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本文提要】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相关论文的分析，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学者在研究调查性报道这一“舶来品”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话语的在地化。研究认为，调查性报道研究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概念的廓清、专业文化的探讨、媒体与政治关系的辨析。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主体性和独立意识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我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的理论化和国际化。
　　【关键词】　全球化　在地化　调查报道　研究话语　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　G210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冰点周刊》《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等电视节目和报纸杂志的崛起，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媒体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监督政府权力、批判社会不公、促进公众知情权、推动公共事件的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它已成为一把公认的传媒利器，在社会上广受推崇。
　　然而，不管是在新闻学界还是业界，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调查性报道是一个发端于西方的报道种类，作为一个“舶来品”，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媒体实践者在参考和借鉴西方媒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的。如1991年的文章中曾如此写道：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学的专用词汇是“西方新闻传播媒介竞争的产物”；①英国学者戴雨果（Hugo de Burgh）在一篇关于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实践的论文中亦强调，调查报道是“一个深深根植于自由主义传统支撑下的民主社会背景中的概念”；②而我国前新闻人、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主任钱钢更是常常回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央视决定创办一档名为《新闻调查》的时事栏目的时候，一班制片人和编辑记者是一边看着美国著名的调查报道节目《六十分钟》，一边摸索和确定新栏目的思路和方向的。③
　　如果确如这些学者所言，调查报道是一个西方事物，其在中国的发展是西方媒体实践的异地移植，那么我们不得不问的问题是：调查报道从西方来到中国，在移植的过程中如何适应本土环境而得以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即：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在地化过程？前人的研究对这一问题部分地给出了答案，他们或通过记者访谈，或对新闻工作室进行实地观察，或展开个案研究，或分析媒体宏观表现，试图展现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媒体实践中的独特面貌。④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关注的只是调查性报道的实践话语。实际上，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移植和发展，不仅在实践层面经历了在地化，而且在理论层面也经历了话语的对接。理论是实践的指引，实践得以推进，常常得益于理论话语的建构。鉴于此，本文的着力点在后者，即调查性报道研究话语的在地化过程，试图从中分析本土学者是如何在理论论述层面赋予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实践合理性的。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是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研究对象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调查性报道的主要研究文献。在样本的选择上，本文主要抽取四本传播类学术期刊，即：《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和《现代传播》。这四本学术期刊普受学界认可，代表了中文传播学界的较高水准。⑤
　　在提取论文样本过程中，为尽量完整地囊括四本期刊所登载的所有有关调查性报道的论文，笔者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提供的数据，使用一系列与调查性报道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如：调查报道、调查新闻、深度报道、批评报道、负面报道、揭黑报道、揭丑报道、舆论监督、调查记者、《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财经》、王克勤、柴静等，关键词搜索的范围限定为论文标题和摘要，时间段除了《国际新闻界》从1978年算起，其余均自学刊创刊日至2013年底。结果共得到235篇文章，在剔除会议公告、征文通知、新闻简报、评论、短文（篇幅不足一页）等条目之后，共获得115篇学术论文作为分析样本。其中，《新闻大学》登载的相关论文数最多，为45篇；其次是《现代传播》，有37篇；《国际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研究》分别为18篇和15篇。
　　
研究发现
　　一、量化分析：调查报道研究的概况
　　从时间上来看，如图1所示，样本中所有以调查性报道为主题的论文均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的，最早的一篇出现在1982年，此后论文数量逐步增多。绝大多数论文的发表时间是在90年代初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共有106篇，占92%。在1999年和2003年，关于调查性报道的论文出现了显著的高峰，分别有8篇论文发表；经历短暂的调整后，2007和2009、2010、2011年高峰再现，均有7篇。
　　总体而言，这一论文发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媒体实践和发展的节奏。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和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而萌芽的。⑦第一篇带有批判意味的调查性报道是《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在这之后，中国媒体逐渐打破报喜不报忧的陋习，批评性、反思性、揭露性的报道越来越多地在媒体呈现。90年代初的新一轮媒体改革中，一系列调查类电视栏目和报刊、杂志纷纷诞生，包括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财经》杂志、《三联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从而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催生了新一轮的调查性报道热，2003年更是因为“孙志刚案”标志着中国调查性报道发展的巅峰。⑧与此相对应，关于调查性报道研究的论文也在这一时间段大量发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对新闻业界的现实保持着较好的敏感，及时捕捉了媒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实践。
　　这些论文研究的议题囊括了传媒研究的各主要类别，如新闻生产者、新闻产制过程、新闻阅听人、媒体政策、法规伦理、新闻史、新媒体、外国新闻实践等。从表1的相关统计中可以看出，新闻产制过程是调查性报道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议题，61.7%的论文与此有关，其次分别为媒体政策（占23.5%）、外国新闻实践（23.5%）和法规伦理（17.4%）。而关于新闻生产者、新闻阅听人、新闻史和新媒体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是相较而言所受关注较小。
　　从作者信息来看，这115篇论文主要为两类研究者所贡献，一类是来自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学界作者，占80％（92篇），一类是来自媒体机构的业界作者，占17.4%（20篇），仅有极少数作者（3篇）身份不能辨识。其中最为活跃的研究者是张志安（6篇），其次是孙旭培（4篇）；此外，陈力丹、董媛媛、何婕、李文、沈重远、张威等均有2篇发表。
　　从用词来看，这些论文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来指代调查性报道，从图2可以看出，作者们使用得最多的词汇是“舆论监督”（51篇），其次是“深度报道”（30）篇，再次是“调查报道／新闻”（20篇）和“批评报道”（13篇），除此之外，“负面报道”（1篇）也为少数作者所使用。但是，揭黑或者揭丑报道却几乎无人使用。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主要使用“舆论监督”等词汇来指称调查性报道，正是这一现象的研究话语在地化的表现之一。
　　最后，从论文性质来看，这些论文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实证研究、理论辨析、观察评论和实务探讨。实证研究指的是采用一定的社科研究方法对具体的个案、现象或其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论证的文章，在共115篇论文中，有24篇属于此类，占20.1％；理论辨析指的是无明确的研究方法，但主要基于理论层面对调查性报道的某个层面展开论述和探讨的文章，在整个样本中，这类文章共11篇，占9.7％；第三类是业界观察，指的是对调查性报道相关现象的观察性文章，既没有使用明确的社科研究方法，亦未进行相关理论的勾连，这类文章共31篇，占27.0％；第四类是实务探讨类文章，主要为从业者或观察者对具体的调查性报道案例进行总结和回顾的文章，这类文章的比例相对较高，共49篇，占42.6％（图3　图3见本期第82页）。
　　鉴于本文的理论取向，第三、四类在下一部分的质化分析中不列入探讨范围，而只集中于第一、二类，也就是理论辨析和实证研究类的35篇论文，以图廓清学界有关调查性报道的大体研究脉络及其取向。
　　二、质化分析：调查性报道研究话语的在地化
　　调查性报道虽然是舶来品，但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而是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在地化过程，以融入我国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通过对四大刊相关论文的分析，笔者发现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学术话语中的在地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概念层面
　　（1）对调查性报道内涵和外延的廓清：如上述量化分析所见，我国学者很少直接使用“调查报道”这一带有强烈西方媒体体制色彩的词汇，而是将其与带有中国文化和政治特色的词汇，如“舆论监督”、“深度报道”、“批评报道”乃至“负面报道”等概念混用。当然，还是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过努力，如曹培鑫、蓝旭即对调查性报道概念做过一定的探析。在回顾和分析国内外调查性报道的历史和实践基础上，他们总结了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构成要素，即：个性化的调查者、独特的记者调查过程、以发现为目的、冲突、情感等，不过他们并没有给出调查性报道的具体定义。⑨
　　（2）对调查性报道呈现特征的探讨：通过对《新闻调查》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节目的内容分析，王秀丽等人的研究发现，冲突、人情味、经济影响和道德这四个通用性新闻框架在新闻调查节目中都有所呈现；而且，调查性报道的新闻框架与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媒体发展指标显著相关，部分反映了中国的媒介生态与社会变迁。⑩而展江和戴鑫对我国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年度表现进行归纳后认为，我国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大体范围主要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和媒体自身。[11]（3）对调查性报道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沿革与创新进行总结：比如，张威追溯了美国最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组织IRE的起源、影响，西方调查类电视新闻的崛起及传承，继而认为，当代社会新闻报道的全球化尤其体现在调查性报道的实践中。[12]张征和冯静将《明镜》周刊在调查报道上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抓住事件情节的关键点”、“将新闻置于历史背景中报道”等。[13]而张建中关注美国出现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的创新模式，即一些非营利调查性新闻组织如何依托网络逐渐由边缘而崛起于前台。[14]2.专业文化层面
　　（1）西方专业主义视角：将调查记者置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框架下，一些学者据此来探讨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行业生态，以及调查性报道的新闻生产等。在这一部分研究中，从事调查性报道的“人”成为研究的重心，对调查记者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则是主要的研究方法。
　　在行业生态方面，沈菲和张志安的研究显示，调查记者一般拥有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从而使他们之间的非正式行业协作成为常态；但其职业风险大，充满职业焦虑。[15]另一方面，调查记者在择业动机上更具“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职业追求和较强的社会责任。[16]在职业满意度方面，调查记者更重视工作创新机会、工作自主程度和学习新知识机会等内在激励因素，而非报酬、福利等外在因素；同时，年龄、工作所在地域和媒体类型均对其职业满意度有影响。总体来说，他们发现调查记者普遍比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和较高专业主义追求。[17]而乔云霞等人在较早前的问卷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体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新闻人员普遍具有年轻化、有魄力、知识层次高、有活力的特点，但是舆论监督工作存在“三难”：采访难、发稿难、打官司难，从业者从而普遍有畏难情绪。[18]而陈阳的研究认为，《南方周末》和《财经》这两份均以调查性报道而闻名的媒体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两种典型表现形态。具体来说，从媒体观来看，《南方周末》是在“创造历史”，而《财经》是在“记载历史”；从新闻观来看，《南方周末》是“讲故事”，而《财经》是“摆事实”；从记者观来看，《南方周末》是参与者，而《财经》是观察者；从受众观来看，《南方周末》视受众为“被启蒙的大众”，而《财经》视受众为“有判断力的个体”。[19]调查记者的角色认知也是研究者的兴趣点之一。张志安和沈菲的研究发现，中国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总体偏向“调查/解释”和“信息传播”这两种角色。不过，不同性质的媒体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党报调查记者更偏重“鼓吹民意”的媒介角色，市场报调查记者偏向满足受众和宣传引导的角色，而新闻类杂志的调查记者则偏向于批评和质疑的角色定位。[20]（2）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这一视角源自质疑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在芮必峰看来，且不论新闻专业主义因其自身存在的诸多内在矛盾业已在西方学界饱受诘难，单就它是否适用于中国新闻语境也是成问题的，因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中国仍主要局限于党报体制框架内的新闻业务领域，而并非作为一种整合专业社区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诉求。[21]他认为，尽管中国的调查记者不乏职业追求和服务大众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意识，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还是传统文化的底色，包括与“士”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入世情怀、启蒙大众和精英意识，以及与“侠”文化紧密相连的英雄情结等。为此，他作结论道：“‘启蒙’也好‘监督’或‘揭黑’也罢，根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投射。”
　　3．媒体与政治层面
　　以中国的政治语汇来诠释和论证调查性报道的正当性，这种在地化策略通常是将调查性报道纳入舆论监督的框架下来论述，将调查性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舆论监督手段来认识。何谓舆论监督？童兵的解释是，“舆论监督指公众了解情况后，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传播媒介，行使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利，表达舆论、影响公共决策的一种社会现象”。[22]他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主渠道。那么，论证舆论监督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就成了正当化调查性报道的重要策略。大体说来，这种正当化策略主要有如下三种。
　　（1）从现有政策文件中找寻依据，建立起舆论监督与现有政策之间的有机联系。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政治报告甫一提出“政治文明”的新概念，童兵就十分巧妙地以此来审视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从而提出在“政治文明”观照下的许多新的新闻理论研究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因为舆论监督是“政治文明建设重要的内容和坚持政治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机制保证”。[23]在他看来，一切丑恶、消极、腐败的现象都是舆论监督和新闻批评的范围，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换言之，政治文明与舆论监督相辅相成。
　　（2）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找寻依据，以经典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为舆论监督寻求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其基本指导原则不变的大前提下，所研究问题及具体策略则是会实事求是的，因时而变的。马克思主义舆论观亦然。薛国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历来都强调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就侧重点来说各有不同，如，列宁强调“红榜”与“黑榜”的不可偏废，毛泽东强调正面为主、以正压邪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赋予了舆论监督以其应有的地位。[24]（3）从党的历史传统中找寻依据，实现历史与现实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对接。比如，王强华等研究认为，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直被中国共产党看作党建法宝和优良传统，与此相应地，党也一直很重视新闻媒介的批评功能，为此曾多次出台诸如《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一类的相关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既为媒体的舆论监督指明方向，也使得舆论监督作为我国媒体的传统而得以保持和发扬。上世纪50年代一度每天刊登4篇以上批评稿件的《人民日报》，80年代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报道，90年代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都显现了舆论监督传统的创新与传承。[25]
　　
结论
　　调查性报道研究在中国有着明显的全球在地化的印迹，这一概念的引入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状况密切有关。实际上，80年代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很多是官方新闻政策话语的延伸和注脚，学术独立意识总体不强。但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意识也得到明显增强，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等理论伴随着全球化的东风被引入中国；另一方面，实践和理论的在地化过程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方面最显著的例证之一就是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实践层面的兴起和理论层面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
　　总体来说，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基本上吻合于其在中国新闻实践中的发展节奏，研究的勃兴期——90年代初至今也恰好是我国调查性报道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显著突破的时期。这显示了我国学界对业界的现实发展动态所具有的理论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无疑极大地促进了调查性报道研究的在地化。
　　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发现，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研究的在地化过程主要通过三个层面来完成，即，概念层面、专业文化层面和媒体与政治层面。就现有文献看，概念层面的探讨尚嫌薄弱，主要是有关概念内涵外延、有关报道呈现特征以及历史沿革的零星探讨。不过，专业文化和媒体与政治层面的研究则比较活跃。专业文化层面，学者们热衷于对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职业角色和生态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当一部分学者着力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汲取养分时，另有学者则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调查性报道的“根”；媒体与政治层面，学者们则致力于为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存在寻求理论上的正当性支持，或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托，或从现有政策文件中找寻依据，或实现党的历史传统与调查性报道一类的舆论监督行为实现对接。
　　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主体性和独立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也同时促进了我国学术研究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我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的理论化和国际化。如国际知名新闻传播类期刊《新闻研究》（Journalism Studies）早在2003年第4期即以专辑形式推出有关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系列论文；2014年，史雯（Marina Svensson）、赛泽（Saether）和张志安合作主编《中国调查记者的梦想》（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dreams）一书，并以中国学者所撰写论文为主。这既体现了国际学术界对我国调查性报道在地化研究的肯定和重视，也体现了在地化研究走向国际化的努力与尝试。
　　尽管如此，从整体来说，中国学者关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论化水平还有待提高。除了少数学者一直在此领域勤于笔耕外，其他学者大抵只是在该领域留下雪泥鸿爪而已。这一方面使该领域的研究文献稍嫌薄弱，另一方面也使得学者理论观点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不够充分，从而影响到调查性报道学术积累的应有深度及厚度。■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叶子：《电视深度报道的节目形态》，《现代传播》1991年 第1期
②de BurghH. (2003)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25(6)801-820.
③基于作者于2011年3月对钱钢的访谈。
④参见：WangH. and LeeF. (2014) Research on Chinese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1978-2013: A critical review, The China Review, 14(2): 215-250.
⑤苏钥机、王海燕等：《中华传播学术界的现况》，《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2年总第23期
⑥ZhaoY.Z. (2003) Watchdogs on party leashes? Contex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1(4)577-597.
⑦相关研究见：白红义：《从倡导到中立：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新闻记者》2012年第2期；白红义：《奋不顾身的“哀愁” ——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新闻记者》2012年第12期；WangH. (2010)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⑧一篇论文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议题，因此在此项编码上，笔者遵循的是多选项而不是单选项原则。
⑨曹培鑫、蓝旭：《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探析》，《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⑩王秀丽、韩纲、休梅克：《〈新闻调查〉1996-2005：一种框架分析》，《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2期
[11]展江、戴鑫：《2006年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综述》，《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12]张威：《IRE、调查性报道与中国观照》，《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3期
[13]张征、冯静：《〈明镜〉周刊与调查性报道》，《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3期
[14]张建中：《变革与发展：网络时代美国非盈利调查新闻组织的创新模式分析》，《现代传播》2012年第9期
[15]沈菲、张志安：《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16]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择业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大学》2012年第4期
[17]张志安、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8]乔云霞、胡连利、王俊杰：《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现状调查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9]陈阳：《当下中国记者职业角色的变迁：宣传者、参与者、盈利者和观察者》，《国际新闻界》2006 年第 12 期
[20]张志安、沈菲：《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及影响因素（上）（下）》，《现代传播》2012年第9、10期
[21]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22][23]童兵：《政治文明：新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
[24]薛国林：《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新解》，《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
[25]王强华等：《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