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辰瑶　　
　　【本文提要】　新闻报道或报道者频频引发争议，已经成为一类值得关注的新闻现象。本文通过对2015年以来短短半年多发生的7起争议报道事件进行案例分析，试图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类现象。本文认为，报道和记者被批评不能将其单纯理解为新闻业自身的问题，它也是网络时代传播语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在7起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归纳出争议事件的三种类型：放大的同行争议、强烈的群体抗议和失焦的民众异议。本文进一步指出，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关系更加复杂，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增加了多种“冲突”可能，而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导致争议事件的发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记者成为饱受批评的“不可爱” 的人。
　　【关键词】争议报道 案例分析 新闻生产者 新闻使用者 冲突　
　　【中图分类号】　G206
　　国内新闻界一个日渐明显的抱怨是：记者如今总是频频挨骂。正如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所说的，在这个时代“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①今年以来，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争议都围绕着报道争是非、论短长，鲜少对记者为什么总是频繁挨骂的现象本身进行分析。虽然“骂记者”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鲜事，“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因歪曲报道“四五事件”也曾被读者斥为“戈培尔”，②但在传统的“媒-众”关系下，对媒体、报道和记者的批评不会被频繁、公开地“展示”出来。因为掌控着信息资源和发声渠道的新闻媒体和记者总是更有权力的一方，③受众主要体现出“受”的特性，很少也很难提出对新闻报道和记者的抗议。前网络时代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在网络时代甚至是社交网络时代产生的新理论似乎也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近年来，新闻学研究非常热衷于观察基于网络技术而产生的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新型关系，并提出了不少有创造力的概念，比如合作性新闻（collaborative journalism）、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④、对话性新闻（dialogue journalism）⑤等。但记者频频挨骂的现象却不似此类鼓舞人心的新观念理应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更像是新闻生产者和接受者不能合作和对话失败的冲突性结果。
　　果真如此吗？为了了解为什么记者成了不可爱的、不受欢迎的人，也为了更进一步地理解社交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使用者的关系，本文对2015年以来7起有较大影响的新闻争议事件进行了多个案分析，并采用逐层编码的方式进行归纳分析，以此在个案研究中进行理论建构。⑥
　　
案例描述
　　本文进行案例分析的文本包括3类：第一类是“被批评”文本（共10篇），指引发争议的报道（表1　表1见本期第28页）；第二类是“批评”文本，指批评媒体报道或报道者的文章；第三类是“反批评”文本，指支持媒体报道或报道者、反对批评观点的文章。第二类和第三类文本构成争议报道案例的“争议”部分，因此更为关键。
　　但困难在于，争议部分的文章很多，如果以每篇文章为分析对象，因为缺乏统一的平台很难穷尽。不过笔者发现，由于网络时代转载转发的成本极低，许多讨论争议案例的文章尽管来自不同的渠道，但或者是重复性粘贴，或者只对其他文章进行了小幅改写，这使得争议文章数量虽多，观点却有限。此外，笔者还发现，相比于博客、微博等传播平台，微信公号上的讨论文章更适合成为研究对象。首先，这些争议案例被我们“察觉”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具有社交网络特征的“朋友圈刷屏”，而大部分在“朋友圈刷屏”的文章都是经由微信公号传播的；其次，微信公号文章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它能把有关争议的微博截图、博客文章等都容纳进来。微信公号带有面向公众的媒体属性，不少公号文章在讨论争议时都很注意对已有观点的整合归纳。因为传播方便和包容性强，微信公号文章成为这7起争议案例观点表达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因此本研究将其作为分析“争议”的文本来源。在分析“批评”和“反批评”的争议文本时，本文以争议观点本身为选取对象，采取“目的性抽样”的质性抽样原则，⑦广泛接触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微信公号文章，析取该案例的各种主要的争议性观点，并进行归纳式分析（表2　表2见本期第28页）。这样，每个案例都包含“被批评”、“批评”和“反批评”这三类文本（为简便起见，后文均用案例1~7来表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案例2中引发争议的报道发表于2013年，但因为报道者柴会群在2015年1月10日发表长文《记者不可欺》以及后续的起诉案，使得这一争议案例在2015年再次引发强烈关注，因此仍旧被列为分析对象。
　　表2在析取争议观点时将主张该观点的主体也一并列入，主体身份可以从争议文本中获悉。如复旦学生社团“复旦大学燕曦汉服协会”和“复旦大学校友会”所代表的主体是“学生”；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服务的“丁香园”（微信公号：dingxiangyuan）所代表的主体是“医生”；微博认证为“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民警”的@沈阳网警小胖、“警界”（微信公号：cn110ss）等代表的主体是“警察”；不明确或来源广泛无法归类的则视为普通“民众”，如“知乎网友”、“众网友”等。为了编码方便，本文对争议观点的主体界定比较宽泛，比如实名或匿名的各类媒体人以及实习记者、前记者等所发表的观点都被归为“记者”主体，而没有再做更细的区分。
　　表2还对从“批评”文本和“反批评”文本中析取的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
　　第一，大多数冲突性观点都围绕动机、操作和后果这三个层面展开，而这三个层面往往对应的是道德冲突、专业冲突和关系冲突。比如，案例1中，“学生”和“记者”围绕“外滩踩踏事件中复旦遇难女生报道”的冲突表现为：道德冲突——“学生”认为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消费死者博取眼球，而“记者”则回应称批评不能泛道德化；专业冲突——“学生”和一部分“记者”认为报道中对死者社交网络信息的使用和图片的使用侵犯隐私，但另一部分“记者”则认为这是公开信息，可以使用；关系冲突——“学生”认为报道会伤害遇难者家属的感情，“记者”则认为“学生”无权代表家属，或者认为家属事后是会感谢媒体的，因为媒体的报道留下了一份纪念。
　　第二，冲突性观点主要产生于“记者”与“记者”之间，“记者”与“警察”、“医生”、“学生”等相关性群体之间，以及“记者”与“民众”之间。“记者”的观点出现在所有的争议案例中，而且有5个案例出现了记者与记者之间观点交锋的情况。这与其他群体很不相同，例如，警察群体、医生群体和学生群体，分别只针对案例7、案例2和案例1发声。
　　第三，当“记者”与“记者”争议时，最容易讨论的是“操作”问题，也即发生专业冲突。进行此类讨论时离表1所列的引发争议的报道文本关系最近，而“记者”与“相关群体”争议时，往往讨论的是“动机”和“后果”，也即发生“道德冲突”和“关系冲突”，这时离表1所列的争议报道距离较远；而“民众”之间或“记者”在与不特定的“民众”争议时，则不容易聚焦，离报道文本最远。
　　根据以上分析，这七起报道争议案例的争议主体可归纳为：“记者”、“相关群体”和“民众”；他们之间的争议主要表现为“专业冲突”、“道德冲突”和“关系冲突”；其中，“专业冲突”与争议文本的关系最密切，“道德冲突”和“关系冲突”相对较远，而无法聚焦的争议则离引发争议的文本最遥远（表3　表3见本期第30页）。
　　表3将这7起不同的报道争议案例归入了不同类别，并试图从总体上把握这7起案例。有些争议案例可能涉及不止一个类别，但按其主要冲突来划分。比如案例3中虽然也涉及当事人指责报道失实的批评，不过媒体回应有几百分钟的录音，这一批评事实上不了了之，主要的争议仍然存在于记者与记者之间。为了验证表3的归纳是否合理，本文还借助“谷尼舆情在线”提供的微信公号文章检索功能，对这7起争议案例进行了关键词查询。按照微信公号文章的点击数排行，对每个个案选取点击数最高的前10篇争议文章进行内容分析（案例1只检索到符合条件的2篇文章），并根据这些争议文章的观点、篇数、平均点击量级、观点主体等类目进行编码（表4　表4见本期第30页）。
　　表4中的量级指根据谷尼系统直接反馈的微信文章点击数计算得到的平均值，但因为“谷尼舆情在线”统计滞后，其反馈的点击数远远小于实际情况。因此表4中计算的平均量级，仅具有案例间的比较意义。此外，微信文章点击数最大显示值为100001，这一限制也导致无法精确计算微信文章的被阅读次数。本文只能把所有点击超过10万次的文章笼统记录为量级10，点击9万次的为量级9，以此类推。
　　内容分析的结果表明，表3的归纳基本可以信赖。案例2、3、5、6、7的内容分析结果与表3的归纳高度一致。由于谷尼数据库收纳的微信公号有限，案例1能检索到的有效文本只有2篇，一篇是《焦点访谈》前主编、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的庄永志发表于凤凰网评论的《如何看上海踩踏遇难复旦女孩报道》，另一篇是《南方周末》前记者方可成在“新闻实验室”发表的《从复旦遇难学生谈社交媒体信息的合理使用》，这两篇都可代表“记者”的观点，且被转发得较多。但是案例1最初引发争端是复旦学生组织的抗议，学生组织在发出致媒体人的“公开信”后即不再发声，此后案例变成新闻人（包括新闻研究者）之间的讨论，但争议观点仍然与学生在“公开信”中所提到的报道操作、媒体动机和后果有关；案例4的起因是有其他记者曝出了新闻生产环节的“内幕”，如伪装医生潜入太平间偷拍等，由此激发“民众”质疑，但其观点未超出“记者”主体与“记者”主体之间的争论。此外，表4对争议文章点击量级的统计对本研究也有启发意义。在这7个案例中，只有案例5和案例7因为“柴静”和“白岩松”的名人效应，算得上是大量级争议事件，其余事件的量级都不太大。尤其是踩踏事件中对复旦遇难女生报道的争议和对南都高考卧底报道的争议，这两件事都可说家喻户晓，但对其中某些报道的争论，其实只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被关注。
　　
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
　　通过对7个争议报道案例的分析，可以依据表3所列的三种类型来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
　　第一，放大的同行争议
　　在这7起密集发生的报道争议案例中，我们发现，“记者”群体自身就是报道最主要的批评者。案例6直接是由记者引发的批评，案例3、4也由记者引发，虽亦夹有报道当事人和相关方的指责，如庞麦郎、姚贝娜的经纪人等，不过主要的争议仍然在记者之间展开。
　　记者们进行的批评与反批评可以称为“同行争议”，与其他类型的争议不同，“同行争议”与报道文本和新闻生产过程的关系最密切，所争议的多为具体的专业操作问题。比如，案例6争议的是卧底报道的底线，记者们就南都记者卧底高考现场并替考是否违法、记者走上考场有无必要等进行了专业讨论，争锋者也多是法治记者和调查性记者，如率先批评的财新法治记者陈宝成、持支持态度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等。同行批评本就是新闻批评的常态，记者对同行的报道最关注也最敏感，同时因为有着相近的工作经历，他们批评起来也更专业。
　　有意思的是，当新闻报道遭到当事人或相关人士不那么专业的批评后，一些记者会“接手”，用更加专业的视角进行批评。比如案例3中，当事人庞麦郎称报道“胡编乱造，所有的内容都不真实” ⑧，这一批评在《人物》杂志表示有706分钟录音的“物理证据”面前显得很无力。“同行批评”则能更进一步，如有记者从采访的交往伦理推论出“即使庞麦郎知情并同意，媒体也不能这样审丑窥私”。⑨
　　记者与记者之间展开的针对报道和采访的具体批评，虽然有时也会看到一些挖苦讽刺甚至谩骂，但总体来讲，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报道更加专业，而不是相反。但问题在于，网络环境却有可能造成对这一本来很正面的同行争议的不适感。
　　首先，网络环境下“同行争议”的范围远远超过以往。前网络时代，一篇报道的好坏得失更多是记者所在媒体内部的讨论。很多媒体都有把讨论业务的文章出内部刊物的传统，像《中国青年报》记者部曾有油印的《内部通讯》，《南方周末》的内部刊物《马后炮》，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内部刊物《空谈》等。本媒体的同人容易形成讨论，一是因为关切，二是因为对话方便，但网络把这个内部群体放大至新闻共同体的范围，同为记者的关注和便利的网络表达，使得有争议报道出现时，同行讨论的范围和热闹程度都增大了许多。
　　其次，记者群体内部的“同行争议”因为网络被公开展示了出来。
　　李大同在《冰点故事》中披露，《中国青年报》内部曾有一次影响很大的业务争论，虽只刊登在内部刊物上，不少其他媒体的同行也曾读过。⑩但即便如此，这仍然只是新闻圈内的讨论，如果不是借助媒体人出书回忆，外界无由得知。而现在，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媒体人内部争论都会被公开展示，这种“后台”变“前台”的“可视化”效应[11]正是网络带来的根本变化之一，它放大了社会对新闻界内争议的感知度。
　　第二，强烈的群体抗议
　　新闻报道如果引起被报道对象或相关人士的不满或反感，传统上一般只能通过投书相关媒体要求道歉和更正、向行业自律协会投诉以及上诉法院等三种方式来进行。这三种方式都可谓费时费力，成本很高。对读者投书的处理决定权完全在媒体手中，上诉行业自律组织往往要面对很低的受理率并经过漫长的等待，而走司法途径的代价更高，如非不得已一般不会采用。但是，信息传播技术，尤其是移动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使用则被视为促成了传播关系中权力向新闻使用者一方的转移。这样，新闻使用者有可能摆脱过去单纯“接受”的地位，在感觉利益或感情被伤害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案例1、3、4都有与报道关系密切者的批评，比如案例1和4，批评者直接通过自媒体发声，如“复旦大学燕曦汉服协会”微博、“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复旦易班”微信公号、“复旦大学校友会”微信公号、姚贝娜经纪人博宁的个人微博等。案例3中庞麦郎的反驳则通过“新浪娱乐”的采访和虾米音乐CEO晒出的微信对话截图被传播。这多少说明，新媒体技术尽管从总体上有助于报道相关人士发声，但技术赋权也不是一个平等的进程，掌握较多社会资源者更容易熟练运用和顺畅表达，而像庞麦郎这样的草根爆红者的自我表达仍然受限。
　　网络平台除了让被报道“冒犯”的相关人士更容易表达不满外，还容易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聚合这种不满，形成比较强烈的群体抗议。如案例2和案例7的共同特征是，出现了比当事方和与被报道者关系密切者更大的关涉群体。案例2中的“医生”群体、案例7中的“警察”群体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抱团”抗议，服务于这两个团体的微信公号如“丁香园”、“医学论坛网”、“医学界杂志”、“掌上医讯”、“警界”、“Police”等不仅代表医生和警察群体频频发声，而且有很强的情感代入。比如“掌上医讯”发表的《一个医生和柴会群的对话》从今年发生的两起伤医血案谈起，愤而批评柴会群“医生的形象和整个医务界被你丑化到了极点”；而“小警之家”等公号转发天涯的一篇网帖《和白岩松的隔空对话》也是如此，作者列举自己从警27年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各种危险、困难和付出，并质问：“白岩松先生，造成我们鲜血淋漓、遍体鳞伤的人员中间，为什么你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两个典型案例表明，强烈的群体抗议虽然只在个别报道上爆发出来，但它表达的相关群体对媒体和记者的不信任乃至反感却很可能是长期形成的。这种认为自己所在职业群体被媒体贬低和污名化的心结，只要碰上一个触发点就有可能“老账新账一起算”，报复性地倾泻不满之情。
　　第三，失焦的民众异议
　　案例5在这7个案例中可说是最特别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传播量级最大——《穹顶之下》视频点击过亿，讨论该案例的重要微信公号文章几乎每篇都获得10万次以上的阅读——而且它也是一个很难说清谁在和谁争议、到底在争议什么的案例。微信公号“媒体札记”罕见地用一篇1.7万字的长文《柴静为王》记录争议情况。各种职业、身份、立场的人似乎都想说点什么，以至于这个案例更像是来源广泛的“民众”一场“众声喧哗式”的话语狂欢。对柴静本人是喜爱还是讨厌、对《穹顶之下》是激赏还是不屑，在分歧背后实际上是无法聚焦的异议。批评报道、批评风格、批评煽情、批评不专业、批评私生活、批评立场、批评报道背后的玄机，以及对所有这些批评的反批评——这一事件形成的“全网关注”是里程碑性质的，但无法掩盖这场争论热闹又荒芜的内在。有人为此痛心疾首，为什么不能藉此契机聚焦于雾霾问题本身？为什么要牵扯到柴静的私生活等不相干的话题？[12]一位媒体人的分析切中肯綮：在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大多数人都依靠碎片化的信息来了解世界，又容易将个人的不满和情绪代入到新闻中。[13]换句话说，在网络上自我表达的快感已经压倒了对所讨论议题本身的关注，“说话”重于“所说”。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当互联网上的各种观点被视为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法国语言学家高概对话语本质的揭示——“话语是作为述体的产品被理解的” [14]。每一种话语、每一个观点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具体的言说者，是一个个“我”，但如果“我” 缺乏理解“他人”的自觉和自省，再多的话语也不能形成有意义的对话。
　　
新闻生产者、使用者的“冲突”
　　报道引争议、记者被批评，已经成为一类高频事件，本文所分析的2015年以来的7起争议报道案例，只是截取了一个小小片段，类似这样的争议仍在不断发生。就在不久前，又一起争议报道案例——“僵尸肉”新闻有无失实引发舆论关注。除了对这些争议案例一次次进行专业分析或伦理之辩外，我们还必须思考和正视这一现象频频发生的背后原因：就像本文开头所指出的，这意味着争议报道的新闻接受发生了某种阻滞，正是在这一阻滞过程中，各方争议主体关注到了报道和报道者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仅仅接受新闻生产的结果。
　　通过对这7起争议报道案例的分析，本文试图表明：记者或报道引发批评不能单纯将其理解为新闻专业在当下出了问题，它实际上更是网络时代传播语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在大众传播环境下，新闻媒体占据信息传播的核心位置，其权力表现为对信息的控制，不仅控制信息来源，也控制信息传播的渠道。对记者、报道或媒体的批评意见，只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个别受众的投书或控诉、同行之间的批评等。由于媒体自身能控制住传播渠道，所以是否公开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公开，决定权其实掌握在媒体手上。当批评和争议发生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并且只做很有限度的公开时，更多的人因为无由得知而无法参与其中，而且较高的成本和较弱的效果，也会抑制新闻使用者的批评，虽然这不等于他们没有不满和反感。
　　网络传播环境则改写了这一关系。一方面，传播“能见度”的增加，让社会看得到争议。比如新闻同行之间的争议会迅速突破行业壁垒，公开而密集地展示在公众面前；另一方面，网络技术对个体的“赋权”，让更多争议主体可以发声。有时，相关争议主体会从泛指的新闻使用者中分化出来，因为他们与报道的关系更密切，也就更有批评的动力。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形成强烈的群体抗议；有时则处于“众声喧哗”的无序状态。由此，新闻生产者内部、新闻生产者与从新闻使用者中分化出来的相关群体、新闻生产者与分散的新闻使用者以及新闻使用者之间，都会产生冲突性关系。任何一种冲突，都可能导致一起受关注的争议事件，因此新闻报道和记者频频被批评、惹争议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下图展示了大众传播环境与网络传播环境下新闻生产者与新闻使用者关系的不同：
　　本文通过对7起争议报道的案例研究着重展示了新闻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冲突，但这一研究结果并无意否认“对话性新闻”这类着重展示新闻生产者和使用者合作关系的理论概念。实际上，冲突也是对话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尽管它以并不令人舒服，尤其是让新闻界不舒服的方式出现。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可能，至于哪种可能会成为现实，则取决于传播主体的实践。
　　我们眼下所处的正是一个空前复杂且远没有完成结构化的网络时代，充满了机遇与风险。仅就本文所谈的这个小问题而言，既有可能因为冲突而产生自我反思和对他人的理解，并发展出建立在更加平等的权力关系上的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的新型对话关系，当然，也可能因冲突而群体极化，新闻生产者和使用者都因此分裂。本文试图通过展示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冲突性的增加，来理解发生在当下的现象。至于如何使这种关系变化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则超出了本文的能力范围。但有鉴于案例分析的结果，记者群体几乎在所有的争议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顺应新的传播环境，重建良好的新闻生产者与使用者关系的使命，新闻界自身应该是责无旁贷。■
　　
　　
王辰瑶/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时代新闻报道观念创新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4CXW001
　　
　　
注释
①陈博：《每人都有15分钟站上道德高地骂记者》，来源于微信公号“chenbodizhi”2015年1月17日
②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第1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Wendy Maxian, Power to the People? Emotional components of Media PowerMobile ICTs, and Their Potential to Alter Individual Media Dependency Relation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201417:2pp274-298.
④Nele Heise ,etc.Including the Audience, Journalism Studies201415:4pp411-430.
⑤Harald Hornmoen & Steen Steensen , Dialogue as a Journalistic IdealJournalism Studies201415:5pp543-554.
⑥（美）罗伯特·K·殷著，周海涛等译：《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第三版）第13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10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⑧《庞麦郎独家回应：是闲聊不是采访不知录音》，新浪娱乐2015年1月14日，http://ent.sina.com.cn/y/yneidi/2015-01-14/doc-iawzunex8964653.shtml.
⑨孙旭阳：《庞麦郎与人物杂志：都失控了》，腾讯大家2015年1月15日，http://dajia.qq.com/blog/450945108442387.
⑩李大同：《冰点故事》第1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周葆华：《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总第25期
[12]资深媒体人@假装在纽约：《骂柴静的人，我就问你们一句话》，来源于微信公号“假装在纽约”，2015年3月1日
[13]资深媒体人@萝贝贝：《泼粪与造神：被舆论翻转的柴静》，来源于微信公号“严肃八卦”，2015年3月1日
[14]（法）克洛德·高概著，王东亮译：《话语符号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