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涛甫
　　【本文提要】　本文从央视新闻人表达空间视角，考察转型中国语境下电视新闻人与其置身的媒介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论文以柴静为典型样本，通过她在不同媒介场域中的职业表现，考察新闻人在特定传媒场域中的突围努力，探讨他们在多重压力之下如何寻求表达空间。
　　【关键词】　场域　惯习　转场　央视　表达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10
　　研究中国媒体的变革，恐怕难以绕开CCTV这个庞然大物。央视在中国媒体江湖中的地位，非一般媒体能望其项背，恐怕也只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两大航母级的国字号媒体能与之匹敌。环顾全球，几乎没有哪个媒体能像CCTV一样，在本国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央视体量之大，结构之复杂，与外部力量犬牙交错的关系，以及内部各微观场域的力量纠结等等，这些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型的问题结，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挑战，研究者很难用一个现成的理论“工具箱”，将盘根错节的央视问题解开。
　　而且，央视不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结构化存在，而是一个动态的场域。不同时间与空间下的央视，所展示的面貌和内在的关系结构又是变化的。这更增加了研究的难度。选择整体主义或结构主义的研究策略，是以牺牲问题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代价的，难以真实、全面地把握央视。多数研究者采取兵分多路、各个击破的策略，从不同方位开掘这座中国特色的媒体富矿。本文将从央视新闻人表达空间的角度，以柴静作为典型样本，考察转型中国语境下电视新闻人与其所身处的媒介场域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在内外力量互动中艰难行进的央视如何影响新闻人的表达空间和行动策略。
　　
央视独特的表达空间
　　布迪厄认为，一个分化了的社会并不是一个由各种系统功能、一套共享的文化、纵横交错的冲突或者一个君临四方的权威整合在一起的浑然一体的总体，而是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下，不管这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的。①任何社会形态都是通过一系列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场域构成的（包括经济场、教育场、政治场、文化场等），且每个场都被定义为一个结构空间，它具有自己的功能规律，独立于政治和经济之外的其自身的各类势力关系……每个场域都相对自主，但在结构上与其他场域同源。其结构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都由本场各权力位置代理人的关系来决定。②也即是说，社会分化或者说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常常表现为多种差异化的场域的集结。这些场域不是由一个整体性的逻辑统合起来的，也不存在一个普适性的总逻辑将他们概括进去。“一个场域不是僵死的结构，或‘空洞的场所’，而是游戏的空间。” ③在每一个具体的场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因为位居场域的行动者并不都是被动的角色，不会木偶似的受他人摆布。
　　央视作为一个独特的场域，它在中国社会系统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且十分特殊的角色。从场域类型来看，央视属于文化场中的媒介场域。央视作为国家的喉舌和政府核心的舆论阵地，在政策和资源等方面可谓占尽优势。在新闻方面，几乎独家享有诸多重大事件的第一手报道机会，在某些重大新闻报道时自然处于垄断地位，许多国家重大政策和权威消息都从央视公布，这些都确立了央视在中国最重要的新闻领域的领导地位。④在中国媒介场域中，央视位置不同寻常。在等级化的媒介结构中，央视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拥有得天独厚的表达空间。
　　在社会转型期，央视成为贯通国家与社会的沟通通道，及时担当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强化监督功能。它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大唤醒了公民的自主意识，也部分推进了权力决策的透明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底层官员行政权力的制约。而它对于央视公信权威的树立更是至关重要，一举确立了它在全国各媒体中的老大位置。⑤央视不失时机地推动传媒改革，开拓其表达空间。不无巧合的是，央视选择在1993年打破原先铁板一块的媒体结构，打开一道缺口，推出《东方时空》。有研究者认为，《东方时空》对于中国电视改革的意义，一点也不次于小岗村对于中国改革的意义。《东方时空》改革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央视原先局促、固化的表达空间，让体外新鲜力量进入国家电视台腹地，松动了原媒介场域僵化、单一的宣传逻辑，从而让这座电视航母与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同步。喧腾的经济和社会改革，须有媒体瞭望者的守望和开拓，固化的传媒结构也需要破壳。央视抓住改革的窗口期，打破固化的宣传铁律，回归媒体的社会瞭望功能《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制改革，突破了央视原先狭隘的人才空间，让大量的体制外媒体精英进入央视，使得白岩松、崔永元、方宏进、水均益、王志等一批年轻才俊，纷纷进入央视新闻改革一线，他们开疆辟土，不断刷新央视新闻版图。一时间，《东方时空》成为中国新闻改革的风向标、中国电视新闻人的职业“麦加”。
　　
表达空间的变化
　　中国传媒场域并非铁板一块，在社会转型和传媒转型的“双转”进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体或不同媒体，形成大大小小的场域。在每个场域内部，“惯习”也存在差异。布迪厄认为，所谓“惯习”就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就是各种既持久存在而又可变更的性情倾向的一套系统，它通过将过去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作为各种知觉、评判和行动的母体发挥其作用，从而有可能完成无限复杂多样的任务。
　　作为外在结构内化的结果，“惯习”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作出回应。“惯习”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或者是经由社会化而获致的生物性个人的“集体化”。“惯习”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象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这些结构则是产生惯习的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的沉淀。“惯习”和“场域”这两个概念是关系性的。这一点尤其意味着只有在彼此的关系中，它们方能充分发挥作用。⑥在传媒场域中，“惯习”不仅表现为某种传媒情境中的显性规则，同时表现为隐伏在明确规则背后的潜规则。也就是说，“惯习”是一种“能动的知识”，是行动者与环境互动的“默会知识”，经验的沉淀物。
　　在传媒场域中，同样存在“惯习”问题。这种“惯习”一方面表现为特定传媒语境下的规则和潜规则，这些规则作为外在于行动者的“他律”，对行为者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还包括行动者在应对“他律”过程中经验的沉淀，以至于在应对环境变化或外部刺激时，自觉不自觉地以一种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予以应对。“惯习”作为“场域”互动的产物，不是静态的概念，而是动态的、实践性的概念。
　　在央视这个传媒场域中，从结构分割来看，又是由若干小场域构成的。相对其他栏目空间而言，《东方时空》是一个特殊的传媒场域。正因央视改革的“特许”，《东方时空》才有机会突破此前的条条框框，让央视之外的新闻人才进入央视，在国家电视台内部开辟出新的传媒表达空间。在改革政策特许的情况下，《东方时空》可以选择不同常规的表达方式，表达的尺度可以超出同类媒体。当然，其表达空间的扩大，也是博弈的结果。外界的决定因素只有通过场域自身的结构转变才能起作用。凭借一群燃烧新闻理想的电视新闻精英的创造性努力，《东方时空》表达边界不断突破，创造出一个疏离于传统刚性媒体逻辑的新场域。
　　舆论监督是检测《东方时空》表达空间边界的一个重要指标。《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后来的《社会记录》，三者的表达边界不是在一个刻度上。不同栏目的表达口径往往存在差异。即便同一个栏目，不同时段表达的空间也不一样；甚至，在不同传媒人的行动空间里也有分殊。尤其在批评性报道方面，差异表达变数更大。表达空间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传媒人“临场发挥”，取决于“惯习”与“场域”的互动。《东方时空》这个特殊的传媒场域，在面临更强大的外部压力时，其内部的抗压能力不断经受考验，长期的压力作用渐渐蚕食了本就脆弱的媒体瞭望定力。
　　有研究者认为，媒介从事新闻舆论监督的困难首先来自监督对象的反抗；其次，媒介监督的障碍来自有关政府机构或者部门及其人员的抵制、说情和法律诉讼的威胁，挫损了新闻工作者揭露事实的锐气。最重要的是，媒介的批评报道还面临着与新闻报道有关的政策禁区，不得批评同级政府、不得监督外地机构等无形规则束缚了新闻工作者的手脚。⑦
　　央视当年的辉煌，如今已变得面影模糊。随着央视内部环境、中国媒体生态的急剧变化，央视优势渐被稀释，其职业环境变化巨大。一大批新闻精英离开央视，刘春、钱钢、崔永元、王利芬、王志、庄永志等，他们或转行，或跳槽，或自己单干。这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除自身原因外，技术革命的冲击、媒体市场洗牌以及隐性力量“忍不住的关怀”等多面夹击，使央视内部的表达空间慢慢收窄。
　　
电视新闻的职业标杆
　　柴静早年的职业旅程是从地方电台和电视台起步的。在这期间，她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职业天赋。等她进入央视，《东方时空》的鼎盛时期已过。不过，柴静进入央视，适逢一个重要的职业机遇，那就是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更为幸运的是，《新闻调查》的“非典”报道，迅速将柴静推入公共视野。在“非典”报道中，惊心动魄的现场气氛、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镜头前，那个头发披覆下来遮住半边脸庞的文青柴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干练冷峻，又不失理解和同情之心的勇敢的柴静。⑧“非典”报道让柴静一举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央视记者。
　　在进入《新闻调查》之前，柴静是作为《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身份进入公众视野的。在群星璀璨的央视主持人中，柴静的表现出色，成为《东方时空》的核心主持人。后来，她转场进入《新闻调查》，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职业领域，尤其是进入《新闻调查》这一代表中国电视深度报道最高水准的专业栏目，做一个电视新闻调查记者，意味着柴静媒体职业生涯的巨大转折。
　　《新闻调查》代表央视新闻节目的最高水平，有中国调查新闻的《60分钟》之誉。中国电视界最优秀的一批电视人先后会聚在《新闻调查》的旗下。诸如张洁、夏骏、赛纳、钱钢、王利芬、王志、董倩、长江、刘春等。这批怀有新闻理想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优秀记者，与《东方时空》的其他同仁们一起，凭借他们非凡的勇气和职业智慧，不断突破来自多个方向的阻力和压力，探索央视电视新闻报道的表达空间。《新闻调查》在表达空间上的突破是双重的：一是《新闻调查》以探索真相的名义，灵活突破表达的禁区，拓展新闻表达边界。伴随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张力升级，社会冲突加剧，为媒体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素材。央视《新闻调查》以揭示真相为职业目标。他们将真相理解为：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知识和技术遮蔽。他们认为，有真相被隐蔽的地方，就应该有《新闻调查》。⑨二是《新闻调查》电视深度报道技术的探索，探讨中国电视新闻调查报道的内涵以及表现形式，树立中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专业标杆。《新闻调查》并没有直接照搬美国的《60分钟》，而是从《新闻调查》自身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实践出发，在实践中为中国电视调查报道探路，探求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空间。
　　越是优秀的记者，对场域边界的触觉就越敏锐，对“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张力体会就越深切，也就是说，能较好地拿捏表达的分寸感，善于在不确定中寻求专业表达的最大化。柴静进入《新闻调查》这个独特的媒体场域，经受历练，迅速成长为该栏目的王牌记者。《新闻调查》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场域”与“惯习”互动的产物。柴静是中国少有的能把“场域”空间表达极限把握得较为到位，且善于将电视表达边界最大化的优秀记者。这得益于她对“惯习”的深刻、精到的把握，同时也得益于她擅长在新闻实践中对平衡感的巧妙拿捏。
　　当然，柴静的有些“临场发挥”也会引发争议，比如她在《双城创伤》中在新闻现场的“越位”采访，有批评者认为会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僭越。但是，柴静并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她总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她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特理解，为中国电视新闻业务展示新的表达可能性。
　　
渐行渐远的柴静
　　所谓“转场”即是从一个“场域”转移到另一个“场域”。前文论及，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规则。一个行动者从前一个场域转向后一个场域，意味着要一个“磁场”转型另一个“磁场”（布迪厄就用“磁场”来比喻“场域”）。⑩行动进入一个新的“场域”，就得接受新场域的“磁化”，这就需要行动者在与场域的互动中习得经验，领悟新场域的规则与潜规则。只不过，不同的行动者对置身“场域”的“惯习”领悟存在差异：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柴静显然属于前者。她对“场域”的适应期较短，并迅速在新场域中游刃有余。
　　从柴静的媒体实践路线图来看，“转场”成了柴静的常态。从原先的地方广播台，转向地方电视台。这是一次大跨度的场域转换。后来进入央视，是一次更大的职业跨越。进入央视后的柴静，也并没有在众多微观场域中按兵不动，或主动，或被动，她从一个媒体场域转向另一个场域。而且，凭借她过人的悟性和非凡的努力，她总能在极短时间内掌握身处场域的“惯习”，从容应对来自多个方位的不确定性。
　　在央视，柴静先后从《东方时空》到《新闻调查》，再从《面对面》到《看见》。“转场”过程中，央视的新闻表达存在两个维度的变化：一则，央视表达空间的收缩。表现为，敏感选题表达受限，外部力量对新闻职业空间的挤压，做有硬度的新闻难度升级，当内部脆弱的专业主义力量难以对付外部压力时，只能选择妥协和后撤；二则，以柴静为代表的央视新闻精英，试图在媒体场域内空间，寻求新的突破可能。比如，通过“转场”的形式，以退为进，以灵活的表达策略，实现对新闻表达的迂回突破。
　　柴静最大的一次跨越，是她从央视辞职，放弃她深耕多年的新闻职业。柴静如此选择有个人性的考虑，比如，履行母亲之责，但柴静并没有完全放弃她的公共关怀，退居家庭，做一个全职母亲，而是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职业状态。从央视辞职之后，柴静悄悄地从事一项公益事业。因与雾霾的“私人恩怨”，她以公民记者的身份，自筹资金，辗转海内外，调查雾霾成因真相。柴静的调查成果《穹顶之下》以非新闻产品的形式，在新媒体上得到病毒式传播，24小时之内，在网上获得1亿的点击量，创造了一个难以复制的收视传奇。
　　柴静这一转场，从其个人角度看，意义远远大于此前她的所有转场。此前皆是在媒体场域内部进行的。而离开央视平台，进入新媒体场域，却使柴静有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凭借柴静在央视积累的职业声望以及她多年积累的大量“粉丝”，进入新的场域，其原先的声望资本迅速增值。她选择雾霾这一公共之痛作为引爆点，实现了个人身份的华丽转场。
　　离开央视，柴静的身份就不再是职业记者，而是一个公民。场域转变，意味着“游戏规则”的变化。在央视这一独特的场域，规则既是刚性的，也是有弹性的。作为中国电视新闻领域卓越新闻人，柴静善于把握规则边界，在接受规则规约的同时，能伺机而动，突破规则，寻求表达空间的最大化。新媒体崛起后，社会表达空间获得报复性的反弹。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表达空间却相对局促，尤其是作为国家级电视台的央视，规定动作多，表达约束大。柴静从央视辞职，进入社会场域，也就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但是，社会场域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同样面临表达风险问题。柴静雾霾调查行动，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奇迹，并不说明互联网上一马平川，任由表达，其实，互联网也不是一块“飞地”，隐性的力量无处不在。柴静在央视遭遇的表达烦恼，在互联网上同样存在。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余论
　　观察中国新闻人表达空间的变化，需要从社会转型与传媒变革两个维度加以考量。从社会转型的维度考量，社会转型催生社会分化，打破了板结的社会结构，将社会分蘖出大大小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从而在传媒场域之外，形成巨大的外部力量，倒逼传媒呼应外部变化。作为社会的瞭望者，中国电视新闻人需要与社会互动，担负社会责任。社会场域与传媒场域的互动，推动传媒表达空间的扩展。央视表达空间的拓展，除了受传媒自身逻辑作用之外，离不开外部性逻辑的强大推动。另一方面，央视这座电视航母也在社会转型中不失时机地调整改革的速度和方位。《东方时空》作为央视传媒改革的前沿场域，在新闻专业实践上做了一系列的探索，同时，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柴静作为央视电视新闻人中的翘楚，是走得最远的探路者之一。柴静以职业记者的身份，走在新闻实践第一线，她的行动不是靠结构性的制度突破，而是靠一个个具体的专业细节，得寸进寸，她近距离地感受“惯习”的硬度和韧性，对“场域”边界的感受也是最有质感的。柴静的转场选择，既有主动的考虑，也有无奈的妥协。典型体现了改革深水区传媒一线精英的艰辛。柴静的专业努力折射了中国传媒改革的复杂光谱。■
　　
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大众媒介在风险沟通中的角色定位与效用分析”(09YJA860001)、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项目“当代中国民意与公共政策的互动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③⑥⑩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第17页，第20页，第19、20页，第1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②转引自罗伯特·A·海科特、威廉姆·K·凯诺尔：《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第31、32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夏骏：《十字路口的中国电视》第50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刘春　：《CCTV 中国电视的航空母舰朝哪里开》 ，《现代传播》2002年第 3期
⑦郭镇之、展江：《守望社会》第4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⑧⑨张洁、吴征：《调查“新闻调查”》第150页，第12、13，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