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静
　　“第八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于2015年7月26日~8月2日举行，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联合举办。第一分论坛成员包括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李喜根，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上海社科院白红义，同济大学柳珊，西北大学王晓梅，厦门大学佘绍敏、史冬冬，华中科技大学徐明华，华中师范大学陈科，武汉大学刘静慧，浙江大学章燕，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中国社科院雷霞，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吴麟，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高金萍等。本文集思广益删繁就简，集中呈现几个主题，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新闻传播:职业教育，专业教育，还是培养好公民？
　　当今社交媒体风行，似乎人人都成了新闻的记录者、传播者与评论者，新闻传播的学科合法性遭遇了广泛的质疑。对此，中山大学张志安在主题演讲中指出，新闻传播学院应该首先培养有责任感和独立精神的好公民，孕育健全而理性的公共文化。好公民是否转化为好记者、好编辑，可以听任每个人的造化，不必强求。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番话引起热烈的讨论。赞同者认为，传统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走的是精英主义范式，但当今社会是媒介化社会，要培养的不是只适合某一行业的人才，而是适应媒介化社会的通才。而反对者也提出以下四点质疑：
　　1.“好公民”是最基本的要求，新闻学有其核心专业理念与专业边界，新闻的专业性在哪里？新闻传播是应该符合社会需求和发展的专业教育。
　　2.新闻传播教育早已不局限于职业教育，而是朝向专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早已经超越了新闻职业范围，辐射社会多个领域，成为人的一种基本素质。新闻传播教育不是要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培养精致的专业主义者。
　　3.“好公民”教育是新闻教育不可承受之重。新闻系学生经过四年技能训练，大都失去了从事本行业工作的兴趣，没法形成职业忠诚度。唯有解决新闻界的行业规范和职业自主性，才能唤起学生的专业认同。当下的新闻专业化教育还远未达到，解决之道不在于追赶技术，而要回归从来没有完成的专业化的目标。
　　4.有理想情怀的传媒人、自媒体人，不全然是课堂上能教出来的，而是在公民行动、公民合作、公民团结中产生的。不必拔高新闻教育，也不必贬低新闻教育。新闻业的门槛低，但要求的素质高；好记者未必是新闻系毕业的，新闻系毕业的也未必是好记者。公民素质和专业素质不是对立的，而专业与“业余”记者也可以互动交流，彼此竞争。这些都是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深切挑战。
　　
二、科技挑战、人文关怀及批判精神
　　面对科技的挑战，新闻教育如何“在升级中转型”？传统媒体的发行量、收视率或广告收入均大幅下滑，传统采编人才需求已大减，需要的是新媒体内容开发、运营和新媒体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型人才。“得技术者得天下”，“得影响力者得天下”，“会创新者得天下”，“懂跨界者得天下”。自媒体兴盛，迫使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媒体必须更加“专业化”以寻求出路，技术应该渗透到具体教学层面。大数据不仅是工具和研究方法的转变，更是社会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向。例如程序化的购买、实时竞价的营销方式、消费者行为研究，必须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必须和业界的合作，才能适应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是所有学者都赞成上述看法。首先，他们认为新科技对教学研究的挑战固然有目共睹，但也不必因此而恐慌或过分焦虑，更不必陷入“科技决定论”，以为只有科技重要，内容不重要。新旧科技的关系是驳杂交错的，不是直线取代的。其次，如果说原来的“专业记者”是从上到下的，精英式的，而现在新科技使受众成为由下而上的“公民记者”，专业记者是不是就落伍了？他们说，如果把“专业记者”比喻为“代议政治”，而把“公民记者”比喻为“草根政治”，那么“草根政治”是否就取代了“代议政治”？显然不是。“代议政治”和“草根政治”相激相荡，关系不断在调整。代议政治出现问题时，草根政治势必要从外施加压力，促其改变；一旦代议政治回归正常，草根的声音也会跟着式微或沉寂。所以，他们认为，不要因为新科技太炫目，就以为旧科技、旧问题、旧方法都完全淘汰了。不妨新旧媒介一起教，让它们在互动中自然理出一条合理的道路。不必看轻技术，但也不必把技术放到第一位。
　　有文史背景的学者尤其反对一味追随科技的潮流。他们深感人文关怀与历史意识在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中缺席。无论是公民记者，还是专业教育，都应具备人文关怀，体现为历史意识、批判思维，才会有风骨和担当，才会对社会有深入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面对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新闻生态时才不易失守职业底线和伦理规范。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设置，很难培养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的个人。中国新闻史在大学课程中更近乎可有可无，在师生心目中形同鸡肋，如果连授课的教师都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心生厌恶，如何期待年轻学生产生兴趣？
　　以往的中国新闻史教材被政治意识形态深深渗透，具体而复杂的新闻人成为面目模糊的点缀，新闻史成了一地散碎的文辞，彼此缺乏有机关联，与更广阔的中国近代历史更是格格不入。在新闻的历史中极有生命力的争论甚至文化斗争都隐没不见，看不到波澜壮阔或暗潮涌动。如果将报刊史与知识分子史，甚至更为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结合起来，死的历史就成了活的思想，而通过设置的“传统与反传统”、“西方与反西方”、“平民主义与知识贵族”、“好人应否从政”、“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学者谁更适合参与社会公共讨论”等议题，就有效地打开了被尘封的历史，历史中国有机地关联了当下中国。
　　大家都说要有批判性思维，如何得之？在这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如果不正视历史资源，依托于一个深厚的人文传统，批判性就只能是空洞的姿态、无源之水，甚至投机的表演。我们必须展示历史文化空间里那些漫长而激烈的文化争论和思想拉锯，让学生面对难以黑白两分的暧昧甚至含混性，从各自的知识视野、人生体验和逻辑框架出发，并经过与课堂共同体里的同学激烈而友好的讨论，在澄清自己的价值立场与历史认知的同时，学会倾听与理解，并养成包容和多元的心态。这样的中国新闻史，才是拯救历史的有效方法，也才是培养所谓批判性思维的有效路径，如此才可能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
　　有学者以他开设的《跟着电影学传媒》通识课为例，用9周共18节课介绍传媒行业结构及其运行。他选择了内涵容量大、戏剧冲突强的影片去呈现新闻业与社会、法律，新闻人的职业伦理与道德问题、新闻业的困惑与出路等问题，使学生在历史与社会情境中思考和分析媒体的职能。因为有电影看，效果出奇地好——学生从各自的学科背景，饶有兴趣地探讨新闻业的未来，很多人从而表达想从事新闻业的意愿。当下的新闻教育是不是把专业范畴窄化、知识琐碎化了？
　　
三、学术创新：文献、问题、方法、困惑与焦虑
　　1.如何处理文献？
　　文献如此浩瀚，如何充分掌握？我们必须了解文献，因为学术是一场对话，必须了解哪个问题研究到什么地步，有哪些学术成果可以丰富自己的研究。李金铨提出三个观点供讨论。
　　第一，必须有辨识文献的能力。哪些是有原创力的，哪些只是衍生的。不是说衍生的、次要的不必看，而是不能本末倒置，以致忽略根本的，只顾及次要的。
　　第二，文献要看到什么地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彼此的关系要不断摆正，“学”和“思”互动；如果只是把自己埋在文献堆里出不来，只会变成人云亦云的活动书架，绝不会有创新。社会学家Robert K. Merton有一篇文章提到博学与原创的辩证关系，颇有启发。
　　第三，创新不是守株待兔，不会从天上凭空掉下来。以Thomas Kuhn的说法，必须在原有的范式里辛勤努力，以致逐渐发现愈来愈多的“例外”与理论破绽，从而用崭新的视野和方法解决这些“例外”或破绽，进而开创一个崭新的范式。他说的是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的范式虽然没有这么明显或严格，但基本道理还是相通的，先要尊重传统，突破传统，才能谈到创新。传统与创新不是两元对立的。
　　此外，还有学者以自身的经验提出，文献筛选的原则，应重点关注该领域的主要作者、经典著作和文献；特别关注最早的概念提出，以及衍生文献与经典文献之间的关系；研究中不要急于提出原创性概念，只要对原有概念有拓展就很好。文献处理需要有一定基础，接触多了有基础了，就有亲近感。此外，应该带着研究问题去看文献，否则一头扎进信息的海洋里，很难取舍，也没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会取舍，关键就在于对研究问题有没有帮助和启发。
　　2.什么是基本关怀？
　　学术洞见最重要，要提炼出“切己的”问题，明白自己最基本的关怀是什么。最简单的问题往往也就是最深刻的核心问题。2015年第7期《读书》中有一篇阎光才写的文章——《闲逸与仓皇的学问》。其中写道：“学术的体制化赋予曾经被视为自由和闲逸的学问以工作的乃至职业色彩，尽管韦伯曾极力推崇以学术为志业（calling）——一种仅仅听从内心召唤而漠视外在干预与功利诱惑的理想状态”，“专门化研究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稳定的团队、细致的分工和清晰的路线，还要有具体的进度安排。高度的组织化和秩序化，使得理论研究渐趋带有规范化和流程化特征”。在一个新的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知识本身）、为发表而发表的时代，如埃弗莱斯（Rose Eveleth）在《史密森尼》杂志发文提到：据统计，在2007年2.8万份期刊发表的180万篇论文中。一半的学术论文仅仅为作者和编辑所阅读过。更惊悚的是，竟然有90%的论文从未被人引用过。
　　我们要进入历史的脉络，进入学术的脉络，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研究。假如一味追逐西方的理论流派，我们学术的主体性在哪里？学术史没有新旧，只有深浅。面对西方理论要打碎，还原思想，发现理论的洞见。要解决实际的问题，看是否有意义上的推进。正如杨国强教授所说，学理论，要把理论化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当作家要天分，当学者则要训练。学者要取法乎上，一门深入，触类旁通。如何能够提高境界呢？那就要跟着经典潜移默化，看高手如何提出问题，提出洞见，慢慢积累和练习。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学术研究上一定要呼应内心的召唤。当然，也不可能无视考核压力。有学者说不妨“曲线救国”，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应付考核，三分之二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话是这样说，但如何平衡“为人”与“为己”、“曲线”与“救国”，还有待探索。
　　研究当然必须要注重方法。有学者以她的导师为例，读书不算多，却很有洞见，因为特别讲究方法。他读书要读两端，要么读几百年前的经典，要么读现在大家都读的，大致比例是8比2。他看书很快，不是归纳思维，而是演绎方法，善于抓住书的内在逻辑和思维框架，好比用一个支点撬动地球。
　　3.困惑与焦虑
　　学术研究应该跳出直觉智慧，从直觉智慧到达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有学者质疑，社会科学是否必须遵循实证的范式。当下新闻传播研究追随美国主流研究范式，方法论课程也大多以实证为主。实证研究传统的优势自不必说，然而研究对象最终要落脚于人和社会。对人与社会，除了规律之外，更有内含的复杂意义要阐释。在数据模型的背后应进行更深的文化阐释和价值探寻，而后者需要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滋养与支持。否则，实证做得再精确完美，无懈可击，缺乏历史文化的脉络去观照它，去赋予某种特定的意义，只能是“技术的分发师”，做出来的研究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和思辨性，寡淡无味。目前大部分学生在学完实证方法论之后依葫芦画瓢，大多属于技术上的操作，缺乏文史哲的相关教育，遑论历史意识、批判思维和人文关怀了。
　　面对快速变化的媒介环境，拥有的知识、能力和方法如何更新？“工具箱”是否装备足够？尤其是在“研究型”大学工作，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教学成果难以量化，往往并不成为考评对象。易于量化的论文数、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数量和等级成为重要考评指标。在考核压力和自我的“功利心”驱使下，很难克制浮躁的内心，投入到这些自我更新的工作中去。这也是不少在场学者所面临的问题。■
　　
许静/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