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佳　曾繁旭　黄硕
　　【本文提要】　核恐慌阴影下政府如何进行核工业项目的风险沟通？本文对2013年广东省鹤山市核燃料加工厂项目因风险沟通失败导致项目取消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深度访谈政府工作人员、记者，发现政府与专家公信力的缺失是导致沟通败局的根本原因，具体体现在“缺陷模式”思维的误区、专家的困境以及民意沸腾中的混乱应对等方面。本文由此提出决策制定的民主模式、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及个体的特点和权利、善用专家与专业知识等对策建议，以消除核恐慌，实现基于社会信任的风险传播。
　　【关键词】　风险传播　核电　科学传播　信任　缺陷模式　
　　【中图分类号】　G206
　　随着公众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与环保意识的增强，政府工程建设引发环境担忧的个案日益增多。邻避意识，即当事人希望规避居住地附近兴建具有污染威胁的建筑设施如变电站、垃圾掩埋/焚烧场而产生的反抗意识，已经引发一系列的抗争和冲突，①而抗争的主要对象是作为项目制定或执行者的政府。在地方经济民生发展与公众抗议的夹缝中，如何有效进行风险沟通，为兴建项目提供合理合法的话语支持，并获得社会理解与认可，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可能诱发邻避意识的项目中，核项目因核能失控潜在的高风险使人们谈“核”色变，极易受到选址地民众的反对。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再次强化了民众的恐核与反核情绪，②公众接受成为影响核电发展的亟需应对的问题。
　　2013年，广东省鹤山市规划在本地建设核燃料项目。尽管项目由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竞标得到，但尚未开始建设就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阶段因遭到民众激烈反对而被迫取消，反对的民众不仅来自本市，还包括其上级市江门（鹤山为江门市所辖的县级市）以及附近的佛山市民乃至港澳华侨，体现出公众对项目及政府信任的缺失与政府风险沟通的低效。本文以鹤山市核电项目事件作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当地官员与参与报道的记者，发现政府与专家公信力的缺失是风险沟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政府行为逻辑，并提出风险沟通的对策。
　　
专业知识、决策沟通与公众情绪
　　风险事件中技术的不确定性以及专业知识门槛，造成不同群体在风险感知中的差异，而风险传播则是其中告知风险信息、协助决策制定和冲突解决的沟通行为，③可以促进风险事件中各方的参与和问题解决。
　　风险传播研究致力于观察风险信息在专家、风险管理部门、利益团体和民众之间的流动，④而信任是决定这种信息流动能否形成良性对话的决定性因素。信任意味着公众愿意依靠风险管理者进行风险管理的态度，是影响公众接受信息和理解科学的重要变量。反之，风险沟通中信任的缺乏可能会引发公众更高程度的风险感知。因此，在公众中消除怀疑、建立信任也是风险沟通的主要目的之一。
　　然而，在中国当前的环境风险传播中却缺乏信任。从宏观的制度结构来看，我国现行的社会体制缺乏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并将公众排除在决策程序之外。与此同时，暗箱操作、信息控制等问题，加剧了民众对风险管理机构的不信任。从具体传播环节来看，风险构建、决策沟通以及信任建设都存在很多问题。此外，公众在缺少参与风险管理机会时也会以不信任来作为一种自保性抵抗，而非专业的直观判断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风险感知的放大。⑤
　　Peters等提出了公众社会信任和机构可信度的三个影响因素，即知识和专业、开放和诚实、关注和关心。⑥本文涉及的核项目风险传播，关乎核电知识的构建与传播、政府姿态，以及对公众的担忧与恐惧的回应等、因此，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来考察与评价政府在风险沟通中的信任构建。
　　1.风险传播中的专业知识
　　公众对知识和专业的感知是影响其对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专业维度体现出政府和机构面向公众表达信息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既包括政府建构问题的能力，也包括沟通技巧的使用。
　　对于核电问题的建构包括象征符号、视觉图像、流行语句等多种元素的组合，而其中成功的信息建构则需要在价值、文化、媒体互动等方面贴近社会主流，符合公众基本需求。⑦例如，英国的政策管理者就将核电问题放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新能源的框架下进行建构，以获取更多的公众接受。⑧
　　因此，政府在建构核电问题时侧重的框架和社会现实、公众观念是否符合，可能会影响公众的态度和接受程度。例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核电公司将事故描绘为“不可预测的”，反而加强了公众对于核电项目危险、不可控制的印象，认为核电管理不够完善和安全；同时，政府为了减轻其所预期的公众恐慌，反复淡化事故的严重性，但公众的感知则是事故的严重性是明确的，这种与公众认识相违背的信息建构也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⑨
　　首先，专业观点和公众非专业观点之间出现日益加剧的差异与矛盾，使得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技术信息传播变得更为复杂。
　　其次，专家传播技巧的缺乏、驾驭新闻的能力不足等，造成专家主导模式在传播过程中的局限。以往那种将公众普遍看作缺少科学知识的无差别群体的“缺陷模式”已经对专家与公众的有效沟通产生了阻碍：例如科研网站内容大多无法吸引公众兴趣，专业用语阻碍公众理解，专家无法充分接触和使用媒体，使专家在驾驭新闻和利用媒体时面临更大困难。
　　核风险本身的复杂和难以预测性使得专业和非专业群体间的风险认知差异更为明显。因此，准确、清晰地构建和沟通核议题，并在专家构建的专业知识基础上，与民众意见进行公共协商，达成对于核议题的共识尤其重要。
　　2.决策与沟通过程的开放
　　面向公众的开放性是促进公众合作的有效手段，信息缺乏可能导致公众的愤怒情绪回应；相反，更多的开放性则可以增加公众对于科学知识和专家行动的理解，并增加专家自身的声望。这一开放性有赖于信息本身的开放以及沟通过程、决策过程的开放。
　　信息的开放意味着专业信息和风险信息的充份传播。风险沟通不只是决策者或机构自我决定内容的单向传播，而是它们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性行为，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信息，文化、价值观等非技术性内容也需要被纳入沟通进程中。
　　在科学信息的传播中，多元的公众参与不仅可以为专家和科学领域带来更多来自非技术人士的补充性常识，⑩同时也为参与者提供了沟通观点和知识的机会。科学传播中也应该有一个由专家、机构、公众等不同群体参与和辩论、促进知识产生的 “公开市场”（agora），以促进公众对于科学成果的接受和信任，由此实现科学知识的“社会巩固”。[11]包容不同参与者可以在风险事件中促进公众的合作而非对立态度。研究表明，让公众尽早参与风险管理和决策进程、更为自主地应对风险局面，能促使各方达成共同满意的方案，降低彼此之间的不信任程度。[12]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强调风险传播从以往偏重的“科技范式”，即强调专家知识及专业权威的宣传，向互动参与的“民主范式”，即强调政府和专家与民众互动、顺应民众心理、鼓励民众参与决策转变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3]3.需求与情绪关注
　　风险沟通中公众的观点和情绪十分重要，因为情绪不仅是公众表达需求的一个主要渠道，也是信任构建所要基于的重要元素。
　　情绪的表现之一是顾虑。Falk指出，公众顾虑首先是技术顾虑，因为“这是一种我们非常不信任的技术”。[14]例如2001年欧洲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10%的欧洲人信任核产业。[15]同时，技术顾虑会拓展成关于核工业的监管、责任机制所带来的政治顾虑：
　　“人们不仅仅是不信任这种技术，更不信任那些断言核能是安全的政府。在这种意义下人们不信任整个核产业——不仅仅是技术，还有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还有政党，还有支持核能发展的那些有名望的科学家。” [16]在这种对于核能的技术与政治顾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要消除公众顾虑，首先要通过表现对于公众担忧的理解和尊重，并通过聆听公众声音而不是一味传递新的信息，使公众有意愿收听机构的解释，由此形成修复信任的机会。
　　情绪的表现之二是愤怒。例如，当公众认为风险管理者无法履行职责保护其安全健康等利益时，往往会以愤怒情绪表达自己的警觉和不满。
　　应对公众的愤怒，不仅包括抚平愤怒情绪本身，同时也意味着机构为公众提供更开放的沟通空间和决策参与权。因为当公众认为自己的行动缺乏效果或影响力时，其理性思考和分析动力会降低。[17]高愤怒水平、低行动效果感知的群体更倾向于陷入完全的愤怒状态，不愿投入精力了解和改善局面；而低愤怒水平、低行动效果感知的群体则倾向于采取对局面漠不关心的状态。[18]缺乏专业知识的受众在进行风险判断时往往依靠更为快速简便和有效率的本能判断。个体不同的世界观、易受影响程度、个人感受、文化背景、自身经历等，都会导致他们对整个外部环境和技术做出不同程度和方向的评判，使公众形成不同的风险认知。
　　
案例选择与方法说明
　　公众针对新建核项目的抗议事件时有发生。如2007年山东省乳山市核电站项目因遭到业主反对被搁置、2013年广东省鹤山核燃料项目因民众反对而取消。然而，2014年6月，经过福岛核电站事故后三年的新项目审批停止后，中央政府再次提出加快建设东部沿海地区的核电项目建设。面对政府通过建设核电项目促进环保能源发展、推动经济的规划和民众对核电项目的排斥心理之间的矛盾，研究如何促进政府风险沟通和信任构建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本文选择时间较为切近的广东省鹤山上马核燃料项目失败的案例，不仅由于核话题的敏感性和事件本身的时效性，同时也因为事件涉及多个地区与多元利益群体的力量博弈，增加了政府的风险沟通和构建信任的难度，因而具有典型性（图1　图1见本期第57页）。
　　本文采取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象为当地工作人员与驻地记者（表1　表1见本期第57页）。访谈对象的选取基于以下原因：第一，鹤山市发改局是直接负责项目评估与实施过程的政府部门，局长邓卫东参与了从立项到宣布项目取消的整个过程；邝耀宗为“稳评”公示中署名的直接联系人；二人对于鹤山和江门两级政府风险沟通的过程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二，选取的三位驻江门记者对事件进行了全程跟踪与报道，并持有不同于政府的视角。此外，本文也参考了事件当中的一些新闻报道。
　　
研究发现
　　1.必然的沟通败局
　　访谈结果表明，公众对于核燃料项目抗议的根源是长期累积而成的政府公信力缺失。中国各地近年来环境事故频发，对当地居民生命健康和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而政府在项目监管与保护居民生命安全方面表现堪虞。时任鹤山市发改局局长的邓卫东提到，市民在质疑政府时所依据的理由之一就是以往附近曾经有工业项目破坏生态环境、威胁民众健康，前车之鉴使他们不相信政府的解释：
　　“所以民众就会很现实地说，你看我现在这条河流是黑色的，我还相信你吗？……上那个电镀厂，搞的我们这里水都不能喝。你讲的那么好，我相信你吗？” [19]对于核项目自身的质疑更加深了对政府的偏见。以极端思维去揣测核项目可能发生的重大事故和危害，在邓卫东与民众的见面会上屡屡出现。例如，邓描述道，在与网民的沟通会上，政府一再用证据说明核项目的安全性与可控性，但仍无法消除大家的疑虑：
　　“网民最后还问，但是它（核项目）还会发生泄漏，……管子漏了怎么办？（我说）找人把它补上就行了，……他说如果没有人在现场怎么办？我说他不可能一个人工作。（他说）如果几个人都不在怎么办？……（我说）还有监控仪器。（他说）监控仪器也失灵了怎么办？（我说）还有监控室的人。（他说）监控室的人不在怎么办？” [20]总之，网民的假设前提就是：项目一定会出错，“人为因素在哪里都可能存在，连日本这样严谨的民族都会出错，不能保证我国的操作就不会出问题”。沟通由此陷入僵局。
　　对于政府的每一条解释，网民都会提出极端情况加以反驳，使对话无以为继。
　　2.“缺陷模式”思维的误区
　　探究沟通败局的成因，一个重要的发现是政府仍然持有关于公众的“缺陷模式”立场，未能基于受众特征与情绪，进行充分的风险沟通。“缺陷模式”认为，公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知有“缺陷”，需要专家来帮助克服“知识赤字”。[21]因此，公众知识与意见理所当然地受到轻视。虽然已有研究对“缺陷模式”进行了质疑，呼吁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依赖科学的“事实”，而且依赖于公众的个人经验、文化习俗，[22]但政府的观念仍然落后。
　　首先，忽视公众知情与表达权利。当地官员认为，关于项目的信息“早说就早完蛋，迟说就迟完蛋，……，不说就可能不完蛋”，[23]因此在“稳评”发布之前一直对项目低调处理，回避了公众的知情与参与权利。
　　记者杨秀伟和陈卓栋都提到，虽然早在前一年就知道了政府要建设新项目，但公众始终不清楚项目的具体信息，因此初期民间未有明显反应。
　　“这个事情其实很早都知道，但是最开始并不知道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应该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鹤山本地的一些江门日报还是哪里，就是相关的一些报道发出来，他当时的报道提的叫……清洁能源产业园这样一个名号。”（杨秀伟）
　　“在前期一直是以清洁能源产业基地这样一个名号去宣传这个项目，就隐去了核的本质……”（陈卓栋）[24]2013年7月4日，江门市发改局发布《中核集团龙湾工业园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稳评”）公示。而记者李健群则指出，即使到了“稳评”报告发布、即事件发酵前夕，政府依然采取低公开度和透明度的方式，不愿意引起公众的注意。
　　“（7月9日政府组织记者采访）我们就向鹤山市领导了解具体这个核燃料厂是到底干什么的，他那个时候才说是中核的，他之前都说什么清洁能源，做什么核元件，核元件跟核材料是两个概念，……，这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概念，从头到尾政府都在骗老百姓。
　　“（之前的）公示的时候只是一小块的，……，不是说在头版，这么大事情，你说他没事在这整一版，……从头到尾都是偷偷摸摸。” [25]尽管如此，“稳评”发布之后，民众还是普遍了解到这是一个核项目，并由此产生了民意的大波澜。仅仅只有十天的公示期令民众感到政府“先斩后奏”，自己受到了欺骗，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民愤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其次，“缺陷模式”的思维也造成了对于“科普”与“信任”之间关系的认识偏差。如邓卫东在访谈中提到，“第一个是科普，第二个才可能是信任”，[26]这也是认为公众获取的知识越多就越相信政府的“缺陷模式”的体现。而在记者杨秀伟看来，政府对于失信问题和民众认为其立项“先斩后奏”的误会不去解决，仅仅寄希望于依靠向民众解释科学知识来解决问题无济于事[27]。对民众不满的真正原因视而不见而寄希望于“临时抱佛脚”的科普，反而强化了不满。结果，政府对沟通无效深感无力，“好像一个人到了癌症晚期，再请高明医生来治他都是死的”。[28]此外，对利益群体各自利益与心理特点辨识不清造成沟通的被动。由于核燃料加工厂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为鹤山市带来工业产值390亿元（相当于鹤山市2012年全年工业总产值）以及30亿元以上的税收，[29]因此鹤山市民总体持欢迎态度，更有村民收到政府每户几万元拆迁费因此并不希望项目撤销。[30]反对者主要是上级市江门市市民。江门近邻鹤山、承担风险却无法利益均沾，由此产生不平衡情绪；[31]此外，江门作为“中国侨都”，有着众多港澳和海外华侨，因为希望保护家乡环境的家园情结和投资利益因素，也成为反对声音的主要来源之一。[32]政府没有对这些利益与立场进行甄别，采取相应的沟通对策，而是统一通过大众媒体和政府网站进行单向传播，因此无法化解困局。
　　3.专家的困境
　　由于知识差异、沟通技巧、信任危机等原因，专家的风险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进一步形成对政府信任构建的障碍。
　　首先，专家与公众的知识与认知差异明显。Sandman曾提出，风险是由事件中现实存在的危害和公众心理上的愤怒情绪共同构成的。[33]专家在传播过程中却往往陈述现实危险而忽视了公众的认知风险。同时，专家对风险进行基于专业和理性的“评估”，而公众对风险进行主观、情绪化的“感知”，这一显著差异影响了专家解释对公众的触动效果。在本次事件中，专家对于核风险的防范与处理技术有较大的信心；但缺乏专业知识和实地接触的公众却将其视为威胁生命的巨大隐患。例如，在某次见面会上市民提出：“如果发生极端事故炸了怎么办？”将核燃料项目等同于核反应堆。而专家认为核燃料项目根本不可能发生爆炸。
　　此外，专家沟通技巧的缺乏导致沟通效果十分有限。例如，在“稳评”报告公布遭到反对后，政府邀请专家召开说明会，解释核项目技术知识。但请来的专家完全缺乏演讲技巧和沟通意识，全程照本宣科，且听力也不好，甚至有的问题让记者重复了三遍，[34]这样连和记者基本的沟通互动都无法做到，更不用提令公众满意和理解。当时在现场的李健群描述了说明会上专家与记者沟通阻塞、讲述呆板的尴尬情形：
　　“（说明会）请了一个老专家。……（答记者问环节，记者）就问那个老头，（让）那个老头来解释，那个老头（说）我听不见，我听不见你说什么，……，反正他总共从头到尾一个小时，他都念那个板（PPT）。” [35]最后，专家在社会舆论中也面临尴尬地位。一方面，由于核项目的特殊性涉及军工保密，一些有军工背景的专家需要身份保密，因此处于“缺位”状态。另一方面，专家发言后易成为媒体、公众批评的“靶子”也对专家造成顾虑。[36]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中，专家的发言常常被公众断章取义而误解，或超乎一般逻辑有哗众取宠之嫌，或代表利益团体引发批评，公信力遭遇挑战。
　　4.民意沸腾中的混乱应对
　　在“稳评”发布、民意沸腾之后，政府沟通也缺乏对民众的尊重。例如在市民抗议游行后，“江门公安”认证账号接连发布微博，警告市民“擅自组织和参与游行示威属违法行为”。几条微博都采用了较为生硬的官方语气，并摆出代表政府权力的法律条文告诫公众，体现出政府高高在上的态度，“一看就是威胁公众”。[37]结果反而激发了民众的反感情绪，使民众更加不愿接受来自政府的解释信息。
　　面对公众的游行抗议，江门和鹤山两地政府忙乱应对，各种解释说明会、政府公告等没有统一协调好顺序，而是各自交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例如，在7月12日晚上，由于民众强烈抗议，江门市政府决定发表市长讲话宣布项目的公示期延长十天，先将讲话内容要点发给了媒体作为通稿，然后于13日凌晨1点左右由市长庞国梅录制了该讲话，并随后放在江门政府网站上发布。但由于时间太晚，这一视频基本没有市民看到，于是讲话于当天上午在电视上继续播出。但与此同时，面对愈发汹涌的民众抗议，政府在13日早上仓促决定取消项目，并由江门市副市长吴国杰于上午8点半在鹤山东湖广场当场宣布。这就形成了一面市长电视讲话宣布项目公示延期，一面副市长现场宣布项目取消，两名政府官员矛盾发言的混乱局面。本已受损的政府公信力雪上加霜，网上针对政府一片骂声，直至数日之后市民仍旧怀疑政府取消项目的真实性。如陈卓栋就在访谈中提到，不少人质疑政府不是真的取消项目，之后还会卷土重来：
　　“很多市民到现在（访谈进行时）还以为政府只是偷龙转凤，……，过一段时间会以另外一个名目来将这个项目重新上马。因为前几天微博上面也有人在转这个东西说，你看你这个项目又换了另外一个名目来做了，然后政府骗我们。” [38]
　　
结论和讨论
　　在近年来对政府机构普遍缺乏社会信任的背景下，Trettin认为，政府和机构仍然能通过积极向公众提供易于理解和可靠的信息、建立规范化的传播模式、满足公众需求，建构自身可信度[39]。
　　在鹤山核项目的风险沟通中，由于政府和专家公信力的双重缺失，以及民众对于核项目本身的敏感与恐惧，政府的风险传播过程难度倍增。决策失误加剧了信任缺失，扩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裂痕。具体而言，在知识和专业方面，政府雇佣的专家未能有效协调与非专业公众之间的认知差异；在开放和诚实的态度层面，政府的信息不透明，决策不公开，试图通过隐瞒、拖延等方式逃避舆论质疑，难以建立信任的根基；而在关注和关心方面，政府忽视受众个性和情感、缺乏足够尊重和平等的做法则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最终导致沟通败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发现，本次事件的沟通失败不能单纯地定义为政府或企业单方面的错误，而是由于传播方式的不断发展对政府和公众沟通作用的结果。在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和公众参与表达意识大幅提升的今天，政府和专家在充满观点和主张竞争的环境中已经无法独占信息、主导沟通的方向。面对这一转变，如果政府无法扭转传统的沟通方式，那么即使在主观上做出了沟通的努力，也仍然会无可避免地受到公众的质疑和不满，尤其是在公众的环境恐慌显著、政府和公众之间代沟加深的背景下。
　　同时，环境项目监管政策及规范程序也在陆续出台，如必须进行（如项目的“稳评”与“环评”公示）等规定。这一方面正在根本改变政府在项目建设中一家独大、一意孤行的施政方式，使民众的信任和合作越来越成为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另一方面，本次事件折射出新的“稳评”等规范措施在实践中的问题，即政府并未将公众作为平等的决策伙伴，而是采取隐瞒等不当手段应付“稳评”，使得“稳评”等措施的存在并未实现其本来的意义。这意味着，当前中国重大项目中的决策沟通问题，并不是规范、政策等的出台就能简单解决，而是仍需要政府在根本意识上做出改进，在此之前官方政策和实际操作之间还有着很长的磨合期。
　　基于对鹤山核项目事件的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在风险沟通中构建信任，首先应采用决策制定的民主模式，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风险管理的开放性，令公众在充分了解风险信息的同时，作为积极的参与者进入决策的商议和制定过程中。
　　其次应充分尊重和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不同个体的特点和权利，倾听和回应公众的意见和情绪，形成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项目实施方案。同时，善用专家与专业知识，引导公众建构对于核问题及其风险的客观认知也是消除核恐慌的决定性因素。
　　此外，实现政府沟通的专业化，逐步建立完善的沟通团队和机制，则是应对公众情绪和紧急情况的有效手段。■
　　
　　
戴佳　曾繁旭　黄硕/戴佳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曾繁旭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硕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得到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网络热点事件公共协商研究》、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课题《绿色发展时期的环境风险与媒介传播》及清华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基金项目《新媒介与公民参与研究》的资助。
　　
注释：
①何艳玲：《“中国式” 邻避冲突: 基于事件的分析》，《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黄煜，曾繁旭：《从以邻为壑到政策倡导：媒体与社会抗争的互激模式》，《新闻学研究》，2011年总第109期
②CooperM. (2011). The implications of Fukushima the US perspectiv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7(4)8-13.
③PloughA. & KrimskyS. (1987). The emergence of risk communication studie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Science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2（3&4）4-10.Boholm?. (2009). Speaking of risk: matters of context.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3(3)335-354.
④Fiorino, D. J. (1990).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 survey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15(2)226-243.Leiss, W. (1996). Three phases in the evolution of risk communication practic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54585-94.
⑤Groothuis, P. A.& Miller, G. (1997). The role of social distrust in risk-benefit analysis: A study of the siting of a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5(3)241-257.
⑥PetersR. G.CovelloV. T.& McCallum, D. B. (1997). The determinants of trust and credibility in 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Risk analysis, 17(1)43-54.
⑦GamsonW. A.& Modigliani, A.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5(1)1-37.
⑧Pidgeon, N. F.LorenzoniI.& PoortingaW. (2008). Climate change or nuclear power—No thanks!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and risk framing in Britai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8(1)69-85.
⑨Funabashi, Y.& Kitazawa, K. (2012). Fukushima in review: A complex disaster, a disastrous respons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8(2)9-21.
⑩KleinmanD. L.Delborne, J. A.& Anderson, A. A. (2010). Engaging citizens: The high cos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high technology.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970-79.
[11]Nowotny, H.ScottP.& GibbonsM. (2005). Re-thinking science: mode 2 in societal context.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and use in innovation networks and knowledge clusters.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Westport, 39-51.
[12]BierV. M. (2001).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risk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 71(2)139-150.
[13]郭小平、秦志希：《风险传播的悖论——论 “风险社会” 视域下的新闻报道》，《江淮论坛》2006年第2期
[14][16]Falk, J.(1982).?Global Fission: The Battle over Nuclear Pow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327-329.
[15]RamanaM.V. (2011). Nuclear power and the public.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7 (4)43-51.
[17]Rowan, K. E. (1994). Why Rules for Risk Communication Are Not Enough: A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to Risk Communication. Risk Analysis, 14(3)365-374.
[18]TurnerM. M. (2007). Using emotion in risk communication: The anger activism model.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3(2)114-119.
[19][20][23][26][28][31][36]来自邓卫东访谈记录。
[21]Dickson, D. (2005). The Case for a ‘deficit mode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network. 来自：http://medsci.free.fr/docsderef/Dickson2005_Deficit%20model%20of%20science%20communication.pdf[22] Heath, R. L.PalencharM. J.ProutheauS.& HockeT. M. (2007). Nature, crisis, risk, scienceand society: What is our ethic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1(1)34-48.
[24][27][34][37][38]来自杨秀伟、陈卓栋访谈记录。
[25][35]来自李健群访谈记录。
[29]《江门核项目胎死腹中 官员惋惜每年损失税收30亿元》，南都网财经2013-07-20 http://ndfinance.oeeee.com/html/201307/20/85527.html
[30]《鹤山撤核料厂 每户数万元未知是否需退回》，无线新闻2013-07-13 http://news.tvb.com/world/51e1586c6db28c527f000002
[32]来自邓卫东访谈记录，杨秀伟、陈卓栋访谈记录。
[33]Sandman, P. M. (1987). Risk communication: facing public outrage. EPA J.1321-22.
[39]Trettin, L.& Musham, C. (2000). Is trust a realistic goal of environmental risk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2(3)41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