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周亮解说门”
■陈力丹 徐志伟
【本文提要】 2014年10月1日,上海足球解说员周亮辱骂苏北人一事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均引发争议。本文试图从网络集体行动的概念出发,思考不同地域网络社群针对“周亮解说门”的讨论方式与传播路径。文章认为,苏北社群的网络反击、上海社群的论坛发声与外省社群的意象挪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鼓励个人信任符号化的核心价值观——基于地缘因素的社区认同感,借此促进网络社群内部的凝聚。
【关键词】 周亮解说门 苏北人 上海人 网络集体行动 网络社群
【中图分类号】 G206
2014年10月1日,2014赛季中国足协杯半决赛“上海绿地”主场对阵“江苏舜天”。上海解说员周亮在网络视频解说中播报江苏舜天首发名单时,十几次使用“苏北狗”这一地域攻击性言语。其辱骂苏北人的视频在网上引发讨论,一天之内,近万名微博用户在周亮发布的相关微博下参与讨论,约一半的网友来自江苏。
10月2日,江苏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扬子晚报》用一整版报道了“周亮解说门”,题为《沪上体育评论员周亮解说时满嘴脏话惹公愤》。次日,该报头版刊登周亮被东家PPS开除的新闻。10月3日,央视《东方时空》报道“周亮解说门”并做评论,认为只有媒体界中对于这种现象零容忍,才能真正起到警示性作用。
周亮辱骂江苏舜天队球员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10月12日,英国《卫报》将周亮的言论定性为“歧视事件”,与曾经辱骂黑人球员为“吃香蕉的非洲佬”的意大利足协主席塔维奇奥相提并论。该报认为,周亮的行为与塔维奇奥的种族歧视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塔维奇奥针对的是黑人,而周亮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国人。国内媒体随后跟进,纷纷反过来报道该事件如何成为国际新闻。
一、“周亮解说门”中苏北社群的集体行动:地域共同体的网络发声
“周亮解说门”属于典型的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网络集体行动事件。“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提出,指有相互关联的个体、群体或组织按某一方式所组成的集合体,为达到某一特定的共同目标而做出的努力。①与此相关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概念,则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 E. Pack)提出,②另一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David Popenoe)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证,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和不稳定的情况下,由于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冲动性行为。③相比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的参与主体有较为清晰的边界。
网络集体行动指兴起于互联网虚拟平台上的集体行动,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文字、影像等符号进行意见表达和权利抗争的集体行动,汶川地震后的“范美忠事件”、本次“周亮解说门”所发酵的网络讨论,都可以归为此类。第二种类型是以网络为传播平台进行线上线下的信息勾连和动员,比如厦门、漳州等地出现的反PX运动。④本文将着重讨论第一类网络集体行动。
以网络为中介是网络集体行动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表现为集体行动发生的去时空化。虽然“身体不在场”,但通过网络能使得不在同一时空下的成员共同参与同一行动。⑤
苏北人与上海人之间的社会矛盾由来已久。19世纪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苏北人开始大量涌入上海。解放初期统计人口,祖籍苏北的人占上海总人口的45%。尽管苏北移民在人口规模上占有优势,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苏北人群体备受上海本地人和江南移民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直到现在,在一部分上海人眼中,苏北仍然是贫穷、愚昧、粗俗和落后的象征,这是此次因“周亮解说门”而引发苏北社群网络集体行动的重要历史原因。⑥
“周亮解说门”事件发生后,苏北社群网友通过在周亮个人微博中大量评论、相关微博的转发而迅速做出回应。他们的话语表述以情绪发泄型为主,展现的是一种绝对化、非理性的道德批判,很多言论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嘲讽意味。平时,他们一般的不满很难被“听到”,这次选择或被赋予苏北人群体的身份,通过集体行动放大的群体不满则可能被听到,并由此在主流媒体上得到反映。
在此次“周亮解说门”事件中,集体行动的主体——苏北社群凭借社群内部地缘上的接近与心理上的亲近而表现出高度的事件参与热情。一般的网络集体行动是参与者自发的、在突发因素激发下而产生的社会现象,因为缺乏现实生活中的紧密连接与相互认同,行动主体间往往呈现出各自独立与缺乏人际互动的现象,人际关系呈现出颗粒化特征。⑦但在“周亮解说门”事件中,苏北网络社群基于地缘身份的认同,借助互联网传播技术创造了一个分享情感并相互支持的“虚拟真实空间”,这种现实与网络连接的双重性使得这次网络集体行动表现出很强的动员力与凝聚力。通过对周亮上海人身份的高度符号化解读,苏北社群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抗击合力。
二、上海社群网络行动的特殊性:“弱势自我”的强势表达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其论著《洁净与危险》中提出了“污垢”(impurity)的概念。她举了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例子: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把它放到餐桌上,它就是脏的。⑧“鞋放错位置”既预设了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也是对秩序的违背与破坏。脏,意味着危险。这些苏北移民跨越了区域界线,脱离旧环境进入新环境,给原来处于其中的人带来危险。苏北人在上海特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大都角色不清晰、位置不稳固,存在着较强的流动性,因此对上海本地人来说,“苏北人”可能是对他们现有结构位置产生威胁的因素,是“危险”或“不好”的。所以面临亚文化冲突时,出于对自身系统稳固的担忧,上海人要么强调移民的“他者”地位,要么居高临下地强调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上海网络社群对于“周亮解说门”的讨论有两种形式,即隐藏文本表述与“弱势自我”的强势发声。
1.隐藏文本的使用
宽带山论坛是上海本土最具影响力的民生论坛之一,“宽带山”的本地网友最初对外地人的称呼拼音首字母WDR(外地人),因为 WD 两字母和硬盘生产商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缩写相符合,宽带山的网友们又将外地人改称为“西部数据”,后来逐渐变为“硬盘”,最后变为拼音首字母缩写YP,最新的动向则是变为“雅培”。毫无疑问,这种称呼具有较强烈的歧视性。此外,宽带山网站中沪语的书面使用亦较为广泛。由于上海人占多数的公共论坛不多(截至2012年底的统计数据,上海外来人口达96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40%),持有此种观点的人士甚至将宽带山视作“上海人的一块净土”,沪语作为该群体的“行话”由此形成了对外地人的天然阻隔。从“硬盘”的制造到对方言的推崇,上海土著试图建立一套适用于网络社群内部交流的“行话”体系。“行话”只能被社群内部所理解与共享,这种文本的“隐藏化”是社群进行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通过隐藏文本,上海社群既表达了对苏北及其他外地人的不满与歧视,也规避了部分与外地人的冲突与争论。
2.“弱势自我”的强势发声
上海数百年的历史发展造就了上海人观念和行为的特点:商业化的利益驱动、世俗化的大众导向。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上海媒体是最关注对公众引导的,上海媒体对上海人的批评、揭露和讨论很多,例如“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上海人的形象”、“90年代的上海人”、“上海市民应该具备市民素质”等,甚至还有题为《丑陋的上海人》的批评文章。⑨对于那些过于精明、讲实惠而缺少公德的现象,上海媒体多次呼吁做大上海人,而不做小市民。
本地媒体的批评引起了部分上海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上海人在媒介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的过程中处于极度的弱者地位。媒体形象的建构又影响了全国各地人民对上海人的评价与想象。在外地人眼中,上海人是精明、骄傲、会盘算、排外与市侩气的。当有上海身份背景的人在网络话语空间中发表不当言论后,他们所受到的攻击同其他地域群体相比也更加强烈。比如此次“周亮解说门”引发的区域冲突,在互联网世界中迅速升级为对上海人排外、歧视外地人的谴责。
@全球上海人权益互助保护组织:【上海要自强!】苏北警察晒警用喷雾器威胁要对申花球迷下手事件已经过去24小时。除了上海网民义愤填膺以外,苏北人和之前群起谴责周亮的人都瞎了眼睛,聋了耳朵,爱理不理。此事再次提醒了阿拉上海人,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己。某些群体只会针对上海,认清现状,团结一心,沪帮沪助,才有未来!
媒介再现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上海人,现实生活中也与外地人矛盾重重,这种孤立局面强化了上海人在网络世界中对于自身弱者的定位,但将自身定位为弱者并不意味着上海社群进行网络表达与讨论时处于弱势地位,在“周亮解说门”引起的地域冲突事件中,沪上网络社群通过“关键时刻还要靠自己”、“沪帮沪助”等方式进行社群集结,地域的情感连接与认同成为该群体集体行动的坚实基础。
三、矛盾冲突的多重性:“周亮解说门”在不同区域的传播路径分析
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讨论社会议题的方式。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周亮解说门”事件在苏北与上海以外的地区也引发相关讨论,并展现出了各不相同的讨论主题与传播路径。
1.意象挪用:脱离创造者的开放的意义空间
“周亮解说门”发生后,上海社群对苏北群体的侮辱方式遭到了其他省份网友的意象挪用。2014足协杯决赛山东鲁能对阵江苏舜天的比赛结束后,鲁能球迷在社交网络上频繁使用“苏北狗”的污名对江苏球队及其球迷进行羞辱,鲁能球迷会还在社交网络中使用这一污名对江苏网友挑衅。个中缘由并不在于江苏同该群体所在省份的经济利益冲突,他们认同的是该词汇的攻击性,这种辱骂方式已经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意义空间。任何对苏北甚至江苏不满的群体,都将自己的情绪放到该词汇当中,借助词汇长时间形成的攻击能量,高效率地挑衅任何与苏北、江苏有关联的自己讨厌的人或事物。
2.逃离污垢:江北的“消失”与苏中的想象
周亮口中的定语“苏北”,文明的说法叫“江北”,一般指安徽、江苏两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地区,即南通、扬州、泰州、盐城、淮安以及安徽的合肥、阜阳、六安等地。由于这些地区与吴语区比较经济相对落后,“江北人”在吴语中带有一定的贬义。早年这些地区的老百姓以到上海打工做苦力为荣。在上海人眼中,他们是贫穷、愚昧、粗俗和落后的象征。“周亮解说门”事件发生后,南通、扬州、泰州等地的网友成为此次网络集体行动中的主力军,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对周亮的言行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按照现在江苏通行的行政区域划分,“苏北”仅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五市,扬州、泰州、南通并不包含在内。扬州、泰州、南通三地因“苏北”这个概念所承载的过多负面意涵,更愿意将自身定义为苏中。
主人公朱一新因为是江北人,满口江北音,而受到新任经理的厌恶,原来,“继任的经理却是上海人,自来上海人对江北人就有一种很深的成见,怀着一种莫名的憎恶,所以那经理一见一新,就觉得讨厌。”故事发生在北平,这种歧视犹然不能去除,可见江南、江北成见之深。(小说《江北人》)
@大咕咕咕鸡:讲个笑话:苏中。//@扬州网友:地理没学好嘛,严格来说扬州既不属于苏南也不属于苏北的好嘛,扬州是苏中的好嘛,赶紧滚回去多学几年地理好嘛,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新浪微博)
扬州、泰州与南通三地网友的分裂之处在于,他们既对“苏北狗”的表述感到愤怒,但又羞于承认自身苏北人的身份,并希望通过使用苏中的定位而消解作为江北人的耻感。但这三地与苏南、上海之间因经济差距而形成的心理隔膜比地理上的长江之隔更难以逾越,小说《江北人》生动而又直接地反映了这一现象,而扬州网友急于撇清与苏北关系的微博也在互联网世界遭到了嘲笑。
3.集体行动的缺席:网络世界中苏南社群的相对沉默
苏南与上海在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20世纪初,苏州人的身份意味着富有和温文尔雅,而苏北人身份则与贫穷无知相联系,苏南与上海两地之间因此有着高度的身份认同。近些年省内资源竞争的日趋激烈,苏北打工者的闯入一定程度上扰乱并改变了苏南当地所习惯的社会生活秩序,苏北这一词汇的象征意义由此被多数苏南人接纳并产生刻板印象的累积效应,这是“周亮解说门”事件中苏南社群相对沉默的重要原因。
四、网络集体行动与地域性网络共同体的巩固
通过对因“周亮解说门”而引发的网络集体行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北社群既清晰又模糊、既团结又分裂的特征。“苏北”不是一个界限清晰的行政区域,它带有隐喻式的象征意义。它并非一个稳定存在的地方,而是关于一个大概区域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信念。这种同质性的信念在历史过程中被建构起来。苏北社群概念的形成并不多来源于社群内部,而是多作为“他者”的形象接受别人的定义。这种定义是多层级定义过程的结果,即它接受了来自上海、苏南的定义,同时定义内的区域间的矛盾,也由此产生。
围绕“周亮解说门”而展开的网络集体行动,不仅展示了一个较少被传统媒体注意和确认的社会议题,也让在作为生活原子的孤立的现代人似乎重新回到了社群整体。苏北社群的网络反击、上海社群的微博发声与外省社群的意象挪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鼓励基于地缘因素的社区认同感,借此促进社群内部的凝聚。在后现代气质浓厚的互联网社会中,深陷孤独的个体比以往更需要网络集体行动。通过网络集体行动,原子化的个体似乎能够找回缺失的共同体以及有归属的感觉。
涂尔干提出了如何实现社会凝聚的宏大问题。鲍曼在《液态社会》里也提出: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如何创造让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共同基础?⑩通过网络群体行动,利己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形成集体记忆,建构属于“我们”的共同体,这一过程无可避免有利益的交织和权力的依附。上海的繁荣是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共同创造的,这种以地域、利益、历史记忆为基础的不同人群的网络行动,终究会随着这两个亚文化群体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而逐渐淡化,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但改变需要时间,对其的理性分析则是当下必要的。■
陈力丹 徐志伟/陈力丹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徐志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微博、微信与社会情绪共振机制”研究成果,编号:13&ZD182。
注释:
①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导论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姚鹭鹭:《罗伯特·帕克学术思想初探》,《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
③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184~1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王贵斌、斯蒂芬·麦克道威尔:《媒介情境、社会传统与社交媒体集合行为》,《现代传播》2013年第12期
⑤高文珺、陈浩:《网络集体行动认同情绪模型的理论构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⑥闻羽:《从社会心理探析近代上海苏北人的污名化》《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⑦郝永华、芦何秋:《网民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探析》《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3期
⑧金萍华:《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新闻大学》2013年第6期
⑨陈力丹:《舆论学》第306~30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⑩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第182~20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