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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新闻共识”
——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的悲情框架何以面目全非?
■胡菡菡
  【本文提要】 与《永不抵达的列车》等经典灾难报道相比,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之所以遭遇伦理诟病,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侵犯了遇难者隐私,而在于丢失了“新闻共识”。“新闻共识”,指的是新闻记者和受众对某个新闻事件的基础事实、社会语境、生产意义以及文本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共同知识,这样的共同知识是新闻获得完整性的基础。新闻记者如果期待新闻报道能成功地激发受众的共鸣和认同、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首先培育自身和受众间的“新闻共识”。重视受众认知,是“新闻共识”概念的核心要义所在。
  【关键词】 新闻共识 隐私 拥挤踩踏事件 灾难报道
  【中图分类号】 G210
  上海外滩的拥挤踩踏事件,是2015年伊始新闻媒体集中报道的重大选题。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除了事件本身,有关事件的报道也开始成为新闻。《新京报》《南方周末》等媒体对踩踏事件遇难者复旦在校生的报道,受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界以及不少公众的质疑。复旦大学致新闻媒体的一封公开信,更直指新闻媒体侵害了遇难者隐私。①新闻媒体究竟是在无情消费遇难者隐私,还是在满足公众知情权?这个涉及新闻伦理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人们面前。
  但是,如果回溯此类报道,就会发现此次新闻媒体的报道与之前诸如温州动车事故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等被誉为新闻经典的作品,在有关遇难者信息的文本呈现上并无本质差别,但后者却没有遭遇“侵害隐私权”的质疑,相反获得了业界、学界包括公众的一致肯定。
  为什么类似的文本呈现,类似的框架建构,获得的却是几乎截然相反的伦理评价?问题的关键并非“隐私”一词,而是“新闻共识”一词。
  
一、面目全非的悲情框架:类似的“隐私”呈现,相反的伦理评价
  作为堪称经典的灾难报道,《永不抵达的列车》获得过包括公众、业界和学界的一致肯定。有学者评价这篇报道:“灾难报道中,人性、人情是最真实、最动人的。感谢中青报记者的采访与写作。” ②认真推究,与复旦踩踏遇难者的报道相比,《永不抵达的列车》一文中所涉及的遇难者“隐私”信息并不少见。
  首先我们来看何为“隐私”。从隐私理论的起源看:“包括姓名、肖像、住址、身高、体重等个人信息无疑包含在个人隐私范畴之中。如果私人领域(如日记、家庭等)被视为有形隐私,个人私事(如婚恋、生育、收养等)被视为动态隐私或行为隐私,那么个人信息则属于无形隐私。” ③
  从文本呈现上看,《永不抵达的列车》与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都包含了一些遇难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包括姓名、肖像、身高等无形隐私,也涉及到了包括个人私事如婚恋情况等的动态隐私信息。
  从消息来源看,《永不抵达的列车》与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同样使用了当事人的微博资料,但受到伦理诟病的仍然只是后者。遇难者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信息是否可以作为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这一伦理问题也是在有关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的论争中被强调了出来(表1  表1见期第38页)。
  将研究的时空扩展到国际,有学者指出,无论是9·11恐怖袭击报道,还是3·11日本大地震报道,都有对遇难者个人故事的大量关注。④而这些报道所获得的伦理评价也是正面的。事实上,在灾难报道中采用悲情框架,是全球新闻媒体的惯常做法。透过对遇难者个人故事的回顾、哀悼鲜活生命的逝去,新闻报道可以有效建立起与受众间的情感沟通。这是学者们给予《永不抵达的列车》高度伦理评价的理由,也是学者们给予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伦理辩护的理由。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新闻媒体是否应当采用悲情框架,或者是否应当在悲情框架中使用遇难者隐私信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类似的悲情框架,类似的隐私呈现,会获得几乎截然相反的伦理评价?我们的答案是,两篇报道拥有完全不同的“新闻共识”。
  
二、何为“新闻共识”?
  对某一特定事物,人们总是先有认知,才有评价。新闻报道如果要收获受众的正面评价、收获共鸣和认同,必须首先交代清楚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新闻人物的基本背景,让受众了解记者报道新闻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对于重大新闻事件而言,新闻记者则可能需要系列报道、追踪报道甚至联合不同媒体的合力报道,才能帮助受众形成完整认知,并最终激发受众的共鸣和认同。
  “新闻共识”概念,是一个强调受众认知重要性的概念。它来源于新闻美学,指的是新闻记者和受众对某个新闻事件的基础事实、社会语境、生产意义以及文本符号系统,所具有的共同知识,这样的共同知识是新闻获得完整性的基础。如图1所示。
  1. 概念的提出
  “新闻共识”,是台湾政治大学蔡琰、臧国仁在一篇研究论文中一笔带过的概念。
  在对灾难性报道进行美学研究的过程中,两位学者发现,大量经典的灾难报道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客观、公正、理性,而是它们能激发受众的共鸣和认同。他们提出,在美学层面上,“新闻不必然是新闻记者的作品,也是读者或观众在阅读或观赏者篇作品时所参与、创造的反应、感觉、感情”。⑤在研究过程中,两位学者不断强调“受众”之于新闻的重要性。Schudson的一句论断为两位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思路。这句论断是:“新闻记者一向不甚了解阅听众,不仅惯于错估他们的需求,有时甚至拒绝得到阅听众的回应”。由此,两位学者认为:“新闻记者作为发话者,需以某些适切方式采访、整理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并追求以特定符号系统表达真确信息;另一方面,作为信息接收者的受众除需要理解新闻报道中的符号意义之外,亦应对媒介与语境有基础或前提性的认知,只有在两者都能彼此相互接轨的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和阅听众间才有所谓的新闻共识产生。” ⑥
  “新闻共识”这一概念,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强调和进一步的解释运用。因为,丢失了受众的新闻,已经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新闻。而“新闻共识”是新闻获得完整性的必由之路,也是新闻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必由之路。
  2. 概念的内涵
  新闻共识的关键,在于“共”字。“共”,指的是新闻共识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和受众两方,缺一不可。无论是新闻记者还是受众,如果只是单方面获得了有关新闻的知识,这样的知识都不能被称为新闻“共”识。
  新闻共识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有关新闻基础事实的新闻共识,有关新闻社会语境的共识,有关新闻符号系统的共识,有关新闻生产意义的共识。
  有关新闻基础事实的共识。根据新闻学的一般原理,新闻的基础知识主要包括5W1H在内的新闻要素。需要强调的是,六大新闻要素中的 “why”和“how”,亦即归因要素和过程要素,是决定新闻事件获得意义的关键要素,但也是较难获得的要素。人们之所以在消息、通讯等新闻文体之外,还需要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就是因为后两种报道形式能够提供更多的有关“why”和“how”这两大关键要素的知识。正如一名调查记者所说的那样:“调查者通常从‘如何’和‘为什么’来寻找答案……” ⑦
  有关新闻社会语境的共识。这里把语境界定为人们进行对话的文化环境。自马林诺夫斯基以降的语境理论认为,人们在进行对话时,不仅需要理解字面的表层含义,还需要理解字面背后的文化环境。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同样的词语可能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提出语境并不是静态的,语境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积累过程。⑧从新闻传播的微观角度来理解语境,就会发现记者和受众之间的社会语境也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积累过程。围绕某个特殊的新闻事件,记者的每一篇报道、受众的每一次反馈、社交媒体的每一次讨论,都在促进语境的形成。记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越充分,他们就越有可能形成对社会语境的共同知识。在理想状态下,记者和受众应处于同一个语境共同体内。
  有关新闻符号系统的共识。一篇新闻报道中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文字,还包括图像、排版、甚至语气语调等等所有能够表达意义的元素。相比于传统媒体时代,在新媒体时代,新闻报道所采用的符号系统更为复杂,也就更需要新闻记者在报道前或者报道中对受众做更清晰的解释,以便达成双方的共识。
  有关新闻生产意义的共识。新闻生产,生产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意义。 “新闻媒体是各种观念和社会群体为新闻事件赋予意义而进行斗争的场所,新闻不是客观中立的报道不能仅仅看成是记者个人所生产的产品,而是各种权力机构和个人因素相互竞争的结果。” ⑨在报道新闻前,新闻编辑室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报道?”而对于受众而言,在阅读一则新闻时同样可能思考,这样一则新闻对于自身,甚而对于社会而言,意味着什么。一旦在新闻生产意义上产生歧义,受众就容易将新闻记者看成与自身利益无关甚至利益分裂的“他者”。
  
三、悲情框架何以面目全非?
  站在新闻共识的角度,重新审视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和《永不抵达的列车》就会发现:类似悲情框架,之所以会获得几乎截然相反的伦理评价,其关键不在于暴露了“隐私”,而在于丢失了新闻共识。《永不抵达的列车》发表时,新闻记者和受众已经在基础事实层面、社会语境层面、符号系统层面以及新闻的生产意义层面达成了高度共识。基础事实层面上,事故归因已经清晰定位为铁道部的责任事故。社会语境层面上,“中国是一列动车,你我都是乘客”的理解,使新闻媒体、意见领袖以及普通公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共同体”。符号系统层面上,惨烈的事故现场图片、遇难者家属的哀伤表情、有关哀悼的文字等等,都成为“质疑铁道部,珍惜普通人生命”呼声的强有力符号。新闻生产意义层面上,受众已经完全能够理解新闻记者报道遇难者是在增强质疑铁道部的合法性,而非消费死亡。在新闻共识充分的前提下,《永不抵达的列车》对悲情的渲染越浓烈,受众的情感共鸣就越强大。而在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那里,新闻记者和受众之间的新闻共识却是非常匮乏的。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发表时,新闻记者和受众对踩踏发生原因等基础事实都还一无所知。整体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围绕踩踏事件的针对性语境,所谓的共同体更无从谈起。在这样的情形下,受众便很难推理出新闻媒体报道遇难者个人故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于是,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根本无法收获受众的情感共鸣,相反只会激发他们的强烈质疑。
  通过(表2 表2见本期第40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永不抵达的列车》和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在新闻共识上的差异。透过一个简单的框架分析(表3 表3见本期第40页),可以进一步看到两篇报道为什么在新闻共识上会出现巨大差异。从框架分析可以看到,《永不抵达的列车》发表于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4天,前期报道充分,归因清晰,消息来源丰富。相比而言,复旦遇难者报道在时效性上占优,但前期报道不充分,归因不清晰,消息来源非常有限。在这里我们无法还原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的编辑室现场,但用恶意揣测新闻记者只是希望利用消费死者来收获注意力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我们更愿意用“报道惯习”来作为分析的路径。在灾难报道中对死难者加以哀悼,对死难者故事加以悲情框架的呈现,是《永不抵达的列车》等堪称经典作品获得成功的方法。在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新闻记者在短时间内是有可能沿着经典作品的指向,建构自己的采访报道框架的。这就是所谓的“报道惯习”。但是,当报道的新闻共识状态发生改变,这种“报道惯习”一定会面临挑战。
  
四、 结语
  在新闻共识的培育过程中,相比受众,新闻记者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作为新闻产品的消费者,受众没有义务和兴趣去花费大量时间来推理猜测新闻记者的本意。新闻记者必须为受众提供足够多的新闻共识,才能收获受众的共鸣和认同,收获良好的传播效果。
  回到Schudson的观点:“新闻记者一向不甚了解阅听众”。“新闻共识”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帮助新闻记者强化对受众的理解和重视。
  可以说,“新闻共识”概念给了我们一个从美学视角重新理解新闻的可能性。我们往往认为,新闻只有在达成了技术层面的真、伦理层面的善之后,才可以考虑美学层面的新闻完整性。但一种面目全非的悲情框架却在提示我们,如果首先不去关照美学意义上新闻的完整性,所谓技术层面的真和伦理层面的善,反而不能独善其身。真、善与美,技术、伦理与美学,原本就是有机的整体,不存在时间和重要性上的排序。或许,这才是“新闻共识”概念带给新闻生产最重要的启示。■
  
  胡菡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
①见http://weibo.com/ifudan?c=spr_qdhz_bd_baidusmt_weibo_s&nick
②《永不抵达的列车,灾难中人性未缺席》,见http://news.nandu.com/html/201211/04/34.html
③陈堂发:《新媒体环境下对隐私权的认知与保护》,《新闻记者》2013年第8期
④庄永志:《如何看外滩遇难复旦女孩报道》,见http://help.3g.163.com/15/0104/14/AF4ETR7Q00964KE2.html
⑤⑥ 蔡琰、臧国仁:《由灾难报道检讨新闻美学的“感性认知”》,《新闻学研究》总第74期
⑦Mark. Lee Hunter, Nils Hanson: 《什么是调查性报道》,《故事基础上的调查:调查性报道记者手册》,见http://www.unesco.org/new/fileadmin/MULTIMEDIA/HQ/CI/CI/pdf/programme_doc_story_based_inquiry_ch.pdf
⑧曾绪:《浅论语境理论》,《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⑨陈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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