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雯 邝西曦
　　【本文提要】本文以“僵尸肉”新闻报道及其引发的争议为观察对象，分析新闻传播由传统报道模式向对话模式的转变，进而讨论新闻工作者在对话式传播中的角色，并就如何应对角色变化提出建议。
　　【关键词】“僵尸肉”新闻　对话式传播　角色　策展人　
　　【中图分类号】G214
　　2015年6月底，关于“僵尸肉”新闻的一场争议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争议的焦点主要指向记者采访调查的可信度以及“僵尸肉”这类用词的准确性。这场风波让我们看到，新闻报道似乎越来越难像过去那样凭记者的努力就能直抵真相，让公众确信无疑了。对话乃至辩论，正在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特征。这种改变对新闻人意味着什么？
　　
观察：对话式的新闻传播成为新常态
　　先来回顾这一事件的始末：6月23日，新华网发布了新华社记者李丹的《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报道揭露了一些“肉龄”长达三四十年的“僵尸肉”正通过走私入境，出现在宵夜摊、餐厅中，对普通民众健康安全构成巨大隐患。这篇报道立即引发社会对“僵尸肉”的关注及讨论，仅6月23日当天（截至晚24点），在百度新闻中搜索“僵尸肉”，媒体对此报道及转发量达978篇；在新浪微博中，与此相关的微博数量达826条，其中90%以上为网民的议论。6月30日，新华网又继续报道了《揭开冻品走私利益链：竟有冻品封存于1967年》，披露南宁市警方查获走私冻品时，发现“其中时间最长的包装日期显示封存于1967年” 。
　　7月9日 ， “食品安全参考”微信公众号发表了“食品安全资深记者”洪广玉的《剧情逆转的时候到了：“僵尸肉”报道是假新闻！》。该文质疑新华社报道造假，称通过再次采访“僵尸肉”报道中涉及的有关部门，长沙海关、南宁海关以及南宁警方均否认曾经查处过“僵尸肉”。这条微信立刻引发轩然大波，阅读量很快突破10万，并登上各大媒体头条。
　　7月10日，南宁警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僵尸肉’的情况目前正在进行核实，现在无法轻率地作出结论，等结果出来后会向社会统一公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媒体参与到“僵尸肉”真假之辨的讨论中，其中积极活跃的有央视、《新京报》、人民网、网易新闻等媒体。
　　7月12日，新华社记者李丹通过新浪微博个人账号发文《公众利益面前，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何在？——与“资深记者”洪广玉商榷》，文章说自己的调查历时近一周，“联系到多个部门，面对面采访多位当事人”，初稿完成后对“核心事实进行过两次确认”。同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打击走私冷冻肉品维护食品安全的通告》，称“在今年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中，有的查获时生产日期已达四、五年之久，对所有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海关均依法予以销毁。”对于 “僵尸肉”报道引发的唇枪舌剑，通告结尾处提到 “媒体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力量，监管部门支持媒体监督。媒体报道食品安全事件要切实做到真实、公正”。
　　“僵尸肉”报道真假之争不断反转，高潮迭起，它已超出两位记者的口舌之争，而升级为全社会关注并参与的公共议题，截至2015年7月25日19点，在百度新闻高级搜索中输入“僵尸肉报道”，有关新闻数量达30.6万篇。
　　这一新闻的传播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23日～7月8日，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是新华社报道居主导地位，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第二阶段是7月9日～12日，新华社的报道被质疑，争论由此展开，参与的媒体、公众数量可观，观点呈现多元化。第三阶段是7月12日之后，新华社记者回应，与提出质疑的记者相互辩论，吸引更多的围观与讨论，有关国家机关也做出了相关回应（图1　图1见本期第52页）。
　　纵观整个传播过程，不难发现其表现出的几个特点：
　　首先，传播主体多元。新华社记者是这一报道的首发者，其采访调查具有原创性；质疑新华社记者的另一家媒体的记者也是这一新闻事件中的主角，他对舆论走向与事态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前者。两位记者之间的辩论构成了整个事件的主线，而围绕这条主线，众多的媒体、社会公众以及政府机构、企业和其他组织等纷纷发声，将最初一篇独立报道推向了论辩式、交互式的新闻拓展。
　　其次，传播载体多样。围绕这一事件，几乎所有类型的媒体都参与其中，从首发新闻的媒体网站，到提出质疑的微信公号；从跟进做民意调查的媒体微博，到积极展开评议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还有在社交媒体上难以计数的各类圈子中的转发和跟帖……媒体形态的丰富多样使这一新闻得以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中激荡舆情，高潮迭起，影响广泛。
　　第三，传播立场多类。一类以新华社记者为代表，力主揭露问题并追问责任。为了引起社会重视，当然也不排除为了让新闻更吸引眼球，将“僵尸肉”这类耸人听闻而又界定不清的词放到了新闻标题中。另一类以质疑者为代表，认为新华社的报道有制造假新闻耸人听闻之嫌。而质疑者身为食品安全记者，是否在为冷冻食品行业说话？其动机又被其质疑的对象所质疑。其实，在今天社会利益多元化，各方都能够通过自媒体发声的情况下，新闻记者无论为谁代言，都必定受到质疑。在“僵尸肉”被广泛求证的过程中，除了上述意见对立的双方，还有更多的相关方表现出态度的差异，比如小心应对媒体记者询问的警局和海关，在网上情绪激动地吐槽的网友们，以及宣称要采取行动的政府部门，等等。
　　综上所述，“僵尸肉”新闻真假之争表现出新闻传播的新常态，那就是从专业媒体独立采制报道转向由多元主体运用各类媒体一起求证事实，并在求证过程中进行意见交流的对话。这种变化对新闻媒体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对公众来说，只有一种声音主导的报道变成所有人都可以发言的对话甚至辩论，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接近事件真相。正如有人评论说：“作为普通消费者，我倒是希望这场‘僵尸肉’真假之争来得更猛烈些，双方不妨都拿出最有力的证据，谁在造谣，谁在起哄，自有公断。” ①公众的这种期待恰恰与当下新闻传播活动的变革走向是一致的。
　　
思考：新闻工作者在对话式传播中扮演的角色
　　当新闻传播由“报道”演变为“对话”，新闻工作者在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是否与过去有所不同呢？针对这一报道个案，我们侧重观察了《人民日报》《新京报》、新华网、网易新闻和澎湃新闻这五家媒体的相关内容，发现主流媒体的职业新闻人依然占据着新闻报道的制高点，发稿数量名列前茅，且被其他媒体大量转载。
　　新华网继6月23日的《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后，又发布了《中越边境云南河口集中销毁670余吨走私“僵尸肉”》等新闻，并持续跟进甘肃、四川、内蒙等各地清理整顿“僵尸肉”的情况，前两篇报道分别被97家和89家网络媒体原文转发。随后两天，《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日报》《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几十家纸媒纷纷发声。《新京报》于24日发表评论《“70后僵尸肉”何以横行人间？》；25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评论文章《“僵尸肉”折射监管漏洞》，《解放日报》第六版刊登评论文章《阻断“僵尸肉”，监管要严更要实》，向食品监管部门提出问责。与此同时，网易、澎湃等网络媒体平台对新闻的放大效应明显，如网易新闻23日的《屡禁不止“僵尸凤爪”：吃得一时爽 吃完火葬场》，澎湃新闻25日的《洋跟帖｜惩罚“僵尸肉”走私犯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都吃了》，语言风格犀利幽默，得到病毒式传播。
　　这些报道与言论让我们看到新闻工作者在公众关注的新闻事件中，依然以原创性的采访调查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以对问题的分析评论表达立场。也就是说，职业新闻人在对话式传播中扮演着“调查者”与“评论员”的角色，这也是一贯的传统角色。只是，他们的采访调查与分析评论比以往更多地受到了公众的挑剔或质疑。
　　有人担心“僵尸肉”新闻会是又一个“悬疑新闻”，到底什么是“僵尸肉”？“僵尸肉”走私究竟发生了多少次？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次众声喧哗的传播中会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吗？截至笔者完成此文的时候，已经公开的信息并不能尽如人意。
　　由于食品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健康与利益，这个议题决定了公众的参与度非常高，产生的信息也非常庞杂。如6月23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发起了#走私僵尸肉#的话题讨论，共有2.7万人参与，阅读量超过2304万（图2　图2见本期第54页）。
　　洪广玉的质疑文章引发网友激烈议论，7月10日，“新浪广西”微博创建了#僵尸肉新闻神逆转#话题；“新浪重庆”微博主持了#僵尸肉竟是假新闻#话题，有1.5万微博用户参与讨论，阅读量超过924万（图3　图3见本期第54页）。
　　7月12日，李丹通过个人微博回应后，“新浪河南”微博发起了#僵尸肉真假之争#话题，有5484名网民参与讨论，阅读量超过398万（图4　图4见本期第54页）。话题中还设置了“关于僵尸肉真假之争，你相信谁？”的网友匿名投票模块，截至2015年7月25日20时，有2.7753万名网友参与投票。
　　这样大的信息量，估计很少有人能花时间全部看完。笔者选取6月23日中午（新华网发布“僵尸肉”报道后）、7月9日晚上（洪广玉发表质疑文章后）和7月12日凌晨（新华社记者李丹回应后）这三个节点，在新浪微博平台以“僵尸肉”为关键词进行“原创性微博”的高级搜索，按时间顺序分别选取网友前50条评论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6月23日新华网发布《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后，舆论一片哗然，评论中“谴责黑心商人”的数量最多，紧随其后的是“担忧食品安全”，“问责食品监管部门”的数量位居第三，对报道真实性的质疑声音微乎其微（图5　图5见本期第55页）。
　　7月9日洪广玉质疑文章发表后，公众态度出现很大转变。68%的人支持洪广玉，谴责新华社记者制造假新闻耸人听闻；12%的人认为真假难辨，并中立观察；相信李丹“僵尸肉”报道的人数只有8%（（图6　图6见本期第55页）。
　　7月12日李丹回应后，网友态度又随之发生逆转。分别有28%的微博网民相信洪广玉，28%的网民支持新华社记者李丹，还有28%的网民难分真假，并对媒体公信力提出质疑（图7　图7见本期第55页）。
　　这个简单统计说明两点：第一，人们的态度因为其获得的信息而发生变化，如一些人由谴责走私犯转为怀疑新华社的报道。第二，人们对同一件事的态度差异较大，并且愿意在社交媒体上表明观点。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场由多元主体、多种载体和多类立场构成的新闻“大合唱”虽然很热闹，但距离事件的真相与全貌，特别是解决问题，实际上还有不小的距离。
　　因此，这个案例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除了当“调查者”、“评论员”，新闻工作者是否还需要超越传统的报道思路和采编业务范畴，建构更加开放的新闻生产体系，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集全社会之力挖掘真相、辨明是非、找到对策？倘若如此，新闻工作者还需要担任一种新的角色：“策展人”。
　　“策展人”一词源于英文“curator”，全称“展览策划人”，是指在艺术展览活动中担任构思、组织、管理的专业人员。为什么新闻传播也需要“策展人”？那是因为技术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信息高度过载的时代，面对海量的、碎片化的内容，人们不堪重负，每天花在各类终端上的时间与所获得的有价值的信息并不能成正比，要在真假混杂、零碎混乱的信息之间找到它们的相互联系，拼成一张完整的图画，获得对事物本质和全貌的认识，绝非易事。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需要借助于专业人士的帮助。如同进入一家博物馆了解某一个艺术专题，需要借助“策展人”的幕后工作一样，人们也需要新闻专业人士提供新闻策展服务，借助大数据分析掌握其需求，根据这些需求替他们进行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和整合，以最大程度上减少用户的时间成本，增加其认知和体验的报偿。这个工作很难由机器来独立完成。
　　像“僵尸肉”这类事件因素比较复杂、公众看法见仁见智的新闻议题，仅仅依赖少数记者的采访调查，难免在信源数量、信息的全面性等方面有缺憾，“策展”的思路就是不仅依赖记者，还要让更多的当事人、相关者为揭示事实真相提供线索或证据，这需要前期的精心筹划和周密安排。我们看到，新华社围绕这一主题是有系列报道的前期策划的，但采用的是传统报道方式，由记者单兵深入调查，以记者的调查结果为准发布新闻。如果换一种思路，从一开始就邀请更多的主体参与，让与其相关的各方都来提供信息，让记者根据各方提供的线索或证据再进行调查核实，并约请相关政府机构、企业等针对各方的疑问进行回应和解释，那么这一新闻的传播就可能是由主流媒体自始至终占据主动地位的“对话”。那位质疑新华社报道的记者也是参与对话的一方，他的疑问和调查是很有价值的一部分，因为在揭露“僵尸肉”走私问题的同时，关注可能受此事件影响的冷冻食品行业，让这一事件涉及到的所有利益方都有同等的发言机会，可以让新闻议题展开得更加公正和平衡。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真正将主流媒体的专业人员与社交网络上的各类圈子和用户进行统筹和整合，探索全民化的新闻内容生产。这是对新闻传播的一次“革命”。
　　
小结：新闻工作者如何胜任新的角色
　　对话式新闻传播赋予了新闻工作者“策展人”这样的新角色，要求其具有统筹全局、整合社会资源、动态调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1.改变传统新闻观念。要充分认识到在移动互联时代新闻传播已经不是职业新闻人的“专利”，只有对社会资源进行挖掘、整合和利用，建构全民参与传播的内容生产体系，才能改变新闻媒体被动应战的尴尬处境。
　　2.坚持公益精神。对话式传播中，社会上的各类利益集团和民众都会因自身利益而持不同立场，因所处位置的差异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新闻工作者不能只为某一方代言，而应该本着呈现事物的复杂性，梳理其中的矛盾关系，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的初衷，本着达成社会共识，促成问题解决，让世界变得更公平、公正和美好的善意，来策划与组织新闻传播活动。若能如此，从媒体自身利益出发的“标题党”也才有可能被自觉地摒弃。
　　3.注重专业知识积累和研究能力的养成。对话式传播使新闻工作者的一举一动都在公众的评点和质疑中，如何才能使对话式传播不偏离新闻议题的核心？如何将一场全民对话中最值得关注的信息和观点挑选出来传递给公众？如何组织碎片化的内容来表现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逻辑？都需要新闻工作者具有比普通公众更加专业的知识积累，并且还要求他们像社会科学研究者一样善于深入而系统地研究问题，并坚守客观、准确、严谨、科学的专业标准。
　　4.增强对各类媒体及传播技术的深刻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在对话式传播中，不同媒体各有自己的功能优势，尤其社交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闻工作者对媒体的理解和对新技术的掌握，直接影响到新闻传播的整体设计和具体的业务操作。
　　总之，在新闻传播成为对话的今天，新闻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注释：
①于静：《让“僵尸肉”之争来得更猛烈些吧》，《 青岛日报》 2015年7月14日
　　
蔡雯 邝西曦/蔡雯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邝西曦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研究”（项目编号：13AXW00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