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
　　近二十年来，“范长江研究”成为中国新闻史学界一个活跃的领域。研究者见仁见智，尽管存在不同看法，总是有助于加深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认识与理解。笔者以为，在这项研究中，其首要和核心的问题是能否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了正确地解读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的新闻生涯，首先需要为各界读者提供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范长江的新闻作品。
　　
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的母亲沈谱在《范长江新闻文集》的前言中指出：“长江生前一贯主张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建国以后，有人建议他将自己过去的作品修改之后重新出版，却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修改后就不是原来的面貌，也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性。” ①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新闻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范长江新闻文集》，我母亲提出，要尽量完整地搜集范长江各个时期的新闻作品，全面反映他在新闻界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出要求，一定要按照原来的面貌重新出版这些著作，此前被出版社删改的部分，要重新恢复。当时主要由我协助母亲编辑《范长江新闻文集》（1989年），在我为她代拟的《编辑前言》草稿中，我母亲亲笔添加了“更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②这几个字。她还补充写道，只有这样做，“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③而在若干年后，有人发表论文称《文集》得以保持原著面貌，并非我母亲的主张，而是根据他人的“建议”，并诬指《文集》为了掩盖范长江当年的政治错误，而有意删改了“陕北甘东边境上”的一个段落，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母亲编辑的《范长江新闻文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言行一致，通过新旧版本的对照核查，逐段逐句地恢复了《中国的西北角》的原貌。④
　　范长江的西北考察旅行是1935年7月从成都启程的，到1937年2月访问延安告一段落，主要可分为“成兰之行”、“陕甘边境”、“祁连山南”、“祁连山北”、“贺兰山四边”、“探访额济纳”、“百灵庙战后”、“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九段行程，可计算的旅途共288天，加上没有明确记录日期的路途，总行程约在310天以上。他徒步跋涉，乘黄包车，骑马，骑牦牛，坐牛皮筏，骑骆驼，坐铁皮轮大车，乘客货混装汽车，翻越崇山峻岭，渡过激流险滩，穿行千里戈壁，驰过茫茫草原。曾攀过涪江铁索桥，登上松潘大雪山，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中夜宿荒野石窟，在风沙漫漫的巴丹吉林沙漠里吞食“黑蝇麦片”，其足迹遍及四川、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西北广大地区，可谓餐风露宿、披星戴月、马不停蹄。他边走边写，署名“长江”的文章不断在《大公报》以及《国闻周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一时期他的新闻作品后来汇集成书，就是《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
　　而就在这短短一年半时间里，范长江目击了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并抢在第一时间向读者做出报道：红军正在经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最终会师陕北，而记者采访路线恰与中央红军行进道路相互平行，并先后在江油平武和哈达铺一带两度交叉，记者密切观察红军动向，及时做出评述、分析并进行预测；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侵略势力从东北延伸至西北，记者化装乘车沿中蒙边境戈壁草原进入额济纳，了解到日谍入侵西蒙情势危急，随即向公众发出警报，促使政府一举铲除西蒙日谍机关；绥远地区爆发红格尔图、百灵庙战役，成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发全面抗战的序幕，记者迅即赶赴百灵庙进行战况报道，赴红格尔图采访慰问，为抗战军民鼓舞士气；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华清池被张学良扣押，全国朝野震动，局势纷乱动荡，记者不顾个人安危冒险独自闯入兰州和西安，现场报道事变真相；他在西安第一次遇到了共产党人，立即预感到中国政局和全民族抗日战争即将揭开新的篇章，随即决定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前往陕北，成为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主席以及公开报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第一位中国新闻记者。
　　常言说“时势造英雄”，范长江传奇式西北考察旅行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风云际会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是不可复制的。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新闻史上具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三十年代西部中国的而极其珍贵的真实历史记录。为了纪念这次西北考察旅行八十周年，经过重新校勘注释，笔者计划于2015年出版《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校注本）。
　　在这个校注本中，除了人们所熟悉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两本书之外，还收入了《红军与长征》一组七篇文章作为第三个部分。《红军与长征》中的文章是范长江于1935年9月4日至1935年12月10日写成的，恰在红军长征处于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范长江在结束成兰之行和开始祁连山南的旅行之间的一个时间段内，根据在川北、甘南以及陕北甘东交界一带亲身实地的考察，对红军长征的态势、走向、过程及其重大意义做出了独到和透彻的观察与分析。虽然这七篇文章当时没有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但是这组文章与两本书构成有机的整体，反映出红军与长征是范长江西北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范长江对红军与长征的动态和意义的深刻分析，与其对西部社会状况的深度剖析，以及对中国西部政治舞台上不断上演的重大事变的跟踪判断，彼此紧密联系，相互印证。
　　与《范长江新闻文集》一样，这次再版的根本原则，就是遵照我父亲和母亲的意愿，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应该怎样评价《中国的西北角》
　　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在《范长江新闻文集》的序言中，以简单而朴素的语言对我的父亲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她说：“长江同志我是熟悉的，他原来是个进步的新闻记者，后来参加了革命队伍，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作了很多工作，他的作品是很有影响的。”我的母亲沈谱终生敬爱自己的丈夫，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夫妻相濡以沫，共同浴血奋斗，但她对于父亲的生平历史从不溢美拔高，也绝不同意有人曲解历史，混淆是非，在他身上乱泼污水。她曾在《文集》编辑手稿中客观地写道，长江在写《中国的西北角》时，走过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探索真理达十年之久。他还没有直接接触过共产党，只是一个自认为处于政治“中立”地位的一个新闻记者。他心中带着许多渴望解答的疑问，而去寻找祖国和民族的出路，为此付出生命亦在所不惜。她还强调说，长江在记者工作中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主要是和他的一些思想基础有关系，例如在这本书中体现出的尊重实际、实事求是、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等。
　　我本人十分赞同母亲的观点。实际上，青年时代的父亲便有炽烈的爱国情怀，他真诚信仰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根据他对社会的观察，“一般所谓‘党国要人’、‘忠实信徒’整天忙于自私，忙于争权夺利，置总理苦心精思而定之计划于脑后”，认为执政的国民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腐化的集团”，“彻头彻尾的为腐化势力所浸注，无一而非腐化，随处呈现大崩溃的可能，而且有倾覆总理遗教与精神的危险”。他断定“欲从政府系统中求出路，是一条绝路”，他认为应该造成“一种新的革命势力”，“此种革命势力必以大多数民众为基础，然后可以免去革命势力之颓废”。⑤因为内心持有这些强烈而明晰的想法，他于是在毕业前夕，果决地脱离了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从此与国民党一刀两断。
　　另一方面，尽管他对列宁有景仰之心，对苏俄的政治制度感兴趣，认为也颇有合理性，但他没有接触过公开的共产党人，也完全不了解什么才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同时难免受到国民党舆论宣传的一些影响，因此他对中共也有相当负面的看法。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了一番理性的深入思考。当时他认为，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必须以自己的民族为本位，首先求得本民族的自由平等。但在他看起来，共产党是以阶级为本位出发，这种政策也不合中国社会和民族生存的需要。他对完全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共的“盲目的国际主义”政策很不赞成。⑥对于共产党要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提出“武装拥护苏联”之类的口号，他也感到非常不能接受。⑦总之，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无论他的这些看法是对是错，他的出发点都是探求真理，努力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这一点比简单地“选边站队”更重要。
　　他正是带着以上的思想认识与思考，开始走上新闻工作之路的。作为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原则的《大公报》记者，他本人当时的政治立场也是“中立”的。他在《西北近影》中写道：“我的政治关系只有一个，就是‘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的职业是‘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我们自由职业的人不反对人家有党派，但是自己不愿有党派，因为我们的立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任何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违反这个目标的，都未便加以赞成。”那么既然是中立的观察者，他就既不是国民党当局的喉舌，也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员，因此在他的新闻通讯中，在形式上，对处于内战之中的国共双方同等对待，并在报道和评论中各有褒贬，这完全是不足为怪的。他在谈到红军时，有时使用“盘踞”、“窜走”、“煽动”等贬义动词，而对于“国军”方面行动，也使用了“溃败”、“崩逃”等负面用语。他报道了红军部队（如张国焘部）的一些违反军纪的行为，同时大量披露了军阀、土豪以“剿匪”为由巧取豪夺扰民害民的劣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的军事行动，他同样地采取比较中性的用语，如“移动”、“接触”、“击败”、“占领”、“解决”、“被解决”等。但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报纸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到当局严格管制，唯有这位《大公报》记者敢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坦率地评述分析国共两军对战，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本身就是“极具颠覆性”的。
　　在一般国统区报纸上，有关“剿匪”战事动态的官方报道立场明确，用语一律，“导向”鲜明。凡提到红军和共产党领导人言必称“匪”，如“共匪”、“匪区”、“朱匪”、“毛匪”、“徐海东匪”、“刘子丹匪”，字里行间则对“赤匪”皆恨之入骨，必除之而后快；写“我军”则大加颂扬，国军将士如何战功卓著，“剿匪”战局如何节节胜利。而范长江的通讯却与众不同，直称“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朱毛主力”、“红军中央高级干部”等，对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萧克均直呼其名，绝无一处称“匪”。他在报道中将红军部队与真正的土匪做出明显的区分，如在“平武谷地中”，他记述“徐向前的部队”将平武占领，接下来又说，在北川附近“土匪知某甲钜万过此，遂将其财产全部夺去”。在战事方面，他敢于直言赞扬红军部队，如称徐向前“勇而有谋”，⑧“叹徐向前用兵之能，而恍然于川军非其对手”。⑨同时也决不讳言“国军”的失败和错误，如“胡宗南的军事成了被动，包座增兵以后的步骤几乎处处成了‘后手’了。” ⑩并指出，“民间所传作战情形，颇多与（官方）公报者大有出入”，[11]无异于指斥官方“剿匪”宣传颇多谎言。
　　当时，他对红军性质的界定是“农民武装”、“农民之暴动”，[12]虽然这种看法不太符合共产党自身认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属性，但是却大胆地认定红军不是“土匪”，不属于一般的“绿林运动”，而是有政治目标的“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13]这就在根本上与国民党当局的“剿匪”政策分道扬镳了。范长江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中写道：“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于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 [14]由此不难看出，这段话完全不同于“剿匪必胜”那一套官方话语体系，而是将彼此斗争的国共双方一视同仁，看作是政治方针不同的两种势力，而且断言谁是“最后胜利者”其实尚未可知，要看谁能“对于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言下之意，是说国共之间的政权之争鹿死谁手，尚属胜负未决。
　　他在翻越大雪山雪宝顶时，遭遇生死极限而感悟良深，于是提出了独特的“求生主义”法则，他说，“人何以如此？人自然如此，人不得不如此！生存为人生之本质，以全力以维持生存，继续生存，扩张生存，即为人生存之光明正道。为自己生存之存续，所采取之任何手段，自其本身而言，皆为道德之行为”，“今穷病死于雪山者，与葬于东陵西陵者，在人生意义上，皆无丝毫之轩轾”。[15]这一番议论并非无的放矢，范长江后来明确解释说：“我在通讯中议论生存斗争一段，把皇帝和平民平等看待，也意味着对国共要平等看待。” [16]他在乘羊皮筏从兰州赴宁夏时，见石峡绝壁上有石羊身处险境而终不自弃，于是进一步对其“求生”法则加以解读：“一时代之社会政治制度，苟不能适合于当时大多数人生存之需要，则此大多数人必如石羊之艰苦挣扎，以求其生存之继续与发展”。[17]可见这一“求生法则”有很强的针对性，从中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并不适合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因此大多数人（显然包括红军在内）为求生存而斗争反抗，是不得不如此，亦属光明正道。
　　正是范长江敢于藐视国民党当局的“剿匪”政策，秉持客观中立的立场和态度，抛弃了官方一套陈词滥调，努力如实反映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和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事实真相，所以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因而这本书才能在当时引起社会轰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事实上，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并不是一般的地理考察或游历探险，从实质上说，无异于针对国民党统治现状的“揭黑之旅”。《中国的西北角》对政治黑暗、社会衰败、民生凋敝和民族不平等的揭露批判比比皆是，入木三分。特别是有关共产党和红军报道不遵守称红军为“匪”的规定，立论也不是从“剿匪”立场出发，似有袒护红军和“通匪”之嫌，因而引起当局的不满与戒心，国民党当局1935年12月通报西北各军警机关，注意他的行动。[18]
　　
“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范长江无论是在南京和北平读书时期，或者当《大公报》记者去西北采访，还是1939年之后加入共产党，无论是信仰三民主义还是接受共产主义，他都真诚地秉持一系列核心价值信念，且一以贯之，始终不渝。范长江少有大志，相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崇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为了大多数民众的生存和利益，为了解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可以不畏千难万险，甚至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我自信，我的热血，一定洒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上”。[19]他这种“以民为本”的理念为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在他去青海之前，听闻马步芳严密控制青海消息对外泄露，因此外人进入青海非常危险，某人失踪，某人被活埋，但是他表示“记者本亦视生命如草芥之人，惟总觉得必须保持生命到能完全将观察所得报吿给读者为止，始不负此一行”。[20]西安事变发生后，举国震动，西北大局混沌不清，他决心冒险从宁夏飞往兰州，再闯入西安采访，他说，“我们当新闻记者的人，有将各种关乎国民的政治问题，及早详细公正为读者报导的责任。……万一有什么不幸的话，也是做记者的职务上所应当”。[21]在政治态度上，他反对盲目地“忠”于某个统治者，他说，“‘忠’是手段，目的是‘忠什么？’我们现在要忠的，是国家共同利害，民族共同利害，要以大局为前提，把对个人的忠实与否，要摆在第二位上面”，“我们现在作任何事，当要问一声：‘究竟为什么？’” [22]范长江怀有极深的“平民情结”，在他的西北采访通讯中，字里行间深切关怀工农大众的疾苦，强烈反对阶级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与剥削压迫。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红军运动的起因有深入的理解，对长征中的红军像石羊一样为生存而斗争，怀有同情之心，并因此给予高度关注。在西安事变之后，他在西安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并随后前往陕北延安访问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共领袖人物。随着他对共产党人的了解不断增加，他对于红军长征的看法，也逐步由中立者的观察转变为正面的赞赏，他的写法大幅度突破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官的管制尺度。在“陕北之行”中，他在“万里关山”这样雄壮激越的标题下，描述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的详细经过，将红军称为“红色好汉”，称年轻的红军官兵“只要燃起政治的火焰，他们的战斗力是无限充盈的”。他用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了他在延安遇到的每一位中共领导人，完全颠覆了国民党多年来宣传的野蛮狰狞的“赤匪”形象。[23]范长江历经千辛万苦，寻找的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在他看来，不管是何种政治力量，只要符合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他都会赞成支持，如果与此相反，无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无论挂着什么样的招牌，提出什么口号，他都会坚决反对。
　　在“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 [24]两种政治势力中，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最终选择了后者。正像他自己所说：“要为真理而奋斗，没有献身真理的精神，没有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决心和毅力是办不到的。” [25]范长江于1938年10月脱离《大公报》，1939年5月经周恩来亲自介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此后他的政治立场不再是“中立”的，但是必须看到，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再到《祖国十年》，他的以“民本”理念为核心的价值观并没有发生改变，反而变得更加坚决、明确和清晰。他坚定地相信，国家的主体不是政府，“国家的主体在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大众的利益才是国家利益，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才是‘国家的立场’。政府只有在与人民大众基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始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始能真正代表国家”。[26]他始终如一地强调，“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着真理的火炬，在夹攻中奋斗，特别是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这个社会正需要无数有操守的记者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27]
　　
关于以往版本的情况
　　为了向各界读者提供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笔者经过细致勘校并加必要注释，重新编辑出版《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校注本）。
　　《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在1937年出版后，四十余年内没有再版。“文革”结束以后，新华出版社于1980年首次再版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但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出版社对《中国的西北角》做了十九处大小删改。根据我母亲提出的要尊重我父亲生前意愿和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主张，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了《范长江新闻文集》（1989年），在文集中收录了范长江各个时期的主要新闻作品，其中包括《中国的西北角》，并重新恢复了此前被删改的部分，按照旧版的原貌重新出版这部著作。
　　在《文集》出版前后，除了日文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内地与香港还有多家出版社再版这两本书。但遗憾的是，虽然有些版本号称是保持旧版面貌，但实际上没有严格保证原著的完整性，还是作了不同程度的删改。
　　此外，即使是力求恢复旧本原貌的《范长江新闻文集》，也存在对原著文字所作的一些不甚必要的技术性改动，并且存在不少文字上的错漏。甚至在1937年原版书中，笔者也发现一些排印和制作方面的技术性差错，而有些差错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多次再版中，也未能得到纠正。据笔者核查，以上技术性问题与差错计约150余处。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书中存在这些瑕疵，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再者，虽经多次再版，两书的内容却始终缺乏必要的注释。由于年代久远，历经时代巨大变迁，对于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而言，对书中许多内容十分陌生，实际上已经不易读懂，例如对某个人物在当时家喻户晓，书中却只是点到即止，但在今天早被淡忘，又如某条道路、某个村庄或某条河流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对于记者当年到底在什么时间、经过了哪些旅行地点路线等等基本资料，一般读者也不甚了了。即使是一些新闻史的研究者，面对头绪纷繁的两本书，有时也会出现张冠李戴、时序颠倒一类本可避免的差错。
　　
校注本的勘校及注释的原则与方法
　　与《范长江新闻文集》一样，这次再版校注本的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作者与原著，保证作品的完整性。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在编辑工作中，编者请湖南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根据上海书店出版的1937年版《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影印本，民国丛书第三编第70册），进行原文扫描录入后再加校对，以确保全部内容与原版保持一致而无遗漏。关于红军与长征的一组文章，则根据北京和台北两地图书馆馆藏天津《大公报》原文，对照《范长江新闻文集》相关部分重新进行勘校。
　　此外，编者为再版书增加了500余条注释，对今天一般读者可能感到比较生疏的内容加以解释和补充说明。加注的原则是：
　　1.注释内容须与范长江1935.7~1937.2西北采访、两部书以及作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本人直接相关，其余均不作注；
　　2.为了尊重原著，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不对原作（报纸或旧版书原文）做任何删减或添加。如果原版书确有差错（如排字错误，将“汽车”排为“汽军”），修改后在注释中记录并说明；
　　3.注释行文力求客观严谨；
　　4.注释文字尽量简洁明晰。
　　基于以上原则，注释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书中特别提及的某些事件、某些人物、比较生僻的地理名称、行政区划及其历史变迁、某些引语或诗词的出处、两本书不同版本的内容差异和勘误等等。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困难，编者提供了详细的记者西北考察行程资料，以及为每个章节重新制作配图。
　　《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的原版书绘制有大小示意性地图43幅，其中“西北近影”一幅是范长江亲手绘制的。这些配图是两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帮助读者了解文字内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技术性的原因，这些旧图在制作方面也有一些缺陷和差错：
　　1.图中地名与书中文字地名不符（如“宕昌”错为“岩昌”，“弯哥罗”错为“弯科罗”等）；
　　2.与书中陈述有明显矛盾（如“金矿饿殍与藏人社会”中说明，记者到“昌盘寨”是沿岷江西岸走的，但是配图却将该地名标在东岸。又如，“忆西蒙”中，明确说明因河水上涨阻隔，记者未曾到达归绥以南的托克托县，而书中路线图却标示经过该地）；
　　3.原图与地理资料有明显矛盾（如记者从松潘、隆康至南坪的路线是沿河谷而行的“拱形”曲线，而原图却画为直线）等。
　　因时代丕变，许多地名新旧迥异，加上八十年来地理环境发生的变化，如原来的河流改道、干涸、湖泊消失等，如果使用旧配图来对照今天的地理资料，甚至希望按图索骥，按范长江当年的行进路线“重走中国西北角”，就会发现许多困惑和疑点。因此本次再版时，编者邀请了有关地理专业人员为校注本重新制作配图。为了尽可能保持和符合原书风貌，新配图与旧配图的形式和风格保持一致，并参照新旧地理资料，纠正旧配图的一些缺陷和差错。
　　在旧版书中一些旧地名，在今天的地图资料上已完全“消失”，即使是今天80岁高龄的本地老人，在范长江前往考察时也不过是刚出生的婴儿，因此也未必说得清上世纪30年代及以后地理情况的复杂演变。而且由于30年代西北地区的地理资料比较缺乏，范长江有较浓重的四川口音，他的旅行中时常需要依赖当地向导提供地理信息，特别是在蒙藏地区，也会由于语音和翻译造成书中一些地名的误差。
　　关于如何考证确定其实际地理方位，编者所依据的方法是：
　　1.根据原书中作者的相关描述（如经行路线、地理环境、与其它地点的相对位置、方向与距离等）；
　　2.参考对比民国时期以及现今的相关地图资料；
　　3.向熟悉该地区地理历史变迁状况的当地专家学者做调查；
　　4.根据编者亲身考察获取的第一手感性知识和相关资料（编者曾多次率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师生“重走中国西北角”，前往四川内江、川北若尔盖、甘南藏区、河西走廊、西安、延安、青海西宁、祁连山麓、内蒙土默川、额济纳旗、巴彦浩特等地）；
　　5.参考有关地区的其他文史资料。
　　总而言之，再版的校注本将向各界读者提供尊重原著且容易读懂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以帮助读者通过这两本书，“触摸”到真实的三十年代的中国，如果人们能够由此而体会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生死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加深对今日中国的认识、理解和感悟，将是莫大的幸事。■
　　
　　范东升/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媒学院代院长、教授。
　　
注释：
①范长江：《关于“反共老手”问题———答若干同志问》
②根据《文集》前言草稿原件，此句发表时改为“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③根据《文集》前言草稿原件，此句后未发表。
④该段落见“陕北甘东边境上”倒数第二段，《文集》与《中国的西北角》的原版书完全相同。实际上是大公报发表时的原文和《中国的西北角》原版书有所区别，系原版书编者孟可权先生在1937年对大公报这一段原文作了若干删改。
⑤⑥摘自范长江1931年私人日记
⑦参见范长江：《我的自述》
⑧范长江：《松潘战争之前后》
⑨《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
⑩范长江：《松潘战争之前后》
[11]《中国的西北角》“陕北甘东边境上”
[12]见1936年1月11日大公报《松潘战争之前后》（续）。
[13][14]见“陕北甘东边境上”
[15]《中国的西北角》“成兰纪行”之“过大雪山”
[16]范长江：《我的自述》，1967年
[17]《贺兰山》
[18]范长江：《祖国十年》，1941年
[19]方蒙：《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
[20]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祁连山南的旅行”
[21]《塞上行》“西北近影”
[22]《塞上行》“忆西蒙”
[23]《塞上行》“陕北之行”
[24]见《中国的西北角》“陕北甘东边境上”
[25]范长江：《为真理而奋斗——纪念韬奋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26]范长江：《祖国十年》“中国人民的立场”
[27]范长江：《怎样学做新闻记者》，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