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娜
　　【本文提要】当前，社交媒体对政治的渗透和影响日益突出，正在改变着各国民众政治参与的模式、国际政治的话语空间以及个体政治的行为能力。本文以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社会运动为案例，从政治传播视角，研究了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分析了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众政治参与中的双重效果，批判性地指出社交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传播困境”。
　　【关键词】政治传播 社交媒体 社会运动　
　　【中图分类号】G209
　　政治传播是政治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通过传送和交换政治信息，得到所需要的政治效果的过程。“自媒体”出现之后，彻底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和接收方式，各国的政治传播进入了以“web2.0”为主导的“政治2.0”时代，而诞生于这一时代背景的社交媒体，重新定位了政治传播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作用，颠覆了传统媒体在政治参与中的时空鸿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参与政治活动、发表个人政治意愿的舞台。
　　在新媒体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涌现出了新型的社会运动，如“茉莉花革命”、“埃及暴乱”、“占领华尔街”、“伦敦青年骚乱”、“台湾太阳花学运”、“香港占中”事件等，这些社会运动突破了二维的时空界限，其中的参与者“存在”与“缺席”构成了现实与虚拟空间的交叉，在表现形式上，渠道从现实转向虚拟、组织形态从垂直转向扁平、运动诉求从单一转向复合。从政治传播角度看，在这些社会运动中，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功能远远超越了媒介属性，改变了传统政治传播的传播方式和路径，除发布信息之外，已然成为整合、动员民间团体和群体性活动的免费工具。因此，本文在探讨新时期媒体在政治传播角色的基础上，以近年来国内外社会运动为分析案例，研究社交媒体对政治传播和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并批判地提出社交媒体在社会运动中带来的传播困境。
　　
一、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角色
　　（一） 媒体为政治行动的实施提供平台
　　媒介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地与政治、经济、社会密切相关，承担着社会信息集成和传播的重要职能，是政治行动的重要主体。布赖恩·麦克奈尔说，媒体和政治组织、公民一样，都是政治行为者和参与主体。①其主体地位不仅体现在国家或政治组织对媒体的管理和控制上，同时，随着新媒体交互式、移动式、草根式的快速发展，媒体为民众个体的政治活动也提供了参与平台。
　　在“茉莉花革命”发生前，大量有关突尼斯政府和总统家庭成员贪污腐败的消息已在Facebook 上散播，水果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事件在Facebook上传播，事件的进展也通过Twitter 向半岛电视台等国际新闻媒体实时发布；在英国警察射杀黑人的骚乱中，网民们在Twitter 和Facebook实时更新事件动态，运动参与者不仅将犯罪现场照片放在社交网络上炫耀，还通过黑莓手机相互联络告知潜在的洗劫地点；②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初照片和视频通过互联网传播，现场的示威者又通过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与更多的网友进行直播式的互动交流；在台湾“太阳花学运”中，在服贸协议签署之后，岛内部分社会组织随即开始展开反服贸活动，形成了以“黑色岛国青年阵线”与“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为骨干的多个反服贸团体，并积极运用新媒体科技来传播反服贸信息，组织反服贸游行与讲座，以此来促进和固化社会大众对于服贸的负面认知。③同样在香港“占中”运动中，通过官方网站、即时通讯软件、社交媒体、网络论坛等传播集会、游行、行动的信息，传播和扩大本团体的影响力。通过以上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交媒体在政治运动中的工具性作用，为政治行为的实施和政治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信息传播、组织串联、宣传策划的平台。
　　（二） 媒体为政治利益的博弈提供场域
　　政治传播涉及到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以及公共舆论，媒体成为连接政治体系与公共舆论的主要通道，并为政治意愿的实现和政治利益的博弈提供场域。媒体实现利益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传媒吸纳”，即“通过媒介渠道，汇集社会各种利益要求和利益表达，共同对社会事务进行预解决的过程”。④媒体是政治信息的传递者、政治观点的表达者、政治价值的宣传者，其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在本质上都与国家或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
　　例如，在“茉莉花革命”中，抗议者一方面利用网络新媒体组织抗议活动，且得到反对党的支持，而反对党也借机加以推动整个抗议活动；另一方面抗议者通过网络新媒体发布信息，以求得国际社会的支援，给美国、欧洲等国的干涉造成口实。⑤在社交媒体上，国内反对派的舆论挤压了政府的主流意识空间，同时，由美国主导的“网络革命”也随着社交媒体进一步推广、渗透与推进，引起了政治参与在形式和尺度方面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传统政治博弈的场域建构；在香港“占中”运动中，许多参与者下载了无需网络亦可通讯的FireChat，10月初，FireChat 的联合创办人米歇·比诺里尔（Michag Benoliel）在香港“占中”现场出现，并且手戴黄丝带挺“占中”。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丹·盖瑞特在“占中”期间讲过：“华盛顿要求继续在香港推动民间、社会力量争取民主诉求运动，尤其是推动青少年在社运中扮演先锋角色。” ⑥这场运动被西方传媒冠以“雨伞革命”的称号，也从侧面反映英美有意促使“占中”变成一场“革命”。表面上看一些政治运动是民间自发的、争取所谓民主利益的现代化运动，但同时也看到，不乏各种国内外政治利益集团也通过媒体的运用，达到政治博弈的目的。
　　（三） 媒体为政治价值的输出提供渠道
　　媒体的政治功能包括传递政治信息、引导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激发政治参与、推动舆论监督等，媒体在政治信息传递上，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信息把关、干预政治决策等为政治价值的输出提供渠道，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中把政治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传递到受众中去。媒体的政治属性一方面表现在国家可以利用媒体来传递政治信息和塑造共同的思想文化，并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符合国家意愿的舆论引导，达到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政治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媒体的政治属性表现在民众的政治参与扩大化，改变了过去信息发布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信息传递的扁平化转向。
　　“茉莉花革命”抗议之初大多是对民生问题的不满，后来演变为反政府的骚乱和“革命行动”，明确将运动矛头指向现有政权；在英国骚乱中，参与者们更多表现的是一种对于现实不满的泄愤情绪，并没有像颜色革命那样推翻政权；在“占领华尔街”中，占领者通过占领来表达对现有体制反思，以直接民主的方式去讨论问题、目标与策略；在“香港占中”中，组织者通过媒体召集集会示威者，并大量扩散表达对于香港普选的政治诉求。从政治体系看，作为权威性价值分配主体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环境）的互动是一个“输入”（要求和支持）——输出（决策和行动）——反馈的过程。⑦在社会运动中，参与者们通过社交媒体来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完成输入和输出。
　　
二、影响：社交媒体改变政治参与
　　（一）政治：传媒颠覆权利结构
　　传统上，过去的政治权利结构是以资源、地位等物化的特征为核心，精英阶层成为政治操控的主角，但现在以信息为核心的政治结构正在改变着权利传播的上下模式，在web2.0技术的冲击下，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让普通民众拥有了信息的获取渠道和思想的交流平台，由此也引发了各国的政治模式失衡。权力结构从控制型、垂直型向分散型、交互型转变，个人表达与政治参与力日益加强，使旧有技术官僚的缺陷不断暴露，社会抱怨与不满在互联网世界聚合、统筹与释放，进而转化为街头政治、广场政治或舆论政治，最终形成冲击旧有治理秩序的巨大力量。⑧
　　“埃及暴乱”、“茉莉花革命”再次验证了这个观点。在革命中，参与者对于政府腐败、独裁、专制提出“要求民主自由”等偏向后物质主义化的政治诉求。因此，社会上广泛的不满、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和现代传媒三个条件叠加，让埃及、突尼斯政变成为可能，这也成为现代化政变的前提条件。社会不满和公民社会的张力均达到临界点后，通过社交传媒的联络，最终形成了政变。传统政治颠覆的程序是：社会不满出现——反对党建立——利用社会不满——发动政治运动——威胁政权安全。现代政变的程序则是：社会不满出现——突发性社会动乱发生——威胁政权安全。
　　（二） 个体：政治行为被媒介重塑
　　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其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而合法性是人们对国家的态度。⑨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公民社会的形成，政治合法性受到了公民社会的挑战，而媒介就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工具。“尽管民主的技术从来不是一个国家民主得以实现的关键，但其工具性的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只有当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逐渐找到并采用了与要达到的民主目标相一致的技术或方法，并将其遍布到我们共同生活的各个方面时，民主才能得以实现”。⑩在经济发展中，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公民也逐渐参与到了政治运动中。
　　在“香港占中”事件中，许多普通民众通过社交网络加入到运动中来，例如，学民思潮在Facebook“占中”前粉丝量仅5.5万，“占中”后迅速攀升至27.3万。[11]在“香港占中”事件中，参与者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传统媒体传播、网络论坛、各种APP的运用等来宣传运动的诉求、目标、策略、进程等，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加入到集会当中来；在“茉莉花革命”中，通过分析我们看到了国外势力在利用社交媒体舆论场，对突尼斯政府的施压和干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者都是通过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手段自发地成为运动的参与者和宣传者，运动的议程、组织架构、发展态势也是在人们的网上讨论中形成的，因此，网络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行为方式，有一种“去中心化”的特征。
　　（三） 国家：政治空间向虚拟转型
　　在Web 2. 0 时代，国际博弈的时空概念将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地缘边界，国与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频度加速，竞争范畴正在从现实的三维世界泛化到第四维的互联网世界。[12]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重组、国际传播复杂多变的情景下，受众的文化身份不再局限于一国疆域，不再完全由民族文化所界定，而是由来自全球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共同构建，其身份不再是单一的、封闭的，而是多重的、开放的。[13]而且，随着网络的发展，国家主权的范围已经从实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资源扩展到了信息主权，互联网正在重新构建传播地理、全球性的网络与国际信息流动空间，使得具有地缘概念的国家正在受到挑战。我们越来越需要根据传播和运输网络以及语言文化这样的象征性边界，来划定在这个时代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呈现渗透性的边界。[14]国家安全也上升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网络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在“香港占中”和“茉莉花革命”、“埃及暴乱”等“阿拉伯之春”的一系列运动中，我们都看到了所谓“外国势力”的插手，这种跨越国界的、以更隐蔽的媒体手段制造负面舆论的介入方式，正是因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而得到实现，网络安全已经从实体的网络硬件安全延伸到了虚拟的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和保护上，而一国的意识形态体系稳定与否，直接决定了一国的政治生态。
　　
三、批判：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困扰
　　正如维纳在《控制论》中所言：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的可能性。那么社交媒体在为民主政治的参与带来便利的同时，它并不是只能通向民主政治的可信赖的唯一通道，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匿名性的网络空间中，社交媒体的言论可能不全都是公众意见的表达，还有可能会沦为政治操纵的舆论工具，造成了政治传播困境。
　　（一）参与者：集体的非理性倾向
　　一般情况下，传统媒体在初期会因信息缺失或者媒体公信力低下而遭到人们的怀疑，进而求助于社交媒体，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群体更易受到本能、情感、利益和成见等的影响，导致公众舆论中非理性因素上升。运用社交媒体从事线上沟通和线下集群的政治参与者，大部分都是集体的非理性受众，在盲目的从众心理指引下开始网络信息的扩散和传播。在一些政治事件或者突发事件中，由于信息发布的轰动性或特殊性，信息就会以类似病毒传播的方式在网络上蔓延，此时，极易出现群体从众效应、沉默螺旋机制，而这些非理性的情绪就会像病毒一样感染参与者的情绪。人们从“单向传播——被动接受”的信息传播方式转化为“主动传播——自愿接受——主动再传播”的病毒式传播模式，使得在媒介化社会中的风险具有了极大的增长可能性。
　　目前国内外网络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为青年群体，他们掌握新媒体技术、对社会持批判态度、情绪极易受外界控制，做出非理性的“泄愤”行为。例如，在“香港占中”事件中，组织者利用“正义”来包装和扭曲参与者的价值观，他们把冲进警戒线称为“进击”而非“暴力”，对警方使用催泪弹维持正常秩序说成是镇压，对执法人员“清除障碍物”称为“武力清场”等，并一度侮辱打骂警察，暴力冲击立法会等。这种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自媒体传播本无可厚非，并且一度也被奉为社会和民主进步的表现，但在权利边界的制定上除了考虑民主和自由之外，难道不需要考虑政治治理的合法性边界吗？社交媒体引发的盲目、从众、跟风有时会不可避免地成为突发事件、社会革命、恐怖组织传播的助推器，这种病毒式的、自发式的信息扩张在一定时期，不仅不会加速改革的进程，反而会加速社会的混乱以及扭曲改革的方向。
　　（二）媒体：国家政治博弈的工具
　　正如上文所说，媒体为各国政治权利的博弈提供场域，这种天然的与政治观点和政治价值相联系的平台，成为各国构筑意识形态传播体系的重要支撑点。但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个体的非理性、互动式传播正在加剧，尤其是当个体有限理性下传播的信息与具有政治目的的理念或策略相结合时，信息上传就会冲击表达的公正性和平衡性，使民主传播工具有可能堕落为一种控制的手段。[15]也就是说，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的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在当今时代，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外交工作，“E 外交”、“数字外交”、“2.0外交”概念开始在各国外交界流行。在“茉莉花革命”、“埃及暴乱”、“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革命的混乱中，美国等国家用干涉民主、干涉言论自由的口径在国际上谴责各国的做法，借机大肆宣扬美国式民主，国务卿希拉里在北非政局变动之后，开始炮制“网络外交”新攻势，公开赞扬突尼斯、埃及与伊朗反对派通过互联网组织社会运动，并指责一些国家限制网络自由。[16]我们需要思考在网络化的全球传播中，促进网络空间互联互通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要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和网络安全，不得滥用资源和技术优势来侵犯他国网络主权，进行网络攻击、网络干预等。
　　（三）舆论：信息传播的窄化
　　与信息割裂的传统媒介相比较来说，互联网中的信息是庞大丰富的。但基于共同群体介质的社交媒体，却产生了群体内信息高度同质化现象，在这种同质化信息的刺激下，产生了某种“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由当代法哲学家、芝加哥法学院讲座教授凯斯·桑斯坦提出的，他说：“群体极化的概念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就有某种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 [17]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对群体极化现象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他在其著作《群氓的时代》里谈到，“当个人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公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自己的意志则默默无闻”。[18]每个网民在这种信息窄化的影响下都处在一个或几个高度同质的团体当中，他们所得到的信息都是经过筛选与过滤了的相同论调，单一化的信息传播自然会强化他们自己原有的观点从而走向极端。
　　2009年伊朗大选中的街头游行事件2010年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台湾“太阳花学运”，都体现了社交媒体在动员社会舆论上的双刃剑作用。这些所谓革命的共同点就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某些具有政治目的的舆论领袖发布一些带有倾向性的现场照片和文字，来攻击政府或者反对者，鼓动更多不明真相的、非理性的网络政治参与者，瞬间形成巨大的网络舆论，进而对当局者形成压力态势。社交媒体中网络社群的分类集合，造成信息窄化，其结果就是群间的区隔疏离，使得充分的社会辩论未必能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展开。因此，我们在关注舆论领袖的同时，社交媒体无法克服的沉默的大多数现象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四、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新媒体会更加扩展政治传播的内涵、外延和传播路径，民众政治参与、媒介与政治的互动会不断提升。整体来说，在民主化特别是推崇强势民主的社会中，社交媒体可以成为人们发表看法、进行批判、政治诉求表达的公共场域，但也需要一定范围的克制和管理，不能让社交媒体沦为一种政治工具，而其中无辜善良的网民却被政治绑架，从舆论主体变成了舆论客体。因此，全面认识新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战略价值和作用，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塑造政治形象、把握话语权、传播执政理念、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如何达成全球网络主权的共识、保障国家治理合法性的机制、维护公民社会集体意识以及培育网民群体媒介素养等问题，也是各国在政治传播中需要关注的课题。■
　　
韩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反恐怖学院讲师。
　　
注释：
①[英]布赖恩·麦克奈尔著，殷祺译：《政治传播学引论》第11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②廉思：《世界范围内青年运动新趋势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2期
③信强：《新媒体在太阳花学运中的动员与支持作用》，《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6期
④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第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赵俊：《论网络新媒体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新挑战》，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二辑
⑥《颜色革命：西方媒体定性香港“占中”》，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4/10/04/2225s4715449.htm
⑦[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第35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⑧刘文富：《网络政治: 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第247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⑨[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5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⑩袁峰、顾铮铮、孙珏：《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第1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闵大洪、刘瑞生：《香港占中事件中新媒体的运用》，《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
[12]王文：《国际网系理论: 互联网冲击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21日
[13]李智：《全球传播学概论》第151页，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14][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第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任孟山朱振明：《试论伊朗 Twitter革命中社会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16]Foreign ministries are getting the hang of social media. The Economist. Sep 22ne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63284.
[17][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第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8][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李继红译：《群氓的时代》第1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