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
　　第二分论坛参加者包括暨南大学邓绍根，武汉大学夏琼、洪杰文，中国人民大学颜梅、刘海龙，厦门大学陈素白，四川大学刘娜、黄顺铭，香港城市大学蒋莉、林芬，南京大学郑欣、王蕾、朱丽丽，上海大学沈荟，浙江大学吴红雨，南京师范大学高山冰，中山大学卢家银，陕西师范大学滕朋，共18位教师，由暨南大学支庭荣主持。
　　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新闻传播青年教师研究和教学中的困惑”。这个题目似乎拧开了青年教师们心中郁积已久的苦水的龙头，他们纷纷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提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问题。
　　
一、教学之惑
　　新闻学与传播学起源于应用，在中国获得现有地位，一大半也是缘于曾经辉煌的就业前景。大学虽然要重视人文教育和科研，但是对于大多数进入职场的学生来说，大学里的技能锻炼必不可少。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技术更新速度快，对新闻传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目前高校的评价体制之下，实务教学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果在与业界交流与教学上花费太多精力，会影响教师个人的科研，丧失晋升机会。而且这种轻视实务教学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惯性，短期内很难扭转。因此一位有31年教龄的教师提出一个问题：用钱能不能砸出好教师？她观察到，目前高校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相信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用理工科的思维方式来管理教学，但是却没有解决好职业精神培养的问题。因为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往往将真正优秀的教师屏蔽在外。
　　另一位从事实务教学的教师发现，目前教学中比较缺乏的是网络技术和视觉传播方面的内容，然而现有的高校聘任制度在形式上过于严格（如要求具有博士学位等），无法留住这两方面人才。这导致教师必须投入大量时间自修这些前沿技术，同时要和业界合作了解最新动态，难以兼顾理论研究，在目前的考核体制中难以生存。还有一位教师所在学校将硕士导师分成实务型与研究型，虽然初衷是好的，让实务型的教师不用进行过多的理论研究工作，但是操作中选择实务型的教师很少，造成实务教学后继乏人。
　　教学上的困惑除了来自瞬息万变的新闻传播实践外，还来自学生的变化。因为来自不同的学校，学生的情况也不同。有的教师发现，因为现实的需要，新闻传播专业的教学内容不断增加，在媒介融合的观念指导下加入大量计算机、数据分析的课程。和传统新闻传播课程不一样，在这类课程中学生一旦有一处没有弄懂，后面就跟不上，很可能放弃剩下的内容。新闻传播学主要招收文科生，近几年学生对于数据越来越厌烦。还有一位教师发现目前的学生越来越世俗和功利，如果教师的教学内容过多，要求过高，反而会在学生对教师打分评学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明智”的教师便会迎合学生，认真严格要求的教师反而吃力不讨好。
　　教师们也发现，目前的学生具有一个共同优点：对于计算机技术的掌握越来越快，甚至超过了教师。这令教师处于十分尴尬的位置，在新技术和新观念面前，他们常常与学生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时还会落后于学生。这时候教师还能教给学生什么？有的教师认为，很多内容没有必要在课堂上教，给学生更多自主空间，他们会更加融入。但是如何才能够有效地利用课堂时间，让学生学到更多技能，这确实是对教师们的一大挑战。
　　还有的教师注意到目前正在实施的系部共建带来的问题。在已经落实该项目的某学校里，出现了一个新变化：业务课越来越多地由业界的一线工作者来上，教师只能讲授理论方面的课程。如此发展下去，很可能意味着在新闻教学方面业界取代学界，教师被迫转向更具学理的传播理论研究，新闻学很可能会逐渐式微。
　　
二、科研之惑
　　除了教学以外，科研是与会者讨论的另一个焦点。只有少数教师谈到具体研究的困惑，多数涉及的却是课题带来的问题。
　　多数教师认为目前的各级课题费明显增多。特别是部分学校系部共建之后，新设了大量课题名目，给个人研究提供了不少契机。没有课题时拼命争取课题，课题申请机会增多时，不少人又感觉两难。如果不去争取，似乎会错过个人成长机会。但是拿到课题后又产生压力和焦虑。一位学者提到自己想写一本广东新闻通史，这个题目很有价值，但因为会耗时太长，不符合目前课题结项的时间规定，不得不暂时搁置。有学者抱怨课题结项时间规定过于死板，有些课题难以短期内结项，追求时效反而容易产生低质量的成果。
　　近年来由于反腐，高校的财务制度骤然严格。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有利有弊，虽然在形式上预防了腐败，但也打击不少学者的科研积极性。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讨论颇多。在这次会上，仍有不少学者提到目前财务报销困难，限制了科研资金的正常使用。除了财务报销制度外，还存在官僚式的层层考核，其实并没有真正考核科研的质量，反而增加了研究者的负担。
　　然而也有香港的学者提到，和其他学科相比，传播研究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经费，关键在于能否四两拨千斤，提出好的点子。在香港，传播研究的整体课题经费也不多，所以不必斤斤计较科研经费的多寡，而是要在夹缝中找到有价值的突破点。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与会者的认同。
　　国内新闻传播学近年来吸收了许多外学科的人才，本次参加讨论的就有不少。他们提到了跨专业研究者的苦恼。有学者认为其实传播学界不愿意包容跨学科的研究，经常会听到“媒体在哪”的评价。因为具有相同背景的人很少，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同行，自己的成果难以得到公正评价。
　　不仅跨学科的学者对于同行评价比较失望，甚至传播学界内部也存在这个问题。有人发现随着学科内部的细分，各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时常感到孤独，只能和少数人有深度交流，无法得到更大范围的共鸣与讨论。其实这个学科还是非常缺乏学术共同体，往往各自为政，鸡犬之声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
　　还有讨论者发现更严重的是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大量的研究属于跟风之作，什么议题流行就研究什么，表面看学术界貌似繁荣热闹，其实内部仍旧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
　　
三、职业之惑
　　参加讨论的大多数是青年教师，有的处于职业适应时期，有的处于事业上升时期。个人的成长正好碰上了社会的转型，于是许多社会矛盾便集中在了青年个人身上。80年代以前，青年教师在学校社会地位较低，往往要经过长期的听课、担任助教方能独当一面。至于科研，更是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积累，写书往往是资深学者们的专利。这种体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青年，但也无形中让他们有厚积薄发的可能。
　　目前由于竞争激烈，教学受到轻视，经验不足的青年教师往往一入校就要承担大量基础教学任务。还有教师反映他们学校还会要求青年人入职后先做几年全职行政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做研究。
　　许多高校已经引入了美国的评聘制度，开始实施非升即走的政策。这意味着，青年教师如果在入职几年后没有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发表和获得省部级以上课题，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
　　与之前的“传帮带”传统不同，所有压力都要由刚毕业的博士独自承担，在形式主义的教师培训课外，很少有学校会给予新教师系统的职业辅导。相比之下，香港的高校在这方面做得更人性化一些。据参会学者介绍，学院会给新入职教师指定经验丰富的教师做辅导和做职业规划，定期交流，传授应对各种挑战的经验。这样青年教师不仅在教学科研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心理上也会感到比较踏实，不至于无所适从。
　　对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师来说，另一个让人无奈的事情可能是行政工作。“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高校里仍然盛行，在某种程度上从事行政可能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或一种奖励，它能够带来更多的学术资源。但是就学术研究而言，这又意味着大量宝贵时间被琐碎的工作占用。这常常造成中国内地学者的学术生命很短暂，50岁以后便淡出学术一线。这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说，尤其损失巨大，许多本有希望做出更大成就的学者学术生命就此夭折，十分可惜。参加讨论的不少中青年学者已经逐渐走上行政领导岗位，他们均表示了某种身不由己的无奈。
　　如果说上述无奈属于大部分男性教师的话，女性教师身上则还要背负更多的家庭压力。有个别女教师认为有孩子之后就很难再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男女差异使得她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四、结构下的能动
　　如果把这次讨论看作一场焦点组访谈，首先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当谈到困惑时，大多数青年学者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具体治学上的问题，而是现有高校体制对个体的影响。其次，参加讨论的群体在话语表述上，与其说谈的是“困惑”，不如说是“困境”，他们对现有管理制度的负面评价居多，但思想深处却对解决它们不抱太大信心。这种话语模式可能与最先发言的几个人的个人风格传染有一定关系，也可能因为讨论者学科背景差异较大，难以展开具体技术讨论，然而这种话语模式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重现，这就不能简单归结为偶然因素。
　　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国新闻传播学青年教师表达教学、研究困惑的话语中读出哪些意义呢？
　　首先，可以看出他们是一群处于矛盾和焦虑之中的群体。对于这个职业既有感情，同时现实又令他们厌倦这个职业。不止一位教师提到对于这个领域的兴趣越来越小，甚至还有的教师对于科研也失去了兴趣。但是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到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也就是说，他们的不满缺乏一个明确的参照系，如果全国都是这种状况，为什么要报怨？这不是应该在入行之前就已经做好准备的吗？
　　正如韦伯在100年前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所说的，进入高校任教，这本身就是一场鲁莽的冒险。①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成功，大多数人在忍受了长期的冷板凳之后，并不会取得与之相匹配的回报。德国当时特殊的制度规定，在取得教授资格之前，没有固定底薪，要从学生那里收取讲课费养活自己。而且在成为教授以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教授自己喜欢的课程。同样的竞争压力在美国的高校也存在。那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会有如此多的不满呢？
　　相比之下，参加讨论的香港教师或曾有过香港求学经历的教师心态平和得多。其中一位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提醒与会者“不忘初心”。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要付出大量时间却未必有对等收获的“赌博”，并不是因为我们看中这个职业的回报，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及研究问题有好奇心，或者认为解决某些问题对社会有巨大贡献。在强调结构性的制度因素的同时，多数人忽略了个人的能动性可以抵抗结构的刚性。比如，有的教师提到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申请了几年国家课题都未成功，但仍然会继续做下去。指导的硕士生虽然多（共20人），压力大，但是通过使用云端的协作平台让学生提交作业和交流（如要求学生每周通过印象笔记提交一次读书感想或新的研究思路），也给自己节省了时间。
　　尽管现有体制看上去似乎强大，但是它对于个体的控制仅仅停留在表面，影响其实有限。最突出的是部分青年教师反映的缺乏职业规划和引导。学院体制对个体的控制在内地反而不如香港，青年学者在研究什么、如何研究方面基本无人过问，需要自己去领悟。许多要求都是外在形式上的，学术上其实享有一定的自由度。这种有国家宏观指导，但缺乏微观指导的管理方式常常导致青年教师缺乏必要的教学与科研训练，却要应付繁重的教学和科研考核。因此在职业生涯中，青年教师常常因缺乏前进的动力和不得其法而渐渐失去热情。
　　表面上看，青年学者们感慨的是科研、职称竞争激烈、教学任务繁重，但实际上他们表达的是目前的制度造成了普遍存在的个体无力感。因为和国外和我国的香港对比起来，这些困难在同行那里也同样存在，不同之处在于，目前的体制让人相信个人不可能摆脱既有制度，从而放弃反抗。当个人认为自己只是整个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时，他人引导就会代替自我引导。于是本来应该由个人兴趣决定研究课题，却变成由盲目争取到的研究课题左右个人兴趣；本来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做出局部改变，却因为将问题推卸给制度而无所作为。最终个人的注意力被过程的细节左右，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尽管必须变革制度才能真正解决上述提到的许多困境，但是在既有条件下，个人并不是只能袖手旁观。在会议总结时，李金铨教授提到，只要坚守最初的学术热情，许多制度问题可以转换成技术问题加以解决。也许抛开制度层面的宏大叙事，将其还原为更具体的教学与科研技术问题，可以切实缓解青年学者们的焦虑。这可以成为今后进一步讨论的新议题。■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23页，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