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伟山　　
　　【本文提要】中国的网络事件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杨国斌教授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在这篇访谈中，杨国斌教授结合学术理论与现实，总结了中国网络事件的主要类型，并强调事件和现实生活的共鸣性、议题属性的特点和发展过程中的互动这三大特征。同时，通过对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和观点的梳理，提倡历史性、比较性和互动性的研究取向。最后，反对将线上/线下、话语/行动割裂对立的观点，并提倡回到具体社会情境的“深描”式研究。
　　【关键词】网络事件 新媒体互动性 情感组织　
　　【中图分类号】G206
　　杨国斌，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双聘教授，中国网络事件研究专家，其代表作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Citizen Activism Online（中文译名《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获得2010年美国社会学协会传播与信息技术分会最佳图书奖。
　　
概念的界定及意义
　　苗伟山（▲）：让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谈起。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网络事件的相关概念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1.危机管理取向，例如网络危机事件、网络突发事件、网络事件；2.媒介特征取向的，如互联网事件、新媒体事件；3.舆论取向的，例如网络舆论事件、网络热点事件；4.公共领域取向，如网络公共事件；5.集合运动取向，如网络集体行动、网络公民运动等。①您更加倾向哪种视角的概念，为什么？或者说，从学术的角度看您觉得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界定，网络事件具备了哪些基本的特征就可以纳入我们的分析中？
　　杨国斌（●）：国内比较常用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从以前的“群体性事件”延伸而来。但“群体性事件”有强烈的官方和意识形态色彩，概念本身就把现象的性质圈定了，即这类事件具有负面意义，需要治理、消除。
　　“新媒体事件”有特定的语境，即从戴扬和卡茨（Dayan and Katz）的名著“媒体事件”（media events）引申而来。“媒体事件”与“新媒体事件”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一言两语说不清楚，可以参阅邱林川和陈韬文教授2011年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中的论述。②另外，我觉得“新媒体事件”这个概念反映了国内的语境及汉语言的特点。目前在海外传播学界用“新媒体”（new media）这个概念的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子媒体”（digital media）。我个人觉得在汉语中“新媒体”听上去还是比“电子媒体”响亮些。
　　对于网络事件的其他相关概念哪个更合适，很难说。我觉得使用中性概念更妥当，此外，概念越简单越好，因此我使用较多的是“网络事件”。“事件”本身就有热点、公共、舆论的内涵，因此没有必要再说网络舆论事件、网络热点事件或网络公共事件。
　　▲：我个人认为目前学术界的这些概念，很多本质上仍然是网络舆论，是特定事件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关注，通过在网络上汇集意见形成网络舆论。如果有了更进一步的，不仅局限在话语层面的线上/线下的行动，才能称为网络事件。
　　●：我觉得不必把线上和线下截然对立，可以把它们看作是群体行动的不同表现。
　　网络上的话语表达可以简单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日常的表达与互动，相当于日常谈话、聊天，这一类表达的节奏比较平缓，缺少戏剧性，情绪稳定；另一类则具有集体行为的特征，即就某一话题展开激烈讨论甚至抗议，参与者众多，广泛传播，形成事件。第二类表达有大起大落的节奏，戏剧性强，情绪激昂。
　　
未来网络事件的焦点议题
　　▲：网络事件也包括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事件，不能一概而论。从近年的发展脉络来看，您认为中国网络事件主要有哪几类，或者哪几类事件在未来还将持续成为抗争的主要议题？
　　●：我认为以下几类事件可能会成为未来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
　　第一类是网络反腐。因为腐败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之前每年都会成为网络上的热点，今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是热点议题。网络反腐事件大部分是针对个别官员的，如“表哥事件”等；也有针对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如“郭美美事件”。网络反腐事件和大家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受到普遍关注并保有很强的兴趣，未来还将是网络事件的主要议题。当然，政府不断开展反腐的相关行动，也确实收到了很大成效。因此，长久来看，在反腐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的行动会是此消彼长的，政府的行动更有效，民间网络反腐就会相应减弱。
　　第二类议题是关于公检法部门执法不公。从较早的“孙志刚事件”，到“躲猫猫事件”，以及各地不断出现的城管打人事件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特别是弱势人群遭遇不公正的非法对待，弱势群体和执法不公结合起来，更容易引起大家关注。针对这类网络事件，如果主要相关部门执法公正，及时沟通，采取公开透明的措施，可以有效化解网络抗议。
　　第三类是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网民对于社会弱势人群常常持同情和悲悯的态度，因此这类议题也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弱势群体事件往往会与别的议题结合起来，例如有的会和执法不公结合；有的涉及官民矛盾、贫富差异等。这几类议题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更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成为网民发泄对社会不公不满情绪的出口。
　　第四类是近年出现的关于环境污染等的新议题。之前的环境抗议事件或业主维权，都集中在某个区域等小范围之内。厦门PX事件是中国环境维权的一个典范和里程碑，集体散步等创新之举给后来一系列类似事件提供了一整套行动方案。同时我们也看到，政府近些年在这个议题上的反应也很迅速，能短时间内采取相关调查和行动，给大众及时的反馈。
　　最后，还需要特别关注娱乐性议题。近些年来网络事件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娱乐化趋势，表现为网民利用各种事件制造网络奇观，并且这种娱乐性会和别的内容相互转化，很多网民利用这些事件发泄长期积累在心中的怨气。娱乐化过程中也往往伴有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反应，网络上时常出现的爱国反日事件就是其代表。不论国内国外，所有抗争事件的规律，都是有一个大的议题，关注不同问题的不同人群都会借用这个大的框架表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您在研究中提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是美国网络事件很少发生的原因，互联网只是美国现实组织在网络上的工具和补充。但在公民社会还很薄弱的中国是否能建立起这种制度化机制？如果不能，是否意味着中国网络事件将是一场长久的抗争？
　　●：核心问题是公民要有表达诉求的渠道。没有制度化的渠道，大家自然要诉诸非制度化的渠道。非制度化的各种渠道中，网络抗议风险低、动员快、容易参与，所以频发。因此，建设制度化的、更有效的公民表达渠道是关键。另一方面，网络事件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因为有了互联网，而是因为社会上不公正的事情太多，民怨甚深，所以要减少网络抗议，应该先从根本上减少民愤，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
　　为有效化解网络事件，需要建立政府和大众持续有效对话的渠道，让民众参与到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网络事件的反应越来越及时，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和趋势。在以往某些网络事件发生之前，因为没有相关机制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普通大众也没有参与到事件决策中，更没有得到发表自身观点的机会，因此当某些信息被忽然曝光的时候，网民会产生不好的感知。美国学者Charles Tilly提出，在研究社会运动中有一种Relational Approach的路径，③也就是强调在抗争性事件中参与各方的双向互动。这在中国网络事件中也是适用的。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往往也相应影响和决定了诉求者的反应。
　　
网络事件研究的三种路径及反思
　　▲：目前中国网络事件中情感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您曾从“悲情和戏谑”的角度研究过中国的网络事件，也撰写过关于情感和社会运动关系的文章。④但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相对不太多。
　　●：其实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裴宜理教授研究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动员、⑤中国政法大学应星教授提出的中国社会运动中的“气”⑥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不多，可能和国内学术习惯于跟着西方走有关。
　　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主流理论是资源动员和政治机会学说，关于情感的研究未得到充分重视。直到1999年，古德温和贾斯伯在纽约大学组织了开先河的“情感与社会运动”学术讨论会，并陆续发表了Passionate Politics等研究成果，⑦才开始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关注情感和社会运动，也写了几篇这方面文章，后来研究互联网的时候自然也关注到了这方面。
　　其实有时候研究要创新，得跟着感觉走。要从具体的案例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要根据自己对现实的真实体验，来看是不是有新的发现，再来比对理论。因此，最重要的还是从证据（evidence）出发，从你的数据(data)出发，才能去证伪，而不是纯粹去套用理论。
　　▲：您认为比较核心的情感要素是什么？
　　●：社会运动中的情感要素其实有时候是和大的社会情感结构有关系，或者说和更高层面的情感文化有关。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表达，我觉得应星讲的那个“气”是很有道理的。中国传统中自古有“争一口气”、“义气用事”等说法，很多人会在这种“气”的驱动下去行侠仗义，甚至舍生忘死。这是用西方文化中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解释不了的，但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被广泛接受，而且常常是受到崇尚的。
　　▲：西方研究中有大量关于媒体对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的影响，但究竟是媒介使用影响了情感，还是情感影响了媒介使用，似乎都没讲清楚。
　　●：有时候这种关系可能不是很明确，而是双向的。我认为目前总的趋势是强调互动，强调相互影响，循环作用等，而不是一个方向的影响。上面提到的Charles Chilly 倡导的Relational Approach, 强调各种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包括政府、抗议者、旁观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抗议者下一步的行动。一种互动是良性的，矛盾会逐渐缓和并解决；一种互动是非良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相关信息也越来越公开透明，从而避免了很多极端行为。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组织资源取向在社会取向中的应用。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比较一个叫做I-Paid-the-Bribe的反腐网站在中国和印度的不同结局，结论是在一个民间组织不那么发达的社会，互联网貌似降低了公共参与门槛，但因为组织缺失无法形成有效和持久的行动。⑧中国目前网络中虽然有很多自组织或类组织，但受到太多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无法真正承担起有效的行动。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比如，关于革命是等组织好了再去发动，还是先发动再不断组织，早期的革命理论家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就有很多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得到结论。我认为组织是很重要的，而且组织有很多形式，有正式的、非正式的。其实现在网络中的微信圈子，例如家庭、朋友、同事群等等，大量的这种社交纽带都是组织，只是他们是非正式的组织，不注册，国家无法控制的。但是这些圈子之间相互交集，不断增长，还是比较强大的。
　　▲：在一些高风险事件中，这种弱关系形成的非正式组织有效吗，例如非正式组织中往往没有人愿意挑头。
　　●：非正式组织可能比较弱，但只要有一两个强有力的领导，还是可以造成一个持续的抗争事件。而且这种领导是有可能出现的，因为总是有这种挺身而出、行侠仗义的人。在西方社会语境中，政府根本不害怕组织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激烈的抗争，例如街头暴乱，都是没有组织的。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在体制内引导社会抗争走组织化的路线，这些抗议组织起来后反而采取更加柔和理性的方式。美国有本书叫做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基本观点就是说整个社会都成为社会运动的平台，社会运动在美国成为一种常态，社会运动的组织都是MPO、NGO等等制度化组织。⑨这本书也谈到了制度化的利弊，优点是有效组织和会员的发展，缺点是越来越采取妥协的方式，削弱了激进的运动方式。因为组织后需要发展会员，依靠会费维持运作，因此不会采取过于极端的行为。可以说，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是一把双刃剑。
　　▲：赵鼎新、孙立平等人也呼吁通过群体性事件制度化、组织化来实现良性的社会互动，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⑩
　　●：目前国内很多NGO社团，已经算一个小小的社会运动组织。一旦注册，就有年检之类的法律程序来规范其行为，因此他们会采取更加中性的、改良的、温和的方式。
　　▲：您觉得组织的制度化是不是和议题相关？
　　●：是的。比如环保类的活动可能更容易开展。我这几天参加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组织的环保记者培训项目，大家都认识到，采取合作的态度更加有效。虽然渐进的改良变动，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停顿或倒退，但从长远趋势来看，还是进步的。在研究新媒体和社会变革中，要有长远的眼光，有历史的比较眼光。如果你只研究一个案例，可以研究它的动员机制，如果你要看效果，可能要看十年的情况，才能看出一些变化趋势。
　　▲：社会学研究社会运动的第三个取向是文化和身份认同。比如说，在之前对网络恶搞的研究中，学术界常用的无非是狂欢理论、意义的抗争等等去做文本分析。而今年初英国有位学者提出，网络文化创造者本身完全没有以往研究者说的抗争的精神，大家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娱乐性。[11]您觉得文化研究的路径是否存在这样一个研究者和生产者的脱节？
　　●：在我看来，主体尽管没有这个方面的意识，但是客观上存在这种效果。现在网络上很多人在都在发言，话语者本身的意图可能是一方面，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可能是另一个方面。个体对自己讲话的方式、风格和态度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没有意识到，但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文化分析中，主体的意愿（intention）和话语完全是可以分离的，有的话语就产生了未预期的效果（unintended effect）。社会学中既要研究主体的意愿，也要研究随之产生的非意愿的结果，并且这种非意愿的结果可能更为重要。所以，主体是不能忽视的，但是话语本身更加重要。
　　▲：回到社会抗争中的媒体。正如您提到Raymond Williams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避免技术决定论和技术被决定论，但是学者们却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步入不同形式的媒体决定论和媒体被决定论。[12]您能否向我们推荐一些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研究，并简单加以点评。
　　●：就推荐New Media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Making Connec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吧、作者是LSE的社会学者Don Slater, 2013年出版。[13]该书研究的不是网络事件，但作者对新媒体研究、全球化研究、和ICT4D研究的批判很有见地，值得新媒体研究者阅读。作者认为，“媒体”“发展”“全球化”这类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实质上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现代化的产物和符号。为什么只有“新媒体”才代表现代化?为什么要把“新媒体”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向“现代化”“发展”的标志？为什么非洲农村的土路、扩音喇叭就不算媒体？作者提出摈弃“媒体”概念，改用“传播聚合体”(communicative assemblage) 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因此他认为，对于加纳农村的一位母亲来说，ICT （信息传播技术）就等于：母亲 + 儿子 + 道路/客车 + 电话亭 + 赶集日 + 电话连接起来的家族网络。我觉得从这样的角度来研究新媒体，可以避免技术决定论，因为这样一来，研究的就不只是某种技术本身，而是一整套的人与环境和技术的关系。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策略，关键是如何把媒体与技术置于历史与社会环境之中来分析，而不是将其剥离开来。
　　
线上和线下，话语和行动
　　▲：学术界目前做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比较多，但是社会运动的关键是运动，要动起来。西方研究提出现在的懒汉主义、点击主义，或者说娱乐，会消解理性对话。我观察到中国目前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互联网可能更多成为一个娱乐和情绪发泄的平台。
　　●：这个也分情况。在美国有很多通过点击的网络签字、请愿等活动，但这只是整个社会运动一揽子方案中的一部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运动，或者说否定点击的作用。点击也是有作用的，它和投票一样。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从历史观点来看，即使说大家都成为懒汉主义，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批评，而应该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分析原因之后，就可以看出风险。例如可能是现实中的风险，也有可能是历史的原因。比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黑客，也是一种社会运动，但后期黑客被污名化，也有相关法律手段来管制。我们分析这个过程，就可以揭示其中的机制。今天如果有懒汉主义，是不是有权利运作的原因呢？我们需要从历史的、比较的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个现象的原因，而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懒汉主义。就像哈贝马斯分析公共领域的衰落和转型，最终用意是揭示背后的原因。
　　▲：美国有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懒汉主义，认为简单的点击带来参与的满足感。台湾也有研究这种“万人点赞，一人到场”的现象。
　　●：这要分人。看为什么有的人是简单的点击，有的还积极参与线下活动。就我自己的观察，目前中国网络中很多人，不仅在网络上积极发言讨论，在线下也很积极活跃。
　　▲：最后请您简单地对目前中国网络事件的学术研究进行点评。您认为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和局限，或者说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突破和尝试？
　　●：这方面我阅读得不够，因此说不好。但看得出来，这方面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增加很快，学术刊物上这类文章越来越多，这说明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突破可能已经在发生。稍感遗憾的是，还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专著。论文有论文的优点，但缺点是，如今的论文，为西方社科八股文的模式所限，免不了纠缠于理论和概念，而对现象本身反而缺乏深入全面的描述，对网络事件的参与者的经历和感受、对事件过程中当事各方的互动、对事件过程中语言与符号的作用等等，难以在短短的论文篇幅里做出丰富的“深描”。所以我非常期待既有理论又能对现象做出“深描”的学术专著问世。■
　　
苗伟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隋岩、苗伟山：《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的主要特征和研究框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年第11期
②邱林川、陈韬文(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The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④Yang Guobin: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George Ritzier (edts)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 pp.1389-1392
⑤Elizabeth J.Perry: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20027(2)
⑥应星：《“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
⑦Jeff GoodwinJames M. Jasper，Francesca Polletta (edts)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⑧Ang Yuen Yuen: Authoritarian Restrains on Online Activism Revisited: Why I-Paid-A- Bribe Worked in India but Failed in ChinaComparative Politics，2013，47（1）
⑨David S. MeyerSidney Tarrow (edts):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7
⑩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孙立平、沈原、郭于华、晋军、应星、毕向阳：《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领导者》2010年总第33期
[11]Timothy Hildebrandt: Social Movement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12]苗伟山：《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基于媒介多元互动的分析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7期
[13]Don Slater: New Media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Making Connections in the Global SouthPolity Press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