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葆华
　　参加第三分论坛研讨的学者包括：香港城市大学沈菲，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陈少华，中山大学张志安，浙江大学李红涛，湖北大学黄月琴、罗宜虹，兰州大学刘晓程，南京师大邹军，清华大学梁君健、上海社科院方师师，上海大学胡冯彬，武汉大学吴世文，西北大学翁玉莲，厦门大学乐媛、陈经超，中国传媒大学魏金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何晶，中国人民大学张迪、王斌，复旦大学周葆华、许燕。本文记录侧重研究、去粗取精，聚焦于“五大关系”，现呈现如下，希望这些讨论能激发学界同仁更多的灼见与系统的阐述。
　　
一、研究与概念
　　好的研究需要概念。概念和概念化可谓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些学者的概括“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视角内，解释纷杂社会现象的众目之纲，是学派、范式的定位点，也是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①在《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五周年纪念总结中，就专门列举该刊发表论文所涉及的关键概念来呈现华文传播研究取得的进展；②而近期赵鼎新在《社会学评论》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及随后李连江的回应，也都着重谈到概念化问题。③在讨论中，香港城市大学沈菲首先援引李金铨在大会主旨演讲中提出的“捏线头”比喻，强调研究要从对现象的描述上升到理论层次，就需要抽象概念来穿针引线、纲举目张。
　　审视当前的中国传播学，大家认为我们似乎做了不少“研究”，但很多研究缺乏“概念”，从而也就流于一般描述层面，没有清晰的问题意识，也缺少理论指向。沈菲认为，概念化不等于简单的名词化、标签化，不是给现象一个命名就可以；概念的提出既不能不假思索地“拿来主义”，也不能完全割裂文献、生造新词。湖北大学黄月琴则提出问题：从国际范围看，新闻传播学究竟提出了哪些好的概念？如果说中国社会学界曾经提出过“差序格局”（费孝通）④这样具有想象力的概念，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能否提出好的学术概念？
　　与会青年学者随后提出两项具体建议：一是“摸清家底”——对传播学主要的学术概念进行梳理，特别是澄清概念之间的关系；二是“实战训练”——邀请有经验的资深学者举办关于概念化的专题工作坊，提升年轻学者运用、发展以及创造概念的能力。
　　
二、规范与规限
　　在回溯传播学发展史时，李金铨曾谈到对《传播学刊》数十年间变化的观感：“1970年代G. Gerbner主编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虽然文章良莠不齐，但经常激起重要辩论的知识火花；现在篇篇文章在技术上精致得无懈可击，却缺乏知识上的兴奋，有时候我称之为‘毫无用处的精致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⑤这样的感慨，于青年学者“心有戚戚焉”。
　　研究方法与规范曾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最大的短板，经过十数年国内的学科积累、包括若干传播学研究方法训练班的举办，已有长足进步。现在，学刊上拍脑袋的“随感式”文章少了，基于实证数据的文章多了；信马由缰的写作风格少了，“学术八股”的表达格式多了。不过，一方面并不能就此认为严谨规范的经验研究（包括量化和质化）已占主流，实际上，许多“实证研究”不过是方法粗糙的调查报告，离概念阐释、提出假设、实证检验的基本逻辑还差之甚远，方法与规范的训练仍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又发现新的问题：即便方法规范、统计缜密，其洞见有几何、思想有几分？
　　华中科技大学陈少华等结合自身经验提出困惑：定量研究可以做得很规范，但假设突破起来很难，很多时候都没有突破常识的范畴，难以回答“So what”（那又如何）的终极之问。上海社科院方师师则以自身在社会学科所受的博士后训练指出，社会学也已形成一套既有框架与规范，如何实现创新、如何才有突破？不因规限废规范，莫由规范致规限，将规范的方法与“传播学想象”有机统一，因此成为青年学者们讨论中“心向往之”的目标。
　　
三、表象与根基
　　传播学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如果单看论著发表的数量、专业方向的扩张，可谓枝繁叶茂、繁花似锦，但若就学理深度与学术创新而言，则又显积贫孱弱，恰如一株植物，上面冠盖如华，下面则根基动摇。西北大学翁玉莲认为，我们切莫为“表象”所遮蔽，要关注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根基”。在她看来，新闻传播学的根基特别弱，大家容易偏重技术性的东西，缺少对基础理论的反思，缺少对基本概念的讨论，也缺少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吸纳。这样一种状态造成的紧张感在互联网时代也许更为突出。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崛起，与新闻传播有关的现象和问题成为社会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闻传播研究似乎充满生机与契机；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计算机、信息科学等其他学科对新媒体研究的大举进入，传播学者也产生“边界何在”的身份焦虑与“守土”压力。
　　与会青年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新闻传播学是否有不变的东西？”“哪些是我们的基础理论？”“我们该从哪些学科汲取营养？”“与其他学科如何兼容、如何创新？”“当其他学科从各个角度切入网络研究时，传播学者的独特贡献何在？”这些问题未必能在一时得到解答，但超越表象、回到根基，是大家的共同心声。
　　
四、保守与叛逆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重新定义传播、推动学科整体转型成为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⑥与会不少青年学者也都谈到新媒体技术对教学和科研的挑战，如兰州大学刘晓程将面对挑战的心态概括为三种类型——“保守派、改良派与革命派”，前者更多关注“恒定不变”的基础能力，后两者则强调对变化给予更多的重视、及至对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全面再造。
　　大家在讨论中首先交流了各校在新媒体教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来源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并分享了对创新能力培养的见解：例如南京师范大学邹军认为，视频生产、数据新闻与可视化等应当成为新闻传播行业新的核心竞争力。清华大学梁君健认同影像教育是与世界交流的新方式，也是培养公民记者和新型社会行动者的好途径。厦门大学乐媛、陈经超等则补充要加强创意能力的培养。在这些具体能力的基础上，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强调，主要应当培养三种综合能力——即创造性思维能力、研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中山大学张志安指出，在新媒体环境下要着重培养学生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对媒介“技术偏向”的理解能力，另一个则是更为基础的对社会的洞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社会批判能力。
　　与他们的观点类似，与会青年学者虽然多是新技术的熟练使用者，并纷纷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探索技术维度的融入与技术能力的培养，但大家也都认同对基础能力的关注。复旦大学许燕、湖北大学罗宜虹、中国传媒大学魏金梅等指出，技术学习固然重要，但其实上手很快，而逻辑缺乏与知识厚度的短缺则是更为严峻的问题，缺乏这样的基础与厚度不仅无法做出好的研究、也无法生产好的新媒体产品。浙江大学李红涛则提醒学界未必随风起舞，“大学也许本来就是社会最保守的地方”，他分享了浙大设立“媒介与社会思想”研究生专业，并强化研究生学术思想基础训练的新举措。针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与底蕴，大家进一步讨论了若干具体机制与教学方法，包括：研究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方法的尝试、青年学者教学与科研的平衡，以及推动建立国内授课大纲的分享机制等。
　　
五、经典与创新
　　无论教学与研究，都绕不开“经典”，尤其作为中国的传播学者，似乎始终无法回避作为参照系存在的“西方传播经典”。它们虽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但更多情况下则被奉为圭皋、列为标杆，因此，“抽离理论发生的历史场景，切断它的学术脉络，使之僵化成万能的教条”，⑦或是“‘先验地’拿一个现成的外国理论当标准问题和标准答案，然后在华人社会拼命套取经验验证” ⑧的现象与做法屡见不鲜。能否跳出这种“西方理论VS中国经验”的二元对立，更科学地对待经典、甚至超越经典，也成为本次讨论中的一个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斌结合他的教学经验分享道，以往对新闻传播“经典”的讲解，通常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对西方理论悬置前提和模糊边界，无论是对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抑或新闻专业主义，因此对这些经典理论就只能囫囵吞枣、供而拜之；所以我们应当提升“知识的透明性”——不仅仅简单讲授理论的“固定内容”，而是首先还原脉络与厘清边界——例如新闻客观性也好、新闻价值也罢，这些“经典”理论都是基于原来的社会情境与媒介生态，因此从中延伸出的结论也不是固定的，迫切需要回到现实的土壤，结合当下的现实“打补丁”，形成新的观点，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与经典理论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规范的知识传授，而是反思与对话。
　　这种关于经典理论的理解完全适用于研究。事实上，传统对经典的固化理解既是造成传播研究“内眷化”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误区之一——以为“本土化”就是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经验”、或是运用“中国经验”去检验“西方理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假思索地把别人（西方）的问题直接当做自己（中国）的问题，因为，“既成理论是一个窗口也是一个框架，它决定提问的预设、方式又框定思考的方向，还规定了研究路径和技术线路”。⑨因此，我们对待西方经典理论的态度应当着眼于理解知识得以形成的具体情境而非固化地视其为“普遍性知识”，而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则应当始终基于自身生活的土壤，“一切认知、题旨和问题意识先从华人社会的生活肌理和脉络入手，寻找出重大问题的内在理路，然后逐渐提升抽象层次……与整个文献（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直面接触”，⑩从而选择、再造、甚至自创理论，这样才可能迎来真正的学术创新。
　　
　　蓉城论剑，无论是对研究中概念的强调、还是对规范、规限的警惕，无论是透过表象反思根基，抑或把握保守与叛逆的平衡，以及超越经典寻求创新，这些讨论归结起来，都代表了青年传播学者对传播学想象力的呼唤——呼唤更好的研究、更令人兴奋的知识贡献，以及更耀眼的思想火花。■
　　
　　
注释：
①郭中实：《概念及概念阐释在未来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②陈韬文、黄煜、马杰伟、萧小穗、叶月瑜、罗文辉：《感谢与坚持：庆祝传播与社会学刊创刊五周年》，《传播与社会学刊》2012年第19期
③见赵鼎新在文中对斯科特（Scott, 1985）提出的“日常抗争”（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这一著名概念的分析，以及李连江在回应中对他提出“依法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概念过程的阐述。赵鼎新：《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4期；李连江：《政治学研究中的命名与正名——“依法抗争”一词的由来》，即将发表于《中大政治学评论》，取自网络http://www.vccoo.com/v/9bc908，2015年8月30日
④有关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可参见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⑤⑧⑩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传播研究与实践》2014年第1期
⑥黄旦：《整体转型:关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一点想法》，《新闻大学》2014年第4期；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⑦孙玮：《为了重建的反思：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新闻记者》2014年第12期
⑨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西方理论与本土经验：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学术会议，复旦大学2010年10月
　　
周葆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