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李彬
　　俞凡博士所著《新记〈大公报〉再研究》（以下简称《再研究》）由中华书局付梓之际，来函嘱我作序。之前听他谈及这一研究，也读到一些有关成果，并为其蓊郁蓬勃的学术活力所感染，可打开书稿还是不免惊异于其中的万千气象。适逢期末，诸务繁杂，依然忍不住一气读完，掩卷而思，感触良多。
　　
一
　　会当凌绝顶，长啸气若兰。这部十年磨一剑的《再研究》，才、学、识无不可圈可点，才学固然丰盈，识见更觉不凡。孙正聿教授认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一部好的学术著作，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厚重的论证，还要有优雅的叙述。”类似清季桐城派的三位一体说：义理、考据、辞章。以此衡量，这部新闻学新作既有竭泽而渔、无征不信的考据，又有抽丝剥茧、步步为营的论证与义理，还有严谨而不失鲜活、科学而不失优雅的辞章。拿辞章来说，《大公报》早期与蒋政府“就像一对新婚夫妻，在磕磕碰碰中相互了解，最终走到一起”，而晚期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再比如，“《大公报》所经历的年代，恰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风云诡谲的年代。皇亲国戚、军阀官僚、各路神仙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言论控制时松时紧，报人一会儿是众星捧月的无冕之王，一会儿又成了噤若寒蝉的秋扇流萤”……凡此种种，都让我不由勾连起当初拜读方汉奇教授《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印象。说起来，历史上不少名山之作大多出自血气方刚的青春岁月，虽然伟人大家不好简单比附，但在我的有限专业阅读内，诸多新闻传播代表作确实成于而立不惑之年，这部《再研究》同样如此。
　　既然名为“再研究”，那么显然是针对已有研究及其不足而展开的。关于新记《大公报》研究，近二三十年来不断升温，早已炙手可热，仅看博士、硕士乃至学士论文的相关题目就可略见一斑。但凡一种学术思潮的潮起潮涌，都可以说既有学科自身演化的内因，包括李金铨提到的“学术猎狗转而追逐更鲜美的新猎物”，更有社会政治变迁的外因。新闻传播学研究更是如此，因为新闻传播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形同一体。力主新闻的阶级性与政治性的“无产阶级新闻学”固然是高度政治化的学术思想，如一代新闻学家、法学家张友渔的论断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而貌似不讲政治、不论阶级的“新闻专业主义”又何尝不是高度政治化的理论说辞呢，其中一整套现代性逻辑如市场经济、选举政治、公民社会、自由至上等，大抵属于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产阶级”这一话语就是意识形态的表征）。赵月枝举的一个例子耐人寻味：
　　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学术界，诸如“意识形态斗争”、“资本主义”、“阶级”这些词，现在都还常见。但是在国内的语境下，这些词汇却变得特别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过程中，审稿的编辑一定要我把“资本主义”改成“市场经济”，“阶级”改成“阶层”。①
　　新记《大公报》研究的火热，归根结底也在于这种新的、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举例来说，相对当年对《大公报》的定性 ——“小骂大帮忙”，当下喜谈新记《大公报》标举的“四不主义”——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针对当年党报的“四性一统”—— 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而统一于党性实即政治性，当下研究几乎无不将“专业主义”奉为圭臬，乃至为《大公报》戴上大公无私超政治的桂冠。俞凡不仅以实事求是的考据、义理、辞章，以其才、学、识对新记《大公报》进行再研究，而且也隐含着对时下学术思潮的批判性反思。借用马克思的用语，可谓“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否定的否定之否定”。什么意思呢？新中国前三十年，鉴于新记《大公报》与“蒋家王朝”的关联，各界的态度自然是“批判”与“否定”，“小骂大帮忙”的定性更是广为人知。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以及西方新闻思潮的起伏涌动，包括史学的“现代化范式消解革命范式”与新闻学的“人民性高于党性论”，对《大公报》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乃至最后完全逆转，是为“批判的批判”、“否定的否定”。而今，《再研究》以一人之力，穷十年之功，凭借大卫对阵歌利亚的学术勇气与担当，力争将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故曰“批判的批判之批判”、“否定的否定之否定”。
　　
二
　　全书以新记《大公报》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为主线，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等新闻巨头在国、共、日三方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为节点，借助一手的档案、精审的辨析、严谨的方法，合情合理地阐述了一系列既关乎新闻史，更涉及新闻学的重大命题，通过分析《大公报》以及一系列新闻与社会历史，澄清了近代私营报刊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包括“四不主义”、“文人论政”、“小骂大帮忙”、“新闻专业主义”等关键问题，达到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具体说来，《再研究》将《大公报》与蒋政府二十四年的“爱恨情仇”分为四个时期：
　　试探时期（1926~1933）；
　　合流时期（1933~1941）；
　　分歧时期（1941~1946）；
　　决裂时期（1946~1949）。
　　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作者最后在结论部分表达了四个核心思想：第一，不能抛开政治的影响而单纯谈新闻观念；第二，《大公报》大体经历了从疑蒋反共到拥蒋反共再到反蒋反共三个阶段，对蒋介石的态度虽有变化，但反共却一以贯之；第三，“小骂大帮忙”是客观事实，而“文人论政”和“四不主义”则是虚幻的标榜；第四，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对新记《大公报》而言只是一个附会的概念。
　　下面不妨看看书中论述的几个具体问题。
　　—— 四维互动模式
　　从1939年1月吴鼎昌与蒋介石就热河事变初次互动开始，到1941年底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引起蒋介石暴怒为止，是《大公报》与蒋政府热络合流的蜜月时期。这一时期，双方互动频繁，通过热河事变、福建事变、华北事变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频繁函电往来，形成一种四维互动模式，即一方面是公开的政府与《大公报》互动，一方面是私下的蒋介石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等互动：
　　具体来说，有些纯属台下交易，如蒋有时需要《大公报》为其政策帮忙，便会直接指示，吴接令后，便会在该报发文回应；有些则是从台上到台下，比如吴对当时北方时局、中日中苏关系等问题有些意见，不便或不及向蒋直接汇报时，便会在该报撰文，蒋看到后会酌情考虑采纳，发电回复，从而由台上的“吾人以为”进入台下的暗箱操作；也有从台下到台上，比如，蒋有些政策即将执行，需要试探外界意见，或幕后交易引起坊议汹汹，需要平息舆论，又或是蒋在对日交涉中难以承受日方压力，需要制造舆论以利谈判，这些时候便需要有人对外适当吹风，而台下的交易，究竟有哪些可以对外明言，又究竟说到何种程度合适，此中机微，甚难把握，而对新闻工作谙熟于心的吴、胡、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三人正可以在其中长袖善舞。
　　—— 国家中心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②纵观《大公报》的历史，特别是“三驾马车”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支撑其立身行事的思想基础并非津津乐道的“四不主义”、“文人论政”，而是国家中心论。《再研究》揭示了不党、不卖之自欺欺人，不私、不盲也形同虚设，至于“文人论政”更像一种理想姿态。③与之相对，国家中心论倒是《大公报》切实践行的核心价值观，其中又集中体现为对蒋政府的拥戴和对共产党的拒斥：
　　抗战期间，《大公报》坚定地支持政府抗战到底，决不妥协，功不可没，而就当时中国的形势来看，也的确需要维护一个“国家中心”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战，但是该报的“国家中心论”却并不仅限于抗战时期，在该报24年的历史中，除了初期和后期的一小段时间外，这种主张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1935～1936年间，该报在东北沦陷，平津危急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支持蒋政府“围剿”红军的行动；在“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中，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拥护国家中心组织，为建国御侮之前提条件”；抗战胜利后，该报总编王芸生面劝毛泽东“不要另起炉灶”，并且发表包括《东北的阴云》《为交通问题着急》《质中共》等多篇文章，在国共内战中为蒋政府摇旗呐喊。所有这些表现，恐怕很难说是“渴望团结、共御外侮”。
　　—— 对日和谈问题
　　抗战期间，张季鸾、胡政之屡受蒋介石委托，前往香港、日本同日方代表进行秘密的“和谈”，几乎达成内含承认“满洲国”意向的停战协议，如1938年的“张季鸾 - 神尾路线”、1939年的“小川平吉路线”。对此，作者在《抗战初期中日和谈“张季鸾 - 神尾路线”始末析》《1939年中日和谈“小川路线”始末析》等文章中作出翔实论述，并投寄《历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这也是《再研究》及其前期成果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当然，作者也分析了这些“路线”与汪伪投敌的本质区别，指出其中爱国的底线所在，同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大公报》的评价所见略同：爱国、拥蒋、反共。
　　——官价外汇事件
　　1945年4月，胡政之向蒋介石申请购买20万美元的官价外汇，并迅速得到批复，成为《大公报》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事件。按照过去的历史叙事，这一事件显然是《大公报》依附蒋家王朝、为虎作伥的铁证。而随着《大公报》研究的逆转，官价外汇事件渐渐淡化为“正常的商业行为”。《再研究》也对此进行了专题考察，以期弄清楚：这一事件的经过、这一事件的性质、这一事件的结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1.《大公报》申请这笔官价外汇，未循正常渠道申请，乃是靠胡走“上层路线”所得，并在其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2.蒋批准这一申请，乃是出于维护双方良好关系的考虑，也是政府关照该报诸多行动中的一例。
　　3.胡申请这笔外汇，既有发展该报事业的考虑，也有其政治态度的影响。
　　4.《大公报》在接受这笔外汇前后，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一事件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但该报却难脱瓜田李下之嫌。
　　——小骂大帮忙
　　如前所述，关于这一点，眼下时论多予以否认。大略说，《大公报》对蒋政府既有小骂，也有大骂；同时，对共产党也有骂有帮忙。换言之，无论对谁，《大公报》都是客观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是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对此，《再研究》一书进行了系统的而非零碎的、联系的而非孤立的、总体的而非局部的、演变的而非静止的辨析，从而发现如下普遍问题，并得出令人服膺的科学结论：
　　在该报24年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大公报》关注国民党方面的频率要远高于中共；该报对中共的负态度也远高于对国民党；中共阵营中，毛、周、朱等人物都曾被“骂”，而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却始终幸免；《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多针对具体政策，且多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而对中共则多次声明反对其意识形态，并一再宣称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至少在1933年至1940年间，《大公报》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密切互动，双方就该报言论问题多有探讨，而中共则从未有类似待遇。
　　基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就“骂”而言，《大公报》骂国民党比骂共产党更频繁，但这并非是由于该报对中共更加友善，而是由于其对中共的轻视与漠视；同时，《大公报》骂共产党人物的级别更高，用词更狠，且直指其意识形态基础。
　　2.就“帮忙”而言，除了最后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外，《大公报》一直在积极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同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其最高层人物保持密切互动，甚至主动要求其对言论方针加以指导。
　　3.基于前述1、2两点，作者认为，所谓“小骂大帮忙”，在《大公报》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确实存在。
　　道可道，非常道。有非常之功，自有非常之道。这里所谓的道，不仅指达至目标的路径，而且指为文立论的道义。如果说前者这些年借研究方法畅通无阻，那么后者则被一套价值中立的说辞一步步流放远方。然而，看似矛盾的一点是，就在“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列宁）、“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为《大公报》的题词）等道义渐行渐远时，“独立报刊”、“专业主义”、“文人论政”等价值又日益高视阔步。而不管路径，还是道义，《再研究》都无愧非常道。
　　
三
　　就研究方法而言，《再研究》在两点上尤为突出。
　　一是定量实证方法。
　　量化统计在传播学中屡见不鲜，有时甚至走火入魔，但在新闻学中运用得恰如其分尚不多见。《再研究》既科学地、有效地、适度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又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也就是说，不是为方法而方法，而是基于特定问题而选用相应方法，就像作者说的，“定量只是手段，定性才是目的”。他在全书最后采用定量方法，对新记《大公报》1926年续刊到1949年在大陆终刊的24年报纸进行了抽样、编码、统计，为的是进一步验证“小骂大帮忙”问题，使自己的研究及其结论更有科学性、更具说服力。
　　二是档案文献的发掘与运用。
　　《再研究》作者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钻劲儿，以蚂蚁啃骨头的韧劲儿，搜集了一批前所未闻的档案资料，包括日本、台湾等地的档案，然后，参酌互证，去伪存真，从而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
　　目前海峡两岸关于《大公报》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史料：报纸原件、时人评述和回忆录。这三种史料，都各有缺陷：作为公开出版物的报纸虽然内含办报人的思想，但毕竟隔了一层；时人述评各有立场，不免偏颇，而且云里雾里，让人不得要领；回忆、自传更是免不了有所选择、遗忘、隐藏、美化、自圆其说。因此，档案文献就显现首屈一指的价值，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必须从档案入手，去理清作者与各方间复杂的关系，才可能真正读懂文章”，也才可能真切把握《大公报》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年月长袖善舞的一招一式。这些年，我审阅的一些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新闻学博士论文，也都采用了这一方法，取得同样“不凡”的研究进展。《再研究》在几近汗牛充栋的《大公报》研究中脱颖而出，应该说首先得益于同一研究路径，也印证了海德格尔的论断：“最有价值的洞见最迟被发现：而最有价值的洞见乃是方法。”
　　一手档案与量化统计固然是此项成果在方法上的突出特征，但《再研究》超越林林总总的《大公报》研究，我以为关键还在于唯物史观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总体史的视野以及阶级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认识论，以及联系的、变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正是由于作者一方面掌握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档案文献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将《大公报》置于现代中国勾连繁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综合考察当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重因素，加之十分明确的政治意识与问题意识，也就是卓南生教授谈及新闻史研究时所说的“为何研究”和“为谁研究”，《再研究》才得以对“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与论述，进而对批判的批判进行再批判，对否定的否定进行再否定。当然，按照辩证法，这一批判与否定不是简单的推翻，而是对既往研究的扬弃和对前人成果的超越。恰似批判的批判之批判还是批判，否定的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只不过是在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上，在更深邃的思想认识上的批判与否定。同理，按照辩证法，也需特别厘清若干界限：《大公报》的总体倾向并不意味着一一落实在具体新闻人的具体行为上；《大公报》特定阶段的政治立场并不意味着体现在每篇新闻与评论中；《大公报》的舆论导向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内容也随之“舆论一律”；对新记《大公报》的“再研究”更不意味着其他论说失去意义，相反，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背景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对话中，才能不断推进和深化《大公报》以及新闻学研究。
　　之所以提及唯物史观辩证法，也是因为随着马克思主义事实上的边缘化，思想文化领域包括新闻学中形而上学日见流行。比如，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习见手法就是用小细节模糊、混乱、颠覆大道理。举例来说，袁世凯如何孝顺，民国学术如何发达（许多不过是想当然），大学教授（其实只是少数精英教授）如何自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以表明袁世凯并非“窃国大盗”，民国乃是“黄金时代”。同样，以往对蒋介石早有定论，如“三座大山”、“四大家族”，而如今一些翻案文章恨不得奉之为“民族英雄”，更有文人盛赞认贼作父的汪精卫所谓“才情人品”。与此相似，一部谈论传教士在华所办中文报刊的新著，把鸦片战争前后至新中国一百多年的传教士报刊活动，差不多说成了一部科学民主的启蒙史，一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文明史，如同央视一度热播的《大国崛起》。新记《大公报》从蒋政府的“诤友”或“帮闲”，一步步走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坛，也同这种形而上学之风不无关系。有个流行的说法就认为，由于《大公报》里有中共地下党员，如浦熙修、杨刚、彭子冈、李纯清等，《大公报》就俨然一大二公而非“小骂大帮忙”。照此逻辑，蒋政府中埋伏了一批共产党“卧底”，岂不也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吗？列宁关于辩证法的一段名言说得好：
　　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与社会学》）
　　虽然我对《大公报》没有研究，但相信诸多历史亲历者与当事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范长江、徐铸成对《大公报》的不良印象，不仅不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而且由于切身感受而使其判断更为真实，更为可靠。当然，他们的感受与判断由于历史上的敌我之分与你死我活难免极端，对新记《大公报》的评价也自然不够全面，但纵然如此，还是不能不承认与事实相去不远。所以，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在一片《大公报》的莺歌燕舞声中，依然坚信“小骂大帮忙”的定性，而这一定性如今再次得到《再研究》的有力确证：
　　笔者以为，《大公报》对于推动国家近代化进程所做出的努力，绝大部分都是通过依附于蒋政府的形式而完成的，换句话来说，在它24年的历史中，在大部分时间里，《大公报》是坚定地奉蒋政府为正朔，希望通过对它的建议、批评、扶掖来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和复兴，从而实现自己“文人论政”的理想追求。所以对蒋政府的决策，无论对错，该报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坚决支持的，而只要我们承认蒋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只要我们承认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政权是比国民党政权更加进步、更加民主、更能代表人民愿望的，我们就不能对《大公报》的历史作出如此简单的评价，更不可将该报简单地视为“公正”、“独立”的代名词。
　　或许，值得深思的还不在于新记《大公报》的研究，也不在于与此相关的新闻学思潮，而在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以及文化政治问题。当李公朴、闻一多、杨杏佛、史量才等惨死于法西斯之手的文化人，以切身感悟与生死经历不断昭示中国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之际，自诩文人论政翘楚的《大公报》，特别是胡政之、张季鸾却一方面对蒋政府抱有幻想，一方面对共产党深怀敌意，就让人不能不质疑究竟是认识水平使然，还是阶级立场使然。与此相似，如今高谈阔论的文人论政、新闻独立、专业主义等，究竟是就事论事的实然判断，还是政治价值的应然判断呢？在《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一书中，韩毓海教授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有段透辟论述，对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深切洞明的启示。
　　当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与毛泽东》一章内容时，韩毓海分析了中国社会传统中的“三重结构”- 上层朝廷，中层文人，基层宗法：“数千年的基本统治结构：宗法 - 科举 - 朝廷，或曰士绅 - 士大夫 - 王朝。”以往历次革命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就在于仅把目标对准上层的朝廷，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触动中层与基层。为此，毛泽东把再造基层社会和改造士大夫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长期垄断中国基层的士绅 —— 胥吏阶级，为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社、队）所取代 —— 而这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要害。” ④而改造中层则不顺利，尽管有得有失，但最终还是遭遇巨大挫折。明代思想家中，毛泽东尤其推重王阳明，《实践论》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影响。同王阳明一样，毛泽东看到士大夫的两大缺点：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而恰恰这个文人士大夫阶级又构成统治结构的中坚，成为文化的垄断者与文明的立法者，向上则庙堂的后备军，向下则宗法的常备军。针对这一痼疾，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视为共产党人区别文人士大夫的最优秀品质，并希望借此改造这个蒋廷黻所谓“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还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阶级，造就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或中间阶层，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1978年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即使含有纠正“极左”路线的权宜考虑，但内在逻辑与“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显然一脉相通。就像一位法国学者在“文革”后期出版的《论中国》一书中从哲学层面概括的，“使‘智慧的人’和‘劳动的人’统一为一个完整的存在，成为一个完全的人”。⑤只是受制于或超前于种种主客观条件，这一宏韬伟略留下的败绩似乎多于战果：
　　毛泽东在建国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去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即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场面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⑥
　　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最为担心的“身后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蜕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群众、脱离世界大势的“新的士大夫阶级”：“他当然不愿看到：新的士大夫阶级靠‘半部《论语》’、一个市场‘治天下’，重新成为脱离现实的精英。” ⑦而如今，知识精英（已经漫漶了邓小平所谓工人阶级一部分）、文人论政、传媒领袖……仅从这一脉蛛丝马迹中，就不难感受历史的顿挫，也更能体味陆定一当年《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千万要有群众观点，不要有“报阀”观点，脱离人民，脱离现实，还自以为是，惟我独尊……
　　
　　历史不会自动讲述，而必须经过今人转述。因此，历史既是凝固的事实，又是流动的书写或叙事，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书写或叙事是不是就可以“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呢。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讲述的一个故事，常常萦绕我心。有位中世纪农夫拿着法院裁决所依据的文书抗辩道：任何人都可以在纸上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说前人的作为是作曲家谱写的乐谱，那么后人的转述就是演奏家的演奏与演绎，即使高手的发挥与华彩也不能“离谱”。为此，就需要不断正本清源，用一句流行语来说：不论走多远，都别忘了为什么出发。巧的是，俞凡博士“材识兼茂，体裁凝远”的《再研究》与卓南生教授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新版）》几乎同时到手，读至后者《增订新版自序》的结语，感到格外心有戚戚焉，那么就用此收束吧：
　　正本清源，论从史出。■
　　
李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赵月枝：《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载《经济导刊》2014年第7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98~49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李杰琼在其学位论文中，也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和深刻阐述，她以“报格断裂”概括这一半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现象，认为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新闻商品化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见《半殖民主义语境中的“断裂”报格：北方小型报先驱《实报》与报人管翼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⑥⑦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第273~274、3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张世明：《被忽视的理论旅行：以法国五月风暴为例》，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