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绍根 毛玮婷
　　【本文提要】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1831年7月《中国差报》出版后，美国商人威廉·伍德在刊首语、发刊词，甚至发表的文章里，开始有意识地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1833年6月，《传教者与中国杂报》被澳门当局“查封”后，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发表文章《印刷自由论》，控诉澳门当局迫害新闻出版自由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为捍卫言论出版自由而撰写的表达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文章。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发《新闻纸略论》，使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由英文领域进入华文世界，扩大了影响范围，成为第一篇传播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中文文章。
　　【关键词】出版自由 《印刷自由论》 《新闻纸略论》　
　　【中图分类号】　G210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是在近代民主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l644年，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提出“出版自由”的口号，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权利的强大武器。18世纪，西方新闻出版自由从理论斗争逐步进入实践范畴，不断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同年经国会通过、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它们激励着人们同集权专制政治进行不懈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殖民扩张热潮，商人和传教士接踵而至，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逐渐在古老中国打开了思想的缺口，不断萌发成长。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却由于研究者资料和视野的差异，学术纷争不断，需要利用新史料和新视野对它重新进行历史考察，以修正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认识。
　　
两种相异的新闻自由起源观点
　　目前，学术界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过程有两种相异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文章《新闻纸略论》最早在中国传播了出版自由理念，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记载：《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12月所载《新闻纸略论》是中文书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的专文”。①在目前人大版和复旦版中国新闻史教材以及诸多专著，如《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新闻史新修》《中国新闻史》等支持该观点，但修正了该文发表的时间为1834年1月。
　　第二种观点认为：《广州纪录报》所载的《印刷自由论》是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理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如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赖光临先生《中国新闻传播史》认为：“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发表了一篇《印刷自由论》，申论天赋人权，所有人均得享有发表及印行自己意见的自由。强调政府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知识的沟通，除却最危险的罪犯以外，无一人所用之纸、笔、墨可被剥夺而去。而印刷机者，可令人之心灵，虽有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仍能交换思想，对有理性的人提供精神享受的贡献。而禁止书报的印行，即是侵犯天赋的人权。这是破天荒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之说到东方来的文字，虽然用的是英文。” ②该观点也得到诸多大陆学者的认可，如《新闻文化论》《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等。
　　事实上，《新闻纸略论》和《印刷自由论》发表时间存在争议。《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以往认为是1833年12月，这其实是道光癸巳年十二月，公历则为1834年1月。而英文周刊《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亦译《广州志乘》）发表《印刷自由论》的时间，有研究者进行考证认为：“应不早于1833年6月，而从1833年6月期《中国丛报》发表的《论出版》（The Press）一文推测，《广州纪录报》中的《印刷自由论》应该出现在1833年6月的某一期，且极有可能是下半月的那期。” ③
　　
更早的新闻自由思想传播
　　其实早在1833年6月前，《广州纪录报》已经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如1832 年3月8日，《广州纪录报》刊登读者来信写道：“没有人有权极力宣扬煽动性言论、造反和无政府无秩序；但人人都有权去促进恶习的和平改良、平等、自由和社会秩序；一个人能用任何语言随意印刷，但政府也有权禁止出版他的出版物。 当然人们也有权拒绝购买，就算它是免费派送的，人们也有权拒绝接受它。” ④
　　另外，同年4月14日，广州英文周刊《中国差报》改版，刊首语是一段出自英国剧作家、政治家谢里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l一1816）的新闻出版自由名言：“若不给我出版自由（the Liberty of the press），我将带给部长一个腐败的上议院，我将带给他一个腐化和充满奴性的众议院，我将会让他充分享有政治权力，我将会让他充分发挥领导者的影响力。我将会让他享有首相这一职位所能带给他的权威，这个权威能够买到人们的顺从，并能够慑服反抗。但是，如果我能用出版自由来武装自我，我会勇敢地走向他，毫无畏惧；我会用出版自由那更加强大的引擎来攻击他所建立起来的强大的政府机构，我会震撼他那极端腐败的机构，这个腐败的机构曾试图掩蔽政府滥用职权这一现象，我将要把这个腐败的机构埋葬在滥用职权的废墟下。” ⑤
　　回溯《中国差报》的历史可以发现，1831年7月28日，《中国差报》创刊号就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希望创办一份“谨慎而适度争论与自由的报纸（a free press）……最大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和品行良好的媒体”。⑥
　　1831年8月18日，《中国差报》刊登文章《印度的出版》（The Press in India）也表达了出版自由观点，声讨东印度公司的出版审查政策：“英国曾经因为他们拥有出版自由（freedom of their press）而狂喜不已，除了恶意的诽谤，免除任何审查。然而印度报纸如果不是被法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践踏和压迫，同样也是有效力的。……英国报纸大力报道法国革命时期出版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的呼声。” ⑦
　　由此可见，1831年7月，《中国差报》创刊就开始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了。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不仅仅是个时间点的问题，需要在近代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重新考察。
　　
马礼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有研究者在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历史时指出：“马礼逊这个人的重要，不仅仅在于他是基督教新教派遣到中国传教的第一人，还在于他是将西方的自由主义报刊理念带入中国的第一人。遗憾的是，马礼逊的这种历史和文化重要性，许多年里，竟因为他的传教士身份而被严密地遮蔽着。……因此，马礼逊宗教意图中所曲涵着的自由主义因素必然也随之挟带入中土。” ⑧虽然美国商人威廉·伍德于1831年7月创办的《中国差报》在刊首语、发刊词以及部分文章（前已述）充分体现该报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追求，但是马礼逊的贡献却更大。
　　1833年5月1日，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宣扬基督教义，传播中国文化知识，报道各地消息及评论。5月25日，澳门天主教教区代主教施利华致函澳门总督晏德那，指责马礼逊出版一些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书刊违反葡萄牙本土法律，用以印刷这些出版物的印刷机也没有根据澳门法律进行登记，要求澳门当局立即制止他传播异端邪说，停止出版刊物。一些天主教神父认为：“马礼逊反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道者与中国杂记》中的‘传道人’这个名称是窃取了天主教的名义。” ⑨6月1日，施利华致函立法会，要求立法会“作为监管外国人遵守其义务的机构，尽快停止这个出版物，令那个教士将来再也无法如此攻击我们，同时也禁止其他任何的出版社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6月8日，立法会回函给施利华，“将会根据情况作出必要的行动”。6月20日，澳督晏德那致信澳门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要求董事会责令马礼逊停止使用他的印刷机出版刊物。该信译文如下：
　　澳门天主教教区主教施利华神父告知本人，马礼逊先生利用他在这个城市的家中的印刷机，出版了几种与天主教教义相违的书刊。在葡萄牙国土之内，只有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许可，同时遵从预检制度的出版工作才是被许可的，否则，所有出版活动都是被禁止的。为此，本人要求在华英国商行大班，指令属于你们商行的马礼逊先生，从今以后放弃在这个城市使用上述印刷机进行任何出版活动。⑩
　　6月22日，澳门东印度公司大班授权秘书致信给马礼逊：“据澳门天主教代理主教的报告，马礼逊私自在家印刷反对天主教的刊物。因为在葡萄牙所属的澳门境内禁止私自设置印刷所得，除非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今特别通知你，请停止在澳门使用你的印刷机继续印刷出版物。”
　　马礼逊收信后，立即写信抗议。他提出：“1.我宣讲的教义当然是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不符合的，但文中并没有攻击天主教的地方，在《传道者与中国杂记》中也没有。2.澳门完全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根本不属于葡萄牙王国。天主教代理主教所说的，是不合理的。3.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所设之印刷所，迄今已有20年，公司在澳门可以自由印刷出版物，根本不必先由澳门葡萄牙总督审查批准。4.东印度公司大班到底要求我们什么呢？是把我看作只是一个英国人，还是公司的职员呢？他们要求是事先要审查，并不要求我停止印刷。公司管理委员会是要我事先送给他们审查呢？或是要我停止印刷呢？两者都不是。因此，我抗议，反对这整个过程。我认为，这是一种窃权的、专制的和压迫的行为，是受罗马天主教代理主教和神父们的指使，让葡萄牙人和英国人一起压迫我的非法行为。” [11]同时，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发表文章《印刷自由论》，引用法国宪法内容捍卫出版自由权利。全文如下：
　　据法国所颁布的新宪法上说：“全体法国人都有权利发表和出版他们个人的意见；审查制度永远废除。”人之异于禽兽者在于天赋予人有说话的恩赐。有智慧的被造之物在社交时可以进行有教益的沟通，其价值远胜于肉体的享受。政府无权剥夺人们理智的往来、肉体方面的需要和食物的选择。根据这一原则，除了最危险的罪犯外，绝不可剥夺人们使用笔墨和纸张。印刷机是仅有的更迅速的写字机器。在上帝的恩赐中，这种写字机器帮助传达和交换人们的思想到最遥远的地方，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任何实施这个原则的政府，秉着公正和平等对待的态度，就不会去剥夺印刷自由的权利。某些人不喜欢阅读可听便，但如果这些人是执掌权力的人，他们就没有权利去剥夺那些喜欢阅读之人，强制他们不可以阅读。
　　中国人已经准许欧美各国人士侨居中国沿海一带，他们可以根据各自的习俗穿衣、吃喝、跳舞或享受其他娱乐。在外国人当中，没有哪一部分人可以限制其他部分外国人的权利。他们没有权利禁止一部分外国人阅读英文书刊和报纸，因为澳门是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没有禁止，难道葡萄牙人可以禁止吗？
　　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这是为了使他所创造的人类得到快乐。因此，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这个天赋的人权。“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吧”，这是使徒彼得当年在耶路撒冷面对祭司和政府官员所说的辩护词，载于圣经《使徒行传》第4章19节。
　　这是必须要遵从的上帝的法则。虽然是人制订的法律，且不论是任何国家或教会，但如有违反上帝的法则，我们仍要遵从上帝所规定的法则行事。
　　因而，我们的结论是：凡是违背上帝的法则由人们制定的禁止言论、写作和印刷自由的法律，凭着我们的良心可以不服从。暴君可以惩罚，但上帝一定会称许。[12]《传教者与中国杂报》出版第四期后停刊，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被“查禁”的报刊，负责该报印刷的马家英式印刷所也被迫移至广州。马礼逊引用法国《人权法案》撰写《印刷自由论》阐述天赋人权理念，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为捍卫言论出版自由而撰写的反映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文章。
　　
声援马礼逊以及践行新闻自由
　　《传教者与中国杂报》被澳门当局“查禁”，引起近代来华传教士的关注。马礼逊是当时新教在华领袖，他在澳门遭受的出版自由迫害引发他们的同情和声援。1833年6月底，《中国丛报》刊登文章《论出版》（The Press），声讨澳门当局和天主教迫害新闻出版自由，“我们震惊并且遗憾地听说澳门的马家英式印刷所……被当局禁止印刷工作。……关于禁止该印刷所，我们听说有两点原因：第一，上述命名的出版物包含了与罗马天主教会相悖的学说；第二，在葡萄牙领土上，一切印刷所都是被禁止的，除非经过葡萄牙国王的许可。……我们更惊讶于当局这种做法，因为这份出版物并没有提及天主教会，而且它以英语印刷；它已经被证明是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因为澳门不是葡萄牙国王的领土，它属于中国……。 如今，在每个半球，除了这个狭小的区域，出版自由是被享有的。” [13]同时，《中国丛报》刊登消息对外宣布：“我们很高兴一份中文月刊即将公开出版。”这说明新教传教士准备以实际行动来抗议澳门当局压制出版自由的行为。
　　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不仅以自由出版报刊的实际行动向澳门当局压迫出版自由进行抗议，而且积极发表文章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新闻纸略论》一文，提出：“（新闻纸）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得准印新闻纸，但闻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法律之事也。……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 [14] 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再次刊登《新闻纸略论》全文。一篇文章，两月重复刊登，说明了主编郭士立对它的推崇。由此，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由英文领域进入华文世界，《新闻纸略论》成为最早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中文文章。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无意识到自觉状态的历史过程。
　　马礼逊等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开始由东南亚至中国境内自由出版报刊，是一种无奈之举，却无意识地践行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1831年7月《中国差报》出版，美国商人威廉·伍德在刊首语、发刊词，甚至发表的文章里，开始有意识地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1833年6月，马礼逊出版的《传教者与中国杂报》被澳门当局“查封”后，他根据法国《人权法案》天赋人权理念，撰写文章《印刷自由论》（The Press）在《广州纪录报》发表，控诉澳门当局迫害新闻出版自由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为捍卫言论出版自由而撰写的表达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文章。是月，《中国丛报》编者也发表文章《论出版》（The Press），再次阐述天赋人权理念，声援马礼逊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抗争言论。这说明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更加自觉地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新闻出版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成为他们的一种基本常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不仅以自由出版报刊的实际行动向澳门当局压迫出版自由行径进行抗议，而且在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方面迈上了新台阶。1834年1月和2月，该刊连续两次刊发《新闻纸略论》，使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由英文领域进入华文世界，扩大了影响范围，成为第一篇传播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中文文章。
　　虽然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在中国早期传播效果甚微，但在古老文明的中国打开了思想的缺口，随着国人办报活动的开展逐渐在中华大地萌发成长。■
　　
邓绍根 毛玮婷/ 邓绍根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毛玮婷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2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第27页，三民书局1978年版
③于翠玲、郭毅：《马礼逊的〈印刷自由论〉版本探源及价值新论》，《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6期
④Process of Society.The Canton Register.1832-03-08.
⑤The Chinese Couriere，No37.414，1832.
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No.1July, 281831.
⑦The Press in China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No.4August, 181831.
⑧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第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⑨[11] [12]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第283、284~285、285~28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⑩转引林玉凤：《鸦片战争前的澳门新闻山版事业》第121~122页，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
[13]The Press.The Chiese Repository,Vol.2.No.2.pp92-93.
[14]爱汉者、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第66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