主义的想象中心——“人民”不谋而合。
　　其次，新媒体的开放性使公民新闻具有广泛的参与性。新媒体出现前，在组织化的职业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几无权力的普通民众自是其主力，而各式各样的社会精英（包括在传统的新闻组织中任职的传播精英）亦成为公民新闻的一部分。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中，出于种种限制，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在新闻事件的传播上，存有鲜明的裂缝与鸿沟。但是在公民新闻中，二者却极有可能依照多数人的意愿达成某种共识。
　　最后，新媒体使信息流动加速、极易聚合的特征，使公民新闻具有极强的传递效应和扩散性质，这无疑使其具备了社会动员的能力。杨保军教授就认为：“民间新闻的传播者开始超越私人化的传播角色，正在转变为社会化、公共化的传播角色；普通人作为私人和作为公民的角色在新的传播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身份统一的时代；更能引起人们兴奋的是，普通大众在信息传播领域身份公共化的机会的增多，也为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25]这段话精确地概括了新媒体条件下，公民新闻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无限潜力。
　　其实在历史上，新闻媒介就曾经为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社会运动的权威查尔斯·蒂利就认为：
　　自18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得失予以报道。当然，20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广播、电视、电报、民意测验以及遍布全球的新闻业，都在促使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指的是社会运动中的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奉献——commitment。——引者注）展示发生转型。[26]与蒂利相似，赵鼎新也将新闻媒体与语言、符号性行为和情感，运动动员结构，政治机会结构一同作为社会运动分析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27]但是在传统媒体的传播环境中，虽然社会运动和新闻报道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社会运动的走向和新闻呈现更多地受控于新闻媒体，而不是相反。托德·吉特林在对媒体如何报道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一开始，媒体并不怎么重视运动，继而开始关注运动，接着与之合作，最后以固定的模式来对运动加以表现，这些模式的性质和倾向是不断变化的。” [28]随着传播技术的迅速更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民新闻与新媒体的结合，必将发挥更大的效力（facebook、微信等新兴传播工具的出现，无疑证实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运动，无论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有相当一部分都带有民粹色彩。俄国民粹派发动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美国的平民党运动、欧洲右翼势力的政治运动，乃至美国2009年崭露头角的茶党运动（The Tea Party Movement）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粹化倾向。即使是广为人知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思想来源，还是运动过程，诉诸民粹俱是其显著特征。但是，这些运动在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新闻呈现中，却未必彰显运动自身的民粹倾向。这是因为，在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中，无论新闻记者的态度和报道方式如何变化，媒体力图保持和维护的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但是公民新闻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在新媒体的世界里，虚拟串联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走向极端。互联网等虚拟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狂欢广场。在欧洲，狂欢节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时代。“在狂欢节期间，人们享有可以把平时常常想的事情一股脑儿说出来却不受惩罚的特权”，[29]因此，参与者身份的平等（无等级），情感的尽情抒发（宣泄），颠覆现实、重构理想（颠覆性），与宫廷文化对立、强调民间性（大众化）就成为狂欢节的最主要特点。[30]在狂欢节上，人们（尤其是贵族、教士等特权阶层以外的普通民众）尽情释放自己，抒发个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不满，表达对特权阶层的愤恨。虚拟世界里的公民新闻会在传递、转发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写、修改、评论、放大，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会因观念相似而逐渐串联在一起，最终导致凯斯·桑斯坦所谓的“群体极化”[31]现象的出现。极化的群体排除异己、达成一致，对于不同的信息和意见恶语相向，客观上对参与信息生产的人做出“我们”、“他们”的二元划分。恰如当年俄国民粹派所宣称的那样：“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32]在现实语境中，越是与权力阶层充满对抗、言辞激烈的新闻信息和极端言论，越容易在虚拟空间获得认可、赞誉和转发。在这些人看来，“我们”来自社会的草根阶层，是代表着人民的正义一方，充满道德优越性，而作为“假想敌”的“他们”则是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特权人物。类似的民粹主义话语方式在当前的虚拟空间中可谓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客观地讲，公民新闻和社会运动并非必然是民粹主义的，它既可以成为促进舆论监督和民主发展的利器，而在极端情绪的渲染下，也可以成为潜伏着巨大危害的民粹主义运动。
　　
结　语
　　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认为，“民粹主义”概念中有“我们”和“一再发生”的含义。它既可以从运动和意识形态混合的层面进行理解，也可以单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民粹主义表达了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对政治人物充满不信任感，反对精英，具有非理智化的倾向，以上诉求对人民充满了吸引力。[33] “我们”当然指的就是“人民”，是与精英对立的平民——农民、城市下层劳动者、边缘社会群体。之所以强调精英与平民的二元对立，是因为民粹主义者看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更多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即“作为取消权力和财富分配差异的结果平等观”；而非权力平等观——“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价值的平等观”。[34]相比权利的不平等或平等的隐而不彰，结果的不平等和平等更加显而易见，民粹主义者诉诸结果平等的思想，赢得了更多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民粹主义的民主观颇多理想色彩，强调主权在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拥有选举权利，听任政治精英的摆布。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义视野中的“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对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则是坚决拒斥。
　　正是在以上民粹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闻民粹主义。新闻民粹主义是新闻活动主体极端价值观念的体现，与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性、中立性、平衡性等理念不同，它“天然地排斥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拥有专业权威的人，其核心在于要求新闻业体现与普通公众的联系，一是代表公众，反映底层人民的疾苦；二是参与社会行动，帮助底层人民解决实际问题”。[35]在它的观念中，是价值先行，价值偏向和情感偏向远比新闻的客观呈现更重要，因此新闻民粹主义者喊出“首先是激进分子，其次才是记者”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日常新闻采写中，常常将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专家作为权威的新闻来源不同，新闻民粹主义则将以上权威看作是现行体制的合谋者，统统将其排斥在外，而是以传达底层声音作为工作的核心。
　　新闻民粹主义的形态：（一）如果从媒体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作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工具的新闻民粹主义。拉丁美洲的新闻业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此外，德国、荷兰、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右翼色彩的新闻媒体亦表现出民粹倾向。其中，尤其以迎合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粹主义新闻最为引人瞩目。第二种是作为商业手段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民粹主义。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新闻媒体遭遇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美发达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有意识地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商业策略，以迎合广大受众，企图依此改变传统新闻业萎靡不振的现状。但是，这种民粹主义也非单纯仅具商业色彩，默多克新闻集团在英国报纸中推行的市场化民粹路线，就潜藏着明显的政治意图。
　　（二）如果从直接的传播主体的角度看，亦可分为两类，第一是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少量新闻记者的民粹主义。俞可平认为，“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会的不公正，政府的腐败，政府的无能，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失望”。[36]其实从英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报业民粹实践看，新闻民粹并非一定要排斥现代化尤其是市场化。但是对于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社会转型正在进行中的很多国家而言，现代化和转型意味着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社会底层的利益极易受到侵害，普通民众心中充满不确定感，民粹主义情绪随之潜滋暗长。有知识分子道义追求的少量新闻记者对这样的社会转型感觉尤为敏锐，常常自觉地将底层利益和价值诉求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目标。第二是新媒体上普通公民新闻中的民粹主义。如果说，在传统媒体上，新闻民粹主义表现为精英分子（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媒体精英）的有意识设计和规划的话，那么在新媒体上，个体的公民却代表“人民”进行新闻生产，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公民新闻具有较强的民粹倾向。
　　概而言之，新闻民粹主义既有很强的价值观指向，又有很强的工具色彩。这使它成为各个场域积极争取的话语资源。■
　　
　　注释：
①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Volume 47?Number 1March 1999 , pp. 2-16.
②吉姆·麦克盖根著，桂万先译：《文化民粹主义》第1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民粹主义著作，较有影响的著作如：Ghita Ionescu , Ernest Gellner.Populism. Macmillan Pub Co, 1969; Lawrence Goodwyn. The Populist Moment: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Margaret Canovan .Populism.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81; Jeffrey Bell. Populism and Elitism: Politics in the Age of Equality. Regnery Publishing,1992; Francisco Panizza (Editor).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 Verso2005.; John Lukacs. Democracy and Populism: Fear and Hatred.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Francisco Panizza (Editor). 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 . Verso2005; Cas Mudde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ditor).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确实大都是在政治范畴内进行讨论。其实近年来，作为一个指涉广泛的概念，民粹主义早已超越政治学范畴，成为文化乃至传媒领域内被用来分析相关现象的重要理论概念。如：Michael Shamiyeh (Editor). What People Want: Populism in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Birkh?user Basel2005; Cher Krause Knight. Public Art: Theory, Practice, and Populism. Wiley-Blackwell, 2007; Charles Postel. The Populist Vis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③以赛亚·伯林著，冯克利译：《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第240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④埃里克·方纳著，王希译：《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下卷）第812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⑤Mitchell Stephens. A History of New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7. p191.
⑥⑦⑧西尔维奥·韦斯波得著：《南美洲的媒介：在政府和市场间左右为难》，参见（英）詹姆斯·卡伦、（韩）朴明珍编，卢家银、崔明伍、杜俊伟、王雷译：《去西方化媒介研究》第60、6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Silvio Waisbord.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Journalism,2012(10).
⑨陈力丹著：《世界新闻传播史》第161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Doris Fagundes Haussen.Radio and Populism in Brazil : The 1930s and 1940s. Television New Media2005 6: 251.
[11]Silvio Waisbord.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Journalism,2012(10).
[12]Rosenberg. Martín García, el cruzado K que dirige la agencia estatal de noticias. La Nación (Argentina)21 November,2010. 转引自Silvio Waisbord.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Journalism,2012(10).
[13]Sandoval . Somos periodistas sandinistas. el19digital.com, 11 September2009.转引自Silvio Waisbord. Democracyjourn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Journalism,2012(10).
[14]尼·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邱守娟译：《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第102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15]马克斯·韦伯著、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1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17]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第4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18][19]Tanni Haas.Importing Journalistic Ideals and Practices?The Case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Denmark.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3 (8 )90.
[20]杰克·凯、乔治·W·西盖尔穆勒、凯文·M·敏奇著，夏倩芳译：《从考夫林到当代谈话电台：美国民粹主义电台的宣传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4期
[21]Martin Lister，Jon DoveySeth Giddings, Iain Grant & Kieran Kelly.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2009. pp10-12.
[22]詹姆斯·凯瑞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3、16、10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23]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第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4][25]杨保军：《新闻的社会构成：民间新闻与职业新闻》，《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2期
[26]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社会运动：1768－2004》第116~1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7]赵鼎新著：《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37~4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28]托德·吉特林著，张锐译：《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第5页，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29]彼得·伯克著，杨豫、王海良等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0]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6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1]参见凯斯·桑斯坦著，尹宏毅、郭彬彬译：《极端的人群：群体行为的心理学》第1~26页，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32]苏文：《不要民粹主义，但能要“精英主义”吗》，《读书》1997年第10期
[33]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Populism. New York: Verso Books2012. Pp143-147.
[34]刘军宁：《平等的理想 精英的现实》，参见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平等还是精英》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5]谢静：《民粹主义：中国新闻场域的一种话语策略》，《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3期
[36]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姜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