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光锋
　　【本文提要】　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弱势感”已经成为跨越阶层的情感体验。本文从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出发，结合最近几年发生的代表性案例，探讨“弱势感”的生成逻辑以及它对公共舆论的建构作用，并尝试提出一种解释公共舆论特征的框架。“弱势感”可以催生相对剥夺感、不公感、无力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怨恨感等不同层次的情感。“弱势感”具有批判性的意义，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舆论的激进化和民粹化等问题。
　　【关键词】　弱势感　公共舆论　情感结构　民粹化　
　　【中图分类号】　G210
　　观察当下中国的公共空间，我们会发现常常弥漫着一种“弱势感”，“弱势群体”已经成为跨越阶层的个体或群体认同，“弱势感”也已经成为了当下诸多中国人一种重要的自我体验。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友”中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则达到73.5%。①这意味着“弱势感”的体验不仅出现在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中，还出现在包括都市白领、知识分子乃至政府官员的身上，“‘弱势感’已从‘就业不利’的劳动含义和‘基本生活条件不足’的温饱含义，扩展为‘创造财富、积累财富能力较弱’的财产含义，‘在社会竞争中感到不公平、无力感和相对被剥夺感’的社会分化含义，以及‘公民权利保障不充分’所带来的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②
　　“弱势感”已经引起了许多关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关于“弱势感”与公共舆论建构之关系的探讨并不多见。当然，公共空间中的怨恨感、相对剥夺感等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这些情感也与“弱势感”有紧密的关系，但“弱势感”是一种更为基础的情感体验。通过对“弱势感”的分析和阐释，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公众及公共舆论之特征。“弱势感”塑造着当前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特征。不少公众正是带着“弱势感”这一情感体验进入公共领域和进行公共表达的。
　　本文将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这一分析工具出发，探讨公众的“弱势感”体验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影响着公共舆论的建构。为达此目标，我们将首先对“情感结构”以及中国转型中的“情感结构”进行理论的探讨，之后解释“弱势感”的生产逻辑与情感层次，并借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公共事件或网络流行语，分析它是如何建构公众关于自我身份想象的，以及如何建构公共舆论的。
　　
转型中的“情感结构”
　　“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又译“感觉结构”）这一概念是由雷蒙·威廉斯创造的，“最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 ③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1954年出版的《电影导言》中。④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对这一概念界定如下：“正如‘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它稳固而明确，但它是在我们活动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 ⑤根据这一定义，一个时期的“情感”（或“感觉”）并不是完全碎片化和主观化的，它有具有客观性的、可供我们分析的“结构”。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又指出了使用“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的原因：“选用‘感觉’（feeling）一词是为了强调同‘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等更传统正规的概念的区别。这样做不仅表明我们必须超越正规的把握方式和体系性的信仰（尽管对它们我们总不得不表示容纳），这样做也表明我们参与了意义和价值（当它们正能动地活跃着、被感受着的时候），而且这些意义和价值同传统正规的或体系性的信仰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多变的（包括历史变化）。” ⑥可见，“情感”更深刻地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密码”。
　　威廉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在转型时期变得显而易见。⑦这提示我们，社会转型时期是非常适合探讨情感结构的样本，因为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都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剧烈的变化，新旧情感结构之间也往往面临复杂的互构、交替和冲突。“情感结构”的变迁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对转型时期的“情感结构”进行全面的描述是非常困难的。基于本研究所要探讨的议题，在此仅对“情感结构”背后的推动力进行简要的论述。
　　总体来看，中国转型时期的“情感结构”是混杂的，它有三种重要的来源，一种是中国传统的伦理与“情感”，虽然经过诸多波折，依然对许多中国人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二种是革命的观念。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历次革命对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影响深远。经过土地改革、斗地主、分田地、人民公社等多次革命实践，中国人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和“情感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人们关于“平等”、“民主”的政治观念，以及通过“诉苦”建构起来的“怨恨感”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情感”。革命承诺与现实的落差也成为一些群体产生不满的重要原因；第三种是一些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及媒体传播的西方生活方式，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比如，社会不公感产生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就是生存比较，而“西方”则是部分公众进行比较的主要对象。⑧对“西方”的想象，建构着公众关于公平正义的感受。这些不同来源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公众的情感体验。
　　除了“理念”层面之外，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一些“结构性”变动也塑造了公众的“情感结构”。这些结构性变动是非常广泛的，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一系列领域的变革。比如，在社会结构领域，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个体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传统的关系网络也被打破，这有可能塑造出新的情感结构。再比如，在媒体与出版领域，市场化的报纸与电视媒体、各类文学作品、文学期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转型时期的文化景观，它们也有可能生产出新的情感结构。
　　
“弱势感”的生成逻辑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弱势感”这一重要的公众体验上。如前所述，在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情感结构”中，“弱势感”已经成为跨越阶层的集体感受。公众既可能对这一感受进行日常化的表达，也可能是在特殊的公共事件中爆发出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境，“弱势感”都可能会影响公共舆论的特征。
　　所谓“弱势”，从字面的直接含义来看，是指“力量的弱小”，这种“弱小”可以是生理上的，也可以是经济或政治上的。我们可以借助某种标准对“弱小”进行界定，比如下岗失业人员、贫困的农民阶层等都可以被认为是“弱小”的，可以被称为“弱势群体”。但“感受”可能会与生理或阶层的标准有一定的冲突和不符，比如一个被定义为“弱势群体”的人并不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弱小”的，而一个被定义为中上阶层的个体可能会基于某些文化因素而拥有“弱小”的体验和认同。张翼的一项研究就指出，阶层也是一种主观认同，“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 ⑨直觉上，“感受”本身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这些“感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感受，因此就带有了现象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性，有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从“情感结构”的视角来看，这些“感受”也不是破碎的，它具有客观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则是我们前文分析的各种因素的沉积物。
　　“弱势感”是“弱小”的“感受”，但单单只有“弱小”的“感受”并不一定会形成“弱势感”。例如，当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的时候，我们也会产生一种渺小或弱小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弱势感”。“弱势”是与“强势”连接在一起的，具有社会性和批判意味。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可以达到某一目标，或者应该拥有某些资源，但现实却不是如此，并且原因往往是某一部分人占据了过多的不应得的资源，我们不仅无法改变这一状况，还往往遭受到那部分占据资源的群体的“欺压”，就会产生“弱势感”。可以看出，“弱势感”的产生是政治和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有一系列的发生机制。
　　首先是转型时期的平等观念。在西方政治学的脉络里，“平等”有不同的内涵，比如起点平等、程序平等和结果平等，它们对应着不同的流派。在中国的转型语境下，人们对“平等”的理解比较混杂，这三者往往兼而有之。但无论是哪一种平等观念，都有可能形成“弱势感”。比如，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程度是不同的，这会带给人们不平等的感受，当人们无法改变时，弱势地区的人们就可能形成“弱势感”，这就是起点平等观念的作用结果。再比如，在目前阶层固化的状况下，个体的成就和先天的出身有很大的关联，出身底层的人拥有较少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并难以改变这一状况，长此以往就可能产生“弱势感”，并且是与“不公感”相依而生的。程序不公和分配结果不平等也影响着公众的弱势体验。与平等观念相联系的还有“相对剥夺感”。社会转型带来的成果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的，如果差距过大，再加上公平分配制度的缺失，就会导致一些群体产生“相对剥夺感”。程序平等和结果平等的观念都是“相对剥夺感”的发生机制。
　　其次，当人们面临社会不公、不平等的现象时，会产生改变这些现状的愿望。如果人们被赋予一定的改变的能力，那么一般来说，“弱势感”也不会产生。但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匮乏以及其他因素，目前来看，人们往往难以改变各种令人不满意的现状，政治效能感较低，甚至产生一种“无力感”和无奈感，“弱势感”逐渐定型。
　　当“无力感”潜滋暗长之后，“怨恨感”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根绝舍勒的论述，“怨恨产生的条件只在于：这些情绪既在内心猛烈翻腾，又感到无法发泄出来”。⑩易言之，当人们感受到伤害却无力报复，便在内心中产生怨恨感。成伯清指出：“怨恨产生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受到挫折而心生怒气，但由于无能和软弱，或者由于恐惧和害怕，不能直接表现出反应冲动，包括必须压抑伴随的愤怒情绪。这种隐忍就容易酿成怨恨。” [11]在现代社会，怨恨更容易产生，因为，“在这一社会中，人人都有‘权利’与别人相比，然而‘事实上又不能相比’。即使撇开个人的品格和经历不谈，这种社会结构也必然会积聚强烈的怨恨”。[12]在中国的语境下，公众体验到的伤害可能来自体制、具体的政策，也可能来自具体的个体。但在面对被“个体”伤害的时候，公众会倾向于将该个体标签化和符号化为某阶层、某群体，因此这种伤害就被转换为某阶层（或群体）对另一阶层（或群体）的伤害。公众渴望“报复”的对象也就不再仅仅是具体的个体，而是包括该个体所象征的阶层。“怨恨感”可能导致公众以激进的方式进行“报复”，但另一方面，“报复”可能获得短暂的满足，依然难以改变现状，这样继续产生更深的不公感和弱势感，循环下去。
　　我们分析了社会不公感、相对剥夺感、低效能感以及无力感、怨恨感。这些情感类型都是与“弱势感”相关联的。“弱势感”可谓是这些情感的重要交叉点，它可以把诸多情感类型串联起来，形成解释当前中国公共舆论的更为宏观的、整合性的框架。
　　
“弱势感”与公共舆论
　　公众是带着自己的“情感”走进公共空间的。“情感”也影响了公众的表达特征。我们在此以网络流行语、阶层冲突议题、“官民”冲突议题、公众表达中的“仇富”现象等为例，探讨“弱势感”如何影响了公共舆论的建构。
　　“屌丝”这一流行语已经成为许多网民带有戏谑性和嘲讽性的自我称谓。与“屌丝”类似的称谓还有“矮穷挫”和“高富帅”、“白富美”等词语。自称“屌丝”和“矮穷挫”，既是一种自我戏谑，自我贬低，也反映了个体的不公感和阶层向上流动固化的弱势感。Szablewicz借助“情感结构”的概念分析了“屌丝”这一概念，认为这一概念看起来是幽默和诙谐的网络用语，也是一个信号，表明年轻人对于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的幻灭感。虽然“屌丝”现象还没有定型并且有时也是矛盾的，但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迫切的情感认同，借此替代的愿望和流动形式被想象和制定出来。[13] “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 [14] “屌丝”之类的社会流行语具有政治性，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语言，它既反映了公众的“弱势感”，同时也能够建构人们关于自身与他人关系、自我利益的想象，它将自我“询唤”为“弱者”的主体性。在公共舆论中，类似的流行语往往被用来对阶层固化、阶层冲突、社会不公等议题进行批判，就此而言，这些流行语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它也有可能加剧公众的“弱势感”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导致舆论表达的情绪化。
　　在阶层冲突议题上，“弱势感”对公共舆论的建构性作用也比较明显。阶层冲突的频发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显见的现实。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弱势感”是如何嵌入到与阶层冲突议题相关的公共舆论中去的。在阶层冲突议题的传播中，媒体和公众首先习惯于将事件中的“涉及者”符号化，贴上“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标签，这种标签容易建构人们关于事件的认知，即事件的冲突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冲突。例如，在多起宝马撞人事件中，无论媒体还是公众都对“宝马”符号的象征性意义投入很大的关注，“宝马”成为“强势群体”的象征。在杭州胡斌案中，因为对“70码”说法的不满和对公权的不信任，网民发明了“欺实马”这一流行语，并制作了《欺实马欢迎您》《欺实马之歌》等作品。这些作品以讽刺、戏谑等手法表达自己的弱势感、无奈感和对强势群体的批判。还有网民说：“我们都是屁民，我们的生命只是数字，我们的孩子喝着三聚氰胺，我们跨省发帖会被追捕，我们过马路会被撞起5米高……也许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屁民”（shitizen）也是网络造词，自2008年流行后，迅速成为网民自嘲的称谓以及网民批判强势权力的身份词语，它背后反映的也是网民的“弱势感”。
　　除了阶层冲突之外，官民之间的冲突也较为频繁，其中一些事件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大量关注。“弱势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分配不公以及特权的存在，因此，在官民冲突事件中，公众更容易体验到“弱势感”。在一个官民冲突的事件中，“弱势感”首先以“强-弱”的二元框架体现出来，以此来进行公共表达，表现为对公权的不信任和对“弱者”的同情。如果公众的舆论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或者是公众的要求没有被满足，那么“弱势感”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一部分公众会退出舆论，还有一部分则可能会做出更为怨愤、激进的表达。“弱势感”是公众关注公共议题的推动因素，在“夏俊峰案”中，案件的审判获得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舆论力图影响司法的判决。媒体和公众对夏俊峰的家庭表达了同情，[15]这种“同情”的心理来源之一是公众“弱者群体”的自我想象使得公众进行了情感的代入，体验到了伤害。正如一位网民说，“我们不是同情夏俊峰，而是同情我们自己”。“弱势感”在“夏案”的公共舆论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弱势感”并不仅仅体现在冲突性议题中，也体现在日常化的表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舆论中的“仇富”现象。“富人”常常成为部分网民批判、怨恨的对象，甚至是他们的私人生活也常为网民所“讨伐”，不少与“富人”相关的舆论都带有偏激的色彩。舆论中的“仇富”有多重原因，但公众的“弱势感”、不公感、相对剥夺感等情感（feeling）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弱势感”体验的后果
　　“弱势感”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公众重要的体验，我们在前文探讨了“弱势感”的产生逻辑和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弥漫在公共空间中的“弱势感”如何塑造了公共舆论的特征。“弱势感”的背后是公众对于平等、公正等价值的渴望，尽管他们渴望的可能是不同的“平等”和“公正”。在公共舆论中，它常常表现为对特权、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阶层流动固化等各类社会问题的不满，这在各类阶层冲突等议题上都有明显的表现。就此而言，“弱势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意义。
　　以互联网为主的新媒体技术改变了“弱势感”的作用方式。借助互联网，拥有“弱势感”的公众“同气相求”，彼此呼应，相互声援，建构群体的身份认同，比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屌丝”、“屁民”等称谓，流行在网络空间，成为网民建构个体身份与群体认同的词汇。
　　但，如果公众长期体验到“弱势感”，并且这种感觉挥之不去，那么“弱势感”有可能不断加剧，即感觉“越来越弱势”，这有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公众的“政治冷漠症”，“弱势感”可能会导致公众不断降低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并最终形成政治冷漠症。这在网络空间中已经得到数据证明。一项基于沿海地区的调查报告显示，“以上海等为代表的沿海发达城市网民对网络政治参与并未表现出鼓舞人心的积极性，网络中乏有‘热心人’，充满着数量庞大的‘冷漠者’和‘隐形人’。” [16]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冷漠者”和“隐形人”并不是完全不关注或参与政治的，一旦遇到相关议题的刺激或机会，他们有可能爆发出激进性的参与。第二种结果则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怨恨，催生“怨恨式批评”，即“缺乏任何积极目标的不分皂白的批评”。[17]以此逻辑，如果公众长期感受到自己的“弱势”和“无力”，无法对他们所认为的不公现象和强势群体各类“肆无忌惮”的行为施加惩罚，那么就可能形成怨恨感，在一些特定的议题上不断表现出来。
　　在“怨恨感”的制导下，“报复”的冲动将可能带来舆论的激进化，比如采取带有暴力性的语言，将事件中的当事人符号化为特定的阶层或群体。“网络空间民意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盲从，那是对于事实的高度符号化反应，只要涉及强势群体，如官员、富商、警察、城管、专家，民意便几乎一边倒地呈现出否定性评价。” [18]为了缓解“弱势感”，公众还有可能会诉诸民粹的力量，将“弱势群体”道德化和神圣化，赋予弱势群体的“意志”以神圣的权威性，这有可能带来舆论中的“反智倾向”。“弱势感”或许可以解释网络中的这种现象：一边是网民的漠不关心，一边是网民的“义愤填膺”。
　　作为不少阶层之间共享的“情感”，“弱势感”虽有批判性，却难以达到平等和理性的对话。因为“弱势感”的实质是“弱势”与“强势”身份的不断区分。在这一逻辑中，“强势”和“弱势”带有流动性，因时而异，因地而异。[19]这种身份区分便意味着对话的主体是不平等的。“弱势”与“强势”的二元对立成为一些舆论的主导框架。
　　
媒体与“弱势感”建构
　　人们对何为“弱势”、何为“强势”的感知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弱势群体”、“强势群体”都是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知识”，是在平等、公正等理念下建构起来的“知识”。在这种知识的建构和传播上，大众传媒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弱势群体”的概念自2002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上使用以来，逐渐成为流行的概念，媒体是重要的传播主体。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人们建构身份想象的词汇，甚至拥有跨越阶层的使用者。
　　媒体的一些日常化的报道也建构了公众的弱势感，比如媒体的炫富报道。奢侈的生活、富豪的婚礼、“大款”的挥金如土都成为媒体频道报道的主题，这些议题的报道有可能会加剧公众的不公感和弱势感。在拆迁冲突、医患冲突等议题上，媒体建构了一种悲情叙事的手法。邱玉蝉在研究台湾媒体对医病形象的建构时指出，病人与其家属被媒体引述的内容大多为他们可怜的景况，与一种“受害人”的悲情，虽然这可能引起读者之同情，但却再制了病人弱势的一面，再现的是病人的弱势对照无法撼动的医疗机构，强化了权力关系的落差。[20]大陆媒体在报道拆迁、医患等议题时，也倾向于呈现“弱者”的苦难、悲情，这一手法有可能强化公众的弱势感。
　　媒体人自身也是带着“情感”进行报道的，“在转型社会，他们无法真正做到‘零度情感’”。[21]被拆迁者、遭遇不公平对待者、被“强势阶层”欺辱者等群体常常能够引起媒体的关注。而对“强势群体”则容易表现出“怨恨”的情感，“受个人生活经历或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一些调查记者对政府官员等强势群体怀有比较偏激的反感情绪或‘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 [22]这从最近几年的媒体报道领域上可见一斑。
　　在对“弱势群体”的报道上，《南方周末》以及都市报体现出一种与党报不同的“情感结构”。《南方周末》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带有精英色彩的“同情”。例如《南方周末》记者李梁说：“我们对工人、农民，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弱势群体有着天然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怀着底层立场行走江湖，以笔为旗，替天行道。我们甚至怀着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我为穷人说话，如同真理在手，报道天然正义，对报道的批评就是恶意的攻击，就是对弱势群体利益的漠视，在道德上是不齿的，应该受到谴责。” [23]《南方周末》对于“弱势群体”的报道更多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遭遇的不公。[24]而一些都市报在一些涉及“弱势群体”的报道上，则常采用悲情叙事的手法，或者是民粹式的批评，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制造轰动效应的需求、媒体人自身的职业理念有关。当然，它也与媒体人自身在政治、商业双重夹击下的“弱势感”有关。最近几年，随着新媒体的冲击、发行量的下降、话语权的衰落，还有政治因素，媒体人的“弱势感”日益强烈，表现在报道领域，就是新闻炒作、新闻煽情、狂欢、“怨恨式批评”等问题，尤其是在阶层冲突、官民冲突等议题上。媒体的这种报道风格，虽然有助于推动国家对弱者的关注和国家政策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加剧公众的“弱势感”。■
　　
　　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本文为南京大学奥美创意研究院2014资助项目“‘情感抗争’：社会冲突中的舆论、情感与正义”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注释：
①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不同群体“弱势”感受对比分析报告：“弱势”缘何成普遍心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3402538.html
②《“弱势感”何时消散？》，《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29日
③赵国新：《情感结构》，《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
④《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与几个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4期
⑤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第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⑥雷蒙德·威廉斯著，王尔勃、周莉译：《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14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⑦杨击、叶柳：《情感结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新闻大学》2009年第1期
⑧吴晓锋：《当代中国社会不公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⑨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⑩[12]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林克、曹卫东译：《价值的颠覆》第10页，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17]成伯清：《“体制性迟钝”催生“怨恨式批评”》，《人民论坛》2011年第18期
[13]Marcella Szablewicz: “The ‘losers’ of China’s Internet: Memes as ‘structures of feeling’ for disillusioned young netizens”China Information. 2014Vol. 28(2) 259–275.
[14]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37页，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19]袁光锋：《同情与怨恨：从“夏案”、“李案”反思“情感”与公共性》，《新闻记者》2014年第6期
[16]李亚妤：《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
[18]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20]邱玉蝉：《医病形象的媒体建构：医疗纠纷抬棺抗议新闻分析》，《新闻学研究》（台湾）第93期
[21][22][23]白红义：《从倡导到中立：当代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角色变迁》，《新闻记者》2012年第2期
[24]杨俊菲、王璐：《媒体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南方周末〉的内容分析为例》，《今传媒》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