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倩芳
　　做研究首先要找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一个好的问题才可能会有一项好的研究，否则的话，即使做得再细腻、再精确，也不免浪费手艺和时间。我平时做一些杂志的评审人，经常看到一些做得蛮精致的论文，但选题或平庸或肤浅或干脆是伪问题。遇到这些论文，我总觉得十分不忍，但最后还是不能不对作者说抱歉。记得潘忠党教授在武大演讲时曾说过：选题要花到研究时间的70%以上。对此我深有同感。在带博士生的近10年中，我感觉最难的也是辅导他们选题，有的人甚至在研究对象中泡了一两年，观察笔记写了几大本，但就是找不到好的视角，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
　　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主要是培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怎样才能提出好的问题呢？怎样才能变得对问题更敏感呢？在此，我仅从平常的教学中提取几个“术”供大家参考。当然，一个好的研究者肯定需要阅历加才情，这些“术”不能包打天下，只是给需要者一件或许有用的工具而已。
　　
一、在经典阅读中揣摩问题
　　我平常执教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经典导读课，这门课除了从逻辑与事实两方面帮助学生解读论著外，我把主要目标放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他们对现实的敏感度上。我认为，阅读经典对于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具体来讲，主要有两点：
　　第一，钻研作者的“研究问题”。读书先要搞清楚作者在讨论什么问题。一般而言，作者会在前言、绪论、译者序、结论等章节中明确提出，如果万一找不到十分明确的语句，就要劳驾自己用几句话（需要注意的是，陈述问题不能太罗嗦）进行归纳。紧接着，要评估问题的重要性，看这项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项研究的实践背景和理论背景是什么？我更看重研究发生的实践情境，因为学术研究是回应实践困境的，经验性研究如此，纯理论研究亦有实践脉络。通过分析问题的价值陈述，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提出和评估自己的研究问题，如何对现实提问。尤其是，学习辨别真问题与伪问题、实问题与空问题（我在辅导博士生写论文时，要求他们必须把选题的意义写得十分具体，这样来把问题坐实）。如果著作所涉问题的实践背景，限于书的篇幅或由于年代久远，而让我们理解不透的话，可以辅助查阅严肃的导读性文章或其他材料。总之，我们要尽可能地理解研究问题。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反推如何挑选经典。经典著作很多，没人能读完，也无必要凡经典就读。大凡经典，都是经过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阅读而流传下来的。读书是为了解惑，一本书之所以现在还在流传，意味着它所探讨的问题仍然存在并且十分重要。所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会需要不同的经典。我们的阅读要根据自己的困惑，选择那些契合我们当代实践困境、与我们当代主要“问题单”比较匹配的经典。这样的经典更能唤起我们的兴趣，让我们受到启发，激发我们的思维活力，起到阅读的价值。我尤其推崇那些探讨当世人浑然不觉的问题的著作，也就是米尔斯说的“漠然”，从中领悟到大师们的超凡的洞察力。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很多人喜欢关注突发和热点，但最缺乏的正是这种于庸常生活中发现问题的能力，这种问题才是大问题、普遍性问题。如密尔讨论的集体平庸、社会暴虐，塔奇曼探讨的看不见的“框架”，李普曼探讨的公众非理性、成见等。
　　第二，在联想中找问题。阅读需要联想，即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典型案例之间不断联想，使思维处于激活状态。
　　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联想是说不能局限于一本书、一个作者，而是要一边读一边联想到其他作者，甚至其他学科对于相同或相近问题的讨论，对同一个现象的不同阐释，记下笔记，等读完了再去找来做对比，这样就能更深入地理解。我本人读传播学的著作时，经常会波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史学方面的论著。当然，由于平时时间紧，常常只能先记下所思，等有空时再来翻找。我们做新闻传播学的，切不可把视野圈定在某个“方向”，甚至某个流派内，而应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某个问题辐射出去，从一开始就养成为解决疑惑而阅读的思维习惯。当然这也是要有节制的，如果辐射太远、范围太广，最后就可能产生畏难情绪，什么也不想做了。
　　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想，是指一边读书一边要不断联想到中国的现实，看看书上所说的能否解释我们的实践困境。由于多数理论产自于西方场景，与中国问题不一定匹配；或者由于时代环境变迁，与当代不一定匹配，这正好可以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做学问是有问题优势的。中国是一个转型社会、当代又是一个新媒体时代，而大多数成熟的理论产自西方、产自传统媒体时代，这两个变量就可以推导出很多研究问题来。中国是一个新闻的富矿，也是一个学术的富矿。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的场景中就有了新东西，在新媒体时代就要翻新了。
　　典型案例之间的联想，就是说要关注作者分析用的典型案例，用中国的类似案例来比比看，看能不能解释、是不是一样，或许会有所发现。我之所以重视典型案例（或深度案例），因为在抽象的理论论述中，案例一般会相对感性一些，可能还会有点故事性，容易引起兴趣。仔细审视典型案例，既检验事实与逻辑之间的契合，学习作者的分析技术，也通过移情到中国的同类案例上，来看看作者的理论能否解释，看看中国的案例与国外案例有什么差别，想想为什么，这就是在提问题了。如果书中讨论的是以前历史时段的事情，我们可以用现在的案例来比较，看看变迁了什么，为什么发生这些变迁，这也可能生发出研究问题来。以上这些读书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文献的查阅。
　　
二、从“比较”中提问题
　　比较是一种常人思维方式，但在做研究时却常常被忘记了。很多学生研究一个东西时仿佛其他东西都不存在了，没有建立参照系的意识。没有比较，大多数数据和事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比较就看不出好坏，找不到差异，找不到因果关系，确定不了事情的性质和意义。我们都知道，新闻价值要在比较中才能见出，如房价问题，孤立地说房价高低是没有意义的，谁都无法理解。你必须进行比较，与去年比、去上月比、与其他城市比等等，才可能让人明白。孤立地说农民工的话语权也是没有说服力的，要与其他人群比才有意义。
　　学术研究中常用三种比较：一个是实然与应然比；一个是与别人（国、群体、阶层、民族、性别等等）比，即横向比较；一个是与自己比，即纵向比较。
　　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应是我们做研究的出发点。所谓应然，是指“应如何”，领域内乃至社会上被普遍公认的规范。规范性理论讨论应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话语权平等，等等。当然，有些应然理论也是有争夺的，因此而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实然是指实际情况，经验领域中“是如何”的。应然作为标准、理想，也因此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实然与应然比照产生的差距形成我们的研究问题。比如，现在很多人热衷的弱势群体话语权问题，其实就是从话语权应该平等的逻辑前提出发，将实际状况与“应该如何”相比照产生落差而提出的。这里需要注意：我们的“应然”，或说逻辑起点必须可靠，否则整个研究做得哪怕再细致都会说不清，甚至很容易被推翻。如近年来很盛行的国家形象塑造研究，基本上没见到说得通的。很多人只是一味地研讨说媒体应如何塑造国家形象，而绕过基本逻辑——媒体应该真实客观地报道。所以，应然的理论必须可靠，研究的出发点才站得住脚。
　　横向比较才能确定问题。还是如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问题，首先因为“弱势群体”涵盖面太广，最好换用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如老年人、低收入者、城市失业者，以便于进入具体的情境。某个群体在媒体上的话语权多少要与其他群体比较，可能还要与其他地区比较才能确定。此外，还要说明该群体的话语权弱势对社会具有危害性，才能证明研究问题真正重要。
　　纵向比较也就是历史的思维方法，通过将前后不同时段的情况相比较而发现变迁，来提出研究问题。我对媒体人挣工分的事感兴趣，就是通过观察周围的媒体朋友，发现他们的整体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与我当记者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当不同，而这个职业群体的变化对社会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两个方面让我感到有必要探索这个群体的问题。米尔斯在谈到“历史感的作用”时指出：纵向比较有助于我们确定主导性的因果关系。
　　要言之，横向比较是从差异中找变量，纵向比较是从变迁中找变量。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都须从一个完整的参考框架里才能提出来。
　　
　　此外还需注意：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应与结构有关、与人性有关。研究问题既要足够大又要足够具体——“大”到与结构和制度有关，不能是孤立的、个体的问题；“具体”到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可以观察和采集数据。好的研究问题应属于布尔迪厄所谓的“总体性事实”，是社会运行中的大问题。那些与结构脱节的所谓问题，肯定是学术内涵不足、理论性不够、深度不够的。很多初学者会疑惑：我的研究为什么缺乏理论色彩呢？其实，理论色彩决不是装裱理论文献，也不是硬生生地嵌套别人的理论框架，而是突破了表层事实探寻到深层次的解释，这样的解释肯定会与结构有关。比如新闻人挣工分的制度，如果仅仅把它看作是媒体组织的内部分配问题，从组织效益出发来看待，就没有什么理论色彩了，因为你看不透迫使它存在的深层机制——权力主导下的市场化。一项研究若能涵盖更多情境，理论色彩就会增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无论是研究媒介组织、社区还是国家，关注的核心指向都是人和丰富多彩的人性。理解这一点，不妨再读读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好好品味他关于“历史、结构和人性”三个问题的论述。■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