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本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女干部骂保安”相关报道的分析，提出媒体的报道逻辑应警惕“因果关联”的陷阱，新闻叙述应超越“标签化”思维。对于现时代的新闻人而言，只有全面理解了新闻工作的“建构性”与“创造性”，才能在结构新闻、叙述新闻时，保持一份冷静与节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和事物的复杂性，才能在判断新闻的意义与建构关联时，保持一份理性与专业。
　　【关键词】　标签化　报道逻辑　新闻叙述　
　　【中图分类号】　G212
　　今天，我们正在承受着“碎片化”时代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新闻报道中不经意间披露的一个与主题无甚关联的信息，却可能引发网络上的轩然大波。
　　2014年11月18日，人民网安徽频道刊发报道《安徽省教育厅女干部骂保安是“看门狗” 六旬保安气绝身亡》，掀起媒体一番转载热潮，一些网络媒体甚至以“女科长骂死保安”为标题来吸引公众眼球，网络舆情遂开始由一起单纯的民事纠纷转向对公务员、官员、政府部门的大加挞伐。11月19日，安徽省教育厅官方微博发文回应称，涉事者本人已经暂停工作，正在配合调查处理。11月20日，隶属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的新闻门户网站“中安在线”发表“宛新平”的署名评论《媒体莫做网络情绪的助燃剂》，该评论认为，人民网的报道对事件进行了“标签化”处理，同时，也指责其他媒体转载时对事主“安徽省教育厅主任科员”身份的刻意强化，从而成为“网络情绪的助燃剂”。很快，“澎湃新闻网”发表报道《媒体点名辱骂保安女司机姓名职务“宛新平”批助燃网络情绪》，着力探究这篇评论的背景以及“宛新平”的身份，由此引发了新闻界更为激烈的讨论。
　　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属于私德范畴的民事纠纷，是否有必要暴露当事人的公务员身份？第二，报道中是否存在“标签化”倾向？
　　身份背景：交代但不应放大
　　我承认，我之所以会关注这起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女干部骂死保安”之类的标题，正是这些标题，牵引我耐心地寻找与此相关的几乎所有报道与评论。
　　关于这起事件，安徽本地的五家都市报都参与了报道。除了一家报纸交代了女司机的身份是“省直某机关主任科员”外，其余报纸在先期报道中都没有提及这一身份。而且，最先报道此事的并不是人民网，而是《安徽商报》。11月18日上午，该报就以《被骂“看门狗”　六旬保安倒地身亡》为题报道了此事。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略去了当事人的职业身份，只是称其为“中年妇女”。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处理不够吸引眼球，以至于这篇报道刊发后并没有引起舆论太多的关注。当晚10时许，人民网安徽频道刊发《安徽省教育厅女干部骂保安是“看门狗”　六旬保安气绝身亡》，报道中交代了骂人女司机系“安徽省教育厅主任科员”，由此引发舆论热议。此后，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教育厅”、“省直机关”、“女干部”、“女科长”、“公务员”、“骂死保安”等逐渐成为本次事件的“热词”，网络舆论被大大激发，同时，舆情所承载的内容也超越了事件本身。
　　对此，“宛新平”的署名评论认为，正是对当事人职业身份的交代才引发了舆论的偏向。首发媒体《安徽商报》的一位负责人事后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称：“记者在采访时已经知道了该女子身份，也知道报道该女子身份将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但考虑到报纸的新闻不是为了赚噱头，更不是故意炒作。最重要的是，虽然骂人肯定不对，但‘骂死人’这件事属于两人的纠纷争吵，并非其职务行为，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不应该传递一种不理性的声音。尤其是其只是科级人员，用‘女干部’等字眼本身也是为了赚人眼球，不符合报纸所应该秉承的理性。”与此相对，“澎湃新闻”则援引安徽一位资深媒体人的话说：“媒体监督公职人员是职责所在，指责媒体不该曝光其公务员身份是毫无理据的要求，公务人员本应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而人民网报道此事的记者也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这则新闻中，郑某某职务和其素质、行为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报道其单位、身份都是该新闻重要的附属信息，不应该被屏蔽。同时他否认这是为了赚取眼球，“所有新闻都是事实，不应该因为网络上的不理性，而责怪媒体报道方式有问题。” ①
　　各方的回应都有道理。从中，我们也能感知到媒体人关于“身份的焦虑”。那么，媒体究竟是否需要交代当事女司机身份？在我看来，对于新闻人物的职业身份，不是要不要交代的问题，而是如何交代的问题。
　　一方面，作为新闻报道的“5W”之一，新闻当事人的职业身份当然处在应明确交代之列。这是新闻报道的“常识”——“新闻里出现的人物至少应该有名有姓、有职务（或职业）。在某些情况下，记者还应该提供他们的年龄、性别及其他与新闻事件有关的背景情况”。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交代女司机身份，无可厚非，就像交代另一个当事人——保安的身份一样。所不同的是，女司机的职业身份与本次事件无甚关联，而保安的职业身份则与本次事件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如何交代报道对象的职业身份”却大有文章可做。是作为新闻背景放在报道末尾，简单提及，还是作为报道要件在标题中予以强化，聚焦并不断放大，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那位资深媒体人和人民网记者的回答看似有道理，但他们都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女司机的职业身份是被作为报道重点凸显出来的。诚如人民网记者所言，网络的非理性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媒体，但是，谁能否认，媒体的报道方式则或多或少会影响公众对于此事件的基本判断？毕竟，“新闻读者也是为了在白纸黑字的文章中发现意义。他们感知词语和语句，感受事实和关于事实的解释。他们通过积极的理解而赋予这些文章以意义，就如同他们积极地把人们发出的声音理解成说话和语言一样”。③换言之，一旦媒体将女司机的身份作为“卖点”，虽然报道的仅仅是一个事实，但其背后的“隐喻”却极易诱使舆论偏向“官”与“民”的“身份悬殊”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立。正如2010年的“药家鑫案”，起初很多媒体也是将其“官二代”、“军二代”的身份作为关注的重点，一度导致网络中“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
　　记者在报道中，通常应该交代新闻当事人的职业身份，但是如何交代却是记者必须考量的问题。只有当报道对象的职业身份与新闻事件之间具有明显且重要的关联时，报道才可以突出这种身份。具体到本次事件，如果二人发生争吵的场景发生移位，譬如，正好发生在安徽省教育厅的办公大楼内，又或者保安拒绝女司机从出口进入时，女司机大喊：“我是科长……”云云。那么，女事主的身份不仅需要交代，而且应该成为报道的重点。就像不久前媒体曝光有人群殴女教师，口口声声“以后谁也不许动我家少爷”，新华社就据此发问：“老爷是谁？”这时，对报道对象身份的关切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报道逻辑：警惕“因果关联”的陷阱
　　对于记者而言，在不确定时代追求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努力在报道中呈现“WHY”这一要素。然而，事实很近，真相却很远。很多时候，就连“眼见”也未必“为实”，更何况记者的采访与调查常常是在其没有亲历事件的背景下展开。在本次事件中，人民网等媒体的报道在逻辑上确实存在某些瑕疵。这主要表现在对“因果关联”的简单设定上：
　　第一，人民网的标题实质呈现的就是一个因果关联，亦即因为“安徽省教育厅女干部骂保安是‘看门狗’”，所以“六旬保安气绝身亡”。表面看来，这种因果关联非常清晰，也许有人会说“事实本来如此”。但是，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性呢？笔者当然不是为女司机开脱，但事物的复杂程度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在司法鉴定还没有定论时，这种判断似不够谨慎。事实上，参与此次报道的多家传统媒体都在标题中表现出了审慎的克制。例如，《六旬保安与女司机争吵后倒地身亡警方定性此事为非案件，正在协调处理》（《江淮晨报》）、《劝阻女车主起争执 六旬保安倒地身亡 女车主系省直某机关主任科员 多人称其曾辱骂保安是“看门狗”》（《市场星报》）、《记者还原“骂死保安”事件的前前后后 死者工作的小区保安值班室内张贴着：“人无尊贵之别”涉事女子表示：愿对死者家属进行补偿》（《合肥晚报》）、《还原“骂死保安”的八分钟》（《新安晚报》），安徽电视台公共频道则在标题中非常谨慎地使用了一个“疑”字：《正常执勤遭辱骂 小区保安疑被气死》。
　　与此相对，很多网络媒体转载这篇报道时却纷纷强化了“骂”与“死”之间的因果关联。这一点，从各自拟制的新闻标题也可窥见一斑。譬如，《安徽女干部骂六旬保安“看门狗”将其活活气死》（搜狐网）、《保安被骂“看门狗”后倒地身亡 当事女司机系主任科员》（新浪安徽）、《合肥六旬保安被骂“看门狗”气死骂人者是教育厅女干部》（万家热线）。还有一家网站竟以《安徽教育厅女干部骂死保安　被网友“人肉”真名公布》为题，直接用“春秋笔法”在报道中提供了女司机的真实姓名。更有甚者，一些网站甚至刊载了网友人肉搜索过后提供的女司机的工作照。
　　第二，人民网报道的导语部分也强化了这种因果关联。该导语由三段文字构成——
　　11月16日下午，合肥市东至路香樟雅苑小区门口，一名中年女司机试图驾车从大门出口逆向进入小区，遭到值班保安赵宗伟的拒绝。
　　随后，女司机下车后与赵宗伟争吵数分钟并辱骂其是“看门狗”。63岁的赵宗伟倒地不起，后抢救无效身亡。
　　据人民网安徽频道记者了解，该名女司机姓郑，系安徽省教育厅的一名科级干部。
　　可以看到，导语的叙述逻辑是：
　　女司机要从出口逆向进入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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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班保安根据规定予以拒绝
　　▼
　　女司机下车争吵，并辱骂保安“看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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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倒地身亡
　　这样的逻辑，不仅符合基本的因果关联，而且责任一目了然。最后交代司机的职业身份，似乎更能激起公众的“阅读想象”。诚如李普曼所言：“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 ④至此，从标题到导语，不断强化的因果关联其实也限制并固化了读者对此事件的判断。
　　在笔者看来，记者在此处恰恰遗漏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女司机为什么要舍“入口”而执意要从“出口”逆行？是因为“官员”身份而“专横跋扈”，还是另有隐情？这种明显不合常规的行为，记者为什么在报道中没有交代？这是我特别疑惑的地方。要知道，这是引发整个事件的源头。相比之下，合肥本地5家都市报中也有2家没有提供相关解释，只是简单地提及“女司机要从出口进入小区，保安按规定办事，予以拒绝，却遭到辱骂”。这其实就是在设置一种简单的因果关联。事实上，根据其余3家纸媒和央视的报道，女司机的解释是因为走错路，开车技术又不佳，主观上是想请保安行个方便。由于保安的断然拒绝，导致争吵。且不论这个理由是否符合实际，但起码为我们提供了观测本次事件的另一个角度。作为事件的起因，女司机故意不守规矩与无意间走错路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细节的缺失，会激发公众对于官员飞扬跋扈形象的想象与认定。
　　有鉴于此，记者在报道中，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是：人性和事件的复杂程度往往超出我们既有的常识与预设，表面上的“一因一果”常常会被“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所替代。因此，记者在判定新闻事件的“WHY”时，要慎之又慎。
　　
新闻叙述：超越“标签化”思维
　　此次事件报道中，备受诟病的还有“标签化”问题。比如，前文提及的对于女司机“教育厅主任科员”身份的强化，以及直接用“女干部”、“女科长”、“女公务员”、“安徽官员”等模糊称谓指代女司机。所谓“标签化”思维，其实质是用高度简单化和概括化的方式，将独立的个体化约为某一特定群体，用群体属性替代个体特性的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标签化思维”是人类认知事物的一个普遍而基本的特质，从普通公众到新闻记者，概莫能外。90多年前，美国著名新闻人李普曼就曾入木三分地指出：“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⑤
　　新闻记者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要受到社会生态环境与社会情绪的影响。但是，记者一旦陷入标签化思维，其报道叙述乃至谋篇布局，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具体到本次事件中，多家媒体的报道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譬如，人民网的报道就使用了多处具有倾向性的直接引语。记者甚至直接用死者家属的话“对方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做小标题。该报道中还援引死者同事的话来描述女司机的冷漠——
　　女司机径直上车关上车门，表现出一副跟她无关的样子。最后，在物业工作人员多次劝说和围观群众的指责下，她下车看了看赵师傅的情况，但自始至终没有一句道歉。
　　再如，多家媒体在报道中专门提到了死者生前和老伴居住的地下车库，并附上了照片。《合肥晚报》则用了这样的表述：
　　记者在赵宗伟居住的这间地下室夹层内看到，狭小的空间只能容纳两人进入，潮湿的地面上摆着一张破旧的柜子，柜子上杂乱摆放着日常生活用品；柜床边，赵宗伟生前穿过的保安制服大衣还挂在墙上。
　　还有媒体着力渲染了悲凉的气氛，比如《市场星报》——
　　门外的椅子上，落满了灰尘，那是赵师傅过去值守的岗位，负责在出口处开道闸，指挥车辆出小区。
　　《安徽商报》的后续报道也是在死者同事的悲伤中展开叙述——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东至路香樟雅苑小区门口，与保安赵师傅共事两三年的李大姐仍然沉浸在悲痛中。
　　出事的保安名叫赵宗伟，今年63岁，在这做保安已有两三年。想到事发一幕，李大姐忍不住落泪，不愿相信平时为人和善的赵师傅就这样离开了。
　　我并不怀疑记者们在报道中所流露的真情实感，也非常赞成记者们对于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但是，将这些情感诉诸笔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充满感情的叙述是否是另一层面的“标签化”？换言之，充满主观倾向的直接引语、倾注记者感情色彩的场景描述，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给我们的理解设置更多的屏障？同时，它们会否造成我们注意力的迁移？这样表述对新闻的另一当事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新华社前社长、著名记者郭超人曾经说过：“记者笔下有财产万千记者笔下有毁誉忠奸记者笔下有是非曲直记者笔下有人命关天。”正因为记者的笔触具有如此的影响力，所以当面对此类新闻事件时，更应该凸显专业的力量。冷静、客观、节制的叙述，也许更能够帮助公众抵达真相。在我看来，2003年《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是这方面的典范。在这篇5000多字的调查性报道中，记者始终恪守事实的逻辑，努力隐忍个人情感，行文平铺直叙，注重非感情色彩的表达。其结果是报道令人信服，记者亦能规避风险。诚如该报道第一作者陈峰后来评价的那样：“从叙事技巧上来讲，做得很冷静。这种冷静风格对我获益匪浅，当然也利弊都有。有时候，太冷静导致故事不好看，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回避风险，体现记者客观中立的立场。” ⑥因此，记者在新闻报道中，首先必须承认标签化思维的普遍性，充分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性，进而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这种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
　　
结语而非结论
　　本文并不以批评某一家媒体或者某个记者为旨归，因为解构永远比建构容易，更何况今天从事新闻生产的难度实际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与新矛盾。比如，媒介化社会中，海量信息扑面而来，为什么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却越发困难？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社交媒介的大行其道，新闻专业主义还有空间吗？“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为什么理性讨论却变得如此困难？在我看来，今天的这个时代对专业新闻的诉求不是缩小了而是变大了。因此，职业新闻人的专业化程度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舒德森在《新闻社会学》中写道：“新闻记者不仅报道现实，而且创造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事实。“我们认为新闻从业者建构了世界，不等于说他们对世界施加了魔法。新闻从业者加工的素材大多是真人真事。但通过报道中的选择、凸显、架构、遮蔽和塑造，他们在真人——读者和观众心目中留下一种印象（他们相信的其实是这个印象），并对读者和观众在其生活中作出回应”。⑦
　　这段话既点明了新闻报道的实质，也暗含了记者工作的重要性。对于现时代的新闻人而言，只有全面理解新闻工作的“建构性”与“创造性”，才能在结构新闻、叙述新闻时，保持一份冷静与节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认知的局限性和事物的复杂性，才能在判断新闻的意义与建构关联时，保持一份理性与专业。■
　　
　　
　　刘勇/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本文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当代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史研究（1949-2012）”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3CXW005；也是安徽省2014年度省级科研重点项目“政府形象的主体建构与媒体呈现研究——基于对安徽省的考察”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SK2014A448。
　　
　　
注释：
①综合参见：周晔：《还原“骂死保安”的八分钟》，载《新安晚报》2014年11月20日；宛新平：《媒体莫做网络情绪的助燃剂》，中安在线2014年11月20日；卢梦君、程真：《媒体点名辱骂保安女司机姓名职务 “宛新平”批助燃网络情绪》，澎湃新闻网2014年11月20日
②刘其中：《诤语良言》第213页，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③[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第177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④⑤[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第1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⑥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第124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⑦[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第3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