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刘柏煊
　　【本文提要】本文梳理了美国非营利新闻的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及其基本理念。代表性的非营利新闻生产具体可分为慈善捐助型、大众筹资型、高校附属型等三种运行模式。非营利新闻是一种社会创新过程，是对用户、渠道、内容、资金等新闻业元素之间关系纽带的重组和优化。非营利新闻尽管尚在发展中，但它独有的意义在于通过其实践能看到职业边界和新闻透明性的社会协商过程，能“试错”多元的社会合作机制，能看到建制内新闻业被移植、改造和嵌套后呈现出的多元面貌，可以为转型中的新闻业提供某种反观自身理念及模式的机会。
　　【关键词】非营利 可持续 透明性 媒介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1
　　近年来不仅报业和杂志业的发展速度减缓，作为主流媒介形态的电视业也开始受到冲击，这一现象除了通常人们所理解的传播渠道失灵和媒介接触层面的脱落以外，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诸如新闻业公共性的衰减、建制内媒体的运作模式欠缺透明性等等。简而言之，新闻业的转型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危机问题或者一个线性的媒介形态更迭问题，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和新的技术条件下新闻业既有的理念、结构与功能在发生全面重构。因而，在做好既有新闻业自身业务模式深耕的同时，更需发掘和开拓新的新闻生产理念与供给模式，以适应未来新闻业走向社会化、多元化的大趋势。
　　从历史维度考量，报纸的商业化进程不仅带来了新闻传播的职业化如新闻客观性的提出和实践，还促进了新闻生产的集约化。集约化意味着需要将新闻生产视作一种常规化、模式化的组织行为，受到各种结构化力量的制约。新闻生产成为一项组织化的产物，“它是专司搜集、传播新闻的专业组织所制造出来的成果”。①然而，随着当代社会的样貌“已由过往的固态、厚重与稳定转变为液态、轻盈与多变”，②新闻生产正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转变，“转变的核心是去组织化”。③因此，新闻业中出现了以公民新闻、众包新闻等为代表的多元形式，在既有的新闻业之外从人力资源、资金、新闻选题等多个层面提供新闻产品供给来满足社会的新需求。
　　从现实角度出发，传统新闻业的不景气导致严肃新闻的生产环境日渐式微，尤以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转折的关键节点。2009年，维克多·皮卡德（Victor Picard）等三位学者发布了题为《拯救新闻：全国新闻业变革策略》（Saving the News:Toward a National Journalism Strategy）④的报告，向政策制定者建言五种未来可行的新闻生产模式，第一种即为非营利及低度营利模式。同年11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与《华盛顿邮报》前执行主编小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联合执笔的《美国新闻业的重建》（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⑤一文，描绘了六条“重建”路径，第一条就是呼吁非营利性质机构介入既有新闻业。
　　非营利性的新闻生产模式，可以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与“新闻生产”进行结合并加以改良的产物。在美国的本土语境下，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扮演了平衡公、私两股力量的可替代性（alternative）角色。而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第三部门”与“第四权力”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均是一种“制衡力量”的体现，且都不处于主流地位。但是，两者的结合或将带来一种新闻生产与社会需求对接上的“无影灯”效果。研究非营利性的新闻生产模式，并非指所有媒体都将走向这一模式，而是以期从这一模式中看到专业规范、生产机制、市场资本等结构性因素在新的环境下如何进行重组，并探索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这对于传统媒体的转型将具有启发意义。
　　非营利性质的新闻模式并非新现象，在美国较为熟知的有1908年创办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onitor）与1850年创办的《哈泼斯杂志》等（Harper's Magazine）等。但近年来，非营利新闻机构与项目的数量出现了集中式的增长。这些新兴的非营利性新闻机构的特点是大多基于网络平台发起、关注地方性的或区域的议题、注重调查性报道以及鼓励受众参与。本文将聚焦于这些非营利新闻的生产模式，从基本理念、资金来源、人员配置、新闻分发渠道、财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分析其构成要素和运营机制。
　　
一、慈善捐助模式（Philanthropy and Sponsorship Model）——建制内新闻生产的移植
　　这一模式以ProPublica为代表，是指非营利性新闻机构主要依靠公益产权性质的慈善捐款进行运营，并通过组织化的专业记者力量生产新闻报道。这类非营利新闻的基本理念是通过社会资助来弥补商业媒体对公共性新闻议题报道的不足，它们的新闻生产倚重从建制内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出来的职业新闻工作者以及他们的新闻采编规范，只不过媒体所有权由谋求营利的商业媒体大亨转换为意在纠偏传播失衡的基金会，因而可以看作是既有新闻业的某种移植与复制。
　　2007年10月，桑德勒基金会（Sandler Foundation），宣布在曼哈顿成立以调查性报道为核心的ProPublica，同时承诺在前三年每年捐助1000万美元，并在后续年份根据网站能否达成创办者的初衷来决定是否继续捐款。
　　事实上，创办者桑德勒夫妇更为在意的并非调查性报道本身，而是“这类报道对公共政策以及曝光下一起‘安然事件’⑥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⑦前《华尔街日报》执行主编、后成为ProPublica首任主编、现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的保罗·斯泰格尔（Paul Steiger）认为：“网站的使命就在于关注强权剥削下的弱势力量，削弱强权者的势力，从而巩固公众对我们的信任。ProPublica是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并且恪守最严格的新闻公正标准。” ⑧
　　因此，ProPublica将自身定位为“公共利益新闻网站”，与其名字“Pro Publica”的拉丁语意“为了公众”一脉相承。公众参与也成为网站的特色。普通读者可以在网站向记者发问、提供线索等，甚至还能在其他社交新闻站点（比如Reddit）找到ProPublica的专属频道参与互动。出于对线人的保护，ProPublica还通过维基解密式的信息提交平台Secure Drop来建立记者与匿名消息源之间的密切合作。
　　在生产环节，50名专业的编辑和记者组成了ProPublica的新闻编辑部，采取“跑口”制度重点报道医疗、财经和教育等十多个领域的调查性新闻。《纽约时报》前资深调查新闻编辑斯蒂芬·恩格尔伯格（Stephen Engelberg）和《洛杉矶时报》前老牌调查记者罗宾·菲尔兹（Robin Fields）分别担任主编与执行主编。
　　为了保证专业水准的持之以恒，ProPublica还设有一个10人的“新闻顾问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纽约时报》前执行总编吉尔·亚伯拉姆森（Jill Abramson）、哈佛大学肯尼迪中心的前美国总统顾问大卫·格根（David Gergen）、《华尔街日报》前出版人高顿·格罗维茨（L. Gordon Crovitz）以及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前院长汤姆·戈德斯坦（Tom Goldstein）等。
　　在发布环节上，ProPublica除了将自身网站作为平台以外，还与不同知名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价值取向的其他媒体进行合作，在六年半的时间里总共与115家媒体达成了联合出版的协议。⑨由此，ProPublica成为一个新闻分发中心，与通讯社的运作机制相似，但不同的是这种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协议的转载无需付费。
　　ProPublica很早就意识到“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财务的可持续运转。因此，ProPublica在资金来源多样化和内部管理高效化方面都进行了尝试。
　　在网站初创阶段，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基金会与慈善家的大额捐款，尤其是桑德勒基金会的支持。但从2011年开始，桑德勒基金会的资助已经不足一半，从其他途径募得的捐款首次超过桑德勒基金会。而近年来，凭借自身两度获得“普利策奖”而积累的声誉资本，以及公众逐步认识到调查性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小额捐款基数在不断扩大。据其年报数据显示，2009年，ProPublica全年收入的97%来自8笔100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小额捐助者仅有100余人。而2014年，单笔超过5万美元的大额捐助虽然还是首要收入来源，但只占年度总收入的52%。同时，去年的小额捐助者超过2600人，其捐助总额比2013年增长12%。
　　在增加收入多样性方面，ProPublica还在2011年1月宣布开放广告业务，尝试了接受商业广告投放以及组织线下活动等其他方式，但最终发现，历年的网页广告收入始终不足当年总收入的2%，线下活动亦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与之相比，ProPublica反而更加看好通过下列方式增加收入：一是电子出版（例如把文章出售给亚马逊的Kindle Single然后提成），二是2014年2月开始在网站附属平台“数据商店”（Data Store）中出售数据，三是计划在适当时机推出“付费墙”来增加持续和可观的收入。
　　从2009年起，ProPublica开始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包括成立“商业顾问委员会”、招募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增加董事会成员等，先后吸纳了多名来自国际知名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以及公关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以上所有举措都旨在从深层次的内部治理层面提高ProPublica的筹款、营销与创新能力。
　　
二、大众筹资模式（Crowd-funding/Micro-funding Model）——“去中心化”的新闻产制
　　大众筹资模式指报道经费主要来源于大众的小额赞助。其基本理念是依靠用户思维来深耕细分的、碎片化的新闻市场，利用分散的用户出资去解决分散的社会问题报道，特别强调对局部性的、地域性的、社区层面的新闻议题的覆盖，找回在商业体制下由于不能够规模化生产而被忽视的那些小众议题。相应地，采编新闻的人员以及新闻的评判标准也“去中心化”和社会化了。这一模式以Spot.Us为典型案例。
　　2008年，创业者大卫·科恩（David Cohn）从3026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获得旨在鼓励媒介创新的“奈特新闻挑战奖”的16人之一。奈特基金会随即提供了43万美元的资助，作为科恩所提众筹新闻计划的种子基金。同年10月，Spot.Us在旧金山正式创办。2011年11月，该网站被美国第二大广播新闻节目制作方美国公共媒体电台（American Public Media）收购，整合进该机构所属的公民新闻平台“公众洞察力网络”（Public Insight Network）。2015年2月，由于各种原因，Spot.Us宣布停止服务。
　　Spot.Us将自身的新闻生产定位为“社区资助式报道”（Community-funded Reporting），所有来访网站的读者和资助人都被视为是这个社区的“成员”，科恩将他们定义为“热心的公民”/“参与的公民”（concerned citizen/engaged citizen）。他们根据记者在网站上公布的采访计划和经费预算，为自己感兴趣的报道进行捐款或是出谋划策。一部分社区成员还可以参与报道，协助记者寻找线索、查找资料和拍摄图片等。网站强调，他们并不希望对“记者”做出定义，对“记者”的挑选“标准苛刻但非唯一性”，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任何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能力都可以参与报道，并且这种选择权完全交由市场。受众根据每位自由撰稿人自己上传的简历、代表作品等信息对“记者”的资质和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每一份“新闻提案”（pitch）都会经过网站编辑的初步筛选，主要标准是提案要契合某种独特需求：它与地方事务有关、其他报道不会覆盖到这样的议题。⑩除此之外，还需满足：1.没有利益冲突与偏见卷入其中；2.原创性报道，要区别于已有的现成信息；3.“记者”的确有能力完成该报道；4.提出的是真问题、真命题；5.不对调查及报道的结果进行预设。
　　“新闻提案”中还需附上该报道的经费预算。通常，经费预算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整个调查性报道的实际成本，另一部分是独立调查记者的劳务费用。与ProPublica所代表的模式相比，Spot.Us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以某个具体的新闻报道为捐款对象，而非为整个新闻组织捐赠。为了避免捐助者可能对报道内容造成影响，Spot.Us规定单一捐助者的捐助额不得超过总额的20%。众筹所得用于两个途径：其中的90%交给负责该报道的记者，另外10%分配给一名编外的独立编辑。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刊发前对报道中的事实以及报道立场的公正与否进行最后的把关。
　　在记者着手实施采访计划之时，对于新闻报道的首发权也随之开始出售。一家媒体想要获得新闻稿件的首发权通常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新闻稿件的雏形阶段就进行预购，只需要支付预计经费一半的资金；第二种方式是等到成稿后以全价购买。稿件出售所得将返还给捐资者，用以支持新的采访计划。所有新闻报道最终都会在Spot.Us网站上进行刊发。
　　截至2014年，Spot.Us的项目资助者已经超过2.24万名，平均每笔资助额为23美元，得到资助的调查性报道达到250多个，110余家媒体合作伙伴包括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连线》等知名媒体，还有一些社区媒体、公共媒体、以特定种族群体为目标的另类媒体。
　　从新闻生产的流程来看，Spot.Us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去中心化”。记者需要向公众“推销”自己的报道计划，并接受选题是否被通过、作品是否被认可的市场检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角色向“创业者”（entrepreneur）趋近；而公众则通过捐款行为进行自我赋权，在选题筛选阶段和新闻生产过程中都介入力量，成为了实际上的“把关人”。网站奉行透明、问责与公开（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Openness）的原则，例如，捐款者会定期收到报告自己所捐助项目进展情况的邮件，知晓捐款的具体流向等。
　　事实上，Spot.Us的设想是受到了“公民新闻”运动的启发。创办人科恩曾师从于最早提出“公共新闻”理论而后又转向研究“公民新闻”的乔伊·罗森（Joy Rosen）教授，并且自己也曾经是一名公民新闻记者。在具体操作模式的选择上，他又参考了“P2P”众筹网站Kiva和DonorsChoose的“非营利”模式。新闻生产过程从相对封闭的“组织型”走向开放状态的“公民参与型”，正如科恩自己所说，他的兴趣就在于探究“在传统组织型新闻生产走向死亡的前提下，新闻业的发展如何为继”。[11]他强调，“Spot.Us不是一个新闻机构，而是一个合作平台，自己与其他社区公民一样，为其付出努力”。[12]基于这种草根性，Spot.Us所代表的众筹模式也被称为“奥巴马模式”（Obama Model）。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众筹网站都是非营利性质的，例如面向创意项目的众筹网站Indiegogo和Kickstarter，以及针对音乐项目的融资平台Sellaband。
　　
三、高校附属型（University-based Model）——“产学合作”的尝试路径
　　高校附属型强调依托于高校资源，建立非营利性新闻的生产平台和组织机构，其实质是转型中的新闻业和转型中的新闻教育的互相支持，通过代偿性地利用对方体系中自己需要的资源，以期在节省成本、提高效率层面上对接双方需求，降低处于变革环境中的创新风险。波士顿大学的新英格兰调查报道中心（New England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NECIR）是运作机制相对成熟的代表。
　　2009年1月，新英格兰地区的资深记者乔·伯根提诺（Joe Bergantino）和玛吉·乌尔斯特（Maggie Mulvihill）以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汤姆·费德勒（Tom Fiedler）发起倡议，奈特基金会出资25万美元成立NECIR。中心目前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五个渠道：基金会资助、私人在线小额捐助、学院拨款、报道出售所得、培训项目的收入。培训项目收入在总收入结构中占绝对优势，超过50%。报道出售是仅次于培训项目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所占比例接近10%。[13]高校附属型的特殊性在于其运作模式实现了“产学合作”。NECIR的人员组成包括一名执行主任，一名执行主编，三名全职记者，一名培训事务的经理，一名兼职的调查性报道编辑和一名同样是兼职的发展顾问。执行主任伯根提诺具有35年的调查性报道经验，其作品曾两度提名“艾美奖”。执行主编克莱拉·格马尼（Clara Germani）曾任职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超过35年，并在爱默生新闻学院担任过教学工作。另三名全职记者也都具有在《波士顿环球报》、公共廉政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等媒体一线长期工作的经验，主要擅长社会、财经、环境、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报道和数据新闻的制作，个人及作品均屡次获奖。与ProPublica类似，NECIR设有一个顾问委员会，集中了商业领袖、媒体专家、业界老兵以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的教授，多元的团队组成覆盖了中心业务发展的各个方面。
　　学生可以以助理或是实习生的身份参与中心的日常事务，例如调查性报道的采写、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等，由具有丰富业界经验的导师进行手把手的指导，以提高自身的实战能力与综合素质。中心现有6名实习生。
　　以上是在中心内部，业界经验反哺教学实践，除此之外，还有打通内外部的“产学合作”，例如NECIR就与新英格兰有线新闻台（WGBH）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有线新闻台为NECIR负担部分的日常运营费用，为其提供办公场地，NECIR则为其生产原创内容作为回报，并允许其使用他们的任何内容（已被其他媒体购买的除外）。此外，有限新闻台每年还与NECIR联合主办四个品牌活动，并提供市场推广、场地等资源支持。活动收益由NECIR与有线新闻台一同分享。有线新闻台还会在节目中为NECIR的夏季培训项目做广告。NECIR每年从有线新闻台获得的各类支持价值近30万美元。
　　从行业的角度而言，高校附属型的非营利新闻模式首先解决了行业内部的紧急问题——调查性报道的衰落。波士顿传播学院院长汤姆·费德勒认为：“高校能够与新闻业进行无缝对接，甚至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拯救长久以来被商业媒体所舍弃的调查性报道。” [14]因此，NECIR将自己的使命确立为：保证严肃新闻和调查性新闻的生命力，以培养新一代的调查性记者为己任。其次，大学的公信力有利于为新闻生产机构争取慈善捐款，并为其申请免税政策提供制度上的便利。例如，奈特基金会就多次追加对NECIR的拨款，以保证其在发展上的可持续性。再次，学校为业界的人才储备提供了保障。NECIR目前有四个“学生项目”，针对高中生、新闻实习生以及从业人员等不同人群，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培训与指导。所有培训项目的收入所得已经成为每年运营经费的首要来源。此外，学校还为新闻机构节省了资源开销。例如波士顿大学就为NECIR提供了办公室、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硬件，以及数据库使用权限、筹款与营销策略的帮助等。传播学院还负担了该中心所有人员的保险费用和一小部分的工资和福利支出。
　　在报道影响力方面，NECIR已经与《波士顿环球报》、新英格兰有线新闻台（WGBH）、波士顿公共广播电台（WBUR，波士顿大学所有）等27家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报道的出售价格通常在几百美元左右，最高不超过500美元。
　　此外，中心还配备一名全职的博士分析员负责测量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媒体的引用、社论文章对该新闻报道的参考、政府官员的提及、新出台法规和受众群体的直接反馈等都成为测量的指标。分析员将相关数据录入自主研发的系统，运用量化分析的手段，呈现新闻报道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力。
　　非营利性新闻机构与高校的合作日益成为一种趋势。在2009 年9 月，Spot.Us开始与南加大新闻学院合作，将其模式扩展到洛杉矶。2010年底，ProPublica与纽约大学的亚瑟·卡特新闻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解释性报道的生产。
　　
四、非营利新闻的可持续性——从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
　　人们对于非营利性新闻模式发展前景也不无担忧，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资金来源的目的性。即私人捐款有可能嫁接慈善之名设置自己的“隐含议程”（hidden agenda）。[15] ProPublica现任董事会执行主席保罗·斯泰格尔认为，“私人捐助和新闻生产之间实际上是存在‘防火墙’的”。[16] “董事会成员不会事先知道要报道什么，更不会主动进行干涉。哪怕编辑团队有时会邀请董事会为其出谋划策，这些点子也会通过主编或执行主编漏斗式地层层传递，确保记者不受直接影响”。[17]行政及人力部主任理查德·托菲尔（Richard Tofel）则指出，“只要人们捐助的对象是整个组织，而非单个选题，编辑们依旧能够将选题的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捐款人干涉新闻报道的担忧就是多余的”。[18]可以看到的是，ProPublica与NECIR是针对自身的整体运作寻求资助。而在Spot.Us上，公众则可以自选项目进行资助，因此网站规定每笔捐助额不得超过每个项目筹款总额的20%，这是一种预防机制的设计。
　　更深的忧虑是来自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Spot.Us之所以倒闭，除了社区成员的参与程度不高、重复捐款率低等因素之外，没能寻找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是重要因素。[19]为了增强财务的可持续性，近年来非营利部门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它和商业部门合作增多，“引进商业模式成为非营利机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之一”。[20]根据奈特基金会对20家非营利性新闻机构的调查（图 图见本期第49页），[21]线下活动、广告、赞助、稿件出售、培训和付费订阅是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收入来源的六大主要途径。除了三家机构为单一收入来源以外，其余17家机构都拥有两种或以上的收入方式。而赞助、广告和稿件出售是最为常见的三种，不过广告方面还面对来自商业性媒体机构的有力竞争。
　　对非营利新闻的资金意图及可持续性的关切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新的新闻理念的认知困顿，如果沿用建制内新闻业的业务流程和职业规范来看非营利、众筹、创业新闻等新现象，必然对其发展前景会有疑惑。非营利新闻最核心的生产机制就是大幅度的社会化，它不像既有新闻业那样仅在新闻线索、新闻产品层面社会化，而是深入到运作模式和经济支撑层面，这必然会牵动人们对“所有者”、“控制权”、“代言”等传统议题的再度思考。
　　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一方面要看到“谁的新闻业”始终值得追问，新闻业扮演的社会角色中有一些恒久隽永的部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更替控制权之后的变化是什么，这些变化有没有改善和推进新闻业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效果。笔者认为，非营利新闻不同于建制内新闻业的封闭式资源运作，它的发起、生产、推送有赖于各种社会支持，所以需要让渡其新闻生产中的制度化权力，开放其诸多生产环节，也就是需要高度践行新闻的透明性，否则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和参与。资金来源和新闻议题的某种“偏好”乃至诉求并不见得是抵损新闻品质的，关键是这些结构性的勾连是否得以明确地、公开地展露，这种体制性层面的透明性比业务层面的透明性更值得期待。建制内新闻业也在提升其透明性，但是主要体现在业务层面，比如增加关于原始文件的链接、在网上提供更加详细的新闻修正信息、提供记者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他们的个人履历等等。换言之，建制内媒体响应参与式、开放式的时代征候的方式依旧是仪式化的，而在新闻判断新闻选择等编辑室核心环节透明性难以推行，因为这涉及到新闻工作的职业自主性和权威，当然难有突破。
　　诚然，非营利新闻也不是美好的乌托邦，它的意义在于通过其实践能看到职业边界和新闻透明性的社会协商过程，能“试错”多元的社会合作机制。从目前所观测的非营利新闻项目的发展经验来看，非营利新闻是一种有望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但在整个新闻业的生态系统中，这种模式究竟是作为零星的点缀还是具备批量可复制的价值，最终还是取决于新闻场域内外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非营利新闻尚处于发展中，其独有价值在于：各类非营利新闻实践相当于一个真实的媒介创新“实验室”，新闻生产的要素经过不同组合产生出不同的社会效果和不同的经济可持续性，这可以为转型中的新闻业提供某种反观自身理念及模式的机会，能看到建制内新闻业被移植、改造和嵌套后呈现出的多元面貌，由此加深对于新闻业社会化的理解和对既有新闻业结构性缺陷的认知，进而依据自身条件选择转型路径和进行要素优化。
　　当前新闻业的变革常常被纳入“技术创新”的范式加以研读和应对，近年来兴起的媒介融合风潮即是一个例证，学界和业界的关注焦点都是机构导向的，也即媒体组织如何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如何改善业务单元、组织架构及发展战略，进而保持竞争优势。这一视角从媒体机构自身利益出发，本无可厚非，但要清醒地意识到其有天然的“盲点”。媒介机构只是构成新闻业的一种元素，随着近代职业新闻业的形成，媒体机构被建构为客观性、真实性、公共服务等理念的天然代言人和执行者，树立起了其主导地位，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合理性也有其阶段性。当媒介赖以生存的社会系统发生变革时，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行动者都有新的面貌时，身处其中的媒介机构不能期冀只做战术调整而不重估自身的价值理念变革。
　　因此，当媒介创新牵涉到社会层面的更多元素时，我们需要有一个整体观来审视媒介领域频频发生的、方向各异的、琳琅满目的变革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媒介创新，除了其技术层面，还有理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三者互有交叉但并不等同。理念层面是由对建制内新闻业的反思和批评主导的，这与新媒体技术的兴起并非同步，在公共新闻时期就已经开始挑战和试错建制内新闻业的职业角色及行为边界。实践层面则更为复杂，由于进入媒介化社会，个体的媒介使用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中，影响到个人社会发展、商业营销、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经由媒介实践勾连起来的社会力量也更为丰富，主要是寻求变革的媒体机构、新兴的社会企业家、松散的用户群体三部分，非营利新闻凸显的正是社会企业家的主导地位和用户群体的主动参与，三者的互动形塑了不同的媒介创新模式。从实践层面看媒介创新，它不仅是一个技术扩散过程，更是一个社会创新过程，是对用户、渠道、内容、资金等新闻业元素之间关系纽带的重组和优化，也是整个社会的透明、民主、自组织性等时代征候在媒介领域的折射。■
　　
注释：
①伯纳·罗胥克著，姜雪影译：《制作新闻》，远流2003年版
②转引自华婉伶、臧国仁：《液态新闻：新一代记者与当前媒介境况》，《传播研究与实践》2011年第1期
③PicardR. G(2014)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Evidence from the changing news ecosystem.Digital Journalism, 2(3)273-283.
④Victor PickardJosh Stearns & Craig Aaron(2009)“Saving the New: Toward a National Journalism Strategy,” at http://www.freepress.net/sites/default/files/fp-legacy/saving_the_news.pdf
⑤Leonard Downie, Jr.& Michael Schudson,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at http://www.cjr.org/reconstruction/the_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
⑥安然事件指的是2001年美国安然（Enron）公司破产案以及相关的财务舞弊丑闻。新闻媒体常把安然事件比喻成财经新闻的水门事件。
⑦Joe Nocera, (2008) “Self-Made Philanthropists” at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magazine/09Sandlers-t.html?pagewanted=all&_r=2&
⑧Cheryl K. Chumley(2009) “ProPublica: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or Liberal Spin?”at http://www.phoenix.edu/about_us/media-center/fact-checker/2009/12/propublica-investigative-journalism-or-liberal-spin.html
⑨ProPublica2014 Annual Report,at http://s3.amazonaws.com/propublica/assets/about/propublica-2014-annual-report.pdf?_ga=1.3530608.1352844604.1433591979
⑩Aitamurto, T. (2011) The Impact of Crowdfunding on Journalism: Case study of Spot.Usa platform for community-funded reportingJournalism Practice 5(4)pp. 429-445.
[11][12][17]David Cohn, (2008) “Creating a New Platform to Support Reporting” at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creating-a-new-platform-to-support-reporting/
[13]Knight Foundation, (2015)” Gaining Ground: How Nonprofit News Ventures Seek Sustainability,” at http://www.knightfoundation.org/publications/gaining-ground-how-nonprofit-news-ventures-seek-su
[14]Brant Houston(2010) “The Futur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t http://www.media.illinois.edu/knight/future-of-investigative-reporting
[15][21]Brogan Harry(2010) Foundation-funded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1(6)889-903.
[16]Hélène Schilders: Non-Profit Journalism: Is Philanthropy the Answer? Aug 2008: http://pulitz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helene%20article.pdf
[18]By LeneBechSillesen, (2015) “Who benefits from an increase in philanthropic money to journalism?” at　http://www.cjr.org/analysis/who_benefits_from_an_increase_in_philanthropic_money_to_journalism.php
[19]Joellen Easton, (2015)“Spot.us is going away, but its legacy inspires new chapters of crowdfunding playbook,” at　https://www.publicinsightnetwork.org/2015/02/11/spot-us-is-going-away-but-its-legacy-inspires-new-chapters-of-crowdfunding-playbook/
[20]卢咏：《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王斌 刘柏煊/王斌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柏煊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2XNL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